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乔瑟芬:台湾同运的轨迹与阻力(上)

30年来台湾同志平权运动的轨迹,似乎成了整个华人世界同运向往的指标。但其实不是台湾的同志运动者特别敢冲,而是一次次被压迫到走投无路的绝望,才催逼出每一项关于权利的意识。
2015年10月31日,台北,参与同志游行人士手持彩虹旗。

今年秋,台湾的天空特别彩虹。

十月下旬,国际同志联合会亚洲双年会(ILGA-ASIA)在台北盛大举行。年会由欧洲经贸办事处赞助、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共同主办,共有超过三十国、三百多位性别运动工作者参与。同时间,还有“亚洲同志合唱音乐节”,与第二届“台湾国际酷儿影展”相互辉映。

台湾同志的公开活动早已跨出台北;在中部、南部、东部都举办了在地游行。而今年,首次有地方开放同性伴侣参与集团婚礼,台北、高雄与台中三个城市,也都开放同性伴侣关系的户政注记。虽然碍于中央法令限制,以上措施都仅有象征意义,无法有确切的法律效益,但已是值得纪念的突破。

此外,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女士公开以影片表态,支持婚姻平权。以其单身女性的身份做此表达,实属勇气过人。同志社群除表示欢迎,也期待蔡女士提出具体政策,并敦促过去在此议题表现不佳的同党国会党团,能配合落实。对比于民进党只有少数委员愿意为此努力,去年太阳花运动后兴起的第三势力新政党,则争相提出更具体关照同志权益的修法目标。

十月最后一天,第十三届台湾同志大游行举行,七万人涌向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也是台北主要的社运抗争据点。大小彩虹旗飘扬在街头,象征对各种少数、边缘族群与议题的包容。

不忘柜中孤单

今年主题“年龄不设限-解放暗柜・青春自主 No Age Limit.”,引领大家反省,当前社会如何透过年龄、性别等框架,来规范个人。这个诉求,直接挑战华人社会保守恐性的文化;其指出家庭与学校场域不重视性教育、总是隐讳回避,却制造更多问题(例如师长同侪对同志的霸凌)的现况。

因年龄而饱受限制的,也不只被“儿少保护”约束的青少年;老年病残者,更在生活各个层面被“去性化”。如果“性”是人类的本能,那么不只同志的性需要去污名,所有人的情欲需求都应被正视。这两年积极提倡身障者性权的“残酷儿”组织,与他们推动的“手天使运动”(帮助身障者抒发情欲的志愿服务),就是在这个“不放弃任何人”的脉络下产生。

这类乍看“激进”的反省,绝非突然蹦出来的,而是紧扣着台湾同志运动的起始精神:不忘边缘弱势。2003年首届同志大游行数百人的队伍中,除有妇运和人权团体,还有日日春(支持性工作权的社运组织)与台湾末代公娼;有些不敢出柜的同志就紧紧跟着日日春的队伍,表示若不幸被媒体拍到,可以说自己是来支持公娼工作权的。性工作者和同志同为边缘弱势,紧紧相依的画面,令人揪心。

台湾同志游行联盟始终谨记:不管是LGBTIQA、性工作者、还是不愿被去性化对待的青少年或身障人士,他们的“柜子”也许不同,但柜子的素材却是相似的“偏见、恐性文化、奖励生殖的传统、歧视、不断堆加且复制的污名”。正因如此,所有离开衣柜的人一旦有力气站出来,都不该忘记曾在柜子里的孤单,更不该放弃那些仍在柜子里忍受、努力求生的人们。

骄傲背后的血泪

30年来台湾同志平权运动的轨迹,似乎成了整个华人世界、甚至亚洲国家同运向往的指标。但其实不是台湾的同志运动者特别敢冲,而是一次次被压迫到走投无路的绝望,才催逼出每一项关于权利的意识。台湾同运者的步伐背后,其实是一个个受到压迫、甚而付出生命的面容。

早在1980年前后,文坛有如白先勇、邱妙津、林怀民、朱天文、李昂等人,不分性倾向、以创作规避道德挞伐,碰触同志许多难以言明的创伤,宽慰柜子里的灵魂。80年代中,有祈家威先生与同性伴侣前往法院登记结婚被拒、田启元因感染爱滋被媒体曝光、而被师范大学拒绝入学等事件。

1990年代,媒体为满足大众猎奇心态,以刻意用耸动手法处理同志相关的社会新闻,甚至数度潜入同志酒吧偷拍,导致部分同志曝光承受重大压力、甚至自杀。警察对同志的偏见,更是直接化为恶意举动;荷枪实弹临检、强验爱滋、泄露身份给媒体等侵犯人权之举,屡见不鲜。

同志社群长年被污名的压抑,终于爆发,汇聚成组织倡议团体,集结发声的意识。“台湾同志咨询热线”由四个同运团体整合成,以助人工作(社工)的角度出发,从电话咨商逐渐转型为全方位的同志平权和教育组织。其它同志行动者或如陈俊志等投入艺文创作,软性影响着社会观感;或如女权会、妇女新知等开始探讨亲密关系民主化、同性伴侣间家暴与法律争议实务;或如同家会等组织,致力同志家庭的生育权、亲权、婚姻权、伴侣权;或如TG蝶园专注于跨性别者在身份转换中所受到的为难、职场与社会歧视;更有像性别人权协会这类,致力于去除爱滋污名倡导的工作者。1996年,台湾甚至出现亚洲第一个为同志成立基督教会“同光同志长老教会”。

2000年,台北市民政局编列官方预算,举办第一届“台北同玩节”,也间接促成日后同志大游行的组织。同年九月,陈水扁总统会见来台参与游行的美籍代表与台湾同志社团时,公开表示“同性恋不是罪,也不是疾病”。2001年,在人权与司法改革团体多年努力后,终于促使大法官会议颁布释字第535号解释文,明确指出警察不得不顾时地及对象任意临检。来年立法院也通过了《警察职权行使法》,不只为同志,也为所有公民,在走出威权国家阴影的人权保障之路,迈进一大步。

官方态度虽看似松动,但压迫仍见于社会许多角落。2000年四月,屏东国中生叶永鋕下课前提前上厕所,却离奇陈尸于厕所中,原因不明。当时学校匆促结案,但记录片导演陈俊志锲而不舍地以影像记录介入,台湾人权促进会的顾立雄律师也在家属委托下介入调查,才发现:叶永鋕因“女性化”而遭校园霸凌,才会在下课前提前上厕所,导致其死亡无人目击。虽然其死因仍未侦破,但咸认为校园霸凌是致其死亡的间接因素。

这起事件在台湾社会,特别是教育界引起震撼。叶同学的悲剧,从报纸一角无人注意的地方事件,最后促成延宕多时的《性别平等教育法》正式立法实施。

同运在台湾历史的镶嵌

回顾台湾同运崛起的年代,正逢民主化浪潮,党禁报禁逐渐解除,社会也开始热衷于本土化、建立主体意识。当年工运、农运、妇女、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不少同志在出柜投入平权运动前,已是其中重要推手。因为这个起点,台湾的同志运动者从未自外于社会整体之外,总是在街头、在各种战场里支持着弱势者。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无整个社会经历的民主化历程,同志平权运动恐怕也不会是如今的轨迹和规模。

是以,不论是台湾或任何一国走过的运动经验,尽管可以互相参照交流,却难以复制。因为一时一地独特的政经情势,或某个突发重大事件,都可能让运动方向或模式发生改变;很多时候,仅是历史因缘际会与大环境造就的幸运。

不过,在全球化下日益扁平的世界里,若干跨境因素,也会牵动各地同志平权运动的进程。本文下篇将聚焦于台湾同运遭遇的两种阻力;一是传统价值与新自由主义的合流,二是美国宗教右派影响力的投射;这两者,都凸显出平权运动中的国际因素。

(乔瑟芬,伴侣盟理事、媒体与表演艺术行政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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