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健民：革命的诱惑

编按：伞后一年，论断成败或许尚早，却是检讨经验的时机。一场历时79天的大型社会运动，值得端详反思的地方不胜枚举，近日各界亦陆续开展不同方向的检讨，从运动策略、沟通机制、应否退场、和平还是勇武抗争，到占领者与市民关系、警民关系、公民社会的后续发展等等。借此时机，端传媒邀请了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序言书室创办人李达宁、《信报》前总编辑练乙铮、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及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共同就着特定议题聚焦讨论，希望透过文字交锋，令彼此论点得以充分辩证，深化检讨。

雨伞运动一周年，传媒在回顾时多集中谈占中三子与学生就谈判和退场的分歧。其实除了11日30日的升级行动令两者分道扬镳外，三子和学生领袖基本上都接受非暴力公民抗命的原则，只是三子着眼争取社会对占领行动的同情，而学生却更关注留守者的意向。诉之的群众不同，进退策略自然有异。

真正有重大分歧的，是三子与“勇武派”对运动的本质的判断。在语言上，勇武派称呼占领为“雨伞革命”或“遮打革命”。既冠以革命之名，应涉及以抗争，甚至暴力手段推翻梁振英政权和整个政治制度。

反对革命之说的朋友，认为民间没枪没炮，凭什么起义？其实研究过往40年的革命史，大多数成功例子并非透过大规范武装冲突而推翻专制政权的。譬如1986年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依赖的主要是大型非暴力群众运动和用选票向马可斯表达不满。人民力量最终引发军事政变，军队内部分裂，马可斯在无法指挥的情况下仓皇去国。又好像1989年捷克和一些东欧国家与共产政权的抗争，被称为“天鹅绒革命”（即“温柔的革命”），因为都是透过学生和老一辈的民运分子在布拉格先发起50万人和平示威，再以全国总罢工赶捷共下台。即使是近年在前苏联国家和中东地区爆发的“颜色革命”，大多以和平示威抗议选举不公再迫使政府下台的方式完成“革命”。因此，许多学者总结上述的经验，认为非暴力抗争是当代革命的特色。

和平非暴力不单是争取民众支持、令抗争主流化的手段，更是赢取部分军方／警察领袖的同情、造成建制内哄的不二法门。

和平非暴力不单是争取民众支持、令抗争主流化的手段，更是赢取部分军方／警察领袖的同情、造成建制内哄的不二法门。当然，这种普遍的经验未必适用于所有国家。南韩民主化过程中，大学生以汽油弹对抗军政府，为反对派领袖金大中的谈判带来筹码；南非的曼德拉在成功以对话争取普选、消灭种族隔离政策之前，是经历二十多年的武装起义。我只想说明的，是当代许多的革命是以和平示威所促成，而毋须动用枪炮。

雨伞运动没有升级至革命的可能

明乎此，便知道雨伞运动并非没有升级至革命的可能性。譬如有示威者在占领初期倡议围堵政府总部和特首办，其实是有机会创造“革命的时刻”。即使在台湾这样民主的国家，当学生冲入行政院，马上遭到武力清场。如果雨伞运动的群众要瘫痪政府，遭到梁振英政府武力清场的机会必然更高。问题是9．28的催泪弹已经引起民愤，如果当时还向群众开枪，会否燃起广大群众革命的怒火？抑或是警察在施放催泪弹后已士气低落，有可能拒绝执行上级开枪的命令，令梁振英在失去指挥警队能力后黯然下台？面对这种革命的诱惑，群众运动领袖该如何抉择？

有责任感的领袖最少应明白，围堵行政机关将会为群众带来极高的风险。行动可能唤醒警察的良知，在和平的情况下迫使梁振英下台。但围堵亦可能造成群众的伤亡，激发一场暴戾的革命，后果谁都难以控制。我们要进一步考量的，是北京对这两种情况的反应。特首在宪政上既为中央政府权力的代表，在群众压力和警队叛变的情况下被迫下台，北京会顺应民情抑或视之为对主权的挑战？如果因为警察开枪造成大规模冲突，北京会否放手不理，抑或会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派解放军入城镇压？这些问题显然未经过深入讨论，但勇武派却指摘三子和学生领袖软弱，却没提出勇武抗争如何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和避免上述可能的悲剧结果。

波兰的“自我克制运动”

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成立时会员数以百万计，只要持续号召罢工，随时可将已失去民心的波共赶下台。但因为1956年匈牙利人民革命和1968年捷共的自由化改革，最终引来苏联挥军直入布达佩斯和布拉格，团结工会明白到波兰并非完整的主权国家，不能盲动引苏军入境、重复前人悲剧，结果提出“自我克制运动”（self-limiting movement），不以革命手段推翻波共。

团结工会貌似自我设限，实质是在固守阵地、伺机而动。即使波共采取军法统治（1981年至83年）并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组织，抗争持续，最后要透过波共、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组成的圆桌会议进行谈判，就经济政策和工人待遇问题达成协议。到1989年，波共被迫开放部分国会议席进行普选，团结工会赢取超过九成议席，引来政治危机，波共无奈让出权力。由于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并无出手干预，波兰便进行修宪，最终实行民主和市场经济。

负责任的革命家应该有清楚的论述，才能引发深度的辩论，而非流于一种革命诱惑下的情绪。

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与专制的政权的斗争，必须因时制宜、有勇有谋。究竟是和平或是暴力更能感召人民、分裂建制？如何固守运动成果，伺机而动，不盲动又不错失时机？今天年轻人面对一个超然三权、耳目闭塞的当权者感到道理已经说尽，必须“以武制暴”，甚至鼓吹革命，我是十分理解。但如何推动革命？革命如何带来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彻底改变？负责任的革命家应该有清楚的论述，才能引发深度的辩论，而非流于一种革命诱惑下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