撑伞之后，香港该往何处去，真是个大哉问。人家说得最多的，是香港正进入白色恐怖时期，更是要熬三五七年的那一种。有人抖擞精神，折高衫袖，全力迎战；有人重读捷克，以“七七宪章”作为方法，深耕细作。
被恐惧所驱使而不得不如此
1968年的捷克共产党大整肃，有数十万人因政治观点跟官方不同而不准工 作，并受尽歧视和骚扰，遑论“免于恐惧的自由”。有人在恐惧之下，委曲求全，缄默不语；有人不甘缄默，他们的命运可更悲惨，因为他们必须面对逮捕和监禁。
对于因恐惧而生出形形色色的荒谬，反对派领袖哈维尔于1975年发表了《致捷克头目胡萨克的一封公开信》，指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团结的社会吗？让我坦率以告，它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太多的危险。人民默默的各自工作，并不是团结，而是被恐惧所驱使而不得不如此。”长达数万字的公开信里，哈维尔分析了恐惧在捷克的情况，这种恐惧是远超过了政治审判之上，深入了人民的内心深处，使人丧失了自信，没有了尊严，缺乏了历史感，只能成为一种屈辱下生活的人。哈维尔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最严重的乃是自我主义、虚伪、漠不关心、人人懦弱、恐惧，人人屈辱求生，人人都不管后果如何而只是想尽量逃避一己的责任。希望你和你的政府和政策，能重新调整，不要让他找到更坏的结局。”哈维尔建议的是，要使捷克获得生机，首要之务，乃是使人恢复尊严，经由尊严的恢复，人们才能恢复自发的创造力。
“七七宪章”人权运动，始于1977年1月7日，由242位捷克反对分子首先签署。尽管它已十分“和理非非”，仍难入捷共的耳朵之内。在发动首日，捷共的《红色真理报》即肆意抨击，指签署人“长期和外国敌对势力以及海外革命分子保持联系，供给足以破坏国家利益的资料”，跟着是新一轮的大逮捕。
2015年6月29日《文汇报》对我因high profile、public perception、unwelcome attention而不被浸会大学委任为青年研究实践中心副主任，有这样回应：“这次事件完全反映了一班『政治教师』的嚣张气焰。邵家臻其身不正，不务正业，上司不过提出几句疑问，便立刻遭到政治施压，这彻头彻尾是『白色恐怖』。『政治教师』仿佛戴上了保护罩，只要投身政治行动，只要靠向反对派阵营，就可以公然在校园内搞政治而不怕被追究。港大的陈文敏、戴耀廷、钟庭耀如是，浸大的邵家臻亦如是。”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文汇报的逻辑，对此有关攻击，“一生拉匀计”，真是小菜一碟，可以不理。但当中“政治敎师”四个字实在可圈可点。老实说，1961年甘迺迪总统的名言：“不要问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要问你可以为国家做什么。”于我而言，其实不甚了了。反而 那不知名者的一句：“一个憎恨政治的国家，难以长久维持民主。”我举脚赞成。
将对方妖魔化才是问题
民主，当然有很多种解释。“民有、民治、民享”于我来说，是制度，更是质素。它至少包括：一、坦然无惧地沟通，彼此聆听，认识我们之间虽有差异，却也不少共同之处。二、更能明白“他人”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对那些生活方式与自己迥然有异的人。三、持守我们所信的，同时愿意开放听取其他观点，退一步自我省思，修正既存看法。四、若有怀疑，就要寻找主流以外的资料，务求发现真相。五、去调查、探索、寻求对话，不断建立一个更立体的现实图像。六、涉及政治的争议，能够处理复杂的张力，以求公民社群保持团结，监察政府，向人民负责。七、乐见人民一起致力解决问题，作出决议，在不同的想法中，找出较佳的解决方法。八、在商议中，能够重视、享受、拥抱彼此差异。九、懂得从所遇见的差异、张力、冲突中有所学习。十、尊重民主赐予人“不同意”的权利。分党分派不是问题，将对方妖魔化才是问题。
至于政治，我不憎恨政治，不等于对政治没有警惕。我相信民主，但，有时民主成了掩饰一些卑汚目标的工具。我相信政府，但，它的政策只顺从财团的意愿，而不是依人民的意愿。我相信人民的力量，但，这力量经常失控。例如“我们人民”的“我们”、“人人生而平等”的“人人”，包不包括非异性恋者、穷人、新移民等弱势社群？我相信“不再成为棋子”的主体性，但，它的展现是不是用来拆大台、反大会、倒领导，窝里斗？我相信自发主义，但，它不应是指互不指涉、孤立的、不顾后果的、孤芳自赏的个人抗争和个别行动。我相信行动改变意识，但，它不只是一个关于个人解放的运动，而是个建构集体认同的运动。雨伞运动争取的，岂仅是一个普选制度！
仍有人仰望星空
撑伞之时，长期不断萎缩的公共生活，像是起了变化。至少在占领现场，让我们有机会摩肩擦踵，接触各式人种，明白非我族类不是妖魔，反而可以带来新的活力──有些张力蕴含教育性，甚至娱乐性，但肯定不是威胁性。撑伞之后，如何巩固商议文化以及商议式民主？如何在日常生活范畴上活出民主？如何在社会运动上，突破“唯行动主义”（罗永生语）？如何为政治注入道德？如何在抗争中注入伦理？如何在社区展开对话、进行社区聆听？如何处理复杂的政治张力？如何将冲突化为创造力？这都是时代的诘问，人人都要想方设法去解答。
“社区公民约章”是其中一种回答时代诘问的进路。作为一个自我承诺、自我拯救、自我充权的道德运动，它强调自身不是又一场签名运动，亦不是新一轮选举造势活动。它该是场关于政治文化改造的运动。承接“自”主、“自”发、“自”己的雨伞精神，香港人要由参与签名运动的签民变成“社区公民”──积极参与地方组织选举，改造政治谘询和决策过程，建立有意义的社区生活和新的政治文化，让“真普选”和“命运自主”首先在社区落实。故此，说“社区公民约章”，想说的其实是：
一、我们希望作为一个社区公民，是带着“命运自主”精神，积极投身社区、参与公共事务；
二、我们要以“社区自主”为原则，推动地方政治改革。重大社区计划应该先经过社区公民大会审议，区议会的部分预算亦应由区内民众参与制订；
三、我们倡议“自己社区自己救”，于社区内建立多元共享经济及绿色生活网络，连结居民抵抗财团控制，重夺生活尊严；
四、我们要全面投入社区政治，积极参与区议会选举、村代表选举、业主立案法团及学校家教会等地方组织，重建香港民主运动的“社区阵地”；
五、在投身社区的同时，我们要在社会各个层面争取更开放的民主制度，包括普及而平等的特首和立法会选举，绝不接受北京的8．31框架。
“我们都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而“社区公民约章”算是一次给香港人集体抬头望星的邀请。
（邵家臻，香港浸会大学社工系讲师、社区公民约章倡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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