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世界上干嘛？做点事儿嘛。你现在身体还可以，社会有这个需求，那就做嘛。”
吴建民先生逝世后，我们又一次回想起他说过的话。2016年6月18日凌晨，刚下飞机准备赶往武汉大学的他，最终在“做点事儿”的道路上停下了脚步。
在我们心中，吴建民先生是外交学院前院长、老师，是温文尔雅、有礼有节的出色外交官，同时也是坚持冷静思考的优秀外交学者。他突然遭遇不幸，我们的遗憾与痛惜，难以言表。
替外交学院打开视野
回忆起来，我们许多人，都是因为吴建民先生而与中国外交结缘的。
能进入外交学院，意味著在高考结束时，要考到不错的分数──这个分数可以去顶级大学读经济类专业，毕业以后进入证券公司、银行或政府机关。但我们不约而同没有选择后者。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太喜欢外交、时政和历史。外交学院的吸引力在于：它是外交部直属，院长是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在我们眼中，吴院长是外交楷模，而经由他掌舵的外交学院，则代表著未来我们想要为之追求和奋斗的事业。
吴建民离任院长之后，常常会回到外交学院为年轻人开课、举办讲座和学生交流，乃至以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回答年轻人一些相当尖锐的问题。后来引发和胡锡进的争执，正是因一场这样的讲座而起。
在外交学院，吴先生是真想讲点东西，做点事情。外交学院的学生常自嘲：学院院长一职是“外交官退休前的休息点”；吴先生似乎不这么想。他在任内，开启外交学院新校区的建设；为了促成发展和国际交往，他也常常组织调研团去欧洲考察，联络相关资源，为学生打开无数认识世界的窗口。吴先生自己更在学院里开了两门选修课，一直广受学生欢迎。
为了让学生拓宽眼界，吴先生到任后做的另一件事，是开设“外交学院论坛”。光是开始的2003年9月到12月，就陆续有前外长钱其琛、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以及达沃斯论坛创立者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等诸多讲者莅临。而其后的五年内，讲座一直保持著很高的质量。
吴先生卸任院长后，我们一直期待这些好的规划会延续，然而这种期待最终只是期待。
讲道理、交朋友
吴建民先生担任外交官时，一直努力实现中国和世界的相互理解。吴先生生前是一个广结朋友的人，也许正是这样，他提出“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战略，即通过“交朋友”替代“结盟友”。中国的外交政策会朝着什么方向变化，未必容易预测，但有更多愿意“讲道理”、“交朋友”的人，无疑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幸事。
上世纪60年代，吴先生曾有4年时间调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做法文翻译。2003年10月，吴先生接受外交学院校报《外交人》采访时说：“那个年代（中国）和苏联吵架，我们搞同声传译，有时候也很气，觉得苏联有些欺负我们，和他们争论很激动，我翻译起来一激动嗓门就大。但是我们代表说：‘嗓门小一点，不许超过我的嗓门’……你和外国人讲话，声嘶力竭并不好，要讲一些道理，娓娓动听好，关键是内容。”
这一经历，成为他日后注重对话交流的契机。
中国“入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有3年时间是和时任驻日内瓦代表吴建民共事，分别担任谈判的正副首席代表。他在回忆吴先生时，就称赞他的外交理论著重于“怎样同外国人沟通、交流，为国家多争取几个朋友，少树几个对手”。
龙永图回忆称，彼时媒体来了，（中国谈判团）“总是躲着”，但是美欧代表团会见记者就很积极。到了第二天，被中国代表团冷落的媒体，就一边倒地抨击中国谈判时“不讲道理”。当时吴建民跟龙永图讲，一定要“主动出击”和媒体打交道。这才有了中国谈判团接触媒体、扭转印象的开端。
吴建民先生在外交上的灵活，可以从中法元首“家乡互访”看得出来。1998年12月16日吴建民就任中国驻法大使，在递交国书时，希拉克总统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于1999年访法；法国政府显得对这次邀请很重视。不过，江泽民在1994年就曾访问过法国；一般而言，国家主席很少多次出访同一个国家。
为了促成江泽民访法，吴先生多次和国内沟通，最终找到了一个契机：1997年希拉克总统第一次访华时，刚下飞机就向周围工作人员问起了“扬州”，这是江泽民的故乡。在吴建民的牵头安排下，江泽民与希拉克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互访彼此故乡。这是外交史上，中国国家元首与外国元首互访故乡的第一次，也是吴建民在中法关系中记忆最深刻的一幕。直到今天，中外元首互访故乡仍然是传递友谊信号的做法。
这次互访，体现吴建民一贯的外交风格：好的外交要能交到朋友，而在故乡会面，恐怕比在总统府会面亲切得多。这在当时并不是传统外交方式，但却有独特意义。如果外交如一些人所说，是纯粹的利益博弈，就不能解释这样的成就。
被指为“汉奸”的和平路线
2016年四月，吴先生在外交学院新校区的礼堂，做了一次题为“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的讲座。有学生自发记录了讲座内容在网上发布，没想到却引起了轩然大波。《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和吴建民开展了一场笔战；吴被很多人指责为软弱的“鸽派”，是“李鸿章式的外交”。甚至很多中国网民，还对他冠以“汉奸”、“卖国贼”的骂名。
吴先生早就知道，外交上的博弈并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还需要在国内讲道理，说服更多的人，选择更合理的政策。正因为如此，在离开外交一线后，他仍然致力于教育和“外交科普”，努力使国人更好认识世界。
在吴建民先生的讲座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和世界的理解。他坚持认为：开放是中国大踏步前进的必要条件；而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变化，是当今世界的大局；“韬光养晦，和平发展”仍然是中国外交的最优选择。
显然，这些年有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些观点，并认为中国“内功”已然接近大成，也到了“秀肌肉”的时候。他们觉得，中国被欺负了快两百年，现在风水轮流转，怎么也该轮到“我们做一做世界警察”了。
这绝不是孤例，甚至可能代表着多数人的想法。吴先生的逝世，在微信朋友圈里引起满屏悼念。在一些媒体网站上，却也能看到清一色的批判，称其“汉奸”。这样矛盾的现象，或许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困惑。就像吴先生在著作《外交案例》里提到的那样：外交部要么被人寄钙片（隐喻不够强硬，“骨骼缺钙”），要么被人批判太“流氓”。在两端之间找到折衷，似乎总是那么艰难。
平衡中国外交的艰难
在当代历史上，中国外交从一边倒向另一边，又逐渐趋向平衡，就像小船上的划手们努力控制着力度和方向。从早期的“一边倒”倾向苏联，到60年代“反帝反修”推动革命，再到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联美抗苏，中国一直是国际政治海洋中的一叶轻舟。划手意志力再强，也敌不过超级大国掀起的风浪。中国不是棋手，而是棋子，充其量是体量更大的棋子。
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实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开始尝试“依据国际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然而当小木船变成巨轮，中国不仅仅具有了劈波斩浪的能力，甚至有意无意的转向，已经可以让附近的小船倾覆。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直接影响世界的格局——很多人对此感到兴奋。然而问题在于：中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这不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解释的。那些理论善于用“国家利益”阐释国家行动；然而在中国这样充满变化的土地上，人们对于“国家利益”的理解千差万别。
从“红旗插遍全球”的输出革命，到“韬光养晦”的和平战略，中国选择关注经济发展，但其目的仍然是“自强”——更何况“养晦”一词，总有点要“东山再起”的味道。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在经济领域已经拥有了任何国家都无法轻视的影响力，而“硬起来”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可以看出，中国外交正越来越“有所作为”，也更主动地宣传自己，虽然口号依然是“和平”、“共赢”等传统词汇，在行动上却时见“下狠手”的行为。
曾经的弱小让中国体悟了受压迫的苦楚。而强大的中国，不应该使这种苦楚复现在其他更弱小的国家。吴建民先生担心的，正是中国外交被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冲昏了头脑，走上一条自我膨胀的盲目道路。
中国的年轻一代正越来越远离一腔热血，争取民族解放和复兴的革命语境。民族主义愈发变成宣泄傲慢的方式，而非对国家前途的关注与投入。外交学院的学生，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吴建民院长留下的风骨。现任院长秦亚青教授去年曾说：“外交学院学子不要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究竟是警醒，是讽刺，还是要求呢？
吴建民先生从不认同自己是“鸽派”。他是敢讲的人，他从不忌讳用激进直白的方式，说出自己认定的想法和道理。面对外交政策上日益高涨的民间情绪，他曾说：“软硬都是手段。硬，你打我一下，我踢你一脚，这三岁小孩子也会，没有难度。软实力，讲道理，谈交情，让别人喜欢你，这很难。”
这位77岁的老人精神矍铄、思维缜密、乐观开朗、亲切和蔼，一生努力在交流与说服的事业上。
吴院长，走好。
（秦何钟，外交学院三位校友合作撰稿的共用笔名，另有两位校友对本文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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