评论｜王宗伟：二二八、济州岛与马共──战后东亚反共格局下的悲歌

二二八事件将满七十周年，国民党基本上已丧失对台湾史的话语权，本土阵营彻底垄断相关论述。但北京不甘寂寞，提高规格纪念二二八事件。这是中方继2013年替台湾白色恐怖受难者建立无名英雄纪念碑以来，又一次强势争夺对台湾历史的诠释。

其实二二八事件的隔天，处於美国军政时期的大韩民国，也在济州岛爆发警方对示威群众开枪，造成六人死亡丶八人重伤的事件。这场「三一节开火事件」，导致隔年四三事件的爆发，开启济州岛长达六年半的武装冲突。四三事件如同二二八，也在战後遭到长时间的忽视，直到2000年1月12日「济州四三特法」制订公布之後，才由政府着手调查真相。

而前不久，马来西亚籍华人导演廖克发从追寻家族记忆出发，拍摄关于马来西亚禁忌话题“马共”的纪录片《不即不离》，则代表另一起，对二战后国家历史伤痕的探究。即使此片在海外得奖无数，仍在马来西亚被禁播；这段历史记忆的重返，仍令当代的马来西亚政府感到不自在。

三起发生在战后初期的暴力冲突事件，有什么可类比之处？

战后东亚，殖民崩塌与左翼扩张

二战后的东亚区域情势异常诡谲。

日本殖民帝国战败后，原有的占领区与殖民地，也沦为其他势力竞逐的对象。但当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想重返，也都因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修理得丑态百出，而难以在当地原住民眼中重建昔日威信。

更复杂的是，共产大国苏联在欧洲已无对手；其从二战末期出兵满州，开始积极介入东亚。苏联首先在朝鲜扶植了朝鲜劳动党的铁腕统治（持续至今），同时积极援助中共与中南半岛各国的共党与左翼势力，使得后者如虎添翼，开始具备与原统治者一争雄长的能量。

简言之，战后东亚各国出现共产主义的扩散，填补原有殖民秩序崩解的权力空缺。

台湾史学者陈翠莲近日出版新书《重构二二八》认为，美国因为把国民党的中国当作远东的主要盟友，而容忍国民党在台湾的一系列作为；她称为“中美协力体制”。而当时美国最主要的敌人是谁？不就是苏联共产主义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结盟？

二战后的欧洲与亚洲的局势是什么？是朱可夫（Georgy Zhukov ）与科涅夫（Ivan Konev）在欧洲的前进，是林彪与华西列夫斯基（Aleksandr Vasilevsky）在满州的前进，是毛泽东、刘伯承与粟裕在中国关内的前进，是金日成与朴宪永在朝鲜半岛的前进，是胡志明在越南的前进──这就是美国与其各反共盟友，当时眼中看到的世界。

当日军放下武器，中国与越南立即就爆发了各自的国共内战，并迅速波及同为法属印度支那的柬埔寨与老挝（寮国），衍生了三次中南半岛战争。朝鲜半岛随著美苏的介入，产生了民族内部的“分断体制”，后来演变成两个剧烈对峙的国家，与战后最大规模的武力冲突。马来亚半岛、砂拉越（沙劳越）、菲律宾以及印尼的共产党，也都很快拿起了武器或组织起来，走上了要把民族与社会革命冶为一炉的剧烈斗争之路。甚至连已经现代化百年以上的日本，战后也没有完全躲过赤色风暴。除了1960年代一连串反安保斗争外，名为“赤军”的红色暴力组织，在日本也闹腾过好一阵子。

二二八前夕的中国与台湾

战后不管是在中国或是在台湾，国民党的统治一直面对相同问题：经济因为战争创伤濒临崩溃，而八年艰苦抗战中，国民党自身的统治机器也大伤元气。

抗战胜利的鞭炮声才放完，内战号角又响起。初期国民党因为占领区过大，机动兵力不足，不得对中共从全面扫荡改为重点进攻。1946年，国军在华东战场逐渐压迫共军北上，但后者每次退却前，都能先给国军一个巨大打击。1946年12月宿北战役、1947年1月鲁南战役，与1947年的2月的莱芜战役──连续几场大仗中，国军被消灭了近20万人，对手华东共军却仍有30万人以上的兵力，且缴获了大批美式装备。

台湾作为国府统治区内受二战创伤较少的地区，物资相对丰沛；在内战如火如荼之际，从台湾取得资源转运到大陆支援前线国军，是国府筹措战争的自然逻辑。可是从台湾人民角度看到，却是渡海来台的“祖国”官员宛若土匪，劫走资源。中国大陆上，原先日占区的人民唱著“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台湾人则说“狗去猪来”。

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对于急于肃清中共的国府当局来说，是后方重大的惊雷。特别是短短五天前，国军才经历山东莱芜战役中，第十兵团全数被歼灭或俘虏的震撼。因此该年3月，原先做为华东战场预备队的整21师，从上海被转调来台镇压民变时，不免觉得自己只是从一个战场，抽调到另一个战场，把这里的民变者都当成“敌人”。

台湾共党与二二八的标签

台湾有许多人认为，是1945年国民党来台以后，才带来本来与台湾人无关的国共斗争。但其实台湾在战前本来就有共产党存在。谢雪红与杨克煌等人所领导的台湾共产党，始建于1928年上海法租界，并由中共代为指导；只是基于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才定名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并入了殖民母国所在的日本共产党麾下，直到1931年被殖民政府大举拘捕而停止运作。

当台湾在1945年进入中国统治秩序以后，另外一批以张志忠与蔡孝干为主的台籍人员，过去在日本时期渡海到中国参加革命，此时也陆续回到台湾，在台湾发展共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也吸收一些之前台共成员，伺机而动反抗国民党统治。

这些中共在台人员，虽然并未涉及二二八事件的发动，但是冲突爆发后，也随即抓住沸腾民怨期待有所作为。在二二八延烧的冲突中，实力强大到与国军一战的两支反抗民兵，实际上都受到中共在台人员影响，甚至直接指挥──但这点，许多台独支持者常略而不提：

在台中的二七部队领袖谢雪红与其同志杨克煌等，本来就是老台共。由于组织活动长期的独立性，使得谢雪红彼时与中共高层关系，不如省工委领导人蔡孝干密切，但中共也一直认为她是资深的共产党员。

在嘉义活动的“台湾民主联军嘉南纵队”，与中共关系更直接。其司令员张志忠，二战时曾任中共八路军129师的的政工干部，副司令员李妈兜是省工委书记蔡孝干的得力助手，政治委员简吉更是殖民地时期著名的左翼农民运动领袖，具备强大组织动员能力。这样的组合，在外观与编制上都已经是如假包换的共军，事实上也已经是中共在台湾能找到的最佳拍档。

即便整个二二八事件的风起云涌，不能被这些中共在台份子化约；但无可避免的是，其之存在与活动，恰好提供给当时国民政府，在理解这场抗争、决定行动的一个直觉标签。而当时在华东战场新败之余的国府，也不免草木皆兵地认定，所有在后方反政府的社会运动除了所谓“日本殖民余孽”以外，都是由中共教唆，是中共的同路人。

反共战争逻辑下的血腥

国军真的从大陆来台湾镇压了，清乡了，乃至于血洗一批知识菁英。这些杀戮叙事，在解严后的台湾社会再熟悉不过。但若回到前文所述，奉命来台镇压国军部队所处的战争情境中，直接果断地歼灭“共党敌人”──甚至只是可能有嫌疑者，却可能在其眼中显得“理所当然”。就如同当时警总参谋长柯远芬所说的，“宁可错杀，不可错放”。

更重要的是，血腥不只是“前现代”国民政府的专利，连最重视人权最文明的英美政府，在介入战后东亚各国的反共战争中，也是如此。这就要回到文章开头谈到的韩国四三事件，以及马共的故事。

济州岛的四三事件，本质上是当地人民不堪美国军管政府管制下的经济凋敝，秘密组织武力奋起抵抗的民变。民变武装集团与岛上韩国驻军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迅速拿下岛上的各警察局，并解决武装右翼团体，控制全岛。

由于事件发起者有高度的左派思想，而济州岛又有地点险要、控制对马海峡的战略价值，因而美军政府“怀疑”民变武装的背后，其实是南朝鲜劳动党（即朝鲜朝鲜劳动党在韩国的支部）的领导操纵，乃决定强力镇压。其迅速撤换了济州岛上与民变者关系良好的驻军指挥官以后，美韩联军出发登岛，以血腥武力镇压，并对民变者占领区进行多次反复清剿。美韩联军对济州岛的屠杀，持续到韩战结束后，造成死亡估计在1.4到6万人之间，而当时济州岛全岛人口只有30万人。

这样的场景与二二八是否相似？

而在往后20年英国在马来亚，美国在中南半岛与印尼，都曾大规模镇压共党活动。每次反共战争中，也有多起残忍屠杀平民的军事行动。例如越战中的美莱村屠杀，印尼1965年的 930事件。在冷战时期东亚地区，每个革命与反共的战场，都沾满著革命与反共双方军民的血。

血色记忆的政治动员

在冷战结束多年以后，这个历史阶段的血色记忆，是否能被重新追复成为公众关注的记忆，成为值得认识学习的知识，端看其在当代政治上，有没有可以被消费的价值与收割的利益。如果没有这种现实政治的利益，亚洲各国对于这段历史的挖掘，多半兴趣缺缺。

韩国的济州四三事件，至今在历史上仍然语焉不详，谁也无法详实追问，美国在济州岛大屠杀中扮演的首谋角色。马共放下武器都快30年了，马来西亚政府还在阻挡，一部仅仅在追寻家族历史记忆的纪录片。

或许在70周年的时刻，最不需要的纪念方式，就是强为某种国族主义的伸张，争抢死者的神主牌来铸就打击政治对手的砲弹。要还原真相，汲取历史复杂的意义与教训，我们的路还很长。

（王宗伟，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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