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雷动?
在2015年底,当我经历过两年“占中运动”及“雨伞运动”,以及之后近一年的反思期后,我开始重新思考香港的民主之路可如何走下去。面对2016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那时的我相当悲观。在非建制派全面碎片化下,当时的想法,是非建制派的策略应保守地只求保著关键的三分之一议席(编按:可拥有关键否决权)。我第一系列谈9月立会选战的报章文章,都是抱持著这样的想法。
但当我在写著这系列的文章时,我不断重复分析2012年立法会选举结果的数据,发现了一些现象,完全是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我看到建制派与非建制派之间的得票比,大概是43%对57%,若非建制派能派出适量的名单及选民能平均投票给他们,非建制派是完全有可能在地区直选取得35席中的23席的。
如果是这样,若能在超区选举取3席,及在传统功能界别选举中的一些界别取得突破,不单保住三分一议席完全没有问题,更有可能达半数议席,那就可以大大震动现有宪制,令现制变得非常不稳定。因北京政府再难透过保皇党操控立法会,促使北京政府必须面对政治现实接受制度改革,令行政及立法关系回到正轨,也让港人的意愿有机会透过民主改革真正彰显出来。“雷动计划”就是如此产生出来。但因我一向对数字的敏感度都很低,故特地找了一位精算师朋友再看一次,以确无误。
在2016年初,我在报章发表文章提出雷动计划,希望非建制派在9月的选举能争取到立法会一半议席,以攻破现设计对民意的枷锁,带动政改以实现真普选。之后,因应情况的不断变化,雷动计划包含多个元素及不断演进。所有变化及雷动计划的具体内容,我都在之后一系列讲“雷动”和策略投票的报章文章中,作了公开及详尽的解说。
雷动的不同版本
“雷动计划”的第一版本是以参选者为焦点,推动泛民政党与其他非建制派的政治力量,在超级区议会选举及地区直选的各区选举,协调出适量的参选名单,以集中选票及减少浪费票。在考虑了非建制派可能得到的选票总数及与建制派选票的对比、选区议席数目的多少,以及建制派可能会派出参选名单的数目等因素,就可得出非建制派在各区的最佳参选名单数目。之后只要支持非建制派的选民能平均分票给这些名单,非建制派候选人都能当选的机会就可以大大提升。具体目标是要在地区直选的35席中取得23席,在超级区议会选举5席中保著3席。
雷动计划也希望非建制派能保著现有的传统功能界别的6席(法律界、教育界、社会福利界、卫生服务界、会计界及资讯科技界),并争取能在另外三个以个人为登记选民的界别(医学界、工程界,和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夺得议席。加起来就是35席,占立法会议席的一半。
不过经过几个月努力,在相对容易协调的超区也不能成功达成进行初选的协议,那就更加不用说能就五个地区直选选区进行协调初选了。在传统功能界别,我也尝试做了一些协调工作:社工界及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都有多于一名非建制派人士有意参选。社工界虽未能成功,但在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经协调后,两名有意参选的非建制派人士中有一人愿意退出,终能在此界别集中力量去争取议席。
雷动计划跟著演变为第二版本,以公民社会为中心,由选民自行组合策略投票去达成目标。公民社会有十多个团体支持雷动计划的策略投票意念,成立了“公民联合行动”,在香港社会开始推动策略投票。其中包括了一群资讯科技行业的朋友,他们自行筹组了一个新的组织“公民数据”,并开发了一个手机程式“雷动声呐”Votsonar,作为整个策略投票运动的资讯平台。
策略投票的意念就是希望选民在投票时,在考虑候选人的个人质素、政治联系、政纲、往绩外,还要考虑他的胜算。在现在香港的比例代表制选举制度下,选民若不考虑候选人的胜算,不少选票有可能被浪费掉,不能产生议席。过去非建制派在各个选区,选票虽远多于建制派,但却不能取得合乎比例应得的议席数目。
但要策略投票,也不是要选民盲目地支持任何候选人,而是在看到他的第一选择(即他最想支持的候选人)的胜算不高后,希望他们能转而支持一些第二选择。策略选民能接受的第二选择也会有多有少,每个人是不同的。在香港,按过去的研究,大部分人都不是策略选民,投票时其实是不会考虑第二选择的。
只要在选举中,能把非建制派各候选人中,分出谁是必胜、没可能胜出和边缘,然后促使必胜及没可能胜出的候选人,其支持者中的策略选民,转至及平均将票分到边缘候选人,那就可以提升边缘候选人胜出的机会,争取到更多议席。
这与建制派的配票很不同,建制派是由上而下,由一个中央的机构去调动选民投票,但策略投票是选民在掌握充足资讯、仔细分析后自行组合、自行决定如何分票给不同的候选人。
雷动与策略投票
要成功实行策略投票,计划要包含数个元素:
首先,我们必须准确掌握各候选人的胜算。这主要是透过由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港大民调)在选举日前的最后阶段进行的随机电话民调的数据。雷动声呐也自行收集数据作补充。整合起来,就可以得出一套合理可信的数据。
按过去的研究,我们推算非建制派会有大概120万支持者在选举中投票,当中20至25%会是策略选民,即大概20多万。由6月开始,透过社交网络、街站、报章广告,及朋友间推介,我们希望起码招募10万策略选民,透过安装雷动声呐并填写当中的民调后,能加入成为雷动计划的策略选民。
但可能以资讯科技去结聚选民这方法太新,并初期因离选举日还远,故大家对选举未有足够关注。因此,直至8月底,参与策略选民的数目离目标仍是很远。只是到了最后两天,才急速增至40000人。但即使如此,只靠雷动声呐的策略选民也是不足够,必须想方法透过雷动声呐的策略选民去产生涟漪效应,望能有更多策略选民可以参与,无论是否完全依从雷动声呐的策略选民的建议,或是自行组合分票,那才有望达成目标。
由于在不同选区,有多张边缘名单,而按数据分析及推算,并没有足够选票帮助所有边缘名单当选,只能在当中选出一个合理数目的边缘名单,然后由策略选民平均分票给他们。在9月3日晚上至9月4日凌晨,雷动声呐把所有已参加的策略选民,按选区分到不同群组,进行商讨,最后由他们自己决定会支持及平均分票给哪几张边缘名单。当晚有万多人参与商讨。
由于雷动声呐是选民自行参与,他们虽是策略选民,但能接受的第二选择也有多有少,故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选择。有一些非建制派候选人,虽然在民调显示的支持度较高,但非常多雷动声呐的策略选民都不愿意支持他们,故他们并不在雷动声呐的建议之列。正因策略投票是由选民自行组合自行决定如何分票的策略,并不是由组织者由上以下向选民发出投票的指示,故雷动声呐不可能完全只是看民调结果。
有了决定后,在9月4日凌晨,雷动声呐的策略选民透过私人传讯把决定传给他们自己的网络。以前未曾采用过这种传播模式,但想不到在今次采用,传播的速度及阔度是如此厉害。依据之前的研究,我们虽合理地推算策略选民顶多只是20多万,但在香港现今急速变化的政治环境,可能在短短个多月间,策略选民或超过40万。究竟有多少策略选民,要留待进一步的研究。
当开始投票后,雷动声呐的系统转为汇报系统,让策略选民汇报他们的实际投票意向,以掌握选票的走势。虽有一万多人汇报了讯息,在一些选区能看到一些选票的趋势,但因系统本身的问题及汇报的数字,未能掌握全面的情势,令最后阶段给雷霆救兵的建议,未能很准确地把选票调动得好,致一些希望帮助的边缘名单还是落败了。有些原先是稳胜的名单,因他们原先的支持者超出预计变了为策略选民,转去支持其他非建制派候选人,导致他们只是险胜。
雷霆救兵也是策略选民,但他们会在8时后,在收到雷动声呐最后的建议后才投票。从今次选举日每小时的投票率看,早上的投票率不是太高,但累积整天的投票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58.26%,那是因为最后数小时的投票率非常高,可清楚见到雷霆救兵的效应非常大。也因为看到投票率那么高,我们在最后阶段在新西修改了建议,希望能以破纪录的投票率能多争一席。
当雷动声呐在下午8时要向雷霆救兵发出最后建议时,系统突受攻击,因事前已有防卫措施,系统虽未被破坏但已被拖慢了,导致建议迟了才去到雷霆救兵手上,也就更少时间传给其他未有参加雷动声呐的雷霆救兵。这也可能导致策略投票未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雷动之后
雷动声呐最后建议了23人,共19人当选,整体成功率是82%,在九西、港岛、超区是100%,新东是80%,九东及新西是66.6%。当然不能说他们当选是因为“雷动”,但“雷动”或策略投票肯定发挥了一定作用。
现在选举已尘埃落定,因这次选举的结果,随著“雨伞运动”,一个新的时代已来临了。非建制派也会进一步演化,需要新的组织模式去支援香港的民主自决运动,把政党、公民社会及公民连结起来,产生更大的协同效应,以在下一次选举突破困局。
“雷动”或策略投票必会在这民主自决运动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它无异存在极大的改善空间。我们在下次选举前,一定要想方法:
一、设计更公平的参选机制,以定出最适当数量的候选名单;
二、更准确地掌握候选人的胜选;
三、改善策略选民的决策机制;
四、改善汇报系统以准确掌握选举日当天的选票走势;
三、改善向策略选民及雷霆救兵讯息的机制等。
我会说,策略投票是香港人手上的倚天剑,或许今回磨得还未够锐利,但只要在未来四年做好部署,是有力与中共的屠龙刀一拼的。谁胜谁负,还要看我们的决心。至于我自己,我是不会放弃为香港争取民主自决的,只是我会扮演什么角色,那不是我来决定,只要大家觉得我是有用,我会义无反顾继续打拼,但若大家觉得我已成了负资产,我也绝不犹疑,不再站在前线。其实对我来说,能不用做,反是更好。
(戴耀廷,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雷动计划发起人)
And I am totally freaked out when I read you described 雷動as「整體成功率….超區是100%」For we all knew that 「雷動」叫大家要「救」的鄺俊宇竟成超區中的泛民票王、涂則幾近因此被「抽飛」過急而出局…..
I sincerely hoped that you didn’t really pen the assertion:「整體成功率….超區是100%」? For if you did, I will seriously doubted that it is a classic case of Attribution Bias….
Let’s take a look at another passage, as quoted:
“Toward the end, he (Professional Tai) placed full-page ads in Apple Daily saying he was coordinating with the HKUPOP polling operation. But his scheme was initially intended to be a sharing of preferences among his own self-selected participants.
Then on Election Day itself, he (Professor Tai) sent out two messages, morning and evening, the first suggesting which candidates to abandon. In the evening, when he decided he had probably gone too far, he advised not to abandon them all after all.
Benny Tai owes everyone an explanation, which he tried to provide yesterday saying it didn’t go as he had planned. His Occupy Central idea didn’t turn out the way he planned either. Professor Tai is a law professor but he obviously hasn’t given much thought to the 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Benny, I never doubt your commitment for advancing democracy and universal suffrage in Hong Kong. But were those allegations as aforementioned factually true?
If they were true, my friend, you do owe the public an explanation before you can proceed.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6/09/11/the-kids-are-alright-hong-kongs-latest-elections-are-proof-the-umbrella-movement-did-not-fail/
最後系統受到攻擊?到底是誰在攻擊?
楼上的,跟屠夫斗争,光讲道理有用吗?必须有勇有谋,讲究策略,否则大船倾覆,一切都免谈。
原來香港立法會存在意義窮到只剩下建制與非建制之爭、否決與被否決,還以為這個議事廳還有一點點空間留下來讓「真理越辯越明」、求真、求進步、求共識、求共贏,原來鬥爭已成為唯一的主旋律,這就是香港的現實?
戴教授繼續努力,不要在意熱普城的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