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邵家臻:在阴沟里仰望星空──关于社区公民约章

撑伞之后,香港该往何处去,真是个大哉问。
雨伞运动一周年,多个民间团体再到金钟占领区举行纪念活动。
香港 政治

撑伞之后,香港该往何处去,真是个大哉问。人家说得最多的,是香港正进入白色恐怖时期,更是要熬三五七年的那一种。有人抖擞精神,折高衫袖,全力迎战;有人重读捷克,以“七七宪章”作为方法,深耕细作。

被恐惧所驱使而不得不如此

1968年的捷克共产党大整肃,有数十万人因政治观点跟官方不同而不准工 作,并受尽歧视和骚扰,遑论“免于恐惧的自由”。有人在恐惧之下,委曲求全,缄默不语;有人不甘缄默,他们的命运可更悲惨,因为他们必须面对逮捕和监禁。

对于因恐惧而生出形形色色的荒谬,反对派领袖哈维尔于1975年发表了《致捷克头目胡萨克的一封公开信》,指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团结的社会吗?让我坦率以告,它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太多的危险。人民默默的各自工作,并不是团结,而是被恐惧所驱使而不得不如此。”长达数万字的公开信里,哈维尔分析了恐惧在捷克的情况,这种恐惧是远超过了政治审判之上,深入了人民的内心深处,使人丧失了自信,没有了尊严,缺乏了历史感,只能成为一种屈辱下生活的人。哈维尔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最严重的乃是自我主义、虚伪、漠不关心、人人懦弱、恐惧,人人屈辱求生,人人都不管后果如何而只是想尽量逃避一己的责任。希望你和你的政府和政策,能重新调整,不要让他找到更坏的结局。”哈维尔建议的是,要使捷克获得生机,首要之务,乃是使人恢复尊严,经由尊严的恢复,人们才能恢复自发的创造力。

“七七宪章”人权运动,始于1977年1月7日,由242位捷克反对分子首先签署。尽管它已十分“和理非非”,仍难入捷共的耳朵之内。在发动首日,捷共的《红色真理报》即肆意抨击,指签署人“长期和外国敌对势力以及海外革命分子保持联系,供给足以破坏国家利益的资料”,跟着是新一轮的大逮捕。

2015年6月29日《文汇报》对我因high profile、public perception、unwelcome attention而不被浸会大学委任为青年研究实践中心副主任,有这样回应:“这次事件完全反映了一班『政治教师』的嚣张气焰。邵家臻其身不正,不务正业,上司不过提出几句疑问,便立刻遭到政治施压,这彻头彻尾是『白色恐怖』。『政治教师』仿佛戴上了保护罩,只要投身政治行动,只要靠向反对派阵营,就可以公然在校园内搞政治而不怕被追究。港大的陈文敏、戴耀廷、钟庭耀如是,浸大的邵家臻亦如是。”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文汇报的逻辑,对此有关攻击,“一生拉匀计”,真是小菜一碟,可以不理。但当中“政治敎师”四个字实在可圈可点。老实说,1961年甘迺迪总统的名言:“不要问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要问你可以为国家做什么。”于我而言,其实不甚了了。反而 那不知名者的一句:“一个憎恨政治的国家,难以长久维持民主。”我举脚赞成。

将对方妖魔化才是问题

民主,当然有很多种解释。“民有、民治、民享”于我来说,是制度,更是质素。它至少包括:一、坦然无惧地沟通,彼此聆听,认识我们之间虽有差异,却也不少共同之处。二、更能明白“他人”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对那些生活方式与自己迥然有异的人。三、持守我们所信的,同时愿意开放听取其他观点,退一步自我省思,修正既存看法。四、若有怀疑,就要寻找主流以外的资料,务求发现真相。五、去调查、探索、寻求对话,不断建立一个更立体的现实图像。六、涉及政治的争议,能够处理复杂的张力,以求公民社群保持团结,监察政府,向人民负责。七、乐见人民一起致力解决问题,作出决议,在不同的想法中,找出较佳的解决方法。八、在商议中,能够重视、享受、拥抱彼此差异。九、懂得从所遇见的差异、张力、冲突中有所学习。十、尊重民主赐予人“不同意”的权利。分党分派不是问题,将对方妖魔化才是问题。

至于政治,我不憎恨政治,不等于对政治没有警惕。我相信民主,但,有时民主成了掩饰一些卑汚目标的工具。我相信政府,但,它的政策只顺从财团的意愿,而不是依人民的意愿。我相信人民的力量,但,这力量经常失控。例如“我们人民”的“我们”、“人人生而平等”的“人人”,包不包括非异性恋者、穷人、新移民等弱势社群?我相信“不再成为棋子”的主体性,但,它的展现是不是用来拆大台、反大会、倒领导,窝里斗?我相信自发主义,但,它不应是指互不指涉、孤立的、不顾后果的、孤芳自赏的个人抗争和个别行动。我相信行动改变意识,但,它不只是一个关于个人解放的运动,而是个建构集体认同的运动。雨伞运动争取的,岂仅是一个普选制度!

仍有人仰望星空

撑伞之时,长期不断萎缩的公共生活,像是起了变化。至少在占领现场,让我们有机会摩肩擦踵,接触各式人种,明白非我族类不是妖魔,反而可以带来新的活力──有些张力蕴含教育性,甚至娱乐性,但肯定不是威胁性。撑伞之后,如何巩固商议文化以及商议式民主?如何在日常生活范畴上活出民主?如何在社会运动上,突破“唯行动主义”(罗永生语)?如何为政治注入道德?如何在抗争中注入伦理?如何在社区展开对话、进行社区聆听?如何处理复杂的政治张力?如何将冲突化为创造力?这都是时代的诘问,人人都要想方设法去解答。

“社区公民约章”是其中一种回答时代诘问的进路。作为一个自我承诺、自我拯救、自我充权的道德运动,它强调自身不是又一场签名运动,亦不是新一轮选举造势活动。它该是场关于政治文化改造的运动。承接“自”主、“自”发、“自”己的雨伞精神,香港人要由参与签名运动的签民变成“社区公民”──积极参与地方组织选举,改造政治谘询和决策过程,建立有意义的社区生活和新的政治文化,让“真普选”和“命运自主”首先在社区落实。故此,说“社区公民约章”,想说的其实是:

一、我们希望作为一个社区公民,是带着“命运自主”精神,积极投身社区、参与公共事务;

二、我们要以“社区自主”为原则,推动地方政治改革。重大社区计划应该先经过社区公民大会审议,区议会的部分预算亦应由区内民众参与制订;

三、我们倡议“自己社区自己救”,于社区内建立多元共享经济及绿色生活网络,连结居民抵抗财团控制,重夺生活尊严;

四、我们要全面投入社区政治,积极参与区议会选举、村代表选举、业主立案法团及学校家教会等地方组织,重建香港民主运动的“社区阵地”;

五、在投身社区的同时,我们要在社会各个层面争取更开放的民主制度,包括普及而平等的特首和立法会选举,绝不接受北京的8.31框架。

“我们都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而“社区公民约章”算是一次给香港人集体抬头望星的邀请。

(邵家臻,香港浸会大学社工系讲师、社区公民约章倡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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