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陈自富：从携程到红黄蓝──加强监控，难以根治虐童 思维惯性使得人们在面临虐童事件时，自然地想到将监控继续到底，从法律上对托儿所、幼儿园都建立完备的监控摄像体系，从而试图通过这种古老的规训方式来防止老师和保育人员作恶。
网信办副主任北大演讲，回应信息管控：“没什么不好意思、温良恭俭让的” 面对“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和北京清退“低端人口”的汹涌舆情，曾在新闻一线工作过多年的任贤良，是如何看待互联网信息管控？他又有没有“接住”同学们的提问？
評論｜傅景华：我们都被老大哥把玩着──从Facebook到社会信用体系 中国计划在2020年全面实施名为社会信用体系的系统，每一个公民、企业甚至政府机关须获得社会信用评分，用以评定各类型有关信任和忠实程度，评分可用来决定接受某些服务和享有权力的机会。
評論｜人工智能是否“工作”杀手？远不是李开复梁建章辩论能给出答案 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视为我们社会未来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而忽视整个进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劳动者、企业、宗教社团等各方面的作用，本质上还是一种"技治主义"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