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伞后一年，论断成败或许尚早，却是检讨经验的时机。一场历时79天的大型社会运动，值得端详反思的地方不胜枚举，近日各界亦陆续开展不同方向的检讨，从运动策略、沟通机制、应否退场、和平还是勇武抗争，到占领者与市民关系、警民关系、公民社会的后续发展等等。借此时机，端传媒邀请了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序言书室创办人李达宁、《信报》前总编辑练乙铮、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及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共同就着特定议题聚焦讨论，希望透过文字交锋，令彼此论点得以充分辩证，深化检讨。
摄 : Chris McGrath/GETTY
今天（9月27日）是中秋节，又是“占中”一周年的前夕，在一份报章的头版看到“一群爱香港的热心市民”致“参与占中的民主烈士”的公开信，说“感谢热爱香港和祖国的你们”，“民主烈士的努力和成就令香港人感到骄傲”，又说此事“令全世界了解中国的宽大包容、香港的开放自由，印证了香港是全球最民主的城市”。
最近“端传媒”刊登了作家草雪的一篇文章，题为《我城》，其中提到她早于1982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伞与人》的文章：“我由《秋水伊人》（港译《雪堡雨伞》）那出法国电影的开场俯瞰镜头、那一把把撑开的彩色缤纷的伞面说起。末段我的结论是：『人虽是稠密，但每人手中的伞子都把四周的人隔着，人各自在自己的伞下自卫、寻梦，一把把不同颜色的伞子，一个个不同心态的自我，组合着看似瑰玮的彩虹，永远往来不息』。”
“占中三子”之一的陈健民教授刚在“端传媒”发表的《革命的诱惑》中写道：“真正有重大分歧的，是三子与『勇武派』对运动的本质的判断。在语言上，勇武派称呼占领为『雨伞革命』或『遮打革命』。既冠以革命之名，应涉及以抗争，甚至暴力手段推翻梁振英政权和整个政治制度。”“勇武派……指摘三子和学生领袖软弱，却没提出勇武抗争如何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和避免……可能的悲剧结果。”
“占中”运动中，香港社会撕裂为“黄”、“蓝”两大阵营，时至今日，社会的创伤仍未痊愈，“爱国爱港”人士和追求“民主”和“真普选”的人士的对立依然严重，中方人士的“特首地位超然论”、香港须“去殖民化”的观点以及批评香港有“去中国化”的趋势，在社会引起很大争论，反映中央方面和部分港人对于“一国两制”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在这情况下，对“后占中”时代“一国两制”如何走下去的理性思考是十分必要的，对占领运动的反思也是有益的。
当局的相对宽容和占领者的相对克制
有消息指出，北京方面把“占中”定性为“颜色革命”，上面引用到陈健民的文章，反映至少有部分占领人士的确以革命者自居。相对来说，占中三子采取比较温和与务实的策略，并在群众结束其占领行动之前向警方自首；即使是反对“占中”的人士也可以肯定三子这个决定的“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的意义。环顾世界，不单是第三世界国家，即使是在欧美国家，像香港去年这样大规模和具持续性的群众抗议行动最终不酿成暴动而流血收场，实在是颇为罕见的。本文引述的第一段文字提到“中国的宽大包容、香港的开放自由”，这固然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没有绝大部分占领者的和平与理性，占领运动在大致上和平的情况下“清场”，也是不容易实现的；当局的相对宽容和占领者的相对克制，都是占领运动没有升级为暴动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相辅相成，香港因而避过一劫，可谓不幸中的大幸。
他们之中有中年人、老年人，但更多是青年人，他们不是来参与“颜色革命”（他们大部分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颜色革命”），他们只是以身体行动来追求一个“民主梦”。
上文引用的第二段文字谈到人们在雨伞下的寻梦，虽然写于“雨伞运动”发生前的三十多年，却可能可以形容参与这场运动的其中一些香港市民的心态。他们之中有中年人、老年人，但更多是青年人，他们不是来参与“颜色革命”（他们大部分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颜色革命”），他们只是以身体行动来追求一个“民主梦”。其实当前中国官方话语中也有使用“梦”的比喻，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追求“民主梦”的香港年轻人不一定是不爱国的，我相信他们绝大部分是爱国的，也会认同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订出的目标。
在“后占中”时代，我仍然相信，“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中国梦”的实现，可以作出积极的贡献，它不但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负累，而且是它的资产。正如2014年国务院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结束语”所云：“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多个维度观察，香港仍是中国境内最现代化的都市，不单在人均收入上居前列（虽然亚于澳门），而且在其人权、自由、法治和民主制度方面，在其多元和开放的思想文化方面，也有其值得港人珍惜和自豪之处。
一条“独特的民主路”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社会能否找到一条“独特的民主路”，在不与“一国”原则“对抗”的前提下活出其尊严？
英语有一句话：“What unites us is greater than what divides us.”（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力量远超于把我们分离的力量）。西方思想中有这样的概念：虽然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你的意见的权利。持不同政见的人是不是一定要互相仇视、憎恨和咒骂？他们能否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理性沟通，尝试求同存异，从而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社会能否找到一条“独特的民主路”（借用自刘兆佳教授《香港的独特民主路》一书），在不与“一国”原则“对抗”的前提下活出其尊严？这便是“被时代选中的我们”（此词借用自《被时代选中的我们》一书）所面对的挑战。
（陈弘毅，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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