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六日清晨的南台大震，改变了今年年节气氛，也唤回十七年前九二一地震，以及其后三年在中区参与震后重建的记忆。五则随笔，我以九二一地震的历史经验为本，审视地震灾难的“人祸”本质、抢救与重建工作所可能遇到的瓶颈，以及天灾带给我们对于制度变革的思考。希望这次地震所带来的冲击，能够变成台湾社会体质转化的契机。
1. 从天灾变人祸
地震，虽是位于地质敏感地区的台湾，常会有的自然现象，但是地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物资损失，很大程度是人祸，不完全可归咎于天灾。
在九二一地震后，协助众多“集合式住宅”大楼住户、管委会争取权益的社运团体“九二一大地震受灾户联盟”（简称灾盟），所发表的《921人祸根源之政治经济学分析》，就以非常详尽的分析指出：纯粹从经济面来说，台湾的住宅供应已经彻底市场化，成为资本开发与追逐暴利的新商品；从政治面上，地方政权则透过土地炒作、住宅兴建及公共工程寻求“牟利”空间。这两个面向相互为用，再加上金融资本的推波助澜，大大小小的建设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纷纷进入房地产市场，寻求在短时间牟取最大暴利。
由于抢进房地产市场的建设公司多半以快速逐利为目标，加上房地产市场过热，造成利润率降低，因此种缩减成本、偷工减料的作法势在必行。这无关乎良心道德，而是在资本累积利润的无上命令，以及市场现实竞争压力下必有的考量。其造成许多品质不良、无法充分应付台湾天然环境挑战的建筑；在频繁的天灾下，原本遮风蔽雨的家宅，遂成为造成重大伤亡的凶手。
远在九二一地震之前，1997年“温妮台风”造成的汐止“林肯大郡”事件，问题即已显现。但在经历了十余年后，付出上千条人命的伤亡，我们依然在这次206美浓地震中坍塌的楼房，看到一样的问题在发生，一样的结构在起作用。
纵使震灾背后有如许多的人祸因素，但是根据九二一的历史经验，要在政治上或司法对这些灾难制造者究责，简直是难如登天。从政治上来说，透过土地投机炒作寻租，根本是台湾各地方政权维系统治基础的唯一法门；一般的市井小民，很难挑战这样庞大的利益网络。而认真持续地追究其中的政治责任，也不会是台面上蓝绿政治人物想捅的马蜂窝。
就司法而言，大部分建设公司复杂的金流、人脉以及经营权转移，使得追究具有过失责任的厂商或负责人，非常困难。纵使社运团体曾提出“代位求偿”概念，试图透过政府介入进行法律解套。但在实务上，救难的黄金时刻 情绪慌乱、人马杂沓，要冷静细密地进行搜证存档，对住户与司法机关都有困难。更不用说，在巨大的建筑残骸中寻找关键证据，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与人力。
况且，集合式住宅多半住户庞杂，形成共同意见十分困难。甚至在九二一地震的台中灾区，还有栋大楼建商盖到一半跑掉，住户自己出资盖完，却又在地震时倾倒。如此复杂的兴建过程，如何谈责任归属？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地震是必然的自然现象。然而，震灾来袭时，大型建筑物坍塌的罪魁祸首，却是台湾以土地炒作为基础的金权政治结构、官商逐利结构？
2. 善意带来的地狱
西谚有云：“通往地狱之路是由善意铺成的”，九二一地震灾后初期，大量的救援物资以及金钱涌入灾区，这些资源确实在某个程度上缓解了灾区的困境，但是也在某些层面上也制造了新的灾难。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很多受灾户往往是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弱势者，大量慈善捐款的涌入，反而让他们的生活受到新的威胁。有些生活在弱势家庭中的未成年子女，因为父母在地震中罹难，却又依法依理承受大量的补助，成为各方亲戚争夺收养的对象，不断的目睹各种连续剧般的情节，在自己生活周遭上演。
即使是投入灾区的救援物资，到震灾的抢救期结束后，也变成了各个地方基层机关与社福团体烫手山芋。由于当初一开始并无针对所需物资的调查规划，往往出现许多过剩或不必要的物资。另外一方面，外界捐赠物资金钱如何分配，也往往在热心的驻地社福、社区工作人员，和地方居民的社会网络之间，制造出紧张关系。
甚至包括“捐血”也可能也存在问题。由于血液并非能长期保存的物资，因此短时间内出现的大量超过医疗需要的血液，反而有可能造成后来血液不足的医疗资源困境。与此可类比的是，在九二一地震发生后的一两年内，社会资源大量集中在地震灾区，使得民间投入各个社福团体的资源减少，造成严重的社福资源排除。个人曾听过若干福利团体，最后需靠借贷维系。
重建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需要政府和民间在灾民经济、社会、心理等层面上，给予长期而持续的关助。在一阵急惊风式的捐钱、捐血、送物资、当志工之后，台湾人未来想给予自己受难的同胞，多大、多久、多深的支持呢？
3. 重建做为空间改造契机
强烈地震虽然是场重大灾难，但是往往也是都市空间改造的契机。台湾的都市计划奠基于日治时代，共公布了74处的都市计划，其中有25处是因应地震灾后重建而制订，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在1935年“屯仔脚地震”（又称；关刀山地震），一口气公布了21个街庄的都市计划。
在九二一地震之后，位于灾区的台中、南投各乡镇，也依据“灾后重建计划工作纲领”进行各项重建，同时有许多优秀的建筑师进入灾区，协助设计灾区学校，创造出不少得奖作品。而台中县的石冈、东势，南投的中寮等地，过去是社区运动思潮较少进入的地方，也因为灾区重建团体的进入，开启地方发展的新想像。有些参与灾区重建工作的团体，之后长期停留在灾区乡镇，投入了当地的农业、经济重建工作──例如发展地方有机农业，建立小农的农业产销平台、社区深度文化观光产业等。
这次“206美浓地震”的灾区主要是点状的个别建筑物受损，而不像屯仔脚地震、九二一地震那般是大范围面积的损害。但是大批灾民的安置迁移，以及受损建物的重建与否、重建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整体都市空间的发展。特别是台南市做为五都之一，有否可能利用这次地震重建，展现古都新生的可能，尚待后续观察。
4. 从重建变逐利
在进行九二一地震灾后重建工作时，由于“集合式住宅”的公寓大楼，多半产权与所有人众多，使得进行重建工作时意见难以整合，也不容易取得银行融资。因此，1998年11月11日才公布施行的《都市更新条例》，遂成为协助集合式住宅灾民重建家园的重要手段，并在地震重建过程中，针对重建家园所遇到的问题，透过举办研讨会、制订“临门方案”等各种方式，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补充修正。
讽刺的是，从2003年迄今，经历过八次修正之后，曾经在九二一地震中协助灾民重建家园的“都市更新”，却在近年来成为新的社会政治灾难：
地震防治、建筑重建需要耗费极大的国家资源，因此“都市更新”的原意，在于透过“适当的”鼓励资本参与，以减少住户以及国家资源的投入。然而这个设计，却让土地资本找到寻租逐利的缝隙。
由于产权所有人复杂，都市更新条例采取了“有限度”否定个人私有财产权的机制。加上都更背后有国家的担保与协助，以让共识快速达成，却让整套制度，变成土地开发资本得以粗暴地排除弱势者与少数不愿配合者的手段。
以台北市为例，在资本利润率命令诱导下的“都市更新”，更新数量最多的地区，不是大量老旧房屋、狭窄巷弄充斥的新北市，或是台北市大同、万华等老旧社区。反而是地价正不断上涨的大安、士林地区，各个都更案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对都市内的少数族群、文化资产、空间纹理，进行著粗暴而无情的破坏。
这种彷若历史的嘲讽般的变化，看在当初戮力改进“都市更新”方法，以让九二一受灾民众能早日重建家园的工作者或倡议团体眼中，真是哭笑不得。由地震灾后重建引动的都市空间再造过程，是试图创造一个更宜人居住的城市，还是变成另外一个土地资本炒作的乐园？这里面充满著公权力与私人利益的拉扯，也考验著执政者的眼界和企图心。
5. 国家性质重构—迈向风险国家
在进入全球化的后现代时代，国家的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管理“风险”的能力。所谓的风险管理并非只是提供安全保障，风险也非只涉及到经济。例如：科学和技术发展造成的风险、食品安全造成的风险、乃至气候变迁造成的风险，都是当前的政府理所当然要负担进行调控，并研判其中的伦理问题的事项。
台湾处于一个多水患、台风、地震等天然灾害的地区，经济上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非常高，在国际政治上又夹在各个强权之间，对于风险管理的需要非常大。长久以来国家认同、宪政体制一直是台湾的政治议题讨论的核心；直到这次的总统大选，关于修宪、制宪的讨论都不时出现。但是从台湾所处的位置，以及人民日常生活的需求来看，如何改造国家体制，使其能够负担全球化体系下风险管理的需要，恐怕是更急迫的事。
近一点来看，从馊水油引发的食安问题、高雄气爆，或全球气候变迁引发的剧烈风灾、水灾，都是对人民生活立即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挑战到执政合法性的风险事件。马英九总统上任未久，刘兆玄内阁即因“莫拉克风灾”处理不当而辞职下台，即为一例。而这些环境、经济、社会的风险管理问题，又会因为全球化的运作，以及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政治、经济位置，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力，而变得更加复杂剧烈。
在台湾即将进行政党轮替之际，发生美浓地震这样巨大的灾变，与其用古老的“天人感应说”来穿凿附会，不如视为是台湾的国家机器必须改造的征兆。期许新政府能更积极、主动、全面进行“风险管理”。台湾社会若能从这次灾难中吸取教训，那也不枉这一遭。
（解影，地方文史工作者，曾参与九二一地震灾后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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