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意义从来不能与论述的背境切割。最近梁天琦的大陆出生背景，成为了传媒的讨论对象，他针对谁是香港人的说法备受批评，因为本土派一贯反移民的政治取向，因为“本土民主前线”（简称本民前）在未发现梁天琦出生地前，针对的从来不是移民的文化融入问题，而是恐惧社会资源被移民分薄。
2015年10月，本民前陈述其反大陆移民的原因是：“香港土地有限，资源有限……输入新移民……原本属于我们香港人的东西，甚至香港这片土地都会落进新移民的口袋。”但在最近《端传媒》的一篇访问中，梁天琦大谈他对谁可以成为香港人、谁是香港人的看法，指出“新移民不一定就是他者，如果一个新移民来了香港，主动学习广东话，认同香港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那他／她也可以是我者”。
梁的“文化拥抱论”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但其实大有问题。梁在本民前一贯反移民的前提下说出这一番话，仿佛在说“本民前之所以反移民，是因为现在的移民都不主动学习广东话，也不认同香港的文化及核心价值，因此本民前才反他们”。这个假设毫无事实根据。
移民融入香港的努力
我们2014年做的一个调查显示，接近六成五来港未满七年的内地移民，能说流利广东话（注一）。而同一研究亦指出，随着居港时间日长，大陆移民与本地居民的政治取向就越接近（注二）。其实，“香港人”从来只是一个社会建构及想像。
相比早期大陆来港的移民，近20年来港的移民平均教育水平相对提高。1991年的居港未满七年大陆移民中，有11%只有小学以下程度；到2011年，相关数据已减至2%。在同一时期，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大陆移民，由33%提高至 44%（政府统计处资料）。如果早期目不识丁的大陆移民，即是我和你的上一辈或再上上一辈，都能够在香港生活及对社会作出贡献，我想不到为什么近年比他们教育程度高的移民做不到。
唯一的可能是，早期的移民来港时，还未有本土派未审先判，一口咬定移民无心无动力融入香港社会。我相信梁的妈妈如果现在才移居香港，纵使她努力学广东话，纵使她努力教自己的孩子说广东话，她一样不被接受。因为本土派已把她扣上“蝗虫”的原罪。
事实是本土派的反移民立场，以及香港近年越来越普遍的反移民情绪，使移民更难融入社会。学习一个地方的文化是需要长时间的，如果移民因未说好广东话而被嘲笑排斥，他／她会有何感受？她／他可能觉得社会不接受自己，而害怕和本地人交往，融入过程当然更漫长及困难。
移居者并存的文化认同
梁天琦说法的第二个问题是，他说其母亲是大陆来港移民，但她是香港人，因为“她很少回内地，来了也是学广东话，一开始都是讲广东话……从小她就不教我普通话，一直都是跟我说广东话。”
言下之意是，大陆移民要被本港社会接受，不但需要融入本港社会，还要放弃她／他们固有的语言，断绝和原居地往来。这正是梁认为他母亲是香港人的原因，因为她来港后基本上断绝了和原居地的往来──“她很少回内地”；放弃了原有的语言──“她从小就不教我普通话”。对梁来说，大陆移民要成为香港人，必须在“原居地文化”及“移居地文化”二选其一。在梁的思维下，移民必须选择唯一忠诚的国度，因为在他的想法中，大陆及香港的文化语言是水火不容，不可并存。
但自古以来，移民就算融入移居地社会，亦未必要放弃原居地的文化及社会网络。早期香港到美国三藩市（即俗称的金山）的移民，一代一代的把广东话在美国传下去，很多人在移民后从不间断地寄钱回家乡，接济没有移民的家人。1980年代移民北美的香港人，不但没有放弃广东话，没有断绝与香港的联系，简直把香港的文化，如食物及爱炒楼的风格，都搬到移居的北美各城市。移民在融入移居地社会的同时，仍保留原有言语习俗，与故乡保持紧密联系的例子数之不尽。正因如此，近20年来，移民学者才大量研究移民的 “跨国界活动”（transnationalism）。
为什么西方的民主社会会接受多元文化？这并不是因为它们要保证某一个文化的生存，而是基于民主的核心价值──即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保护个人的结社自由及不被歧视。因多元文化是建基于宪政民主，因此它是有底线的，那底线就是宪法的精神。大部分倡议多元文化的学者亦把社会生活分为公领域及私领域。多元文化论通常要求移民在公领域如经济参与及恪守宪政精神等方面融入社会，但在私领域，例如下一代的教育，以及宗教习俗等生活层面可自主。
我想本土派此时提出“谁是香港人论”，是基于身份政治的考量──以“香港人” 建构一个对抗政权的主体性。但身份政治的盲点是，为了团结众人，常常不得不把社群内在的分歧噤声及压制，并把异己清除。身份政治亦常常把群体浪漫化，美化了。在近年本土派的“香港人” 讨论中，这情况尤为明显。
扁平化的香港价值
移民的社会融入，一直是大部分社会关注的议题。社会融入可以是经济上的融入，例如参与劳动力市场及就业状况；可以是政治层面上，如参与公民社会；亦可以是文化上的融入，如对移居地言语的认识及运用。但移民的经济、政治及文化融入从来是一个光谱，以移居地的其他民众的生活来作为指标，看看移民会否被移居地社会边缘化。从来社会融入就不是一个政治工具，用以衡量谁是“真国民”、谁是“本地人”、谁是“我者”。
个中原因是，在民主社会里，除了宪政精神，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人能说出其他接受或否定移民的标准。难道说一个移民要每月工作多少天，投哪个政党的票，懂得说多少字的移居地主要语言，才可以成为当地人，其他不合格的就要被遣返？就算有些国家如美国，规定移民在申请成为国民前要通过评核，考核的内容也是很基础的语言运用，及一些显浅的历史及宪法精神问题。而美国宪法精神核心是人生而平等，其次是言论自由等。
但像美国这样的考核，在香港根本行不通。因为香港最类似美国宪法的东西叫《基本法》。梁天琦和本民前难道会认为，只有认同基本法的才是香港人？香港社会根本对什么是核心价值未有共识，何来有标准去评核谁是香港人？在当前香港的政治局面下，值得珍惜的是多元及自由的空间，而不是要强求一种社会共识。在没有民主的政制架构下，达成的共识会是真的共识吗？
近年的社会论述，把所谓的香港价值同质化──简化了，也美化了。记得几年前还有学者指出香港的其中一些特色，就是市民喜欢“走精面”、短视、工具主义。根据“文化拥抱论”，是不是移民也要拥抱这些价值才能成为“香港人”？
公民民族主义并不排外
言语是文化融入的一个重要指标， 但广东话真的是所有香港人的言语吗？回看历史，广东话不过是香港早期移民说的其中一种话。早期香港的原住民是旦家、客家人，说的是旦家话、客家话。早期的移民有广东人、潮洲人、福建人、上海人等等。各种方言也有人说，但其后广东话把其他方言也压过。不过，坊间仍有很多人，尤其是第一二代移民，在日常生活中以说方言为主。难道这些说方言的早期移民就不是“香港人”吗？
有人说本民前及梁天琦倡议的是公民民族主义 （civic nationalism）。以本人对公民民族主义的粗浅认识，我认为本民前和梁的看法，和公民民族主义强调文化包容的大原则，相去何止千里。公民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在于社会人士有共同生活的意志（即简单的希望在一个地方生活，并愿意恪守宪法精神）)，就可被接受；绝非必须有共同的族群、血缘、语言或文化。公民民族主义是不排外的，它与自由、包容、平等，和个人权利等价值相容。
很难想像一向以打反移民牌来扩大支持面的本民前，以什么基础把自己包装成公民民族主义的支持者。本民前及其他本土派打的牌，更像是以排斥移民为基础的身份政治。
（蔡玉萍，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注一：蔡玉萍、郭桦，《已婚移民妇女与家人的相处状况与问题》，原文刊于2015年10月16日《明报》。
注二：叶健民，《泛民没有放弃新移民选票的余地》，原文刊于2016年1月8日《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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