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香港因为警察扫荡小贩发生冲突事件。我自己对于香港不算了解，不想轻率发表言论，但关于“小贩可以发言吗？”的争论，确实值得探讨。日前《端传媒》上一篇《小贩作为他者──被忽略的自我表述》，指出我们应该正视小贩的观点，这是重要的。但该文提到史碧华克（Spivak）的《从属者可以发言吗？》一文，声称 Spivak 反对知识分子为底层或从属者代言，却是误会了。
Spivak 的《从属者可以发言吗？》从1988年发表至今，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却依然引起各种误解。比较常见的误解是认为， Spivak 否定了从属者发言的能力与效力；以为她主张知识份子不应该代言，则是另一种误解。事实上，Spivak 一直以来想避开的正是这两个极端。从属者如果不能发言，那是因为整体结构，欠缺让他们的发言有效的制度条件，而不是由于他们任何内在的欠缺。知识分子如果不宜僭越发言权，那是因为更重要的是协助建立，让从属者可以有效发言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之一，必然也包括了知识分子投入，更适切地描绘与呈现从属者或边缘群体。
所谓的“代言”，在中文的语境里很容易落入单面向的陷阱。Spivak引述马克思《雾月十八》指出 Darstellung 和 Vertretung 的差别，前者主要是“加以呈现与描绘”，后者则有“代表或代言”的意味。两者紧密相关，但也存在重要区分。如果混为一谈，就会有操弄与僭越的危险。英文 representation 同时包含了上述双重意思，一方面是政治上的代言，一方面是艺术上的描绘。以中文语境来说，“呈现”一词比较可以同时包含其中的双重意义。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确实不必执著于所谓的“代言”，也无法充分代表从属者，但这绝非意味着，你可以卸除政治与伦理上的责任，甚或空口说白话地宣称：他们可以自己发言，谁都无法替代。
生命确实无法替代，没有人可以为谁去活，也没有人可以为谁去说，但对世界的呈现是多样而纷杂的。有时候，我们确实必须为他者而活，我们必须为他者而行动与言说。透过各种形式，在各种场域中，广义的知识分子或任何掌握发言权，以及种种呈现材料和管道者，都有伦理责任去进行更适切的描绘，去挑战既存社会图象中的盲点。
当然，所有的社会行动者都可以发声，也都持续在发声，以文字和语言，或以更多其他丰富的材料在进行，包括他们自己的身体与举措。身体的力量是巨大的，有些沉默足以刺穿耳膜。关键因此不在于从属者可以发言吗，而是他们的发言会被听见吗？就算被听见，会被视为有效而必须正视的发言行动吗？亦即，会被掌握思想与物质资源的人认真看待吗？同样重要的是，有多少主流与支配的力量，正在不遗余力打压、抹杀与扭曲，底层社会存在用生命书写的发言行动？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打压的力量？我们如何可以不让自己成为这些打压的力量？
所有的存在处境都同时包含了异质的发言位置。每个发言位置，都建立在活生生的经验和体现的生命样态。我们固然希望肯定从属者、边缘者或被支配者的能动力，但这绝非随心所欲或心存善念就足以达成。我们必须充分思考发言行动所涉及的复杂历史脉络和社会条件，并愿意并确实投入心力去加以改变。 Spivak 在晚近作品中把能动力（agency）定义为“制度上有效的行动”（institutionally validated action），并不是因为她独尊所谓体制内的力量，而是为了强调唯有确实投入改造制度条件的行动中，才能让主流社会正视各种边缘的发言行动。
“呈现”的双重意义因此同时涉及了思想和社会批判，其中的伦理分际唯有在行动中才能得到暂时的解答，这就是一种行动的双面刃。换言之，没有任何抽象的理论可以告诉知识分子或任何人该不该能不能去为谁“代言”，或是“呈现”什么时候会不小心变成“代言”，而“代言”什么时候会不小心变成“僭越”。所有行动的层次都包含了一定的陷阱与风险，这是生命基本的原则，但你并不会也不能因此就不去活。同样的原则适用于行动，正因为有风险，唯有冒险可以化解。这也是 Spivak 不断强调“持续批判”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代表”政治的局限并不限于知识分子的代言，也包括那些开始为自己发声的行动者。当人们开始为自己发声或行动，透过种种社会抗议运动，他们所争的并不是更好或更正确的呈现或代表，而是在地的、具体的、现实的、突击的、串联的生活斗争。知识分子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某种价值真空的漂浮存在，而必然涉及整个知识权力体制对知识分子、专家、专业人士的收编，以及如何抵抗的问题。
这是一个发声管道不断增生、收编管道也不断扩充的社会，所谓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之间的界线和关系，也没有那么清楚明白。甚至，有时候，我们必须主动去模糊这样的界线，用行动去重建不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更多跨越界线的发声管道。所有掌握发声资源者都同时也肩负了某种责任，在不断商榷世界的意义当中行动与活着。
没有标准答案，生命与行动皆然。
（张君玫，东吴大学社会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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