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吴霭仪：又释法？香港《基本法》还值什么？

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一次解释香港《基本法》（简称“人大释法”），基本法的公信力和稳定作用都被削弱一截，不只是香港人在法治之下的保障受损，每次中央都要付出代价。宪法文件的庄严，基本法在香港及国际应受的尊重，必然在于当权者对基本法的条文及精神的尊重，如果随时任由人大解释，那又有什么庄严可言？事实上，宣誓“拥护”的，究竟是什么？

今次宣誓风波又闹释法，这次释法，损害势必更加严重。大律师公会紧急声明正确指出，这将会是人大首次介入已在进行的香港司法程序。释法的目标和作用，等同篡夺法庭在基本法之下享有的审判权，也就是褫夺香港居民诉诸法庭及公平审讯的宪制权利及基本人权。无论官方如何解释，事实也胜于雄辩。

还有更难看的是，本案“原告”是特首，聘用基本法委员会成员资深大律师莫树联出庭代表。原告特首，因有机会输而不放心，就藉释法企图向法庭施压，惟恐施压不成，进而靠政治途径寻求在判决前释法，确保法庭没有机会自行判决，公开为之，全世界都看到。

法庭判决不如我意就人大释法，使法庭不得不照判，简直是公然藐视法庭。藐视法庭而有人可得连任做奖品，香港法治七痨八伤，而基本法原来妙用只是任中央及可以撮弄中央者摆布，那么基本法又值什么？可以给在香港生活、工作、贸易的人和机构什么法律保障？中央堂而皇之“解释”基本法，岂非滑稽？连行使强权也要一幅遮羞布？

每次释法，中央都要付出重大代价。回归不到两年，1999年人大释法，推翻终审法院《吴嘉玲》案判决，侮辱法院，震撼全球，动摇国际对香港法治延续的信心。法律界沉默游行，特区官员四出解说安抚，狼狈之极，力言迫不得已，虽未至答允“下不为例”，也要极力暗示“绝少机会发生”。如是者平静片时，多得终审法院（终院）诸公若无其事，继续让人看得到地公平公正不偏不倚独立审理案件。

然而不到六年，2004年又第二次释法，将政改“三部曲”硬“释”为五部，还越权预先决定2007／08政制不可改。当时民主派强烈抗议，但十年后，2014年，正是这“五部曲”机制，令特区立法会三分之一议员能否决8．31人大政改方案。

2005年4月，署理特首曾荫权提呈人大释法，决定继任提早卸任的董建华的特首任期。该次与今次宣誓风波相同之处，是基本法条文已十分清晰、特区已有法例实施，律政司司长刚在2004年已清楚确认，如有任何争议，本港法庭有足够基础在一般诉讼程序之下审理，毋须释法。当时已有人预备入禀，但4月8日，特区政府已抢先提呈人大要求释法。法律界怒斥其篡夺司法裁判职能，“45条关注组”发起第二次黑衣游行。这是曾荫权的“投名状”，如今他正身受系讼之苦，是法治还是政治，还是政治利用“法”治之，他有苦自知。

今次比起2005年释法，可说得寸进尺，因为当年释法时仍未有启动司法程序，今次则“事件已进入司法程序”，赤祼祼干预，更加证据确凿。何况，以往释法，尚且顾及颜面，按照内地程序，说是庄严处理。今次仓皇召人赴京，为了两名候任议员，更加不成体统。

2014年的第四次释法，据说较少争议，因为是由终院自行报呈人大。其实这宗案件是否符合158(3)条的释法条件，端的是见仁见智，马天敏法官的异议判辞陈述的道理显浅有力，甚至比包致金法官的激昂更有说服力。不过我们都能明白终院大老爷们的苦心。

但苦心又如何？《吴嘉玲（No. 2）》（注一）都是苦心，亦是徒然，今日是明证。

不止此。我们二十多年努力经营，深信若能用足基本法条文给特区的宪制空间，一国两制之下的人权法治与民主自由仍可维持。但中央对158(1)条的滥用，习惯之后难以忍手，必然令我们这个想法难以维持下去，而“港独”就会令人感到不无理据。

（吴霭仪，前《明报》督印人、副总编辑，香港执业大律师，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公民党党员）

编按：原文载于《立场新闻》，获授权转载

注一：该案出了两个判辞，，第一次是1999年1月29日，判辞号码是 FACV000014Y/1998，后来人大于1999年6月26日释法，之后终审法院在2002年1月10日，因应人大释法作第二次判辞，号码是 FACV 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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