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台湾唐凤出任民进党政府政务委员，督导数位经济与开放政府发展。她的“入阁”，不光是在台湾，在香港也颇受注目。
唐凤自少在主流学校中有适应困难，多次转校。但她在家人，尤其是母亲李雅卿女士的支持下，国中时停课在家自学，并爱上互联网与编写程式，后来在高科技产业崭露头角，出任跨国企业高职，而且更热心社会参与，最后更通过从政来推动“开放政府”。这些经历，对在主流教育体制中饱受压迫的家庭来说，无疑是荒漠甘泉。在香港支持另类教育的有关群组中，她的故事广受传阅，连“在家自学”的家庭，也以唐凤的故事来“壮胆”，告诉自己，在体制外自学也能成才。
不过事情总有两面，正当“唐凤传奇”开始在香港炒热之时，《端传媒》刊登了一篇台湾亲子作家卓晓青女士撰写的《体制外自学，高资本家庭的奢华？》，对关注唐凤“体制外成才”故事的人浇了一盆冷水。
给希望“体制外成才”的一盆冷水
不太清楚卓女士的学科背景（她是专业小提琴手），但文章中援引了不少社会学的研究与观点，来论证资源不均对教育选择的制约。她以一个在闹市中车行长大的孩子，和自己的育儿经验对照，希望说明大部分的孩子即使不适应体制内教育，但其家庭若无丰厚资源，实在不容易在体制外成功。由此而看，选择的自由可能只是幻象，“教育体系受到自由市场机制的意识形态影响；这自由机制隐含著社会偏见，使得教育直接复制了阶级的不平等，成为经济不平等的再制过程”。
卓晓青认为体制下教育，其实是高资本家庭的专利，中产阶级的父母才有能力令孩子的教育“有选择”。接著，她更引用了可能是现在美国最权威的教育社会学家 Annette Lareau 的大作《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说明社会经济不公对教育成就的影响。而且不同阶级的不同教养方法，也会对孩子的能力与态度，造成阶级差异。例如，中产父母虽然积极介入子女的教育过程，但会以沟通代替命令，注重给予子女独立思考的空间。相反，低下阶层在资源与时间制约下，比较少参与子女的教育过程，又会以“命令式”与子女互动，形成子女容易服从权威。
“能力”与“态度”，现在的另一说法是“认知能力”（Cognitive Skills）与“非认知能力”（Non-cognitive Skills）。最近我在《明报》也介绍了美国经济学大师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研究，希望指出孩子的长远发展，非单由认知（或学术）能力所决定，非认知能力（如自控力、坚忍、高动机、自信等）的影响亦非常重要。当然，赫克曼的研究，并没有突出非认知能力如何受阶级影响。因此，强调非认知能力，例如假若在入学过程中加入非认知能力的元素，到头来也可能只是对中产家庭的孩子有利，因为非认知能力也有著明显的阶级差异。
最近美国的一份研究报告，分析了约一万个2010年入读幼稚园的小孩，记录了他们的家庭背景，以及请家长和老师评估了他们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结果显示，阶级与两种能力的关系相当大。家境好的孩子，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皆比家境差的明显较优。而当然，这些差异，对孩子的教育以至生涯发展都有长远影响。
“没资源＝粉身碎骨”不是唯一结论
以上的讨论，在社会学界可说是共识。作为念社会学的人，对卓文的观点，某程度来说实在不能不同意。很多人常说经济学是“悲催”的科学（Dismal Science），因为经济学者相信人性自私，人类行为皆为自利所推动。但有些时候，更多人，包括不少念社会学的同学，可能会觉得社会学更悲观。就好像在教育问题上，我们就像孙悟空一样，怎样翻跟斗也跳不出佛祖的手心，不能摆脱阶级社会不平等的魔咒。卓文的结论是“体制外教育无法消弭体制内既存的资源不均，反而因著人文教育理念，凸显出资本的不平等”、“在缺乏充足资源保障的前提下，想要奋力冲撞体制，可能会先摔得粉身碎骨”。究竟，这是否以社会学角度看教育问题的唯一结论？
个人认为，这是最有可能的结论，但却不一定是“唯一”。我们不能否认家庭资源，无论是文化、社会，与经济资本的差异，对孩子的成长由未出生（如怀孕期母亲的健康）到长大成人都会有莫大影响。无论你在体制内、外，都不能摆脱资源的制约。确实，在现在的教育体制外，家庭资源的支援更形重要。因为缺乏了体制内公共资源的补足，如果你不能负担体制外私立实验学校的学费，或者家长不能在家全职“自教”孩子，又或文化水平不足支撑“教学”成效，都会令希望脱离体制的家庭却步，或令孩子在体制外的学习举步维艰。“粉身碎骨”可能有点过，但“焦头烂额”却大有可能。
社会学告诉我们，社会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社会结构制约著我们的选择，令不平等盘据在各社会层面。然而，社会学没有叫我们接受这个结果，与其说我们应该悲观，倒不如说我们应该冷静。社会学对我们的期望是，冷静地分析社会的不完美，然后找出推动改变的方法。不一定每个念社会学的人都和马克思一样，认为最重要的不是“认识”社会，而是改变，但改变，却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议程。
这样说，用现在香港流行的说法，好像“离地”了一点，但回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情景，又有什么意义？大概大部分的社会学者都会回答，个人的选择有限，但集体有力量。社会结构不容易改变，但社会却不时在集体力量下而改变。
退出、发声、效忠
再“贴地”一点，如果你是家长，认为孩子在主流制度下不适应，是在受苦，你可以怎样做？另一位社会学界的经济学“好朋友” Albert Hirschman，几十年前就总结了三种适应方法──退出、发声、效忠（Exit、Voice、Loyalty）。
“效忠”是你可以想办法令孩子在主流学校适应得更好，例如每天早些下班“督师”写作业，或找家庭教师。“退出”就是要脱离体制，另找学习的场景，如自学、海外升学，或转到国际学校、自然学校等。除了“效忠”与“退出”之外，“发声”也是可能的回应，好像去年香港“反小三TSA”（编按：TSA 即“全港性系统评估”）运动开始，家长们要求减少测考和家课，甚至取消小三TSA，也是一种发声。
当然，社会学提醒我们，社会资源对各种回应还是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家境好的同学“效忠”最容易，虽然也不见得一定就顺风顺水。而“退出”，也是中产孩子较有可能。不过，就算是家境一般的家长，也应该平衡一下，在体制内要效忠到哪个程度？例如是否非名校不读？每次测验、默书、考试都要孩子拿90分？你又会不会参考家长组织，如“香港革新教育家长同盟”的“另类选校指标”，或“教育大同”的“开心学校地图”，找一些学术成绩未必最好，但关爱满分、又能真正“愉快学习”的学校？
至于“退出”，其实中产家长在权衡轻重之后，已是大规模行使这选择。最新新闻报导指出，中四升中五的 DSE 学生大幅减少，海外升学、IB课程、国际学校也大受欢迎，这些都反映到部分中产家长是如何“唾弃”主流体制。而基层家庭，未能完全退出体制，但和孩子们一起思考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再决定是否参与升读名牌大学和“神科”（如医科、法律）的“军备竞赛”，还是转而寻找一些另类一点的升学途径（如IVE、台湾，甚至中国大陆），也未尝不可。
当然，名校、神科在劳工市场有一定价值，但大家都知道，不是名校，却不一定没有出路。寻找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模式，资源丰富的家庭真的是较容易，但就算是中产父母，也要先摆脱主流意识的支配。而基层家庭（真正贫困户除外），也不见得是完全无选择。现在对基层同学来说，最坏的情况可能是在体制内不断受到挫败，而完全丧失学习的动机。
至于“发声”，最重要当然是集结力量。个别家长和学校“沟通”是可以的，但不一定见效。你觉得你的想法和校内其他家长一致吗？你是否异类？如是后者的话，在校内发声并不见得会有效，但现在全港层面，却是有一些有心人士在尝试推动改变。如上述的“家长同盟”，是一脸书群组，但却以“积极正面的态度来推动香港教育改革”为目标，现在已有约五千位“朋友”。除了“另类选校指标”外，最近更进行“还我‘真。全日制小学’运动”。另一家长组织“教育大同”（EDiversity），也是通过大小活动来推动另类学习的模式，今年更企图打破体制内外的藩篱，走进一间主流小学中推动另类“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
沉默代价可能更大
这些行动，和“退出”一样，都是在冲击体制，希望令教育体制多多少少作出改变。虽然这些改变不一定会立刻，或很快出现，也不一定是重大改变，但任何改革只要是向好的一方发展，我们是否应该支持？好像去年的“反小三TSA运动”，虽然未竟全功，今年如期进行，但学校操练的强度，或试卷的深度，都在群众压力下有所改变。发声可能没有用，也有成本，但“沉默”的代价可能更大。
在唐凤一例中，我们除了羡慕她在体制外能自学成才之外，似乎更应向唐妈妈学习。在李雅卿女士和同道人的不停努力之下，我们知道现在台湾有“实验教育三法”，公费民办实验教育已是现实可行。我们在香港，到了今天还是在纠结在家自学是否合法，或如何在主流学校中“淘宝”趋吉避凶。如若没有一个像台湾般集体发声的过程，我们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无论家境好坏，其实都不会有真正选择。
（赵永佳，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联席所长、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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