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世界上幹嘛？做點事兒嘛。你現在身體還可以，社會有這個需求，那就做嘛。」
吳建民先生逝世後，我們又一次回想起他說過的話。2016年6月18日凌晨，剛下飛機準備趕往武漢大學的他，最終在「做點事兒」的道路上停下了腳步。
在我們心中，吳建民先生是外交學院前院長、老師，是温文爾雅、有禮有節的出色外交官，同時也是堅持冷靜思考的優秀外交學者。他突然遭遇不幸，我們的遺憾與痛惜，難以言表。
替外交學院打開視野
回憶起來，我們許多人，都是因為吳建民先生而與中國外交結緣的。
能進入外交學院，意味著在高考結束時，要考到不錯的分數──這個分數可以去頂級大學讀經濟類專業，畢業以後進入證券公司、銀行或政府機關。但我們不約而同沒有選擇後者。這大概是因為我們太喜歡外交、時政和歷史。外交學院的吸引力在於：它是外交部直屬，院長是中國前駐法大使吳建民先生。在我們眼中，吳院長是外交楷模，而經由他掌舵的外交學院，則代表著未來我們想要為之追求和奮鬥的事業。
吳建民離任院長之後，常常會回到外交學院為年輕人開課、舉辦講座和學生交流，乃至以外交部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回答年輕人一些相當尖鋭的問題。後來引發和胡錫進的爭執，正是因一場這樣的講座而起。
在外交學院，吳先生是真想講點東西，做點事情。外交學院的學生常自嘲：學院院長一職是「外交官退休前的休息點」；吳先生似乎不這麼想。他在任內，開啟外交學院新校區的建設；為了促成發展和國際交往，他也常常組織調研團去歐洲考察，聯絡相關資源，為學生打開無數認識世界的窗口。吳先生自己更在學院裏開了兩門選修課，一直廣受學生歡迎。
為了讓學生拓寬眼界，吳先生到任後做的另一件事，是開設「外交學院論壇」。光是開始的2003年9月到12月，就陸續有前外長錢其琛、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以及達沃斯論壇創立者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等諸多講者蒞臨。而其後的五年內，講座一直保持著很高的質量。
吳先生卸任院長後，我們一直期待這些好的規劃會延續，然而這種期待最終只是期待。
講道理、交朋友
吳建民先生擔任外交官時，一直努力實現中國和世界的相互理解。吳先生生前是一個廣結朋友的人，也許正是這樣，他提出「結伴不結盟」的外交戰略，即通過「交朋友」替代「結盟友」。中國的外交政策會朝着什麼方向變化，未必容易預測，但有更多願意「講道理」、「交朋友」的人，無疑是中國乃至世界的幸事。
上世紀60年代，吳先生曾有4年時間調到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做法文翻譯。2003年10月，吳先生接受外交學院校報《外交人》採訪時說：「那個年代（中國）和蘇聯吵架，我們搞同聲傳譯，有時候也很氣，覺得蘇聯有些欺負我們，和他們爭論很激動，我翻譯起來一激動嗓門就大。但是我們代表說：『嗓門小一點，不許超過我的嗓門』……你和外國人講話，聲嘶力竭並不好，要講一些道理，娓娓動聽好，關鍵是內容。」
這一經歷，成為他日後注重對話交流的契機。
中國「入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首席代表龍永圖，有3年時間是和時任駐日內瓦代表吳建民共事，分別擔任談判的正副首席代表。他在回憶吳先生時，就稱讚他的外交理論著重於「怎樣同外國人溝通、交流，為國家多爭取幾個朋友，少樹幾個對手」。
龍永圖回憶稱，彼時媒體來了，（中國談判團）「總是躲着」，但是美歐代表團會見記者就很積極。到了第二天，被中國代表團冷落的媒體，就一邊倒地抨擊中國談判時「不講道理」。當時吳建民跟龍永圖講，一定要「主動出擊」和媒體打交道。這才有了中國談判團接觸媒體、扭轉印象的開端。
吳建民先生在外交上的靈活，可以從中法元首「家鄉互訪」看得出來。1998年12月16日吳建民就任中國駐法大使，在遞交國書時，希拉克總統邀請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於1999年訪法；法國政府顯得對這次邀請很重視。不過，江澤民在1994年就曾訪問過法國；一般而言，國家主席很少多次出訪同一個國家。
為了促成江澤民訪法，吳先生多次和國內溝通，最終找到了一個契機：1997年希拉克總統第一次訪華時，剛下飛機就向周圍工作人員問起了「揚州」，這是江澤民的故鄉。在吳建民的牽頭安排下，江澤民與希拉克分別於1999年和2000年互訪彼此故鄉。這是外交史上，中國國家元首與外國元首互訪故鄉的第一次，也是吳建民在中法關係中記憶最深刻的一幕。直到今天，中外元首互訪故鄉仍然是傳遞友誼信號的做法。
這次互訪，體現吳建民一貫的外交風格：好的外交要能交到朋友，而在故鄉會面，恐怕比在總統府會面親切得多。這在當時並不是傳統外交方式，但卻有獨特意義。如果外交如一些人所說，是純粹的利益博弈，就不能解釋這樣的成就。
被指為「漢奸」的和平路線
2016年四月，吳先生在外交學院新校區的禮堂，做了一次題為「準確認識今天的世界」的講座。有學生自發記錄了講座內容在網上發布，沒想到卻引起了軒然大波。《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和吳建民開展了一場筆戰；吳被很多人指責為軟弱的「鴿派」，是「李鴻章式的外交」。甚至很多中國網民，還對他冠以「漢奸」、「賣國賊」的罵名。
吳先生早就知道，外交上的博弈並不僅僅是國與國之間，還需要在國內講道理，說服更多的人，選擇更合理的政策。正因為如此，在離開外交一線後，他仍然致力於教育和「外交科普」，努力使國人更好認識世界。
在吳建民先生的講座中，可以看到他對中國和世界的理解。他堅持認為：開放是中國大踏步前進的必要條件；而由「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變化，是當今世界的大局；「韜光養晦，和平發展」仍然是中國外交的最優選擇。
顯然，這些年有很多人並不認同這些觀點，並認為中國「內功」已然接近大成，也到了「秀肌肉」的時候。他們覺得，中國被欺負了快兩百年，現在風水輪流轉，怎麼也該輪到「我們做一做世界警察」了。
這絕不是孤例，甚至可能代表着多數人的想法。吳先生的逝世，在微信朋友圈裏引起滿屏悼念。在一些媒體網站上，卻也能看到清一色的批判，稱其「漢奸」。這樣矛盾的現象，或許反映了中國外交政策的困惑。就像吳先生在著作《外交案例》裏提到的那樣：外交部要麼被人寄鈣片（隱喻不夠強硬，「骨骼缺鈣」），要麼被人批判太「流氓」。在兩端之間找到折衷，似乎總是那麼艱難。
平衡中國外交的艱難
在當代歷史上，中國外交從一邊倒向另一邊，又逐漸趨向平衡，就像小船上的划手們努力控制着力度和方向。從早期的「一邊倒」傾向蘇聯，到60年代「反帝反修」推動革命，再到70年代「一條線一大片」聯美抗蘇，中國一直是國際政治海洋中的一葉輕舟。划手意志力再強，也敵不過超級大國掀起的風浪。中國不是棋手，而是棋子，充其量是體量更大的棋子。
80年代以來，隨着國家實力的迅速增長，中國開始嘗試「依據國際事務本身的是非曲直，來決定自己的態度和立場」。然而當小木船變成巨輪，中國不僅僅具有了劈波斬浪的能力，甚至有意無意的轉向，已經可以讓附近的小船傾覆。中國的外交政策，開始直接影響世界的格局——很多人對此感到興奮。然而問題在於：中國想要一個什麼樣的世界秩序？這不是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可以解釋的。那些理論善於用「國家利益」闡釋國家行動；然而在中國這樣充滿變化的土地上，人們對於「國家利益」的理解千差萬別。
從「紅旗插遍全球」的輸出革命，到「韜光養晦」的和平戰略，中國選擇關注經濟發展，但其目的仍然是「自強」——更何況「養晦」一詞，總有點要「東山再起」的味道。隨着經濟改革的成功，中國在經濟領域已經擁有了任何國家都無法輕視的影響力，而「硬起來」的聲音，也越來越強烈。可以看出，中國外交正越來越「有所作為」，也更主動地宣傳自己，雖然口號依然是「和平」、「共贏」等傳統詞彙，在行動上卻時見「下狠手」的行為。
曾經的弱小讓中國體悟了受壓迫的苦楚。而強大的中國，不應該使這種苦楚復現在其他更弱小的國家。吳建民先生擔心的，正是中國外交被經濟上取得的成就沖昏了頭腦，走上一條自我膨脹的盲目道路。
中國的年輕一代正越來越遠離一腔熱血，爭取民族解放和復興的革命語境。民族主義愈發變成宣洩傲慢的方式，而非對國家前途的關注與投入。外交學院的學生，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吳建民院長留下的風骨。現任院長秦亞青教授去年曾說：「外交學院學子不要做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究竟是警醒，是諷刺，還是要求呢？
吳建民先生從不認同自己是「鴿派」。他是敢講的人，他從不忌諱用激進直白的方式，說出自己認定的想法和道理。面對外交政策上日益高漲的民間情緒，他曾說：「軟硬都是手段。硬，你打我一下，我踢你一腳，這三歲小孩子也會，沒有難度。軟實力，講道理，談交情，讓別人喜歡你，這很難。」
這位77歲的老人精神矍鑠、思維縝密、樂觀開朗、親切和藹，一生努力在交流與說服的事業上。
吳院長，走好。
（秦何鐘，外交學院三位校友合作撰稿的共用筆名，另有兩位校友對本文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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