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論攝影》（On Photography）裏斷言：「照片不可能創造道德立場」。上星期我在公開的臉書專頁貼出了敘利亞難民潮的新聞照片，有人留言說中東人很會繁殖，淹死了一個還會再生出四個，不必擔心。我心裏涼了半截。桑塔格在1977年寫的文字，到了資訊爆炸的年代更擲地有聲。戰亂與流浪，貧窮與死亡，在我們這個物質世界，本來就是可以用各種屏障來隔絕的事。看多了難民哭喊呼救的照片，觀者或多或少還會感到厭煩。這些影像只消按一個掣就可以消失，道德與否，似乎在現代生活中是可以選擇的事。
在歐洲難民潮上篇談到穆芙（C. Mouffe）對於現代歐洲政治的批判，她認為歐洲民主已經沒有了左右的政治之爭，有的只是對錯的道德之爭，而極右派是因此才有了滋長的政治空間。如果要求歐洲大國因為道德而收容難民，將收容與不收容的爭論轉移至道德或人權之上，未免是落入了黑白對錯的窠臼，也是把難民問題的根源，甚至是邊界與國家的本質看得太簡單。
新自由主義與難民的價值
而且，道德或許可以作為宣傳收容立場的口號，但各國收容的目的卻跟道德相距甚遠。BBC的著名經濟記者Robert Peston就在一篇文章中嘗試解釋為何德國向難民打開大門，英國卻只在艾蘭遇溺照登上各大報頭版後的公眾壓力下，才增加難民收容配額。Peston認為兩國的相異態度跟人口增長與經濟前景有關：德國的人口正在下跌，英國相反；而且因為人口老齡化，德國的撫養比率（即從事勞動生產及不從事勞動生產的人口比例）也比英國高。年輕力壯的難民因此成為了德國勞動力的來源，尤其是有能力逃離敘利亞長年戰火的難民，大都正值青壯年，少有老弱傷殘。於是，德國是因為經濟原因，填補技術勞工缺口的需要，而比英國有動力收容難民。
邊境本身選擇性向某類人關上，又向某類人開放，但理由與其說是種族，不如說是階級。
在極右派抬頭，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崛起的今天，訴諸於經濟原因，或許更容易說服本土公民收容難民的必要。不管是在香港還是英國，都會聽到有本土公民要求加強邊境和人口管制的呼聲。筆者不會說這是自然的現象，但這絕對是可以解釋或理解的現象。但在此更有必要闡明一點：在我們排拒某些外來人口（如難民、申請庇護人士），但又歡迎某些外國優秀人才，外來資本，投資移民的同時，我們本身就是在支持某種根據經濟價值來判斷誰是「有資格的人」的邊境管制。即如香港引入外傭，但嚴格限制他們的移民權、居留權，甚至在香港也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但對專業人才卻只有寬鬆限制，本質上已經是對於貧窮及下層職業的歧視。所以，其實這種邏輯跟數年前某政府官員說：「香港青年買不起香港樓，可以考慮搬去深圳」的邏輯是暗合的。邊境本身選擇性向某類人關上，又向某類人開放，但理由與其說是種族，不如說是階級。
然而支持收容難民的人士，如果不談道德與人權，應否宣揚難民可以帶來的經濟利益？2006年，美國的外來移民（難民與移民有別，但在此不贅）在美國五十多個城市發起和平示威，要求美國政府正視他們的存在，並且要向世人宣告「他們也有在工作，他們也有為美國的繁榮出一分力」的信息。他們要宣示的是，其實美國有許多不光鮮，或相對較為低技術性的工作，其實都是由沒有美國公民身份的外來移民擔任──由洗碗工、建築工人到清潔工，這些人每天都在生產與勞動，甚至有許多企業大部分的員工都是移民工，因為他們薪資低廉，而且比本土居民更願意接受較差劣的工作環境，或較長的工時。這些移民工認為，因為美國需要他們，所以他們值得擁有一張美國公民身份證。
無疑，以經濟價值作賣點，絕對比以人權或道德作賣點有用得多。在這個大家習慣讓數字說話的年代，已經無法否定外來人口能夠支持已發展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青壯勞動力的事實。然而這種論點沒有留意的是，宣傳難民或尋求庇護人士的勞動力，本身已經在排拒未來的難民，還有因為種種原因而無法貢獻勞動生產的難民，例如老弱傷殘，沒有足夠技術或教育的人士，或擁有的技術或教育不在國家需求之列的人士。更甚者，將來的難民想要獲得庇護，就要投入更賤賣勞動力的競爭中，無限投入一場race to the bottom的比賽：比該國的底層勞工要求更低的工資，更不介意超長的工時。說到底，獲益的永遠不會是被指控為「搶工作，搶飯碗」的難民，又或者每天擔心飯碗被難民搶走的本國勞動階層，而是付工資的大企業。最重要的是，當支持收容難民的人士用這種邏輯來區別誰是有資格成為公民的人，本身就已經是服膺於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底下，不止對沒有生產價值的老弱”kick the ladder away”，最重要的是把「人」本身的價值全部丟掉。無疑能夠進入德國，獲批居留的難民不用再飄零，生命也不必再受到威脅，但歸根究柢，這種論調以生產價值凌駕於人的價值，而且本質就已經有排拒性，畢竟不是最好的收容基礎。
多少才算夠？
筆者相信國族只是所謂「想像的共同體」，所有地理邊界都不應該存在，任何國家或政體皆沒資格決定人要往哪裏去，在哪裏居住，工作或生活，但同時承認這畢竟是無法為難民解決當前問題的理想。事實上，正如應用倫理學家辛格（Peter Singer）所言，可見將來狀況只會往相反方向發展：處於歐洲邊陲的塞爾維亞和匈牙利在邊境興起鐵絲網隔絕湧入歐洲的難民，而內部可以自由出入的神根地區也會檢討流動政策。考慮到這種排外的氣氛，辛格提議，為免難民犯險以水路偷渡前往歐洲，造成更多無辜傷亡，歐洲國家應該實際金援收容了許多難民的國家，例如敘利亞的鄰國土耳其、黎巴嫩、約旦等國（以色列是唯一一個與敘利亞接壤，但沒有收容難民的西亞國家）。
筆者探訪過土耳其設施齊備的敘利亞難民營，該國對敘利亞人民的救援（土耳其至今已收容近200萬難民）已經成為人道典範（可參考：http://goo.gl/FwFSqn）。而黎巴嫩因為本身跟敘利亞的文化和政治親緣性，也收容了一百多萬難民。但黎巴嫩本身政治狀況不穩定，宗教派系鬥爭劇烈，失業率高，敘利亞難民成為黎巴嫩的政治經濟問題之餘，本身的生活環境也得不到多大改善。歐洲國家如果以金援將難民拒諸邊界之外，讓難民繼續「區域化處理」，簡單點來說是「用錢打發」──其實是無視西亞地區政治複雜性的做法。敘利亞已經是一場大國角力的代理戰，而敘利亞人民已經付上了不應付上的代價，如果要周邊國家完全扛起收容的責任，無疑只會進一步打擊西亞地區本來就相當脆弱的政治平衡。金援不是無用，但絕對不是最好辦法。
而牛津大學法律哲學教授Leslie Green則認為富有的歐洲國家應該盡量接收難民。無疑有很多人懷疑接受數十萬難民會影響本國公民的生活質素，但即使這是事實，而不是政府對人口控制所編造的藉口，Green也認為這些國家只考慮到他們相對（relative）的生活質素下降，卻沒有考慮到因為逃避戰亂和死亡而離家別井的難民的絕對（absolute）生活質素下降。至於為何人要犧牲一點生活質素，例如居民要忍受一個比以前擠擁的社區，學生要忍受比較人多的班級──去拯救他人的生命，那大概又可以展開一場利己或利他的討論。但我相信Green或許多支持收容的知識分子與學者想法的底蘊，都不過是肯定國家無法凌駕人的價值這一非常基本的想法而已。
在小男孩的照片之前，霸佔頭版的難民照片，是一個難民父親一手抱着穿着救生衣的女兒，一手護着兒子的照片，背景是一片茫茫大海。父親在哭泣，臉上滿是恐懼，悲傷，還有茫然。昨天這個家庭終於安全抵達德國柏林，準備展開新生活，媒體也跟隨拍照。這家人的童話故事式結局叫人感到窩心，但他們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那些沒有被桑塔格筆下的「特別的遊客」──記者──所拍下的悲傷與恐懼，卻似乎被這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置之不顧。沒有同情心的人固然叫人齒冷，但同情心大概也是被高估的美德，誰知它可以帶我們走到哪裏？不把人的情感與制度連結，思考人本身的價值、自由、主體與位置，大概也是觸不及世上所有問題的核心的。（系列之二）
（香港作家，著有《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於英國法學研究院畢業，研究題目為極右思潮與社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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