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由於案件沒有審結，本文對「強姦」、「強姦犯」、「受害人」都加上引號，以強調這些標籤的不確定性。
幾百年前，對女性貞操的歌頌，讓烈女們堅信：被碰了肌膚就要自砍手臂，遇到強姦就必須自殺以示清白。如今，時代似乎是進步了，沒有人再教育女性砍手或自殺，反倒是越來越多女性意識到：不必因為被強姦過就一輩子抬不起頭，錯的不是你，是傷害你的人。
不可否認，這樣的觀念轉變，讓很多女人感受到了力量。然而，如果過去的觀念會「善意地」創造烈女，如今的啟蒙教育，尤其是「未表情願就是強姦」的「新知識」，是否就百利無一害？
在近日某報社記者涉嫌強姦案發生後，有關「熟人強姦」的「科普」文章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其教育作用不能忽視，至少是對那些習慣了「霸王硬上弓」的男性的警告，也是對女生在交往中「大膽說不」的鼓勵。但這些文章往往強調「未明確表示反對，不等於同意」，並認定此案中的性行為包含女生（事後表達）的不情願，從而構成「強姦」。這就直接擴大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的強姦定義，即「違背婦女意志，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行與婦女發生性交」，也忽視了「犯罪人必須明知受害人不願意」這一主觀條件。
這些擴張強姦內涵的文章，借鑑了西方和台灣的國家女權主義所倡導的，以保護受害者為傾向的性騷擾和性侵害立法，不僅強調「『不』就是『不』」，甚至走向更嚴苛的「心口如一的『是』才是『是』」。然而，強姦定義範圍的擴大化，真的保護了女人嗎？代價是什麼？
「強姦」定義的擴大
在「熟人強姦」的論述中，合法的性必須是完全自願的，半推半就和欲拒還迎，不被當成性的調味品，而是違反意願的證明。在女性不再是男人附屬品的今天，「性愛要基於各方同意」是現代自由平等契約精神的產物，兩情相悅的性當然值得追求。 然而現實是，人際關係中的勉強和尷尬是常態，不情願也有很多種。欣然同意和強姦之間是一道光譜，而不是一條清晰無誤的罪與非罪的線。強姦定義的擴大化，使得那些更加模糊、棘手的生活情境——如禮貌炮、同情炮、安慰炮、來都來了炮、欠我人情炮、還你人情炮——還來不及得到深入探討，就被迅速打為不規範動作，或者被教育成「你都沒意識到那是強姦」。
如果「當時懵懂，事後覺悟」的情節在新聞事件中反覆上演，並且每次都得到大眾的道德聲援，那麼女性就相當於有了一顆「後悔藥」——當下跟熟人直接說「不」太難為情，那我就先勉強接受，反正如今有了法律和輿論的保護，我事後可以告訴警察，我內心其實是拒絕的。
這顆「後悔藥」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告訴女性遇到危險不必拼命抵抗，可以先保全自己；但另一方面，這種善意的、為保護受害女性、減輕女性舉證責任而倡導的過低的主觀定罪標準，卻可能產生女權主義者不願看到的相反後果──那就是：女生在複雜的人情世故面前的勇氣和能動性，非但沒有增強，反而減弱了。因為它變相鼓勵女生在人際交往中扮演被動忍讓的角色，放棄了她們本可以有的，在從勾搭到上床的各個階段，跟男人斡旋談判的力量。
「熟人強姦」敘事的詮釋壟斷
本案中的女生，是真的本來就沒有談判能力，還是在被「熟人強姦」這一新知識「啟蒙」的過程中，把過去的自己塑造成了一個無知且無力的柔弱角色呢？對此我們不得而知。但擴大化的強姦概念，需要我們強調她的「不願意」和「不舒服」，不容許我們揣測她可能有的躊躇不決或靈活機智。
懵懂的女生接受了新的性教育，成為勇敢告倒男上司的「復仇者」，這是一個大快人心的故事。但要把一個「不知道那是強姦」的女生，事後啟蒙成「強姦受害人」和「復仇者」，需要通過一種特定悲情敘事，簡化和固化仇人與怨恨。
而這條故事線一旦成形，就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其他可能編織回憶的路徑。如今我們的「受害復仇者」，一旦認同了「不情願就是強姦」的新知識和故事線，就算一開始並不想與對方鬧到你死我活，如今也都很難改口和轉念了——就像當年決心自殺的烈女，懷着看客們對那個時代「正義」的期待，走到懸崖邊便很難反悔一樣。
這種「你不站出來，是因為沒有新知識和新話語作為反抗的武器，我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要什麼」的啟蒙方式，真的是在尊重和保護受害人嗎？擴大化的強姦定義，有沒有給當代烈女轉身的機會？
「強男弱女」的鞏固和公權力的擴張
談論強姦、哪怕是「科學」地談論什麼是強姦、或「進步」地談論如何不放過每一個「強姦犯」，似乎都會讓人感覺哪裏怪怪的。因為這些話語都沒有擺脱「強姦」這個詞自古以來所承載的，女性作為顫抖哭泣的受害者的形象（況且，中國目前強姦罪的受害人只能是女性）。
強姦故事所描繪的總是恥辱而恐怖的場景，不管是使用暴力，以暴力威脅，還是如今熟人間的不情願，都暗示着「女=弱=受害=遭受不義」、「男=強=施害=總是逃脱」。就算把「強姦犯」繩之以法，這些等式所代表的尊陽貶陰的父權邏輯，和男賺女賠的貞潔文化，並沒有改變。當然不是說追究強姦罪沒意義，而是我們必須承認，任何策略都有其代價。強姦概念擴大化的陰暗面之一，就是女性被認定為受害者的情境也在擴大化。
鼓勵「熟人強姦」也要報案的另一個危險，是把警察介入當作現代人際糾紛的首要解決方案。擴充公權力不但被當成社會「進步」（排除一切不體面的主體和行為）的手段，還成了「文明」本身的標誌和目的。這樣卻忽略了：維持現有性別秩序、打壓女性和性少數、審查文學電影和網絡中情慾表達的，往往也是公權力。
一個強姦內涵擴大化的社會，一個約炮就會被退學的社會，和一個拉拉（女同性戀）求婚會被警察撬門的社會之間，是否有微妙的內在勾連？
反蕩婦羞辱與性污名
與「熟人強姦」的啟蒙教育一致的，是「停止蕩婦羞辱」的呼籲，即，不要譴責女生穿短裙就活該被騷擾，不要一有強姦案就呼籲女人注意安全，不要誹謗本案女生濫交或敲詐。的確，受害人穿什麼、有沒有喝酒、走不走夜路，都不能成為被強姦的理由，因而「反蕩婦羞辱」有為女性賦權的意義。
遺憾的是，目前大多數「反蕩婦羞辱」的言論，都沒有直搗「蕩婦羞辱」的死穴，反而可能與之共享了一種邏輯。輿論對本案「受害者」的聲援大都是說：「你們怎麼可以說涉世未深的少女是蕩婦？」卻很少說，就算她是跟上司開房的「蕩婦」，也沒有錯。在前一種聲援裏，反羞辱與羞辱無意間達成了一致：「性」（特別是不那麼正統的性，或與錢權沾邊的性）會使女人蒙羞。這不僅是綁在當代女人身上的貞操帶，也是施加在性上的污名。
性污名，體現在把性「特殊化」和「道德化」：性被當成無比特殊的事情、性器官比其他器官更神聖不可侵犯；所有「越軌」的性（如學霸約炮、明星操粉、拉拉求婚和領導睡下屬）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道德譴責。目前網上對此案的討論中，有哪些沒有言明的「常識」在把性特殊化和道德化呢？
很多職場女性都有類似的經驗：心裏一萬個「草泥馬」，但還是要笑臉相迎陪領導喝酒喝到胃潰瘍。我們總傾向於認定，應酬喝酒對身心的傷害，一定比應酬開房小得多。這種生殖器比腸胃更珍貴的觀念，為何如此理所當然？當我們把上完床接收紅包，簡單跟物化和侮辱女性劃等號，是不是也在暗示賣淫嫖娼總是不如戀愛結婚，這裏面又有多少對性工作的鄙夷？
另外，如果我們總是認為，上下級之間的性關係，不是潛規則就是性賄賂，那麼真正想要利用性資本，作為向上流動的手段之一的女人，豈不是只能否認自己的意願和人際交往中的能動性？在他人（尤其是正義凜然的姐妹）面前，只有說自己不情願才不會受道德譴責？而性資本的運用，一定比利用體力、技術、創意或其他資本更低劣嗎？
斷開污名鎖鏈，性本無罪
因此，只是停止指責「受害者」是蕩婦，卻不在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擊破文化觀念中的性污名，是遠遠不夠的。那麼，什麼樣的文化改變，才會讓女人們敢於蕩起來、讓就算不蕩的良婦也不怕被羞辱成蕩婦呢？
除了改善經濟政治條件為女性提供平等的制度環境，我們還需要有更多言論和實踐，把蕩婦變成一個切切實實的誇獎。為蕩婦去污名、為性去污名，雖然不能直接修復那些已經發生的強姦或猥褻案件的傷害，卻至少能讓「受害者」少一些心理負擔。
與此同時，如果我們真心希望壯大女性力量，就也需要關注「炮王」、「變態」、「出軌男」、「猥瑣男」、「流氓」（在大陸，流氓一詞包涵「妨礙風化」者）等背負性污名的男性，就像要為小姐爭取權利，就必須也為嫖客正名。這聽起來很反直覺，或者很「聖母婊」，但以性污名為基礎的串聯策略，能提醒我們跳出強男/ 弱女的二元對立，看到「受害者」和「強姦犯」所共處的忌性恐性的社會環境，或許是更有建設性的。
這一策略如何應用呢？
例如，一些文章說此案男主角向來口碑不好，經常對女下屬聊騷（言語調情），「他做出這樣的事我們不奇怪」。於是對一個男人風流成性的判斷，成為了「強姦」的品格證據。然而，正如女人的短裙和浪蕩不能為「強姦」開脱；男人的口無遮攔，也不能自動讓他變成「強姦慣犯」，否則就是雙重標準。與此同時，如果我們希望在文化層面停止蕩婦羞辱，那就也要避免用「軟且快」來嘲諷此案男主的雄性氣概不足，還要警惕對「強姦犯」過去性行為、性偏好、性表達的回溯式攻擊。
我們不必妄想男人如何只會用下半身思考，如何花言巧語狡詐暴力；不必因為女人的性被戴上枷鎖，就要把男人的身體也拴起來才是平等。我們需要的是斷開性污名的鎖鏈，畢竟，性本無罪。
（黃羽飛，性積極女權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