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阅兵，对内重于对外，通过大规模纪念抗战以获认同、重塑历史合法性是其隐藏目的。这一目的能否达到估计并不乐观，因为知识界和公众更希望公正对待历史，“中流砥柱”避实就虚，难获认同。
自今年3月份中国官方宣布在9月3日阅兵的消息以来，全世界对中国阅兵的目的就有种种猜测。中国官方宣布阅兵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但之前从未在抗战胜利纪念日阅兵，阅兵一般是在逢十周年的国庆日，而今年是建国66周年，高调阅兵的理由并不充分。因此，阅兵目的成谜，猜测在所难免。
9月1日，人民日报微信客户端发布文章，驳斥对阅兵的三大质疑。所谓“三大质疑”，指“秀肌肉”、针对日本、劳民伤财。这其中，“秀肌肉”、针对日本都是关于阅兵目的的。“秀肌肉”，意思是秀武力，展示“军队和国家的实力”。针对日本，指阅兵是为了警告和震慑日本。对于这两个质疑，文章予以驳斥，称阅兵不是秀武力，“‘秀’的是中国作为二战东方主战场和胜利大国的历史地位”；阅兵也不是针对日本，“绝不是刻意针对某个特定的国家，更不是为了炫耀武力、恫吓哪个国家”，“如果非要说中国阅兵是针对谁的话，那针对的也是那些对历史不认账的军国主义分子，针对的是那些歪曲历史、破坏和平的人”。
众所周知，人民日报代表中共最高权威，上述文章，算是官方对阅兵目的的回应。不过，这篇文章并不是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印刷版上，而只是在微信客户端这种新媒体上，其权威性大大低于印刷版。而在两日前（即8月30日）的《人民日报》印刷版上，刊登了阅兵副总指挥王健中将的文章，文中称：“阅兵是忠诚宣誓，首先检阅的是三军将士对党中央、习主席的无比忠诚和坚决拥护。”此说一出，被很多人解读为泄露天机，说出了阅兵的真正目的。
中共建政，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枪杆子”即军队尤显重要。中共最高领导人必须完全掌控军队，让军队效忠自己，才算真正掌握大权。自十八大以来，军队掀起反腐风暴，两位前任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被拉下马，已公布被查处的军级以上军官达40人。军队腐败如此严重，而这些被查处的军方高层人士正是以往军队的主导力量，他们的同盟者或被他们提拔者应不在少数，军队对现领导人的绝对忠诚不无可疑之处。通过反腐，清理不忠诚者，再通过阅兵，检阅军队“对党中央、习主席的无比忠诚和坚决拥护”，应在情理之中。当然，借此还可塑造最高领导人的威权，洗刷军队颓糜之气，重塑军队形象，这些可能也是原因。
然而，在所有这些理由之外，也可能有更重要的理由。从中国官方对阅兵的宣传来看，一直着重宣扬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就在9月1日，《人民日报》印刷版就连登两篇以“中流砥柱”为标题的重头文章，一篇是《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另一篇是《中国共产党何以成为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如此连篇累牍、浓墨重彩宣扬“中流砥柱”，是有原因的。
抗战胜利迄今已是70周年，但中共在抗战胜利逢十周年时隆重纪念，是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时才开始的，以后50、60周年逐渐加码，至今年70周年达于巅峰。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也是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人民日报》对某一主题刊登的文章数量、篇幅、版面位置等，都暗示着该主题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
在1985年之前，《人民日报》提到“纪念抗战胜利×周年”的文章寥寥可数，仅涉及六周年、十六周年、二十周年等少数年份，反映出纪念抗战的规模不大，而且多是各地自行组织。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抗战胜利不受重视呢？可能的原因是，该阶段革命话语占据主流，中共领导革命胜利无人质疑，井冈山光辉岁月、红军长征、解放战争等革命光荣，远比抗战更值得夸耀。
然而，文革结束后，革命话语与改革开放冲突，逐渐被冷落，加之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知识界和公众普遍要求客观对待历史，同时中共也希望得到世界认同、对台统战工作更顺利，到了1985年要纪念抗战胜利，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就不能抹杀，必须有一个说法，此时“中流砥柱”的提法出现。
1985年8月13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抗日战争馆”的调整，说“抗日战争馆”过去侧重展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地人民游击队的抗战事迹，“这次作了重大调整，力求展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历史。因此，由国民党领导的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和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在抗战中流血牺牲的业绩，以及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在抗战中的贡献，也分别展示出来。”这说明，之前只讲中共抗战，不讲国民党抗战，在新时期下开始“调整”。但调整后出现了新问题，即，国民党与共产党、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历史功绩到底谁大的问题。
“中流砥柱”说法的出现，主要是解决这一逻辑矛盾：不能不说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功绩，但得强调主要功绩是共产党、敌后战场的，不能喧宾夺主，让国盖过共。为此，该报道中专列一个部分谈“中流砥柱”，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敌后人民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抗击了大部侵略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和卓越贡献，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些，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段话，当然不是《人民日报》记者自己想出来的，应该是“调整”展览过程中提出的解决逻辑矛盾的方案。这一说法，在当年8、9月份《人民日报》的多篇文章得到重申，9月3日的社论对此更加以强调，从此定下基调。
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的规模仍然有限，最大的活动是9月3日首都各界人士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纪念大会。而到了1995年，《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报道，规模空前。这可能与50周年有点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世易时移，中共需要一种新的话语。此时，苏联已解体，国际共运空前低落，再宣扬革命已难服人心，加之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得以确立，改革步伐加快，新自由主义思潮崛起，革命的价值被否定，中共亟需一套新的话语，此时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中共适时利用。
这种趋势，至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及今年纪念70周年，又进一步发展。由于革命是国共内战，中国人杀中国人，在民智已开的情况下，再宣扬已无多少人认可，而抗战是民族大义和反法西斯，占据道义高地，能够普获认同。加之近年中国社会形势不稳，中共很希望凝聚人心，领导人也想树立威权。故而，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今年纪念抗战盛况空前，阅兵尤其醒目。
综合言之，北京阅兵，目的多样，对内重于对外，通过大规模纪念抗战以获认同、重塑历史合法性是其隐藏目的。当然，这一目的能否达到，估计并不乐观，因为知识界和公众更希望公正对待历史，“中流砥柱”避实就虚，难获认同。
（洪振快，历史学者，专栏作家，《炎黄春秋》杂志原执行主编，著有《亚财政、《官心民意》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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