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破天荒出现难民代表团。国际奥委会（IOC）提供机会予难民运动员参加现代竞技运动的殿堂级盛会，在难民议题如此瞩目的今天，其政治意义极大。而 IOC 今次筹组难民代表团的决定，也一反该组织长期以来代表西方精英阶层中的右翼保守力量的形象，并且进一步体现了竞技运动和奥运会可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平台的可能。
但对昔日的 IOC 而言，以运动作为争取平等的平台却曾经是不能被接受的事。
种族平等：由 Black Power Salute 到 Cathy Freeman
奥运历史上其中一幕最令人难忘的场面，发生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男子200公呎短跑的颁奖礼上。当时两位非洲裔美国籍跑手──冠军 Tommie Smith 和季军 John Carlos 在颁奖台上举起了戴上了黑色手套的拳头，以示对种族不平等的不满。对于 Tommie Smith 和 John Carlos 的 Black Power Salute，不但西方主流舆论并不认同，连在同届奥运会夺得重量级拳击金牌、后来转打职业赛也成为拳王的非洲裔美国籍名将科曼（George Foreman），也嘲笑二人的举动。时任国际奥委会会长的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更是愤怒，他向美国奥委会施压，于是后者将 Tommie Smith 和 John Carlos 逐出奥运村。美国奥委会亦发表声明指二人的行为违反了体育精神和无礼。
讽刺的是，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和1964年东京奥运一样，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在大批非洲国家向 IOC 施压下，未有获邀参加（南非要到1992年，种族隔离政策行将结束时才能重返奥运）。由此可见，IOC 当年制裁南非只是国际压力下的无奈之举，而不是有意识藉奥运平台推动种族平等。否则 Tommie Smith 和 John Carlos 就不会因为他们的政治行动而成为众矢之的。
到2000年，夏季运动会在澳洲悉尼举行。本身是当地原住民，而且曾就原住民权益问题批评时任澳洲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的田径好手 Cathy Freeman 被委以在开幕礼里点燃圣火的重任。Cathy Freeman 在赢得女子400公呎赛跑冠军后，手持澳洲国旗和代表原住民的旗帜绕场一周。今次没有 IOC 人士公开批评她，西方媒体也大多对她的举动抱持正面态度。Cathy Freeman 得到和32年前的 Tommie Smith 和 John Carlos 不同的待遇，反映了西方精英阶层在种族议题态度上的转变。
奥运中的性别不平等
相对种族议题，IOC 近年用了更多心思在两性平权这方面。在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中，女性运动员的数目是零。后来虽然增设了女子组赛事，但在二次大战前，大部分比赛仍然是男性专利。为了抗议奥运上的性别歧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出现过四届“女子奥运会”（Women’s World Games），由国际妇女体育组织举办，借此挑战男性主导的 IOC。
尽管在今天的 IOC 委员当中，男女委员的比例仍然悬殊，但自从2012年伦敦奥运引入了女子拳击项目后，女性运动员已可以参加所有夏季奥运项目。同时，IOC 要求所有参赛国家都要派出女性运动员参加奥运，足证 IOC 对女性的态度和100年前已是两回事。在前年年底通过的“2020”改革方案中，IOC 亦订下让女性运动员的比例达到五成的目标。近年 IOC 亦鼓励各单项体育总会举办混合性别的队际比赛，这样的举动也有显著的进步色彩。
索契冬奥：让运动员发声
IOC 近年对性别议题持比较进步的立场，却因为2014年的索契冬季奥运会而备受质疑。在2013年中，俄罗斯通过一条被视为歧视性小众的法例修正案（《关于保护儿童免遭有害其健康和发展信息侵害》）。不少申张性小众权益的组织希望利用索契冬季奥运会向普京政权施压。美国总统奥巴马（欧巴马）更特意委任了两名已出柜的同性恋者为冬奥代表团成员。面对大国俄罗斯，IOC 没有对该法案表明态度，但也算有回应诉求。除了后来将反对性倾向歧视的文字列入《奥林匹克宪章》外，在索契奥运期间，IOC 亦破天荒表明容许运动员在记者招待会上就相关议题发表意见。不少运动员因而把握机会，在赛事期间发言表明立场。IOC 这次的决定等同承认了运动员在奥运官方活动中有发表政见的权利。
2016年的运动政治观
IOC 当然称不上是什么进步组织。尤其是面对各国恶劣的人权纪录时，IOC 没有决心，也没有多少能力去改变现况。前年年底，IOC 将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交予近年统治愈见高压的中国（北京唯一的对手是同是专制国家的哈萨克城市阿拉木图）。去年公开的2024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合同，虽然有提及新闻自由、劳工权益和性小众权利，但国际特赦组织却指相关条款太过空泛，对促进人权难有实际作用。
但上文提及近来 IOC 的转变，却是反映了西方精英阶层如何由漠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变成当下视两者均为政治不正确的事。而 IOC 一手促成难民代表团，亦反映出难民流离失所这人道危机已成为西方主流社会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问题。
社会进步不是从天而降的。上世纪初的女子奥运会就是透过竞技运动争取两性平等的先锋。上月美国的年度卓越运动表现奖颁奖典礼（ESPY Award）上，四名非洲裔篮球明星获安排在台上发言声援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更证明了运动员就政治诉求发声，只要是符合一般理解下的“普世价值”原则，西方主流社会都已接受。因此，如果有运动员在今次奥运会借机高调表达人权相关的政治诉求，相信 IOC 也不会非议。
当然，IOC 容忍的言论自由也肯定有限度。如果有运动员藉奥运会争取民族独立，故意令大国尴尬，又或者如上届南韩男足的朴钟佑一样，将国与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带到竞技场上，相信 IOC 又会重申“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的观点。
总括而言，面对国际民间社会不断的压力，IOC 已经作出了一些姿态上算是进步的改革。无可否认，IOC 理应利用其特殊地位，为人权做出更多贡献，例如在选择奥运主办城市时认真考虑其人权状况，而非仅考虑政局是否稳定。但今天或许令人更不安的是，当 IOC 透过组织难民代表团来打造一个进步形象，甚至无意中挑战了 IOC 自己坚持了上百年的民族国家至上观时，世界各地不同形式的右翼排外风潮却俨如成为了挑战西方精英阶层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这时空下，向来保守的 IOC 好像成为了世界进步政治阵营一员。这只令人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更为担忧。
（李峻嵘，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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