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陳健民：革命的誘惑

編按：傘後一年，論斷成敗或許尚早，卻是檢討經驗的時機。一場歷時79天的大型社會運動，值得端詳反思的地方不勝枚舉，近日各界亦陸續開展不同方向的檢討，從運動策略、溝通機制、應否退場、和平還是勇武抗爭，到佔領者與市民關係、警民關係、公民社會的後續發展等等。藉此時機，端傳媒邀請了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序言書室創辦人李達寧、《信報》前總編輯練乙錚、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及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共同就着特定議題聚焦討論，希望透過文字交鋒，令彼此論點得以充分辯證，深化檢討。

雨傘運動一週年，傳媒在回顧時多集中談佔中三子與學生就談判和退場的分歧。其實除了11日30日的升級行動令兩者分道揚鑣外，三子和學生領袖基本上都接受非暴力公民抗命的原則，只是三子着眼爭取社會對佔領行動的同情，而學生卻更關注留守者的意向。訴之的群眾不同，進退策略自然有異。

真正有重大分歧的，是三子與「勇武派」對運動的本質的判斷。在語言上，勇武派稱呼佔領為「雨傘革命」或「遮打革命」。既冠以革命之名，應涉及以抗爭，甚至暴力手段推翻梁振英政權和整個政治制度。

反對革命之說的朋友，認為民間沒槍沒炮，憑什麼起義？其實研究過往40年的革命史，大多數成功例子並非透過大規範武裝衝突而推翻專制政權的。譬如1986年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依賴的主要是大型非暴力群眾運動和用選票向馬可斯表達不滿。人民力量最終引發軍事政變，軍隊內部分裂，馬可斯在無法指揮的情況下倉皇去國。又好像1989年捷克和一些東歐國家與共產政權的抗爭，被稱為「天鵝絨革命」（即「溫柔的革命」），因為都是透過學生和老一輩的民運分子在布拉格先發起50萬人和平示威，再以全國總罷工趕捷共下台。即使是近年在前蘇聯國家和中東地區爆發的「顏色革命」，大多以和平示威抗議選舉不公再迫使政府下台的方式完成「革命」。因此，許多學者總結上述的經驗，認為非暴力抗爭是當代革命的特色。

和平非暴力不單是爭取民眾支持、令抗爭主流化的手段，更是贏取部分軍方／警察領袖的同情、造成建制內鬨的不二法門。

和平非暴力不單是爭取民眾支持、令抗爭主流化的手段，更是贏取部分軍方／警察領袖的同情、造成建制內鬨的不二法門。當然，這種普遍的經驗未必適用於所有國家。南韓民主化過程中，大學生以汽油彈對抗軍政府，為反對派領袖金大中的談判帶來籌碼；南非的曼德拉在成功以對話爭取普選、消滅種族隔離政策之前，是經歷二十多年的武裝起義。我只想說明的，是當代許多的革命是以和平示威所促成，而毋須動用槍炮。

雨傘運動沒有升級至革命的可能

明乎此，便知道雨傘運動並非沒有升級至革命的可能性。譬如有示威者在佔領初期倡議圍堵政府總部和特首辦，其實是有機會創造「革命的時刻」。即使在台灣這樣民主的國家，當學生衝入行政院，馬上遭到武力清場。如果雨傘運動的群眾要癱瘓政府，遭到梁振英政府武力清場的機會必然更高。問題是9．28的催淚彈已經引起民憤，如果當時還向群眾開槍，會否燃起廣大群眾革命的怒火？抑或是警察在施放催淚彈後已士氣低落，有可能拒絕執行上級開槍的命令，令梁振英在失去指揮警隊能力後黯然下台？面對這種革命的誘惑，群眾運動領袖該如何抉擇？

有責任感的領袖最少應明白，圍堵行政機關將會為群眾帶來極高的風險。行動可能喚醒警察的良知，在和平的情況下迫使梁振英下台。但圍堵亦可能造成群眾的傷亡，激發一場暴戾的革命，後果誰都難以控制。我們要進一步考量的，是北京對這兩種情況的反應。特首在憲政上既為中央政府權力的代表，在群眾壓力和警隊叛變的情況下被迫下台，北京會順應民情抑或視之為對主權的挑戰？如果因為警察開槍造成大規模衝突，北京會否放手不理，抑或會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派解放軍入城鎮壓？這些問題顯然未經過深入討論，但勇武派卻指摘三子和學生領袖軟弱，卻沒提出勇武抗爭如何爭取更廣泛的支持和避免上述可能的悲劇結果。

波蘭的「自我克制運動」

1980年波蘭團結工會成立時會員數以百萬計，只要持續號召罷工，隨時可將已失去民心的波共趕下台。但因為1956年匈牙利人民革命和1968年捷共的自由化改革，最終引來蘇聯揮軍直入布達佩斯和布拉格，團結工會明白到波蘭並非完整的主權國家，不能盲動引蘇軍入境、重複前人悲劇，結果提出「自我克制運動」（self-limiting movement），不以革命手段推翻波共。

團結工會貌似自我設限，實質是在固守陣地、伺機而動。即使波共採取軍法統治（1981年至83年）並宣布團結工會為非法組織，抗爭持續，最後要透過波共、天主教會和團結工會組成的圓桌會議進行談判，就經濟政策和工人待遇問題達成協議。到1989年，波共被迫開放部分國會議席進行普選，團結工會贏取超過九成議席，引來政治危機，波共無奈讓出權力。由於當時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並無出手干預，波蘭便進行修憲，最終實行民主和市場經濟。

負責任的革命家應該有清楚的論述，才能引發深度的辯論，而非流於一種革命誘惑下的情緒。

這些經驗告訴我們，與專制的政權的鬥爭，必須因時制宜、有勇有謀。究竟是和平或是暴力更能感召人民、分裂建制？如何固守運動成果，伺機而動，不盲動又不錯失時機？今天年輕人面對一個超然三權、耳目閉塞的當權者感到道理已經說盡，必須「以武制暴」，甚至鼓吹革命，我是十分理解。但如何推動革命？革命如何帶來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徹底改變？負責任的革命家應該有清楚的論述，才能引發深度的辯論，而非流於一種革命誘惑下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