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今年五月以来，辅大性平事件掀起广大争议。本文作者在六月刊出《辅大性侵案，台湾性平史的指标事件》后，深感台湾各界对“如何面对性侵”存在巨大歧见，便开始构思，撰文疏理司法、性平体制、与体制外途径的各自局限。辅大事件延烧至今，演变成不同立场的相互咎责。如果这轮争议能促使台湾社会去思索，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性侵，或许是让这起事件留下积极意义的唯一出路。

本文全长近两万字，文分五段，将分成三篇刊出。第一篇先刊出文章1、2节，分别讨论“受害叙事”与其“翻转”的倡议，并回顾司法体系在应对性侵案的观念变迁，以为全文基础。第二篇将刊出文章 3、4 节，近一步对照体制内的性平制度，以及体制外其他作法，各自的必要与局限。第三篇刊出文章第5节，将则盘点如性的特殊化、保守化、与国家角色这三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性”大概是最能激化社会不同立场的议题，仅次于统独这类政治意识型态之争。

台湾在短短三十年内，快速进入现代社会，同时随著政治开放，试著理解经过漫长演化的现代民主与人权等概念。我们每日在谈论和实践的，并不全是透过自身经验与思辨累积而来，还有众多移植而来的浓缩观念，不及一一生根，以致我们在公领域的辩论，总无法避免与各种传统的、私领域的道德观相互交织。

这种一脚跨进现代、另一脚还踩在“前现代”的现象，最明显的表征，当属最难“公共化”的性议题。任何与性有关，举凡名人婚恋、分合、穿著或行为性感，甚至是各类社会新闻，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诉诸前现代的、个人常识式的“通俗道德观”──例如关注政治人物私用是否节检、是否忠于婚姻、父慈子孝，而非关注其专业表现、治理能力等；对于新闻上的家庭人伦悲剧，网路留言也往往聚焦于当事人“个人”孝不孝顺、有没有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极少顾及经济或阶级结构上是否弱势，有无足够资源。当然，人们更不可能去细致区分哪些属个人自由的私领域，不应以公共之名介入。

性侵，虽在所有性议题中看似最是非分明，绝无争议，却也在实务上存在最多幽微之处──包括事实认定不易、“贞操观”加给女性受害者的额外羞辱，以及种种根据通俗道德而来的“受害者谴责”与“强暴迷思”。这些道德观，也让男性受害者的遭遇，更难得到正视与认同。

在性侵事件发生后，有司法、性平、教育辅导、咨商，以及各种要接住伤者、教育加害者的体制内外努力；就像一张张网。然而每个环节，就如同整体图像中的部份拼图，各自有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论是对性侵受害者，或是被指为加害者的人，每张网都可能漏接。即使三张网叠在一起，也还是有人会层层错过、一路下坠。理智上，我们知道没有完美的理论或体制，但对被漏接的人而言，都是无比残酷的巨大创痛。

先承认这一点，我们才可能在近来各种踩立场的争议中，思考协商出一条可能的出路。

在这篇长文中，我想探讨论围绕“性侵”的公共讨论中，必须面对的几个关键面向：受害者叙事背后的文化结构、司法观念的演变与追求正义的艰难、性平体制的成就与极限、开创体制外管道的必要与伦理难题，以及每个面向各自的优势和局限。

一、说不完的受害叙事

“受害者叙事”面对的拉扯

从第三世界到已开发国家，未报案的性侵事件黑数，都是已报案的数十倍。即使是欧美国家的估计，也有七至十倍。在报案统计中，幼童性侵的男女比例没有太大差距，但成人受害人中，女性约占七至八成。

2015年一年，根据台湾内政部的资料，性侵害案件的通报人数为16,630人，这些都还未算进各种与性相关的骚扰、威胁、猥亵的人数。对占这个国家公民人数一半的成年女性而言，性侵害或骚扰经验，不会是陌生的──即使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也曾听闻、陪伴过女性亲友走过这个历程。在伤口化脓久久未愈的世界里，承认、接受“受害叙事”，使其成为集体修复与疗愈的出发点，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然而，以女性为主的受害叙事在不断诉说、为性别平权累积能量的同时，也面对著三种不同力量的拉扯──其一，是群众几乎膝反射式地，检讨受害者的声音：“自己穿太曝露、饮酒、言行轻挑、平时不检点”。再来，是保守势力利用这种“受害人谴责”，继续箝制女性身体，恐吓女性继续服膺父权做个“好女人”的惯性思维。最后，则是来自性权阵营的纳喊，认为这种受害叙事僵化、单一，反而巩固了性是“不好、不洁”的污名，也剥夺了认可欲望、将负面经验转化为成长动能和情欲探索的可能。

女性的性与情欲自主，就在这样的拉扯中蹒跚前进。然而，全然的自主无法靠精神胜利法达成，需要的不仅仅是个人在价值观上被解放，也需要客观环境条件配合。只要女性的“要”与“不要”，仍无法像男人的意愿被同等对待；只要站出来发声的受害者，仍会承受各种侮辱和鄙视──女性的情欲自主就不可能普遍存在。

“强暴文化”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社会至今还缺乏健全的态度，来面对身体、情感与性互动的相关教育。“性别平等教育”实施十二年以来，虽有法规背书，但每学期教学时数有限；特别是校方、家长容易受制于保守思维，光凭性平教育本身，暂不足以在短期内影响多数人民的价值观。而职场、婚家等各领域中的两性不平等，以及普遍对女性身体与道德的箝制仍重，对等的尊重难以普遍被建立，整个社会仍不断在制造不利受害者求助、复元的氛围。

在求爱和追求情欲满足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对意愿判读的失误、甚至具侵犯性的解读？这要追溯到整个文化结构，一直把女性放在“被动等追求”，把男性放在“主动攻击位”，让后者必须靠著献殷勤、展现阳刚气质（包括生殖养育能力）等来达成求偶目的，以求偶成败和能力，作为男性社会阶序的依据之一。这种不允许示弱、甚至鼓励征服的文化，又如何能往相互尊重的方向发展？

当女人只能被动、矜持，没人知道女人说“要”是什么样子，谁又会去把她的“不要”当一回事？而当男人因此解读“女性不是不想要，只是害羞”，再加上对男子气概的想像，“征服”就成了许多男性心中理所当然的手段。甚至还有不少男性认为：只要女性在约会中有饮酒、愿意独处，或有亲热举动，就代表同意性交。许多典型的性侵案件，都是在这样的错误认知下发生的，还有男性会认为自己是在帮女性“跨越害羞门槛”。

这种文化结构，或可称其为“强暴文化”。

撇开恶意的侵犯不谈，人与人之间的性互动，其实仰赖著非常多知识和语言之外的解读技巧，包括如何判读言语之外的弦外之音、如何辨认表情和肢体传达的讯息，这都需要非常多的尝试和学习，以及鼓励表达的社会风气，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天份或资源，去做这类练习。

有些案例里，原先双方互有好感、甚至有互吻爱抚等行为，但当男方采取进一步亲密行动后，却遭控告性侵或猥亵。在这样的案例里，有提出告诉的女性被害人表示，当下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只好屈就，但心理觉得被伤害、被侵犯。而男性的加害者则感到错愕，表示以为收到肯定的讯号。我看过这样的当事人，在走完司法和性平程序后，对自身于人际互动中的分寸完全失去信心，甚至无法出现于公共场合、乘车和就业。

这些犯行当然都有责任；一旦确认行为确凿，即使“不知道错在哪里”，仍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提上述的例子，绝非为无知、缺乏互动辨识力的侵犯者开脱，而是想突显谈论这个议题时，实际面对的各种艰难，而我们不该只满足于究责，却不问成因。这世上的确存在许多怀著恶意的侵犯行为；但有时候，也不是可以简单踩了立场、就能得到是非黑白绝对的答案。

某种程度上，受害者与加害人，一同承担著我们这个无法健康面对性议题，和情感教育失能的社会共业。只要性教育继续被传统道德观箝制、主流继续相信“长大就会、结婚就懂”，我们就会一再见到这样“不知道怎么说不”的受害者、不知道如何判断界线的加害人，以及更多不愿尊重他人意愿的侵犯者。

“翻转受害者意识”的方法局限

自中央大学何春蕤教授以“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口号，将性解放之火烧到一般大众眼前后，受害者意识的“翻转”，就一直是学界热议话题；也有不少针对性侵被害人的辅导、咨商开始使用这个概念，协助受害者离开“无能为力”的心理情境，认清即使受到伤害，仍能在心理上拒绝伤害，重新找到力量。

“翻转”有其不可抹灭的重要性，但现实是，我们无法给予每位受害者同等物质条件与文化资本，让每个人都有多方审视、论述自身遭遇的能力。借由“反对单一受害叙事”、“翻转（质疑）叙事”去认可欲望，改变社会对性的态度，为弱势和女性赋权，固然是重要路径之一，但是否所有受害者都已具有实践翻转所需的能力、条件？社会客观环境又是否会给予每位受害者公平的接纳？

一个知名影星的受害经验，和一个女学生的受害经验，真的会被平等对待吗？而那些受害叙事真的都很单一吗？还是它们反映出的相似之处，正是让伤害不断发生的本质性原因？──持续追问、辩证这些问题，才可能让“情欲”不至成为少数持有社经资本与条件者的特权，而是所有女性得以共享的自由。一直讲“去性污名”或“我的身体我作主”，并不会让“性自主”自动发生，更需要的是教育这个社会：何谓尊重的界线？在性互动中又该如何表达和协商？

“Sexual fluidity”（情欲流动）一词原是指“性倾向”（sexual orientation）的流动，后来，有人将觉察、接纳自己在一生当中可能经历的性别认同、欲望对象的转换，也加入此一概念，统称为“情欲流动”。这个概念，不应任意使用在对性侵事件的理解中。

必须强调：“情欲流动”理念从没有给人去随意骚扰、侵犯他人的权力──个人情欲是个人的事，他人没有义务回应。更重要的是：对流动的认定也是当事人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应在公共讨论中去暗示受害者或社会“那很可能只是情欲流动”，这是变相否定受害者的自主意志，和受伤的事实。

性侵带来的“羞耻感”，或许是因为社会对性的污名而加强，得透过解构去对抗。但剥除一切社会建构的意义，不能忘却的是：身体对于伤害会有记忆，人是能够辨别恶意与遗弃的──即使是幼童。处理包扎伤口，让伤者觉得安全、让社会面对过去因文化偏见而带给受害者的额外伤害，我们才有可能触及完整的身体自主权，才有可能让所有人都在自主状态下，探索人际间的各种情欲交流。

在女性仍要时时面对他人以“性”作为威胁、恐吓、欺压的现况，很难同时扛著集体伤痕记忆往前迈进。如不经过清创，光靠污名反转、意义重塑，很难达到我们期待的：每个人成为自己身体和欲望的主人。

曾任职于妇女团体、接触过许多个案的周孟谦，在《雾中风景，与受害者的角色竞逐》一文中，谈到“性的‘受害经验’与修复的立足之地”时，有一段话也点出“翻转”前必须先承认伤害：

“...受害经验的转换，──或以行话：‘翻转’来称之，这些翻转不会在新一重的强迫下发生，不会在轻浮言笑中发生，不会因为主体或任何他人去轻贱、简化这经验本身，原本痛的地方就不痛了，受伤的地方一瞬间就无伤了；本来是被火车撞到那样的疼，不会因为周遭的人告诉你那只是一台汤玛士小火车，就奇迹式的复原；被侵犯者的伤口、脆弱与自我厌恶，可能因为性污名而反复强化，然而单单只去除性污名，却无从给予‘逆返’与翻转同样的动力，这是对于性侵受害者与支持者来说最难最幽微的处境：要拒绝所有宣称当事人不会再好起来的善意与恶意的判断，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需得先承接起受害状态，如此，才有了一立足之地，去清洁处理伤口，去协助事后的复原。”

二、司法制度的沿革、与追求正义之艰难

性侵犯罪的修法趋势

各国对于性侵犯罪的修法趋势，都是以“侵害个人性自主权”，取代过去的“违反社会道德风俗”的犯罪。修法趋势代表在公共意义上，性侵行为触犯的不再是社会整体利益，而是个人法益。这也代表“性”正式被肯认为个人自由的一部份，属自主意志范畴，这跟社会对性的态度的改变有绝对的关系。而过去，男性并不被预设为性侵的受害者，而针对女性的性侵害，最重要考量是对社会善良风俗的破坏，是家族和群体的利益，而非个人自主。

当性解放的成果逐渐推展到各国后，司法制度对性侵的认定也随之改变。台湾于1997年通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并于1999年全面修定《刑法》第十六章，将性侵从防碍风化篇章中独立出来。

旧刑法对“强奸”的认定，必须要符合“对于妇女以强暴、胁迫、药剂、催眠术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奸淫”。也就是说，过去的女性若没有完全失去意识、积极抵抗到无力为止，就很难被认定为性侵──完全没有考虑到当事人在害怕被进一步暴力伤害的心境下，即使不以蛮力压制或胁迫，一样能发挥作用。

而旧刑法中对性侵的认定仅止于“男性生殖器插入女性生殖器”，也预设男性为唯一可能犯下性侵罪的行为人，女性则是唯一可能的受害人，完全未考虑幼童和年长者，以及生理男性同样也可能遭遇性侵害的事实。同时，以身体其它部份或物品侵入女性生殖器，只会被判定为强制猥亵。

新刑法历经几次修订，删除过去“致使不能抗拒”的要件，并增加“其他违反被害人意愿之方法”，同时也扩张性交定义，不再仅限于以性器进入他人性器，而是将其它身体部位或物品，侵入性器或接合的行为都纳入。“妨害性自主罪”改为非告诉乃论（公诉罪，见注一）后，不管是自愿报案，还是由医疗机关、学校而来的通报，都使案件量大符增加。

今年六月德国刚历经了类似的修法历程。过去有人曾戏称，在德国连财产权的保障，都比性自主更完善。当然，这戏言不足以呈现真实现况，毕竟德国的旧法条文已包含了“以各种手段陷被害人于无助状态”的文字在内，因此也有不少法学家认为，只要调整对于旧条文中构成要件的诠释，根本无须修法。

但成功推动修法的法界与女权人士认为，原条文不利于自主意愿的认定，况且比起调整诠释，修法一来对社会的性自主有更强的宣示意义，二来也能同时在实务判决上产生直接约束力。他们希望透过修法，能改变过去性侵案件因缺乏认定要件而定罪率过低（10%）的情况。

定罪率为何偏低？

然而，认定要件并不是唯一影响起诉和定罪率的原因。范国勇、谢静琪等人在内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员会委托的《性侵害问题之调查研究》中，回顾多国文献，指出（p13）“性侵害犯罪盛行率统计数字与刑事司法对此 犯罪的回应令人沮丧与气馁；相较于其他犯罪案件，性侵害案件的耗损率高、起 诉率低、定罪率更低。”

该研究认为，导致这些数据的原因在于：“警察与刑事司法体系人员的素质与态度”。警务与司法系统人员既是由社会成员组成，也就难免沾上主流的强暴迷思和对女性的偏见，导致受害者在报案、笔录、庭审等各环节中，不断承受二度、三度、四度的伤害，还要承受“不像受害者”的质疑。另外，警政系统的资讯传递延迟、没有被害人保护意识，以致许多受害者连其加害者未起诉或交保了都不知道，害怕被报复而深感不安，以致自行放弃司法追诉。

台湾据法务部2015年的统计，过去五年性侵害案平均起诉率约为 45%，平均定罪率约为 89%，高于欧洲和美国。近年，台湾的受害者保护意识逐渐抬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已将医疗人员、社工、心理师纳入案件侦查过程，协助调查人员进行笔录与搜证，也规定儿童和身心障碍的被害人，于司法侦审阶段需由专业人士全程陪同。相关法规也明订：警务系统及审判程序中，非必要均不得就发生的细节重复询问被害人，且不允许被告或辩护人在审判过程中，对被害人有任何性别歧视的举止或陈述。

整个刑事诉讼流程，从搜证、侦察到庭审，如何更细致的保护告诉人、又足以让法官有足以判断的依据，是避免司法漏接当事人的重要关键。

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在处理性侵案件上，仍有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例如加强与女性员警与医护人员合作搜证；借助社工专业稳定告诉人心情，降低叙述时的心理痛苦；用心安排侦察庭和庭审时间，避免双方当事人碰面，造成强烈心里冲击而干扰庭询。而加强法官的性别意识，使其专注在厘清事实，不以自身偏见再次伤害双方当事人，也是需要努力的目标。

熟人性侵是最大黑数，易在司法程序中折损

陌生人入侵住居、或夜归妇女在暗巷遭受暴力胁迫，是大众对于“性侵”的刻板印象。但事实上，各国的统计数据都显示，熟人性侵才是此类案件的大宗。陌生性侵的比例平均只占10%～15％之间。根据卫福部《性侵害通报统计》，台湾是19％（1999~2010之间），身心障碍者遭陌生性侵的比例略高，约为25%。

熟人性侵是犯罪统计最大的黑数，也是最容易在司法程序中折损的案件类型。举报熟人性侵要承受惊人的人际压力。不论性侵者来自职场、校园还是家族成员，最常见的反应是：众人会极力设法保护“整体”，而将举报的个人当作“问题”。这样的群体压力，能让任何心智健全坚强者觉得孤立无援、走投无路。很少受害人能有足够的资源和支持系统，同时面对刑事诉讼和人际决裂。

熟人性侵难以处理，也在于双方当事人不只是侵犯跟受害的关系，还有太多情感的、人际的牵绊。即使在侵害发生后，有些个案心中也不尽然只有愤恨，例如亲族或伴侣间发生的性侵，还可能有数不清的复杂感受交织在其中。这样的被害人，不进入司法程序的理由，不全然是缺乏支持之故，也可能是希望为双方家庭、亲友圈保全另一方形象。

然而，熟人性侵案中，有高比例的受害者是未成年者，这类案件最易被忽视，受害人也很可能还不知该如何求助，遭遇更不易被家人信任，一旦发现这类侵害、虐待，司法仍有强制介入的必要。

证据保存的不易，也造成起诉困难。一般人都知道碰到凶案或窃盗案时，需要保持现场完整，不要随意移动或破坏证据。但多数性侵受害者的第一反应，都是“把自己洗干净”，而非报案就医。即使受害者在第一时间赶赴医院，搜证采样对当事人仍是心理折磨。熟人性侵案件中的受害者，更有可能在漫长忍耐后才提出告诉，采证上更加困难，成案与定罪的机率并不高──其往往是要等到因家暴、受虐等其它因素进入司法程序，性侵才会跟著曝光。

即使有DNA、验伤报告及其它身体证据，性侵案因其“密室犯罪”的特质，在司法程序中走到最后仍不易定罪。绝大部份案件都没有证人，只能凭双方证词来决定。毕竟身体证据只能证明性行为的发生，却无从证明意愿之有无。无法观察自主，也就无法认定损害，加上此类判决对双方后续人生影响重大，难免影响法官倾向保守认定。

“积极同意”制的倡议

目前，加拿大的女性主义者正试图在性侵案件上，争取将“违反意愿”改为“积极同意”──也就是从现行“没有说不”就算同意的判准，变成必须“明确说是”（Yes means yes)的表态。各国都有性别运动者认为，这类修法会扩张强暴（性侵）的定义。但就法律的思考方式而言，强暴（性侵）仍是违反个人意愿的性交行为，改变的只是犯罪构成要件的认定基准，而非性侵的定义。

持“积极同意说”（Only yes means yes）的法学家和女性主义者认为，如果财物的损失，都需要以当事人的明示同意，作为是否涉及偷窃的依据了，何以对性有更低的认定标准？我们不会认为人可以先拿走对方的财物，有反对再放下还给对方是合理的，为什么觉得性反而不必事先征得同意？虽然怎么认定“同意”，在现实细节上还会有众多争议（例如亲吻、拥抱、默示算不算？），但在伦理意义上，说“不”仍将女性置于被动角色，说“是”才是将女性视为具有主控权的主体。写在法条上的是哪个词，对社会的意义大不相同。（注二）

即使如此，期待司法给予更多受害者正义的人，也不能过度乐观。因为在性侵案件中，更动犯罪构成要件，并不会让案件更容易成立，或是变得在庭审上对提告人有利。不管要件的标准如何移动，多数性侵案件的“密室犯罪”性质不变，提告人举证的困难度也不会减少，在实务上几乎不可能因此而发生更多冤案。况且，性侵告诉者也要承担可观的社会污名和人际压力，并非毫无代价的。

对于性侵案的当事人，司法这张网的漏接率很高，不是每个案件都能获得起诉或定罪，当中也的确存在误判风险。其实司法所追求的价值，也成为它自身的限制──它追求“普遍适用、平等原则”；它谨慎、要累积相当的错误经验才有办法自我精进；它不可能即时改变，应付社会的快速变迁。因为不相信人性，所以它在内、外部都设有众多自我修正、监督的机制。在司法这台机器设计时，同时提防著国家对人民的迫害，以人权标准为它设下了种种限制，因此，它追求的是天枰的功能，而不是通俗道德里的“应报正义”。

在民主社会中，司法的功能经常是（也必须是）有限的。也因此，在性侵案件的上，我们只能尽力减低当事人在刑事司法系统中再次受伤、避免其因意志消沉而无法走完司法程序，但无论怎么做，都无法保证每个当事人能在司法这条路上，获得个人期盼的正义。

（待续 1/3）

（乔瑟芬，曾任职媒体、出版业与表演艺术行政，长期关注性别与文化议题）

注一：性侵害案件一旦成案，不能和解撤回，并有十年之追诉时效。但发生在配偶间，以及被害人未满十六岁、加害人未满十八岁，且无违意愿之情形，方为告诉乃论罪，可由告诉方于于一审判决前撤销。过去常有小情侣被家长发现后，女方家长将男方告上法庭的情形，因此后来才有“两小无猜条款”（刑法227-1条），18岁以下减轻或免除其刑。

注二：请见李佳玟老师网志《Only yes means yes” 真的有那么难理解吗？》，与下方黄丞仪老师的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