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改变的世界将是他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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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到底是谁的七十年代？
对很多人来说，七十年代意味着的，是麦理浩善政。那是一个社会开始稳定，经济上扬，政府回应市民诉求的年代。甚至，那是香港最美好的时代。
那是七十年代。其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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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如暴风，轰烈。我们把之称为火红，在于热情激荡。那个时候，各种社会运动此起彼落。
这个火红年代，由青年刊物燃起。当时电视未普及，年轻一代的想像空间都从文字中得到满足，风格迥异的青年刊物在这个时候百花齐放。
《70年代》双周刊就是当时其中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杂志，甚至可以说是香港抗争史的重要文献，其立场激进，主张无政府主义，追求革命。其中一期《70年代》就以英国国旗做封面，然后画了一个小孩在旗上小便，抗议殖民主义。
他们着力揭露香港社会在殖民政府下的阴暗面，引介世界各地学生运动理论，鼓励文艺创作，也活跃于直接行动，因此在七十年代早期的大大小小运动，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保卫钓鱼台运动，可以算是他们的代表作。
这本杂志对当时不少青年带来思想冲击。后来，在1973年左右，这群人因为种种原因解散了，《70年代》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他们爆燃，也殆尽得突然。但其所点起的时代烽火，一直在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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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年代，也有来自北方的赤红。那个时候，刚经历六十年代的世界青年革命、中国大陆成为联合国成员、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令香港出现中华民族主义热潮。
大专学界在组织上与中共有联系，雄霸学界，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拥护新中国，高举民族，狠批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
这一群人，被称为国粹派。
这抹赤红国粹派的另一端，是色彩斑驳的社会派，里面有不同的思想，但共同的纲领却是反对国粹派的专横与盲目。
国粹派虽然口头勇武，然而因为要跟随北京的外交政策，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所以不支持挑战殖民地政府。
社会派则参与社会抗争，并认为资本主义殖民地不公义比比皆是，如果是支持社会主义的祖国大陆，更没理由反对在香港进行反殖民抗争。
而其实双方，都没有挑战“中国作为家国”的概念。
1975年，港大学生会选举，社会派得胜，是大专学界里国粹派的第一次挫败。
在这两派以外，还有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派别。
托派反对民族主义，批评中共一党专政，反对官僚阶级专权，鼓催不断革命论，实行组织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下的一个分支，不同中国共产党，亦因此在1950年代里他们在中国大陆已被肃清。
“苏联修正主义者”、“特务”、“走狗”、“间谍”、“反华反共反人民”。这统统都是左派与国粹派给托派贴上的标签；至于社会派，则认为他们过于激进。
他们是备受排斥的一派。
这三派唯一共通的地方，或者就是“反资反殖”；却恰恰在此点上，大家又有不同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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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也很快倒台。失去了组织及思想资源支持的国粹派，从此一蹶不振。国粹派的解体令与之共生的社会派也星散，至于托派以及其他派系都不成气候。狂热的火红年代，急速冷却。
七十年代末，压力团体陆续兴起。所谓火红，只见烟不见火。后来有几次的社会运动，才算是把所谓火红的烽烟蔓延。
1979年的艇户事件是其中之一。当时油麻地避风塘泊满渔艇，原艇家因为渔艇日久失修而无法出海捕渔，加上岸上工作的收入微薄，无法置业，使得渔艇变成了住家艇。
艇户的生活环境恶劣、意外火灾频生，后来有青年及社工团体协助艇户争取权益，请愿、示威、游行、抗议，最后警察把学生与艇户拘捕引发高潮。
七十年代末重燃的烽烟，迅即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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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抗争的神话年代，火红落幕。
其之所以落幕，正是因为麦理浩的善治。对当时很多人来说，社会确实有重大改善。一切在向好，谈什么火红，讲什么抗争？
历史不只是历史。这里面有人，有人就有故事，有故事就会有轨迹。经历过七十年代的人，他们殊途，但交错。
这个系列，我们专访了五个七十年代的过来人。从他们五个风格不同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七十年代的各种折射，以及，由他们交织而成的七十年代来时路。
他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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