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论摄影》（On Photography）里断言：“照片不可能创造道德立场”。上星期我在公开的脸书专页贴出了叙利亚难民潮的新闻照片，有人留言说中东人很会繁殖，淹死了一个还会再生出四个，不必担心。我心里凉了半截。桑塔格在1977年写的文字，到了资讯爆炸的年代更掷地有声。战乱与流浪，贫穷与死亡，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本来就是可以用各种屏障来隔绝的事。看多了难民哭喊呼救的照片，观者或多或少还会感到厌烦。这些影像只消按一个掣就可以消失，道德与否，似乎在现代生活中是可以选择的事。
在欧洲难民潮上篇谈到穆芙（C. Mouffe）对于现代欧洲政治的批判，她认为欧洲民主已经没有了左右的政治之争，有的只是对错的道德之争，而极右派是因此才有了滋长的政治空间。如果要求欧洲大国因为道德而收容难民，将收容与不收容的争论转移至道德或人权之上，未免是落入了黑白对错的窠臼，也是把难民问题的根源，甚至是边界与国家的本质看得太简单。
新自由主义与难民的价值
而且，道德或许可以作为宣传收容立场的口号，但各国收容的目的却跟道德相距甚远。BBC的著名经济记者Robert Peston就在一篇文章中尝试解释为何德国向难民打开大门，英国却只在艾兰遇溺照登上各大报头版后的公众压力下，才增加难民收容配额。Peston认为两国的相异态度跟人口增长与经济前景有关：德国的人口正在下跌，英国相反；而且因为人口老龄化，德国的抚养比率（即从事劳动生产及不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口比例）也比英国高。年轻力壮的难民因此成为了德国劳动力的来源，尤其是有能力逃离叙利亚长年战火的难民，大都正值青壮年，少有老弱伤残。于是，德国是因为经济原因，填补技术劳工缺口的需要，而比英国有动力收容难民。
边境本身选择性向某类人关上，又向某类人开放，但理由与其说是种族，不如说是阶级。
在极右派抬头，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崛起的今天，诉诸于经济原因，或许更容易说服本土公民收容难民的必要。不管是在香港还是英国，都会听到有本土公民要求加强边境和人口管制的呼声。笔者不会说这是自然的现象，但这绝对是可以解释或理解的现象。但在此更有必要阐明一点：在我们排拒某些外来人口（如难民、申请庇护人士），但又欢迎某些外国优秀人才，外来资本，投资移民的同时，我们本身就是在支持某种根据经济价值来判断谁是“有资格的人”的边境管制。即如香港引入外佣，但严格限制他们的移民权、居留权，甚至在香港也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但对专业人才却只有宽松限制，本质上已经是对于贫穷及下层职业的歧视。所以，其实这种逻辑跟数年前某政府官员说：“香港青年买不起香港楼，可以考虑搬去深圳”的逻辑是暗合的。边境本身选择性向某类人关上，又向某类人开放，但理由与其说是种族，不如说是阶级。
然而支持收容难民的人士，如果不谈道德与人权，应否宣扬难民可以带来的经济利益？2006年，美国的外来移民（难民与移民有别，但在此不赘）在美国五十多个城市发起和平示威，要求美国政府正视他们的存在，并且要向世人宣告“他们也有在工作，他们也有为美国的繁荣出一分力”的信息。他们要宣示的是，其实美国有许多不光鲜，或相对较为低技术性的工作，其实都是由没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外来移民担任──由洗碗工、建筑工人到清洁工，这些人每天都在生产与劳动，甚至有许多企业大部分的员工都是移民工，因为他们薪资低廉，而且比本土居民更愿意接受较差劣的工作环境，或较长的工时。这些移民工认为，因为美国需要他们，所以他们值得拥有一张美国公民身份证。
无疑，以经济价值作卖点，绝对比以人权或道德作卖点有用得多。在这个大家习惯让数字说话的年代，已经无法否定外来人口能够支持已发展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青壮劳动力的事实。然而这种论点没有留意的是，宣传难民或寻求庇护人士的劳动力，本身已经在排拒未来的难民，还有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贡献劳动生产的难民，例如老弱伤残，没有足够技术或教育的人士，或拥有的技术或教育不在国家需求之列的人士。更甚者，将来的难民想要获得庇护，就要投入更贱卖劳动力的竞争中，无限投入一场race to the bottom的比赛：比该国的底层劳工要求更低的工资，更不介意超长的工时。说到底，获益的永远不会是被指控为“抢工作，抢饭碗”的难民，又或者每天担心饭碗被难民抢走的本国劳动阶层，而是付工资的大企业。最重要的是，当支持收容难民的人士用这种逻辑来区别谁是有资格成为公民的人，本身就已经是服膺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底下，不止对没有生产价值的老弱”kick the ladder away”，最重要的是把“人”本身的价值全部丢掉。无疑能够进入德国，获批居留的难民不用再飘零，生命也不必再受到威胁，但归根究柢，这种论调以生产价值凌驾于人的价值，而且本质就已经有排拒性，毕竟不是最好的收容基础。
多少才算够？
笔者相信国族只是所谓“想像的共同体”，所有地理边界都不应该存在，任何国家或政体皆没资格决定人要往哪里去，在哪里居住，工作或生活，但同时承认这毕竟是无法为难民解决当前问题的理想。事实上，正如应用伦理学家辛格（Peter Singer）所言，可见将来状况只会往相反方向发展：处于欧洲边陲的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在边境兴起铁丝网隔绝涌入欧洲的难民，而内部可以自由出入的神根地区也会检讨流动政策。考虑到这种排外的气氛，辛格提议，为免难民犯险以水路偷渡前往欧洲，造成更多无辜伤亡，欧洲国家应该实际金援收容了许多难民的国家，例如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黎巴嫩、约旦等国（以色列是唯一一个与叙利亚接壤，但没有收容难民的西亚国家）。
笔者探访过土耳其设施齐备的叙利亚难民营，该国对叙利亚人民的救援（土耳其至今已收容近200万难民）已经成为人道典范（可参考：http://goo.gl/FwFSqn）。而黎巴嫩因为本身跟叙利亚的文化和政治亲缘性，也收容了一百多万难民。但黎巴嫩本身政治状况不稳定，宗教派系斗争剧烈，失业率高，叙利亚难民成为黎巴嫩的政治经济问题之余，本身的生活环境也得不到多大改善。欧洲国家如果以金援将难民拒诸边界之外，让难民继续“区域化处理”，简单点来说是“用钱打发”──其实是无视西亚地区政治复杂性的做法。叙利亚已经是一场大国角力的代理战，而叙利亚人民已经付上了不应付上的代价，如果要周边国家完全扛起收容的责任，无疑只会进一步打击西亚地区本来就相当脆弱的政治平衡。金援不是无用，但绝对不是最好办法。
而牛津大学法律哲学教授Leslie Green则认为富有的欧洲国家应该尽量接收难民。无疑有很多人怀疑接受数十万难民会影响本国公民的生活质素，但即使这是事实，而不是政府对人口控制所编造的借口，Green也认为这些国家只考虑到他们相对（relative）的生活质素下降，却没有考虑到因为逃避战乱和死亡而离家别井的难民的绝对（absolute）生活质素下降。至于为何人要牺牲一点生活质素，例如居民要忍受一个比以前挤拥的社区，学生要忍受比较人多的班级──去拯救他人的生命，那大概又可以展开一场利己或利他的讨论。但我相信Green或许多支持收容的知识分子与学者想法的底蕴，都不过是肯定国家无法凌驾人的价值这一非常基本的想法而已。
在小男孩的照片之前，霸占头版的难民照片，是一个难民父亲一手抱着穿着救生衣的女儿，一手护着儿子的照片，背景是一片茫茫大海。父亲在哭泣，脸上满是恐惧，悲伤，还有茫然。昨天这个家庭终于安全抵达德国柏林，准备展开新生活，媒体也跟随拍照。这家人的童话故事式结局叫人感到窝心，但他们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那些没有被桑塔格笔下的“特别的游客”──记者──所拍下的悲伤与恐惧，却似乎被这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置之不顾。没有同情心的人固然叫人齿冷，但同情心大概也是被高估的美德，谁知它可以带我们走到哪里？不把人的情感与制度连结，思考人本身的价值、自由、主体与位置，大概也是触不及世上所有问题的核心的。（系列之二）
（香港作家，著有《茉莉花开－中东革命与民主路》，于英国法学研究院毕业，研究题目为极右思潮与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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