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到来的台湾大选，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重新取得执政，看来似乎已经十分笃定。国民党确定将丧失国会多数党的优势，剩下的悬念就是民进党是否能取得单独过半，亦或是需要与其他友党合作，以掌控立法院的领导权。执政七年半多的国民党如今气若游丝，奄奄一息。这样的颓势似乎在去年九合一大选之后就已经浮现，今年以来的换柱风波、不分区立委提名争议、王如玄军宅事件更加速了国民党向下沉沦的趋势。
再往前看，导致国民党在九合一大选崩盘的关键之一即是猛然爆发的太阳花运动，在这场反对与中国自由贸易的大规模抗争中，国民党的倾中、亲商、缺乏程序正义等作风受到强大的社会质疑。执政者不旦无法消解这些疑虑，更不愿放下身段解决立法院被占领三周之前的僵局，如此一来，更是造成一整个年轻世代离心背德。在太阳花运动落幕后，“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的口号在网络上普遍流传，获得众多回响，也就不是令人意外的发展。
即使过了近两年，太阳花运动的政治效应仍在接下来的大选中看得见。
首先，当初在国会积极奉行马英九意志、推动服贸协议的，或是曾经被割阑尾行动企图罢免过的国民党立委都受到重大打击。有些后来决定不再竞选（林鸿池），或是不敢再原选区竞选连任，而改为争取国民党的不分区提名（黄昭顺、蔡正元、吕学樟）。
即使照常参选的立委（张庆忠、吴育升）也面临了空前的挑战，许多媒体或预测市场网站的民调显示，其选情有越来越来艰困的迹象。换言之，“败事有余”是太阳花运动第一道政治效应。正是由于这场前所未有的学生运动充满了青年热血、理想主义、爱国救国的正面能量，违逆其锋头的政治人物将会付出严重代价。
其次，太阳花运动也掀起新一波青年参选的高峰，这展现在去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中包括绿党、树党、基进侧翼等“运动型政党”之积极参选，其中绿党更首度当选两席县市议员，创下建党20年来的最佳成绩。这样的参选风潮也延烧至接下来的立法委员选举，其中被媒体统称为“第三势力”的时代力量，与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绿社盟）即是最值得观察的现象。
太阳花运动起源于反对一项与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其主导的价值观包括了左翼的反对自由贸易，也涉及了反统一的台湾民族主义。尽管有评论者认为，太阳花运动显示了台独运动向左转的趋势，然而事后来看，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政治价值始终有其扞格相左之处。
基本上，时代力量走的是独派路线，其崛起直接冲击到了原有的台联党。在2012年，台联盟在政党票获得9%的支持，因此尽管它区域席次挂零，仍是获得了三席立法委员。此外，由于时代力量所推出的候选人是属于太阳花运动的明星级领袖，其中包括有“战神”之称的黄国昌，也因此，目前民调呈现的支持度是处于领先地位，非常有可能在区域与不分区席次都能有斩获。
相对于此，新兴的社会民主党则是主打社会改革、经济重分配的议题，具有浓厚的左派色彩。社民党最受瞩目的参选人即是范云，她曾在太阳花运动期间串连起学术界声援的重要任务。此外，绿党的区域立委提名人也包括了曾柏瑜，这位大学刚毕业的新鲜人，是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的重要干部，参与了当初占领立法院的行动规划。
尽管宣称承袭太阳花香火的势力呈现分裂与彼此竞争的状态，但是无论如何，时代力量与绿社盟的选举结果将是重要的指标，测验这场扭转历史的社会运动之政治效应。
然而，另一项太阳花效应则是比较少被媒体看见，不少太阳花运动的重要干部后来加入了民进党阵营，他们任职于中央党部、蔡英文的竞选总部、亦或是小英教育基金会，俨然成为党内的一股新世代力量。从街头运动起家的民进党，长期以来善于吸纳新崛起的社会力，并且将其转化成为党内的资源，这一点其实并不是令人意外。早在学生运动兴起的八○年代，民进党的新潮流系就以校园读书会的方式，招募了当时一些学生领袖，他们后来被安排在各社运组织工作，不久就投身于公职选举。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更强化了一股趋势，其中不少前学运分子后来随着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进入了中央政府机构，成为阿扁的“幼童军”。这样的发展导致某些野百合成员之不满，他们曾批评民进党不应独占学运的光环，将其“偷偷收编成自己的党产”。
这样的批评是否有道理，实属见人见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民进党执政的八年内，党内新世代的甄选明显减少了。野百合之后的学运沉寂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地，随着民进党的建制化，甚至是封闭化，越来越多的新人是其实政二代出身。职位的家产化也就排斥了无权无势的年轻人参与，如此一来，有不少走民进党路线的六年级生、七年级生，长期担任政治人物的机要或秘书，形成为了所谓的“幕僚世代”。野百合世代的罗文嘉在28岁就担任台北市新闻处处长，这样的生涯机会是他的学弟学妺所无法想象的。
民进党在2008年下台，或许是出于危机意识，扩大了对新世代的招募。在2008年的野草莓学运之后，台湾公民社会重新复苏，也扩大了民进党可以选拔的人才库。在太阳花运动之前，成立于2010年的青平台基金会、2012年的小英教育基金会都是吸纳这些新世代的重要管道。
每一个世代都野心勃勃的积极分子，他们想要参与政治、掌握权力，无论是为了自我实现，亦或是为了改造社会，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台湾过去长期沉浸于白色恐怖的阴影，政治被视为一条容易招惹祸害的不归路，优秀的人才被鼓励去从商赚钱，而不是投身于公共事务。
太阳花世代成长于解严后的台湾，没有前一代的政治恐惧，又在非常年轻的时期主导了这一场扭转历史的重大运动，他们将会是未来台湾重要的资产。再加上，民进党的开放，这也使得他们获得如同野百合世代一样的有利政治机会。
走民进党路线的太阳花世代也同样面临艰困的挑战。民进党的政治文化向来是论功行赏的现实主义，这意味着党组织不会长期培养人才，而是端视个人有什么才能，才给予什么样的职位。相对于此，国民党长期执政，发展出一套养士文化，比较不会在意短期的得失。因此，投靠民进党的新生代如果没有累积个人的资产，例如获得显赫的名牌大学学位、取得律师等专业资格，可能很难开展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用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话来说，这样的发展是朝向“靠政治过活”（live on politics）的政治组织工作者，而不是“为政治而活”（live for politics）的政治家。
其次，一般大众也会以比野百合世代更严格的标准来看待太阳花世代。在25年前，台湾刚脱离解严不久，而且还是处于莫名其妙的动员勘乱时期，在那时打倒“万恶的国民党”几乎是不证自明的道理，要站在历史正确的方向是不难的。然而，太阳花运动呈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境，中国因素、程序不正义、自由贸易等都是点燃不满的重要关键。在未来，如果蔡英文政府仍是以类似的黑箱作业来进行两岸协商，亦或者是信奉一样的自由贸易原则，积极来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这将会直接考验这群世代的言行是否一致。
看得见的太阳花世代看似离权力较远，因此不太会有实际检证的机会；但是对于看不见的太阳花世代而言，接下来的挑战将会是十分严苛的，这也将会考验他们是否终将能为未来台湾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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