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江旻諺：人大釋法之後，台灣何必理會香港？

多數人常直觀認為，今日香港政治逐步走向動盪，將使台灣更有興趣參與香港。畢竟兩者經歷相似的政治本土化歷程，同樣面對中國因素的影響，香港經驗不但能為台灣帶來警示，兩地社會也能以捍衞人權與自由等價值，作為兩地公民運動間的對話基礎。

然而，不容忽視的現實是：「一國兩制」出現崩塌、香港民主運動受挫，適足以證成台灣應維持事實獨立的理由，進一步鞏固台灣公民社會的對抗意志。港台命運交錯的動態過程，充滿弔詭的槓桿，也造就彼此之間微妙的態度。

主權獨立，民主轉型的必要前提？

前些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基本法》第104條做出解釋（人大釋法），這是香港史上第五次。其釋文指出：民選的立法會議員若以任何「不真誠」或「不莊重」的方式宣誓，便視為拒絕宣誓，並且喪失其議員資格。

此次釋法內容與時機，明顯將矛頭指向「青年新政」兩名當選議員，於宣誓時的驚人之舉。北京政府不惜在香港引發反對聲浪，也要透過主動釋法，排除挑戰中國主權論述的政治發聲，意味著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將不容見於香港立法會，也進一步明確香港人議會參政空間的局限。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進而表示，釋法決定適用於十五名透過宣誓表演羞辱國家的立法會議員，試圖將更多新興崛起的議會勢力牽連進此政治風波；這也似乎意味著北京政府可能持續干預議會運作，且剔除其餘同樣不獲北京信任的議會政治領袖。

這次人大釋法後，香港民主運動者對於「一國兩制」的不信任，達到歷史高點。香港法律界發起靜默遊行，約莫三千名法律教授、學生與專業人士身穿黑衣，齊聚於終審法院前表達捍衞司法獨立的決心；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民陣）聯合多個公民團體，號召了1.3萬人上街遊行，抗議人大釋法。遊行尾聲，參與者轉向中聯辦示威，並且爆發一場短暫的街頭佔領運動，與警察對峙至深夜。衝突期間，有示威者多次齊聲高喊「香港獨立」。

前幾次釋法，諸如居留權爭議、政改五部曲，與特首任期問題，也存在種種瑕疵與爭議，但其皆未直接衝擊香港人對言論自由的認知。

從議會選舉演變至宣誓風波，一直到抗議人大釋法的過程中，貫穿的主軸，是爭取香港主權獨立的政治訴求。在許多抗爭者的心中，具備完整的國家條件，是民主轉型的必要前提。政治學者吳介民曾引述 Linz 與 Stepan《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書中的看法「民主政治預設了國家條件；沒有主權國家，就沒有安穩的民主政治」，質疑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

吳介民認為，中國政府不可能容許，於其境內局部實施的民主制度──由於民主體制的正當性帶來示範作用，其他地區容易模仿而後擴散至全國，進而推倒專制政權。據此，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無法在《基本法》的限制內完成民主轉型，而且建基於當前低程度議會民主上的市民自由，也顯得搖搖欲墜。

「一國兩制」曾創造的模糊空間

完整的國家條件，真的是民主轉型的必要前提嗎？事實上，「一國兩制」的政治制度設計，曾為上述推論開創出模糊空間，使香港市民相信這個依附於中國邊陲的自治城邦，能在《基本法》的庇護下實踐民主──最終或許還能將其民主經驗推送至全國，反轉林茲與史特班於二十年前許下的悲觀預言。

多年來，香港的政治反對派從未在民主轉型的抗爭路上停歇，也不斷嘗試成就中國境內全體的民主轉型。自主權移交以來，香港市民選定政權移交的7月1號，年年上街表達爭取民主的訴求；每年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的六四晚會，則藉由悼念全國性的民主運動，企圖以道德號召存續中國民主抗爭的希望火苗。

然而，事態的發展否定了香港反對派的樂觀期待，「一國兩制」並未成為民主轉型理論的反證。正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榮譽教授佳日思（Yash Ghai）十多年前的預示：依附於專制國家的香港，自主性是脆弱的，最終香港人將不得不臣服於北京的政治意志。第五次人大釋法後，香港反對派已經難以論證「一國兩制」仍保留有民主轉型的缺口；真實的劇碼，則只是特殊的制度，延緩了香港民主希望覆滅的時程。

「一國兩制」曾經贏得的政治認可，不在於其本身提供了妥善的民主體制，而在於它是一扇可能具有創造性的政治窗口，留待香港人自己把握機會，走完民主轉型的最後一哩路。可惜的是，第五次釋法剝除特定議員資格，奪走香港公民票選出的代議士的參政權，並且搶在司法系統審理覆核前，以政治決定影響香港司法體系的獨立運作。「不變」的承諾已經打破，遑論後續的民主與自由。

當前的香港，沒有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的議席分配，因為功能組別的存在，也無法體現選票呈現的民意；「司法獨立」的堡壘，也蒙上人大釋法的陰影；特區政府的權力，咸信已失去制衡機制；「一國兩制」的憲政正當性，也已不復存在。在政治自由主義的視角中，香港人已具備發動革命、推翻專制的應然條件；和平秩序的維繫，竟只剩下對於動盪犧牲的恐懼。

香港對台灣的參照意義

台灣與香港，站在不同的歷史關口，面對同樣的民主轉型理論，走過不一樣的實踐軌跡。

台灣繼承了中華民國主權國家體制，具備實質領土邊界，與其住民。即便國際社群普遍不把台灣視為法理獨立的主權國家，台灣、澎湖、金門、馬祖這片土地上的台灣公民，已透過民主體制的日常運作，實質確立了國家主權獨立的狀態。台灣人知道倘若讓渡主權，將永遠無法確保民主存續。因此，「統一 v.s. 獨立」並非純粹國族認同的偏好問題，而是深刻地觸及了「反對民主 v.s. 擁護民主」的價值抉擇。

曾經，「一國兩制」是1980年代的中國政府，為解決「台灣統一問題」而構想出的政治體制安排，藉此誘使台灣公民放棄名目主權，以換取無中國軍事威脅的政治穩定。鄧小平於1983年曾公開表示：

「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住名額。」

誠然，鄧小平所提出的台灣版「一國兩制」，比香港享有更高的獨立性，其中司法終審權、軍隊、無駐台機構等條件，都是香港當前的「一國兩制」裏所沒有的。然而，香港的存在，仍成為關鍵的經驗指標。

前述 Linz 與 Stepan 提出的命題，是否適用於台灣，也必須透過香港檢視：倘若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長久地保留了上述的模糊空間，也就是存有穩固的金融環境與言論自由空間，而將民主轉型的成功置放於未來不可估量的可能性裏，那麼「一國兩制」對台灣可能還具說服力。反之，台灣便需要更為穩當地發展自己的道路，努力維持事實獨立的國家地位。

換句話說，香港民主運動的消亡，是台灣面對的反例，證明了「一國兩制」是中國政府架構出的謊言。沒有主權，便沒有民主。如今，香港的市民自由與參政空間正逐步崩解，「一國兩制」的樂觀承諾宣告完結；爾後在台灣前途的討論裏，台灣將不會對於「一國兩制」有任何期待。歷史已經給出答案，所謂「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說的是：幸好今日的台灣不是香港。

這並非說香港會坐以待斃。事實上，許多誓言推動「自決運動」的政治領袖，都放棄反對派傳統上的民主抗爭路線——他們轉而批判《基本法》的民主認受性，主張香港市民應該突破現有的憲政條件，重建或創造一套民主且穩健的憲政秩序。

例如，朱凱廸直指自決運動應揚棄《基本法》現有的規範；「香港眾志」承諾在十年內推動全民公投，重新討論香港未來的政治安排；「青年新政」屢屢挑戰中國政府的主權論述，認為香港應該有不受外力干預的自主政治。這些新興政治勢力，追隨兩次世界大戰後浮現的後殖民民族自決浪潮，將人民集體自決視為普遍原則，並意圖於政治強權的壓迫下，建立香港自身的政治主體性。

國家體系的現實，台灣的漠然

然而，政治學者吳叡人於《賤民宣言》一文中，曾批判現今主權國家體系，逆反了民族解放的普世精神。他認為二次戰後形成的民族國家體系，不完全是民族自決精神的實踐，反而是國家主義的擴延——主張自決的政治實體，得通過由既有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的認可，才能取得平起平坐的資格。像聯合國這樣的組織，也只不過維持各個主權國家間的權力均勢，從來不能滿足所有人民族自治且平等共存的理想。

香港當然也困於由國家體系所壟斷的世界秩序中，因此在現實主義的視角下，香港自決運動終將失敗。香港既受制於中國政府主權統治，國際社群也無意挑戰中國的主權論述，遑論支持香港政治自決。民主轉型理論與當今偽善的國際主權國家秩序，在結構上已決定了香港民主運動的覆亡。對於香港，即使追求民主的道德信念猶存，那也必然是盲目的。

台灣同樣也掉入主權國家體系的遊戲規則。在道德層面，台灣不會放棄民主、人權、自由等符合普世價值的政治修辭，因此面對香港時，必定展現友善態度，期盼香港有日能夠擁有更充分的自由，且建構出民主的憲政基礎。但在現實政治的考量下，香港特區政府日前拒發訪港簽證予林飛帆（太陽花運動參與者）、黃國昌與林昶佐（時代力量政治領袖），便已清楚表明中國政府的立場：中方將不惜採用各種行政手段，阻絕台港之間，任何威脅中國主權論述的聯盟與串連行動。

此時，意圖守護台灣民主的政府，為了維繫事實主權獨立，避免進一步觸怒激化中國，則可能疏離香港，避免政治上的積極介入。台灣與香港，至多止於文化領域的互動往來，任何逾矩動作，都潛藏著非意圖的政治風險。

在政治戰略的層面上，蔡英文政府推行「新南向」的部分考量，正是希望降低與中國經貿往來的政治風險。蔡政府透過積極布局東南亞商貿市場，建立與區域內各國多元的對話平台，以期減少台灣對中國的貿易依賴，換取更高的政治獨立性。而台灣長期積極布建的「美日同盟」軍事防衞體系，也注定在中國軍事力量崛起之後，更顯重要。

相對而言，香港在台灣的戰略地圖上，不佔有任何角色。對於台灣的政治現實而言，香港唯一的工具價值，只在證明「一國兩制」的歷史錯誤。過去台灣被迫觀看香港，因為香港的變化走向緊緊地與台灣命運相連，現在則差不多可以結束了。

直到將來的某一天，香港再次復生，民主自由在這片土地得以生根發芽，歷史與國際上陌生的他者才會回過頭來。這個他者也包括了台灣。在現實結構所預示的悲劇之前，台灣一方面與香港同處於結構之中，身受其害；二方面借用香港的悲劇的敘事，證成自己的路；但最諷刺的是，在正義面前，台灣政府卻對香港選擇漠然以對。

結語：在結構命定的悲劇之前，我是什麼？

香港不會真正死亡，真正死去的是「一國兩制」虛假的軀殼。要宣判香港已死，必須剷除所有灰燼中的餘光，抹滅一代抗爭者的堅決意志；這種過於瑣碎的任務，遠超過專制政權所能承擔的成本。當然，香港反對運動可能不敵政權打壓，在行動上轉向犬儒；繼而，政治上的無效率感，減損公民社會積極活躍的程度，香港將失去它獨特的風貌。

現實所揭示的命定結構，終將讓台灣與香港漸行漸遠，諷刺的是，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未減，台灣也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被迫讓渡予中國政府更多政治獨立的空間。

假如自由是一道恆久的呼喚，彰顯於每個人對主體性的追求，與對全體人類和平共存的嚮往，我們必得積極行動。面對北京的虎視眈眈，台灣政府若接觸參與香港的反對運動，可能顯得愚昧且盲目。但若是台灣要證成自身民主轉型道路上的道德主體性，批判國際體系所顯現的虛偽，無論國家機構或公民社會，關心並且支持香港民主運動，是一個合理的選項。也唯有如此，台灣才能篤定地告訴眾人與世界：直視前方，你會看到希望的光火就在那。

（江旻諺，台中人，香港大學三年級學生，曾任《學苑》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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