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是非对错”清楚明白到某一个点，写文章其实有点多余。但当“是非对错”严重到某一个点，写文章立此存照亦非常重要。选举管理委员会拒绝让梁天琦在内多位社会人士参选，所涉的已经不只是香港人是否支持本土派、港独、或某某候选人，而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今后当如何看待自己：我们到底是“自由人”？还是别人的奴仆。
立法会作为香港人的立法机关，所理应代表的是“香港”这个政治社群的集体意志，而非任何一个管治者或当选人的个人意见。区区70人，耳目手足跟我们任何一人都无多大分别，他们凭什么立下法例，规定这个、限制那个，再透个治安机关干涉我们的私人生活，并要700万人接受他们的判断和决定？
一个常见说法，是因为议员经过选举进入议会，乃民意代表，因此我所听从的，其实是70人背后的民意。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很多时候，我所投票授权的候选人都会败选而无法进入议会，而且就算进了议会也可能只是少数。于是当多数派通过法案时，所代表的民意大可是我反对的意见，那我又为何应该服从？
立法会是政治社群的整体意志
我们服从，是因为立法会所代表的，并非个人，亦非部分民意，而是政治社群的整体意志。而我作为政治社群的一员，为了合理公平地与其他公民组成社群，并解决很多日常生活的分歧，便愿意透过各式投票机制，参与决定让大家一同生活的规范。最终结果虽不一定尽如人意，但总算是来自我有份组成的政治社群，过程或有得有失，但我仍有理由服从。
打个比喻，一班朋友去食饭，要决定吃什么菜式时出了分歧，有人想吃汉堡包，有人想吃日本菜，有人想吃法国菜。这时除非大家分道扬镳，否则总得作出决定。当投票决定去吃法国菜后，这并非多数人在欺压少数人，而是他们作为“一班朋友”决定去吃法国菜。同理，立法会订立的法例值得我们服从，是因为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政治社群”整体作出的决定，而非出于某某人的意志或派别利益。
然而，如果我们被拒参与决定过程，那又怎样呢？回到刚才的比喻，“一班朋友”经过商讨后，决定去吃法国菜，这本身问题不大。但如果过程中，想吃汉堡包的人连提出主张的机会也没有，汉堡包亦不在投票选项中，那想吃汉堡包的人，其实没理由觉得自己有份决定“去吃法国菜”。如果每一次这班“朋友”都如此对待想吃汉堡包的人，想吃汉堡的人更有理由质问究竟他们还是不是“朋友”，抑或只是一班人自恃人多欺压少数。长此下去，结果终必是分道扬镳，不再一同吃饭。
被排拒于政治社群之外
同理，剥夺某人的选举权或被选举权，原则上等同将这人拒绝于决策机制之外，而这决策机制正正是组成政治社群的关键。一个人若无法参与决策机制，他实际上就是被排拒于政治社群之外。因此，道义上，他亦再无责任遵从这政治社群的任何决定。民主社会里，“剥夺权利”（disenfranchisement）往往就是一个政治社群崩毁的开始。
梁天琦等人被剥夺被选举权后，他们在个人立场上，大有理由觉得他们被排拒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政治社群之外，继而觉得这政治社群于自身再无合理权威。他们即使不即时反抗，也只是出于力量计算，而非出于服从。
但更可怕的是，当他们被排拒的理由是因为其“港独主张”时，所有支持、认同，甚或只是同情港独主张的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觉得自己被排拒在外。梁天琦等人代表的民众和香港政治体制的联系，刹那间被悍然斩断。今后，将会有更多人觉得：既然自己被排拒在这政治社群之外，就更无理由留下来，“独立运动”的道德意义，将因为政权排拒异己而更形确立。
而现行政治体制，亦会因为进一步失去认受性，而变得更无力处理港独问题。毕竟将同情港独的民众排拒在政治体制之外并不会让他们消失，而只会驱使他们更相信自己不属于现有体制下的政治社群，继而使他们更坚决要另起炉灶，以追求一个独立而属于他们的社群。
这当然不会增加“港独”成功的机会，但却大大地削减香港和平地回应“港独议题”的转圜余地。当梁天琦说：“无事可再做，只余革命”时，对同情“港独”的人而言，绝非虚语。
而且，如此下去，立法会，以至整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将失去一大批民众的支持；这些民众很可能会视“香港特别行政区”为受“他者”操控以压迫自己的平台。这非旦使“港独议题”无法透过现有机制讨论处理，更会波及其他范筹──因为当失去认受性的立法会推动具争议性的政策时，反对民众轻则会觉得自己无义务支持或服从，严重时更有可能将每一个具争议性的政策，视为出卖或打压香港人的阴谋。届时，香港势必要面对更激烈的动荡和抗争。
是自由人还是奴仆？
当然，以上论述，只是从民主理论的角度出发，以大家均为有尊严的“自由人”去理解今次事件。对一些支持极权或专制国家的人而言，以上所论全属废话。这些人并不认同人生而平等自由，不认同权威既非自然、亦非必然。他们会觉得只要一个人在权力之下，就自然有责任服从，而“权力”存在只因它存在，谁有实力谁话事。实力就是强制打压、收编收买的能力。人家有数百万大军，以万亿计的国家预算可随时动用、对方有实力，当然要服从他们。
对拥有这种想法的人而言，即使梁天琦等人被夺去被选举权，他们亦无被排拒在“政治社群”之外，因为“政治社群”并非由平等的公民按人类的尊严与意志自由组成，而是以暴力与利益强制出来的。专制概念下，无人是“自由人”，所有人，包括各级当权者在内，都是某人的奴仆，而奴仆只会被权力宰制、放逐、摧毁，却不可能在道德意义上被“排拒”的。
这次梁天琦等人参选权被剥夺，在实质行动上我们“香港公民”可以做的，可能非常有限。但我们如何看待、理解、回应这件事，将会反映出我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究竟我们是自由人，抑或奴仆？老实说，看著选管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之名，剥夺数名“香港公民”的被选举权，笔者正以自己身为“香港公民”却无力阻止此事，而感到万分羞愧。
（陈永政，旅星香港学者，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Yale-NUS College）助理教授）
為什麼普選要由北京決定？基本法釋法由人大常委會來進行？政制上已經決定香港只不過是一個專制政權下屬的一個地方，沒有主權，有沒有民主就只能乖乖交給北京來決定，除非港獨，但是基本沒有成功的可能性，從而陷入死循環。而談到港獨，要從一個專制國家中獨立出來，沒有暴力革命，怎麼談怎麼爭取都沒用，所謂言論自由在這種情況下根本完全沒用。
難道磚頭就不摧毀社群？
本质就是政府不信任人民。人民也只会越来越不相信政府。越走越远
道德评判本来就是模糊而无准绳的事情，所以才需要法律。现在的选举不是举孝廉，非得道德水平高才可以参选、当选。人家参选没有违法，你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来打压，这叫什么行为？
為何要愛中國才可能為為香港人謀福祉？梁天琦能否為香港人謀福祉應由香港人的選票決定，而非政府。
有沒有資格，我不清楚，我只是覺得一個連基本的禮義廉恥都沒有的人何來資格選取，一個連國都不愛的人，怎麼愛香港，怎麼謀福祉，如果這樣一個人都能能做去選舉，以後人人都通過譁眾取寵的方式去獲得關注同選取，而不是通過關注民生福祉得來的，香港還有明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