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江旻谚：人大释法之后，台湾何必理会香港？

多数人常直观认为，今日香港政治逐步走向动荡，将使台湾更有兴趣参与香港。毕竟两者经历相似的政治本土化历程，同样面对中国因素的影响，香港经验不但能为台湾带来警示，两地社会也能以捍卫人权与自由等价值，作为两地公民运动间的对话基础。

然而，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一国两制”出现崩塌、香港民主运动受挫，适足以证成台湾应维持事实独立的理由，进一步巩固台湾公民社会的对抗意志。港台命运交错的动态过程，充满吊诡的杠杆，也造就彼此之间微妙的态度。

主权独立，民主转型的必要前提？

前些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基本法》第104条做出解释（人大释法），这是香港史上第五次。其释文指出：民选的立法会议员若以任何“不真诚”或“不庄重”的方式宣誓，便视为拒绝宣誓，并且丧失其议员资格。

此次释法内容与时机，明显将矛头指向“青年新政”两名当选议员，于宣誓时的惊人之举。北京政府不惜在香港引发反对声浪，也要透过主动释法，排除挑战中国主权论述的政治发声，意味著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将不容见于香港立法会，也进一步明确香港人议会参政空间的局限。

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进而表示，释法决定适用于十五名透过宣誓表演羞辱国家的立法会议员，试图将更多新兴崛起的议会势力牵连进此政治风波；这也似乎意味著北京政府可能持续干预议会运作，且剔除其余同样不获北京信任的议会政治领袖。

这次人大释法后，香港民主运动者对于“一国两制”的不信任，达到历史高点。香港法律界发起静默游行，约莫三千名法律教授、学生与专业人士身穿黑衣，齐聚于终审法院前表达捍卫司法独立的决心；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民阵）联合多个公民团体，号召了1.3万人上街游行，抗议人大释法。游行尾声，参与者转向中联办示威，并且爆发一场短暂的街头占领运动，与警察对峙至深夜。冲突期间，有示威者多次齐声高喊“香港独立”。

前几次释法，诸如居留权争议、政改五部曲，与特首任期问题，也存在种种瑕疵与争议，但其皆未直接冲击香港人对言论自由的认知。

从议会选举演变至宣誓风波，一直到抗议人大释法的过程中，贯穿的主轴，是争取香港主权独立的政治诉求。在许多抗争者的心中，具备完整的国家条件，是民主转型的必要前提。政治学者吴介民曾引述 Linz 与 Stepan《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书中的看法“民主政治预设了国家条件；没有主权国家，就没有安稳的民主政治”，质疑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

吴介民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容许，于其境内局部实施的民主制度──由于民主体制的正当性带来示范作用，其他地区容易模仿而后扩散至全国，进而推倒专制政权。据此，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无法在《基本法》的限制内完成民主转型，而且建基于当前低程度议会民主上的市民自由，也显得摇摇欲坠。

“一国两制”曾创造的模糊空间

完整的国家条件，真的是民主转型的必要前提吗？事实上，“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设计，曾为上述推论开创出模糊空间，使香港市民相信这个依附于中国边陲的自治城邦，能在《基本法》的庇护下实践民主──最终或许还能将其民主经验推送至全国，反转林兹与史特班于二十年前许下的悲观预言。

多年来，香港的政治反对派从未在民主转型的抗争路上停歇，也不断尝试成就中国境内全体的民主转型。自主权移交以来，香港市民选定政权移交的7月1号，年年上街表达争取民主的诉求；每年于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的六四晚会，则借由悼念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企图以道德号召存续中国民主抗争的希望火苗。

然而，事态的发展否定了香港反对派的乐观期待，“一国两制”并未成为民主转型理论的反证。正如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荣誉教授佳日思（Yash Ghai）十多年前的预示：依附于专制国家的香港，自主性是脆弱的，最终香港人将不得不臣服于北京的政治意志。第五次人大释法后，香港反对派已经难以论证“一国两制”仍保留有民主转型的缺口；真实的剧码，则只是特殊的制度，延缓了香港民主希望覆灭的时程。

“一国两制”曾经赢得的政治认可，不在于其本身提供了妥善的民主体制，而在于它是一扇可能具有创造性的政治窗口，留待香港人自己把握机会，走完民主转型的最后一哩路。可惜的是，第五次释法剥除特定议员资格，夺走香港公民票选出的代议士的参政权，并且抢在司法系统审理覆核前，以政治决定影响香港司法体系的独立运作。“不变”的承诺已经打破，遑论后续的民主与自由。

当前的香港，没有行政长官普选；立法会的议席分配，因为功能组别的存在，也无法体现选票呈现的民意；“司法独立”的堡垒，也蒙上人大释法的阴影；特区政府的权力，咸信已失去制衡机制；“一国两制”的宪政正当性，也已不复存在。在政治自由主义的视角中，香港人已具备发动革命、推翻专制的应然条件；和平秩序的维系，竟只剩下对于动荡牺牲的恐惧。

香港对台湾的参照意义

台湾与香港，站在不同的历史关口，面对同样的民主转型理论，走过不一样的实践轨迹。

台湾继承了中华民国主权国家体制，具备实质领土边界，与其住民。即便国际社群普遍不把台湾视为法理独立的主权国家，台湾、澎湖、金门、马祖这片土地上的台湾公民，已透过民主体制的日常运作，实质确立了国家主权独立的状态。台湾人知道倘若让渡主权，将永远无法确保民主存续。因此，“统一 v.s. 独立”并非纯粹国族认同的偏好问题，而是深刻地触及了“反对民主 v.s. 拥护民主”的价值抉择。

曾经，“一国两制”是1980年代的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统一问题”而构想出的政治体制安排，借此诱使台湾公民放弃名目主权，以换取无中国军事威胁的政治稳定。邓小平于1983年曾公开表示：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住名额。”

诚然，邓小平所提出的台湾版“一国两制”，比香港享有更高的独立性，其中司法终审权、军队、无驻台机构等条件，都是香港当前的“一国两制”里所没有的。然而，香港的存在，仍成为关键的经验指标。

前述 Linz 与 Stepan 提出的命题，是否适用于台湾，也必须透过香港检视：倘若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长久地保留了上述的模糊空间，也就是存有稳固的金融环境与言论自由空间，而将民主转型的成功置放于未来不可估量的可能性里，那么“一国两制”对台湾可能还具说服力。反之，台湾便需要更为稳当地发展自己的道路，努力维持事实独立的国家地位。

换句话说，香港民主运动的消亡，是台湾面对的反例，证明了“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架构出的谎言。没有主权，便没有民主。如今，香港的市民自由与参政空间正逐步崩解，“一国两制”的乐观承诺宣告完结；尔后在台湾前途的讨论里，台湾将不会对于“一国两制”有任何期待。历史已经给出答案，所谓“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说的是：幸好今日的台湾不是香港。

这并非说香港会坐以待毙。事实上，许多誓言推动“自决运动”的政治领袖，都放弃反对派传统上的民主抗争路线——他们转而批判《基本法》的民主认受性，主张香港市民应该突破现有的宪政条件，重建或创造一套民主且稳健的宪政秩序。

例如，朱凯廸直指自决运动应扬弃《基本法》现有的规范；“香港众志”承诺在十年内推动全民公投，重新讨论香港未来的政治安排；“青年新政”屡屡挑战中国政府的主权论述，认为香港应该有不受外力干预的自主政治。这些新兴政治势力，追随两次世界大战后浮现的后殖民民族自决浪潮，将人民集体自决视为普遍原则，并意图于政治强权的压迫下，建立香港自身的政治主体性。

国家体系的现实，台湾的漠然

然而，政治学者吴叡人于《贱民宣言》一文中，曾批判现今主权国家体系，逆反了民族解放的普世精神。他认为二次战后形成的民族国家体系，不完全是民族自决精神的实践，反而是国家主义的扩延——主张自决的政治实体，得通过由既有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的认可，才能取得平起平坐的资格。像联合国这样的组织，也只不过维持各个主权国家间的权力均势，从来不能满足所有人民族自治且平等共存的理想。

香港当然也困于由国家体系所垄断的世界秩序中，因此在现实主义的视角下，香港自决运动终将失败。香港既受制于中国政府主权统治，国际社群也无意挑战中国的主权论述，遑论支持香港政治自决。民主转型理论与当今伪善的国际主权国家秩序，在结构上已决定了香港民主运动的覆亡。对于香港，即使追求民主的道德信念犹存，那也必然是盲目的。

台湾同样也掉入主权国家体系的游戏规则。在道德层面，台湾不会放弃民主、人权、自由等符合普世价值的政治修辞，因此面对香港时，必定展现友善态度，期盼香港有日能够拥有更充分的自由，且建构出民主的宪政基础。但在现实政治的考量下，香港特区政府日前拒发访港签证予林飞帆（太阳花运动参与者）、黄国昌与林昶佐（时代力量政治领袖），便已清楚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中方将不惜采用各种行政手段，阻绝台港之间，任何威胁中国主权论述的联盟与串连行动。

此时，意图守护台湾民主的政府，为了维系事实主权独立，避免进一步触怒激化中国，则可能疏离香港，避免政治上的积极介入。台湾与香港，至多止于文化领域的互动往来，任何逾矩动作，都潜藏著非意图的政治风险。

在政治战略的层面上，蔡英文政府推行“新南向”的部分考量，正是希望降低与中国经贸往来的政治风险。蔡政府透过积极布局东南亚商贸市场，建立与区域内各国多元的对话平台，以期减少台湾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换取更高的政治独立性。而台湾长期积极布建的“美日同盟”军事防卫体系，也注定在中国军事力量崛起之后，更显重要。

相对而言，香港在台湾的战略地图上，不占有任何角色。对于台湾的政治现实而言，香港唯一的工具价值，只在证明“一国两制”的历史错误。过去台湾被迫观看香港，因为香港的变化走向紧紧地与台湾命运相连，现在则差不多可以结束了。

直到将来的某一天，香港再次复生，民主自由在这片土地得以生根发芽，历史与国际上陌生的他者才会回过头来。这个他者也包括了台湾。在现实结构所预示的悲剧之前，台湾一方面与香港同处于结构之中，身受其害；二方面借用香港的悲剧的叙事，证成自己的路；但最讽刺的是，在正义面前，台湾政府却对香港选择漠然以对。

结语：在结构命定的悲剧之前，我是什么？

香港不会真正死亡，真正死去的是“一国两制”虚假的躯壳。要宣判香港已死，必须铲除所有灰烬中的余光，抹灭一代抗争者的坚决意志；这种过于琐碎的任务，远超过专制政权所能承担的成本。当然，香港反对运动可能不敌政权打压，在行动上转向犬儒；继而，政治上的无效率感，减损公民社会积极活跃的程度，香港将失去它独特的风貌。

现实所揭示的命定结构，终将让台湾与香港渐行渐远，讽刺的是，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未减，台湾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迫让渡予中国政府更多政治独立的空间。

假如自由是一道恒久的呼唤，彰显于每个人对主体性的追求，与对全体人类和平共存的向往，我们必得积极行动。面对北京的虎视眈眈，台湾政府若接触参与香港的反对运动，可能显得愚昧且盲目。但若是台湾要证成自身民主转型道路上的道德主体性，批判国际体系所显现的虚伪，无论国家机构或公民社会，关心并且支持香港民主运动，是一个合理的选项。也唯有如此，台湾才能笃定地告诉众人与世界：直视前方，你会看到希望的光火就在那。

（江旻谚，台中人，香港大学三年级学生，曾任《学苑》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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