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婉容：爱的渴望、虚幻，与辩证的可能

近来很流行谈论爱。或者，是一直都很流行谈论爱。

特区官员们说不要搞事才是爱香港，本土派说起来抗争才算是爱香港。政治语言之暧昧吊诡，正是在于其既确定又不住浮荡的本质。一个香港，大家抢着表示爱慕；在网络上发言尤其战战竞竞，“利申”（利益申报）的网络潮语宣告非友即敌的两极化政治的崛起，你是香港人，还是新香港人，你爱的香港是谁的香港，你有没有资格爱香港，你爱香港比不比我多？

我想起了两个人：马克思和鲍曼。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从工业革命伊始的现代性铺天盖地地开展以后，“一切坚固的事物都烟消云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在19世纪欧陆，火车的出现颠覆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曾经人的一生所能接触的世界，大概就离他出生之处一两个村庄的范围；现在随着资本积累的步伐，火车带各处的人们离开原生家庭与家乡，抵达五光十色的大城市，接触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我们却也脱离了稳固不变的人际关系网，在城市里愈来愈孤独，愈来愈不安，封闭于科技带来的，虚假而脆弱的人际纽带之中。

坚固的事物都消散了，鲍曼说，我们现在身处的现代性是液态的（liquid modernity）──我们孜孜不倦地要跟着全球流动的资本跑，即使我们永远都追不上。无论是家庭、爱侣、朋友、工作，都成为了随时可改变的液化状态。在消费社会里，所有东西都有赏味期限，包括我们常常用来跟“永恒”扯为一谈的“爱”。

我们天天辩论谁爱得多，却少有人问起，我们为何爱，为什么偏要爱。不理政治本来最好，埋头谈男女（或男男／女女）之情风花雪月，或许比栽进从不曾让我们感到幸福的政治，来得轻省。然而我们却无法摆脱，两种“爱”的语言之同质暧昧：我们喊爱的口号时那么激烈，真正爱的时候举步维艰；我们陷进这种被资本主义接管的爱愈深，带给自己和他人的痛苦就愈深。

在情人节说爱的黑暗面，似乎有点煞风景。但，且听我说下去。

族群之爱与工具理性

去年年底身故的东亚研究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现代政治学经典《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里，提出民族主义只是现代性的产物，被建构的一种群体想像。在民族国家成为唯一的治理单位后，对外貌、语言、文化跟我们亲缘性较强的群体之爱，就成为了国家把所有人连结在一起的纽带。

世上有没有国家不教你爱国？大概没有。中国的爱国教育，在1989年后全速推动；香港还处于国民教育的阴霾之中；号称世上最自由的美国，连在九一一后偷听你私人通讯的法案，都讽刺地称为“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然而这种被训练成的民族之爱，却也是资本主义的众多矛盾（contradictions）的磨擦点：我们发现爱得愈深，随着空间因为资本无限扩张而压缩，我们爱的范围，也愈收愈窄。我们开始排拒不熟悉的人，把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不安感全数推到“外人”上去，但同时不安感无法消弭，从二战前的法西斯主义，到了近20年在欧洲各国崛起的极右翼团体，肇因都是极端民族主义。

那是为什么？真的是“爱的反面就是恨”吗？鲍曼认为，“爱邻舍如同自己”的人性要求，跟资本社会里提倡的那种工具理性，本身就有抵触之处。一方面，我们高举对所属族群的爱，一方面我们被训练成自利者，尤其在这个消费社会里，除了无限放大自己的需要，利用资本霸占更多空间和位置，以求更快速地积累更多资本，人生就没有更重要的目标。恨不是爱的反面，恨从来存在于被资本主义模塑的“爱”里面。

鲍曼说，崇尚理性，高效的现代性衍生了“造园国”（gardening state），对我们的利益无用之人，就不适合存在于我们“爱的圈子”里，因此像杂草一样，必须拔除。每个现代社会里，因此都存在着大屠杀的因子；难民流离失所，穷人被驱逐到城市边缘，新移民被排拒……我们在这种爱的圈套里堕得愈深，就愈发觉爱的结果极其残酷，因为我们每一次进行工具理性的思考，就知道我们爱的圈子只能愈缩愈小，才能继续维持下去。

说到底，在这个现代性里，在空虚的族群爱的语言里，我们最终所爱，就只有我们自己。

互相取暖的恋人们

你说，在现代政治里，权力与资本结合，自然黑暗。恋爱却是人生一切美好的源头，它造就了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的结合。原生家庭不能选择，恋人却是茫茫人海里跟你刚巧踫上，然后彼此深深吸引，愿意一起共渡人生的人啊。

我真的没有污蔑爱情。我只是想说，爱情跟政治一样，都被流动的现代性，模塑着它的模样。

到了快要三十的年纪，朋友们纷纷告诉我：我觉得恋爱很累人。经历了太多我爱他，他不爱我；他爱我，我不爱他；又或是我们相爱，但他另有伴侣。觉得恋爱累人，他们却比从前更渴望找到恋人。年近三十，目标是要settle down。其中一个女友付钱参加了配对服务，兜兜转转，终于遇上一个会约她多见几次面的男生。她说：“其实我还在努力爱上他。”没有爱上就是没有爱上，何必努力？“再不谈恋爱，我会闷死。我见到人人双双对对的时候，心里有多么焦急，你又怎么会明白。”

我想对她说，听起来你的所谓“爱上”，不过是接受他作为一个共同消费娱乐、行街食饭打机的同伴而已。两个自利者在一起，所谓各取所需，至于付出与建立，似乎只是一段关系里的“添加物”，而不是基础。鲍曼（跟大部分社会学家一样）是一名“驱欢人”，他说现代人连生孩子，都不过是为了生孩子所获得的欢愉，至于这个独立生命之灵魂，父母们未必有兴趣深究。连孩子都是娱乐自己，满足欲望之物，又何况没有血缘的恋人。

资本流动的需求愈大，我们被娱乐的欲望就愈发强烈，物质的流动为了满足这些物欲，也愈来愈快：苹果为了不像 Motorola 和 Nokia 般被消费者唾弃，只有疯狂地推出新款的 iPhone，对iPhone5 的爱，半年后就会迅速被 iPhone6 取代。追完一套剧集就要换下一出，然后迅速忘记上一出的剧情。旅游节目里寰宇风情无限，我们渴慕巴黎的浪漫法式生活，京都的古都景色，里约热内卢的拉丁风情，最终只求到处“插旗”，在世界名胜到此一游，打卡上脸书炫耀一番。看见同龄朋友筹办婚礼，又萌生“安定”之欲，幸福只有在脸书里“放了闪”才是真的，其他一切都是虚幻的。

在辩证中实现爱

鲍曼说，“欲望的实现意味消灭其对象，爱则与其所获共同成长。欲望是自我毁灭的，爱则是自我延续的。”生于现代城市，我们已无法寻溯那种不曾被污染的，爱的原生状态。那是不是我们就从此只能在流动的空间里，如幽灵飘荡，接受没有人会与己共时，长相厮守的命运？

作为菜鸟社会学人，我大概应该找个最晦暗最悲观的结论，跟满街为寂寞都市男女而生的心灵鸡汤书区别开来。然而我却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透过生命，辩证自己需要的爱是什么。明知爱不堪一击，虚浮而脆弱，还鼓励人认真地爱，听起来似乎有点像邪教。然而我们毕竟都是people in context，断绝了与他人的连结，舍弃对爱的最后一点信任，不代表我们从此就会找到比爱更好的替代品。但我们可以在限制里，相信爱有其创造性；正如在极权的限制里，我们更相信革命的可能。

在卡尔维诺的Difficult Loves（《困难之爱》）里，收录了一个关于摄影师的短篇小说。一个疯狂地爱上摄影的男子安东尼，因为摄影而爱上了自己的模特儿，然后每日每夜拍摄爱人的一举一动，直至爱人受不了，弃他而去。安东尼从此患上了忧郁症，以疯狂地拍摄来治疗自己。作为一个生活上的哲学家，安东尼一直不断思索摄影的意义——是不是只有那些“值得拍下来”的独特时刻才有意义？是不是只有拍贫穷、死亡、战争，才有意义？安东尼撕掉了他拍过的所有照片，然后把那些碎片拍下来。他的结论是，只有继续摄影，他才可以终有一天放弃摄影。

爱永远艰难，只因爱需要辩证。唯有反复地实验，在挫败里窥见人在时局中的限制，我们才能明白爱的本质，并且用行动来重创爱的模样。不去爱，我们永远不知道为何而爱。爱不是一种暴烈的姿态，更不应该是空废而暴力的族群主义语言。爱也不是情人节那天的九十九朵玫瑰，而是剩下那三百六十五天的交流，了解，相惜与相知。

如果你爱这片土地，那么，就去连结里面的人。档贩、清洁工、买菜的主妇、上学的孩子、手停口停的上班族、露宿者、公园里的老人。爱不是喊口号的游戏，是竭尽所有，让他人的生命变得更完整。你说爱你的父母，子女，伴侣，他的人生梦想是什么，为了完成他的梦想，你愿意牺牲什么？我们无法凭一己之力，冲破现代社会里爱的种种限制，但我们大概能选择成全所爱之人的人生。

祝情人节快乐。

（陈婉容，香港作家，著有《茉莉花开－中东革命与民主路》，于英国法学研究院毕业，研究题目为极右思潮与社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