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暴動」到選舉,本土新生代梁天琦說:我不想失敗,我想贏

24歲的港大生梁天琦在香港政治舞台橫空出世,他公開表示相信暴力,區隔異族。激進背後,他走過怎樣的成長路?新移民母親和做歷史教師的父親又怎樣影響了他?

2016年2月3日,本土民主前線成員梁天琦在沙田站拉票。  攝:王嘉豪/端傳媒
2016年2月3日,本土民主前線成員梁天琦在沙田站拉票。 攝:王嘉豪/端傳媒

在一群身穿鮮藍色衛衣的年輕人簇擁下,24歲的梁天琦爬上四層梯子的頂端,昂起頭,抬一下深咖啡眼鏡,拿起麥克風高喊他的宣言:「我們要光復香港,這是時代革命,這是新時代的開始!」

梯子底下,年輕人有節奏地高呼「時代革命!時代革命!」,幾步之外,幾個中年人卻吐着口水大罵:「暴徒!暴徒!」

這是2月28日傍晚6點,香港新界大圍街頭的立法會補選造勢現場。這樣戲劇化的場面不是第一次出現。自旺角騷亂事件後,當晚抗爭的主導組織——本土民主前線及其發言人梁天琦打出「以武抗暴」的旗號,在政治舞台上橫空出世,並踏入議會選舉,激起輿論的兩極反應:有人視他為偶像,隨之擁抱「勇武」;有人痛恨暴力與亂局,感到憤怒和恐懼。在兩極之間,心態更為複雜的是同為反對陣營、但是堅持非暴力原則的泛民主派人士,他們難以彼此認同,漸行漸遠。

超過43萬人用選票表了態。提倡非暴力抗爭的泛民主派候選人楊岳橋以37.2%票數勝選,險勝獲得34.8%票數的建制派候選人周浩鼎,而首次參選的梁天琦則獲得15%的高票,位列第三。儘管輸掉議席,梁天琦卻帶着勝利的笑容。「你們口中的『暴徒』也能取得6萬6千多票」,這是他眼中的勝利:「這反映人民不會害怕政府……我們這一代始終相信主權在民,政府如何打壓,市民也會反抗。」

雖然我們是一班少數的人,但我們要發揮少數的力量,去改變社會,撼動政權。

梁天琦

港大舍堂「皇帝」:一定要贏

梁天琦始終知道自己是「少數」。選舉前兩天,他接受端傳媒專訪時說:「雖然我們是一班少數的人,但我們要發揮少數的力量,去改變社會,撼動政權。」

少數又如何撼動政權?梁天琦說,他主張在議會內外進行激進行動,而這種激進,是「沒有底線的」。

本土民主前線(本民前)於香港雨傘運動後,由一群90後年輕人組成,他們自稱是沒文化的「老粗」,致力保衛香港本土精神,堅信沒底線的「以武制暴」。在本民前主導的旺角騷亂中,示威者不顧人命地擲磚頭,在黑夜中四處點火。此前,他們亦不時在屯門、沙田發起「光復行動」,以推撞惡鬥的姿態驅逐內地水貨客。

不過,梁天琦本人不太符合人們對「老粗」的一般想像。我們的訪問約在一家老式茶餐廳,他身穿卡其褲、深藍毛衣、白襯衫,襯衫的領子細心地收在圓領毛衣裏,斯斯文文的大學生模樣。他是香港大學五年級生,主修哲學,副修政治及公共行政,坦承自己的「抗爭」經驗,不是來自街頭「老粗」,而更多來自大學的舍堂文化。

2016年2月28日,梁天琦乘坐旅遊巴,在新界東各區拉票。攝:羅國輝/端傳媒
2016年2月28日,梁天琦乘坐旅遊巴,在新界東各區拉票。攝:羅國輝/端傳媒

18歲考入港大開始,梁一直住在利瑪竇宿舍(Ricci Hall)。港大舍堂文化濃烈,目前擁有16間各有特色的舍堂,建於1929年的利瑪竇是全男生舍堂,有相當精彩的校友名單:大律師李柱銘、才子黃霑、歌手許冠傑、商賈何鴻燊都曾在這裏住宿。利瑪竇又以體育見長,入住的學生一般報名參加三支體育隊,競逐舍堂間的體育聯賽,為利瑪竇爭奪冠軍獎盃。

梁天琦參加了田徑、足球、袋棍球三隊,形容自己大學前三年過得像「全職運動員」,天天訓練,顧不上上課。苦練難熬,不少學生退出宿舍,梁亦想過放棄,但他說,失敗的恥辱刺痛了他。

頭兩年,利瑪竇都在聯賽中落敗於另一間老牌舍堂聖約翰(St John‘s College),痛失獎盃。「我們同齡的人是不是太廢了?我們真的不能再輸了!」

那時候我叫人做什麼,別人都要做,沒人反駁我,好像皇帝一樣。

梁天琦

「一定要贏」的想法徘徊在梁天琦腦中。大學三年級,他當選利瑪竇的宿生會主席,決心帶領全宿舍120多名男生一起奪勝。梁天琦說,「那時候我叫人做什麼,別人都要做,沒人反駁我,好像皇帝一樣。」梁天琦興奮地回憶帶領一整支年輕軍隊的感受,教他們「如何訓練,怎樣做人」,也在他們犯錯時「屌他們」(註:狠狠教訓)。

梁天琦說,自己是從這幾年的「舍堂皇帝」經驗中學會怎樣動員,「不惜一切,甚至犧牲個人利益,一起去達成目標,一起去贏。」他不斷強調,利瑪竇的精神就是「團結、忠誠、犧牲」。

大學三年級,他帶領他的「軍隊」一舉打敗聖約翰,勇奪港大舍堂最高榮譽——馬來人盃(Malayan Cup)。說起當時的勝利,說話一直慢條斯理的梁天琦突然眉飛色舞:「證明我們這一代人,我們同齡的人是得(行)的!」

兩年以後,他將這種經驗套用在香港社運路上,同樣是「團結、忠誠、犧牲」,不同的是,「當時是對Hall (舍堂)的忠誠,現在是對香港的忠誠」。

這個年輕人聲稱,他現在要贏的,是「香港的自主權」。

從《民約論》到城邦論

大學期間的閱讀和學習重塑了梁天琦對香港歷史和前途的看法,也強化了他作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他學習法國思想家盧梭的《民約論》,反思香港回歸:「其實香港人從來沒有授權當下的制度,沒有授權民主回歸,既然如此,為什麼我不可以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爭取本來應該屬於我的權利?」他學習身份政治的學說:「身分認同不受制於你在哪裏出身,或血統、種族,是受制於你建構主義上的身分認同。」

有香港本土派「國師」之稱的陳雲所著的《香港城邦論》進一步鼓舞了他,他相信,透過香港與中國的區隔,可以建立「我者和他者的分別」,強化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從而推動香港「建國」的過程,爭取達至香港的自治。

在Ricci Hall擔任主席的時候,梁天琦有權決定哪位新生可以入住他管理的舍堂,「我不管他們來自哪裏,就看他是否認識、認同Ricci的文化,是否願意為這裏貢獻」。

現在,他以相似的標準來區分在香港的這片土地上,誰是「我者」,誰是「他者」。

「新移民不一定就是他者,如果一個新移民來了香港,主動學習廣東話,認同香港的文化和核心價值觀,那他/她也可以是我者。」梁天琦對端傳媒記者說。他認為誰有資格成為「新香港人」,應該由香港人決定──為此,他們主張內地到香港的新移民單程證審批權,應該由香港政府掌握。

但不斷強調「我者」和「他者」的社會,會不會是刻意地樹立牆壁,增加恐懼?

坐在茶餐廳的卡座裏,梁天琦沉默數秒,然後身體前傾,微笑着說:「這些牆其實是不存在的,只要你願意融入。」

本土民主前線隊伍遊行至上水石湖墟一帶的藥房,有帶著行李喼的女士看到隊伍後立刻拖著行李離開。 攝:羅國輝/端傳媒
本土民主前線隊伍遊行至上水石湖墟一帶的藥房,有帶著行李喼的女士看到隊伍後立刻拖著行李離開。 攝:羅國輝/端傳媒

新移民母親,泛民派父親

梁天琦的母親正是新移民,來自湖北武漢。他父親則是香港本地人,在中學教中國歷史,去武漢考察時認識他的母親,結婚後申請她來港定居,來港後一直做家庭主婦。

在梁天琦的描述裏,母親是他心目中的「我者」,努力融入香港的典範。「她很少回內地,來了也是學廣東話,一開始都是講廣東話,不識學到識,從小她就不教我普通話,一直都是跟我說廣東話。」

明明我住的這裏叫香港,大家都說我是香港人,我也沒怎麼回去過中國,我真的算中國人嗎?

梁天琦

母親也愛好中國文學,小時候就教他唐詩宋詞,介紹他看錢鍾書、沈從文的書。但中國對他而言,仍然很陌生。

「明明我住的這裏叫香港,大家都說我是香港人,我也沒怎麼回去過中國,我真的算中國人嗎?」他這樣回憶小時候的困惑。他記得5歲和13歲時,曾兩次跟母親回武漢,但除了看到下雪,自己對中國內地「沒什麼印象」。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梁天琦6歲,他說自己曾模糊想過「為什麼香港要回歸中國」,「為什麼原先香港的『藍色旗』會變成『紅色旗』」。

對於身份,梁天琦的父親沒有這些困惑。「他反共,但很愛國,每次投票都是投給民主黨。」父親特別喜歡研究從晚清、國民革命軍北伐、民國建國,到日本抗戰、國共內戰的歷史,從小在家裏給兒子上歷史課。「爸爸的核心是『反共』,他經常得出的結論是:經過前人革命努力,終於可以建立一個國家,但因為國共內戰,共產黨奪權,新中國民不聊生,貪污腐敗。」

梁天琦說自己多少從父親那裏遺傳了「革命情懷」。中學時他考入元朗區名校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同樣選修中國歷史。他說,讀晚清史,讀到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為抵抗外敵、挽救民族危機而發起「戊戌變法」,最終被殺犧牲時,他曾經哭了:「我心想:為什麼我們老被人欺負?」「我們」是指誰?他沒有解釋。

中學會考結束後,學校圖書館拋棄一批舊書,他在舊書堆裏發現一本黃色封面的《存在主義真像》,書中介紹了薩特、齊克果、卡繆、卡夫卡等存在主義流派的哲學家、文學家。「竟然有學說是解決人自身的問題,解決人和社會的衝突。」梁覺得如獲至寶。

難道就是為了好學位、好工作、供好的樓、娶個好老婆,生個好兒子,代代這樣做下去?那麼我就是社會的齒輪,這樣做人,是做人嗎?

梁天琦

梁天琦說,自己當時正處於衝突之中:「那時我想不明白,為什麼要考A-level,每晚瘋狂溫書,難道就是為了好學位、好工作、供好的樓、娶個好老婆,生個好兒子,代代這樣做下去?那麼我就是社會的齒輪,這樣做人,是做人嗎?」

從小學到中學,老師對他的評語總是相似:天資聰穎、不守規矩、個性自我、仍需努力。他畢竟通過了社會的第一道齒輪,以漂亮的成績考入香港大學哲學系。但選擇香港大學,他說是因為——「那裏出了一個人,叫孫中山」。

大學「團結犧牲」的舍堂文化,手上讀着「存在主義」的哲學,再加上近來的社會氛圍,這個大學青年越來越走近本土派的理念。大學裏,他先後參與反高鐵、反政改、反東北撥款的抗爭行動,幾度和示威者一起包圍立法會。2014年9月,雨傘運動爆發後,他乾脆一星期三天在畫廊兼職賺生活費,其餘兩天上堂,剩餘的時間,都去金鐘和旺角街頭參與佔領。

「當下我們面對巨大的社會問題,如何爭取普選權利?我覺得要上少些學、多些工作,接觸現實世界。」梁天琦說。

進入港大之後,梁天琦離父母越來越遠。大學舍堂生活忙碌,即使是本地學生,也常常幾個月才回家一趟,梁也不例外。「我在那裏(利瑪竇宿舍),每天跟我的兄弟一起,hall(舍堂)才是我屋企(家)。」梁天琦坦承,近年他越來越少和父母溝通。

雨傘運動後,他加入了本土民主前線,回家時,輕描淡寫地對父母提起:「我最近認識了一班朋友,他們很厲害,會去光復屯門,就是你們在電視上看到那些行動。」

「他們的想法或者是對的,但暴力還是不好。」梁天琦記得,父母當天大概這樣回應,他沒有再跟他們說下去。

2016年2月28日,本土民主前線支持者身穿藍色衛衣,戴着眼罩,在上水區為梁天琦拉票。攝:羅國輝/端傳媒
2016年2月28日,本土民主前線支持者身穿藍色衛衣,戴着眼罩,在上水區為梁天琦拉票。攝:羅國輝/端傳媒

團結、忠誠、犧牲

梁天琦強調,自己並不是一開始就信奉暴力。他說自己不愛打架,父親業餘教授洪拳,但他沒有興趣跟着學。唯一一次「打人」,是小學一年級或二年級時,一個同學突然打了他一拳,來接他放學的爸爸看到了,說「打回去」,他才還手打了那同學一拳。

改變他的是雨傘運動。2014年11月30日,金鐘佔領現場,他和一群示威者響應學聯和學民思潮呼籲,包圍政府總部,後遇警方「特別戰術小隊」清場,他說自己當時拿着盾牌抵禦,沒有還手。

「他們(警方)一手拿着胡椒噴霧,一手拿着警棍,追着我們打,身邊的示威者一個個被抓,最後(警方)抓着我的盾,我就丟了盾,和人群一起走了,撐不下去了。」梁回憶說,逃走以後他哭了,「感覺自己什麼也做不到」。

我要想的就是——怎麼贏,怎麼不讓(警察)清除我們,怎樣進一步向政府施壓?

梁天琦

「我不想失敗,我想贏。」梁說:「那我要想的就是——怎麼贏,怎麼不讓(警察)清除我們,怎樣進一步向政府施壓?」從那天開始,梁天琦說自己逐漸認定,暴力才可能帶來勝利,而相對和平的公民抗命並不會帶來實質改變。

在金鐘佔領區運送物資的時候,他結識了另一名比他小兩歲的年輕人黃台仰,與梁一樣,黃信奉本土理念。雨傘革命後,黃號召一群在佔領時認識的年輕人組成本土民主前線,當時成員只有十多人,他們發起連串「光復行動」,驅逐水貨客。

梁天琦參與了本民前發起的幾場光復行動,他說,這群相信「以武制暴」同齡人令他感覺「幾有膽量」。不久後,黃台仰勸說梁天琦加入本民前,並成為發言人:「你可以的,我們組織裏沒人做到這個位。」

在港大舍堂擔任主席時,梁天琦磨練了好口才,「論述能力強」是許多人對他的印象。對黃台仰的邀請,梁一口答應,決心要以一直信奉的精神,帶領這少數人取得勝利。

2016年2月9日凌晨,旺角,梁天琦(藍色衣服)和其他示威者在旺角與防暴警發生衝突。  攝:盧翊銘/端傳媒
2016年2月9日凌晨,旺角,梁天琦(藍色衣服)和其他示威者在旺角與防暴警發生衝突。  攝:盧翊銘/端傳媒

2016年2月8日大年初一,本民前在社交網絡上呼籲網民到旺角街頭聲援小販,「撐小販」活動最終在深夜演變成大規模的警民衝突。凌晨約12時,梁天琦動用選舉權利,宣布要在旺角街頭發起遊行,兩小時後,他被警察拘捕。他沒有來得及見證愈演愈烈的暴力衝突:警方兩次向天鳴槍,多次使用胡椒噴霧,而示威者則以磚頭、玻璃瓶、火把來反擊。

騷亂通宵徹夜,香港公立醫院接受130多名傷者,包括90名警員和5名傳媒工作者。騷亂最後被政府定性為「暴亂」,梁天琦、黃台仰等37名示威者以「暴動罪」被捕,目前正處於保釋候審。根據《公安條例》,暴動罪的最高刑罰為10年。

我現在坐在這裏,可能有點害怕,但在(抗爭運動)當下,我真的不怕。

梁天琦

在後來的公開發言中,梁天琦稱當晚騷亂為「起義」。本民前和梁天琦由此聲名鵲起,尤其得到年輕人的支持。截至2月29日,本民前的facebook專頁有超過6萬名追隨者,梁天琦早前的選舉期間,成功招募了500多名義工加入競選活動,他們自發幫忙在街頭搞街站、喊口號、派傳單。

「香港有哪個組織有我們的動員能力?」梁天琦自豪地說。

「團結、忠誠、犧牲,」梁天琦又再次說起,他不在乎犧牲,在舍堂時他曾教一眾學弟說:「要以生命影響生命,燃燒自己的生命,盡力影響別人。」

梁天琦一再強調犧牲,行動「沒有底線」。訪問末尾,記者追問,他可曾認真想過,「沒底線」究竟是什麼?

「死?」梁天琦語氣平靜地說:「我現在坐在這裏,可能有點害怕,但在(抗爭運動)當下,我真的不怕。」他有意抬起了頭。

(端傳媒實習記者 許創彥 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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