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陳婉容：愛的渴望、虛幻，與辯證的可能

近來很流行談論愛。或者，是一直都很流行談論愛。

特區官員們說不要搞事才是愛香港，本土派說起來抗爭才算是愛香港。政治語言之曖昧弔詭，正是在於其既確定又不住浮蕩的本質。一個香港，大家搶着表示愛慕；在網絡上發言尤其戰戰競競，「利申」（利益申報）的網絡潮語宣告非友即敵的兩極化政治的崛起，你是香港人，還是新香港人，你愛的香港是誰的香港，你有沒有資格愛香港，你愛香港比不比我多？

我想起了兩個人：馬克思和鮑曼。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說，從工業革命伊始的現代性鋪天蓋地地開展以後，「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在19世紀歐陸，火車的出現顛覆了時間與空間的關係；曾經人的一生所能接觸的世界，大概就離他出生之處一兩個村莊的範圍；現在隨着資本積累的步伐，火車帶各處的人們離開原生家庭與家鄉，抵達五光十色的大城市，接觸各種形形色色的人。我們卻也脫離了穩固不變的人際關係網，在城市裏愈來愈孤獨，愈來愈不安，封閉於科技帶來的，虛假而脆弱的人際紐帶之中。

堅固的事物都消散了，鮑曼說，我們現在身處的現代性是液態的（liquid modernity）──我們孜孜不倦地要跟着全球流動的資本跑，即使我們永遠都追不上。無論是家庭、愛侶、朋友、工作，都成為了隨時可改變的液化狀態。在消費社會裏，所有東西都有賞味期限，包括我們常常用來跟「永恆」扯為一談的「愛」。

我們天天辯論誰愛得多，卻少有人問起，我們為何愛，為什麼偏要愛。不理政治本來最好，埋頭談男女（或男男／女女）之情風花雪月，或許比栽進從不曾讓我們感到幸福的政治，來得輕省。然而我們卻無法擺脫，兩種「愛」的語言之同質曖昧：我們喊愛的口號時那麼激烈，真正愛的時候舉步維艱；我們陷進這種被資本主義接管的愛愈深，帶給自己和他人的痛苦就愈深。

在情人節說愛的黑暗面，似乎有點煞風景。但，且聽我說下去。

族群之愛與工具理性

去年年底身故的東亞研究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現代政治學經典《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裏，提出民族主義只是現代性的產物，被建構的一種群體想像。在民族國家成為唯一的治理單位後，對外貌、語言、文化跟我們親緣性較強的群體之愛，就成為了國家把所有人連結在一起的紐帶。

世上有沒有國家不教你愛國？大概沒有。中國的愛國教育，在1989年後全速推動；香港還處於國民教育的陰霾之中；號稱世上最自由的美國，連在九一一後偷聽你私人通訊的法案，都諷刺地稱為「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然而這種被訓練成的民族之愛，卻也是資本主義的眾多矛盾（contradictions）的磨擦點：我們發現愛得愈深，隨着空間因為資本無限擴張而壓縮，我們愛的範圍，也愈收愈窄。我們開始排拒不熟悉的人，把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不安感全數推到「外人」上去，但同時不安感無法消弭，從二戰前的法西斯主義，到了近20年在歐洲各國崛起的極右翼團體，肇因都是極端民族主義。

那是為什麼？真的是「愛的反面就是恨」嗎？鮑曼認為，「愛鄰舍如同自己」的人性要求，跟資本社會裏提倡的那種工具理性，本身就有牴觸之處。一方面，我們高舉對所屬族群的愛，一方面我們被訓練成自利者，尤其在這個消費社會裏，除了無限放大自己的需要，利用資本霸佔更多空間和位置，以求更快速地積累更多資本，人生就沒有更重要的目標。恨不是愛的反面，恨從來存在於被資本主義模塑的「愛」裏面。

鮑曼說，崇尚理性，高效的現代性衍生了「造園國」（gardening state），對我們的利益無用之人，就不適合存在於我們「愛的圈子」裏，因此像雜草一樣，必須拔除。每個現代社會裏，因此都存在着大屠殺的因子；難民流離失所，窮人被驅逐到城市邊緣，新移民被排拒……我們在這種愛的圈套裏墮得愈深，就愈發覺愛的結果極其殘酷，因為我們每一次進行工具理性的思考，就知道我們愛的圈子只能愈縮愈小，才能繼續維持下去。

說到底，在這個現代性裏，在空虛的族群愛的語言裏，我們最終所愛，就只有我們自己。

互相取暖的戀人們

你說，在現代政治裏，權力與資本結合，自然黑暗。戀愛卻是人生一切美好的源頭，它造就了兩個沒有血緣關係的人的結合。原生家庭不能選擇，戀人卻是茫茫人海裏跟你剛巧踫上，然後彼此深深吸引，願意一起共渡人生的人啊。

我真的沒有污蔑愛情。我只是想說，愛情跟政治一樣，都被流動的現代性，模塑着它的模樣。

到了快要三十的年紀，朋友們紛紛告訴我：我覺得戀愛很累人。經歷了太多我愛他，他不愛我；他愛我，我不愛他；又或是我們相愛，但他另有伴侶。覺得戀愛累人，他們卻比從前更渴望找到戀人。年近三十，目標是要settle down。其中一個女友付錢參加了配對服務，兜兜轉轉，終於遇上一個會約她多見幾次面的男生。她說：「其實我還在努力愛上他。」沒有愛上就是沒有愛上，何必努力？「再不談戀愛，我會悶死。我見到人人雙雙對對的時候，心裏有多麼焦急，你又怎麼會明白。」

我想對她說，聽起來你的所謂「愛上」，不過是接受他作為一個共同消費娛樂、行街食飯打機的同伴而已。兩個自利者在一起，所謂各取所需，至於付出與建立，似乎只是一段關係裏的「添加物」，而不是基礎。鮑曼（跟大部分社會學家一樣）是一名「驅歡人」，他說現代人連生孩子，都不過是為了生孩子所獲得的歡愉，至於這個獨立生命之靈魂，父母們未必有興趣深究。連孩子都是娛樂自己，滿足欲望之物，又何況沒有血緣的戀人。

資本流動的需求愈大，我們被娛樂的慾望就愈發強烈，物質的流動為了滿足這些物欲，也愈來愈快：蘋果為了不像 Motorola 和 Nokia 般被消費者唾棄，只有瘋狂地推出新款的 iPhone，對iPhone5 的愛，半年後就會迅速被 iPhone6 取代。追完一套劇集就要換下一齣，然後迅速忘記上一齣的劇情。旅遊節目裏寰宇風情無限，我們渴慕巴黎的浪漫法式生活，京都的古都景色，里約熱內盧的拉丁風情，最終只求到處「插旗」，在世界名勝到此一遊，打卡上臉書炫耀一番。看見同齡朋友籌辦婚禮，又萌生「安定」之欲，幸福只有在臉書裏「放了閃」才是真的，其他一切都是虛幻的。

在辯證中實現愛

鮑曼說，「欲望的實現意味消滅其對象，愛則與其所獲共同成長。欲望是自我毀滅的，愛則是自我延續的。」生於現代城市，我們已無法尋溯那種不曾被污染的，愛的原生狀態。那是不是我們就從此只能在流動的空間裏，如幽靈飄蕩，接受沒有人會與己共時，長相廝守的命運？

作為菜鳥社會學人，我大概應該找個最晦暗最悲觀的結論，跟滿街為寂寞都市男女而生的心靈雞湯書區別開來。然而我卻相信，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透過生命，辯證自己需要的愛是什麼。明知愛不堪一擊，虛浮而脆弱，還鼓勵人認真地愛，聽起來似乎有點像邪教。然而我們畢竟都是people in context，斷絕了與他人的連結，捨棄對愛的最後一點信任，不代表我們從此就會找到比愛更好的替代品。但我們可以在限制裏，相信愛有其創造性；正如在極權的限制裏，我們更相信革命的可能。

在卡爾維諾的Difficult Loves（《困難之愛》）裏，收錄了一個關於攝影師的短篇小說。一個瘋狂地愛上攝影的男子安東尼，因為攝影而愛上了自己的模特兒，然後每日每夜拍攝愛人的一舉一動，直至愛人受不了，棄他而去。安東尼從此患上了憂鬱症，以瘋狂地拍攝來治療自己。作為一個生活上的哲學家，安東尼一直不斷思索攝影的意義——是不是只有那些「值得拍下來」的獨特時刻才有意義？是不是只有拍貧窮、死亡、戰爭，才有意義？安東尼撕掉了他拍過的所有照片，然後把那些碎片拍下來。他的結論是，只有繼續攝影，他才可以終有一天放棄攝影。

愛永遠艱難，只因愛需要辯證。唯有反覆地實驗，在挫敗裏窺見人在時局中的限制，我們才能明白愛的本質，並且用行動來重創愛的模樣。不去愛，我們永遠不知道為何而愛。愛不是一種暴烈的姿態，更不應該是空廢而暴力的族群主義語言。愛也不是情人節那天的九十九朵玫瑰，而是剩下那三百六十五天的交流，了解，相惜與相知。

如果你愛這片土地，那麼，就去連結裏面的人。檔販、清潔工、買菜的主婦、上學的孩子、手停口停的上班族、露宿者、公園裏的老人。愛不是喊口號的遊戲，是竭盡所有，讓他人的生命變得更完整。你說愛你的父母，子女，伴侶，他的人生夢想是什麼，為了完成他的夢想，你願意犧牲什麼？我們無法憑一己之力，衝破現代社會裏愛的種種限制，但我們大概能選擇成全所愛之人的人生。

祝情人節快樂。

（陳婉容，香港作家，著有《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於英國法學研究院畢業，研究題目為極右思潮與社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