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笼”是端传媒新推出的栏目，以漫画为主打模式，讨论大数据时代相关技术的边界。今天是第一篇，介绍中国互联网党建的“网红”产品——“学习强国”App。

互联网党建，指在互联网上进行党的建设，比如将党员教育、管理、考核等搬上网络，或通过各类互联网载体进行党的宣传。学习强国正是这样一个集大成的App，主打内容是习近平言行和相关信息，被称为“习近平红宝书”。

我们邀请读者通过下文的漫画和视频，近距离了解学习强国App；此外，我们还采访了三位使用者——大学生、公务员之子和大学老师，请他们谈谈使用这款App的经历。

他们这样使用学习强国App

某重点高校大四学生：

春节等吃年夜饭时，大家都拿出手机先刷个分。

我们学校通知较晚，2月底才开始。学校要求党员每天30分，但也没强制。

30分还是比较好达到的，我在实验室待一两个小时需要活动一下，就换换脑子打开看看，里面多是新闻时政。我每天看六至八篇，六篇便积满了文章积分，偶尔看到有兴趣的会再多点一两篇。看文字总时间20分钟左右，再加上答题、考试、分享等，差不多一天不到一小时。

我是自小便和家人一起看新闻联播，一直保持这个习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均是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他们也都用学习强国，春节等吃年夜饭的时候，大家拿出手机先刷个分再继续玩。不过爷爷奶奶作为退休党员没有分数要求，他们当作是了解和贴近年轻人的一种方式，我们有时也会讨论一些时政信息。

其实我觉得这个App挺有用的。我是学校共青团新媒体的，之前日常就会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App。我关注的微信公号里，像中国政府网、一些省级平台的政务类公号占70%以上；社论的话，我倾向于看“侠客岛”、“瞭望智库”，这些风格会平易有趣一些，比较有启发性。学习强国就是整合了（上述）这些。它比较宏观，可能是我的理论水平还有待提高，所以我觉得主要是用来知识积累。

我过去也曾在新华社实习，学习新媒体，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除了新闻外还会有“夜读”栏目，分享一些文章和小常识。

学习强国和它们不完全一样，使用时更像是在学习，政治性、政务性比较强，每天的学习重点会依据最近政府动作不断更新。例如这几日开两会，3月4日是总书记参加政协社会科学界、文艺界的座谈会，3月5日是政府工作报告。实事求是来说，这些相对枯燥，但现在党建抓得比较严，以前入党容易，现在入时就会告知要做好心理准备，每周都会有相应的学习。这是必须要做的，当作本职工作就好了。

现在讲要“防范化解重大危险”，其中的第一种风险，就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而且重点还是青年。像我们共青团，进驻了今日头条、B站、抖音、快手、微信、微博等十几个几乎市面上常用的所有资讯、信息平台，就是要抢抓青年人。

评论每天满分为5分，我一般会在文章下简单写一两句，但不能太水，因为实名制评论，大家不能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或发奇奇怪怪的言论，所以“学习强国”里的评论比微博还是好很多的，但目前也没发现非常有启发性的。

我会比较常在中美贸易战、英国脱欧、科技发展、国防建设等内容下面评论，因为比较了解。例如特朗普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我当时不是在“学习强国”上看的，不过如果评论的话，我肯定会说：“应该让他到中国来参观万里长城，他是不是从这里受到的启发。”就是比较诙谐调侃，因为大家对特朗普都喜欢调侃。

在国防上看到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军政国防预算今年增速又是低于10%，这很好地回应了有的西方国家一直渲染中国威胁论，虽然我们军费是世界第二，将近2000亿美元，但和美国7000亿美元比起来，还是差距太大了，谁强谁弱一目了然。

关于脱欧，是看到很多英国留学的同学在囤东西，觉得很多人投票时根本没想具体会有怎样的影响，这也会让我对民主政治有些思考，当然民主是一件很好的东西，但如何决策更科学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

相对而言，我对民生关注不多，重点就看扶贫，现在全国扶贫任务压力都很大，机关单位90%以上都有扶贫任务，有人说是作秀之类，我觉得不管怎么说，百姓得到实惠就是好政策。

其实时政和我们挺相关的，像我们科研的一些尖端设备要从美国进口，贸易战一开打，设备被扣在了海关。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另外，积分还可以通过答题获得，之前是中宣部自己出题，现在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提供题库，题目涵盖基本政治理论、总书记的讲话以及《湄公河行动》等热门电影电视剧片段。此外在“专题考试”栏目也可以答题，它分经济金融、传统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

答题可以先看解析再回答，看的时候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其实像我们学生考试和做题都很多了，这种做题也觉得无所谓。

在我看来，积分的形式其实是量化和显示公平公正的，你做到的东西可以被清晰明确地显示出来，分是最客观的，看了就是看了。当然，有分数肯定会有比较，现在大家还没有重视起来，但我也发现用的人多了，说明都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系统每周都有积分排行，并通报第一名，因此我第一周就拿到了第一名当然很开心，毕竟一开始还没有非常严格的管理，全靠自觉的。

公务员之子：

领导批评了（积分）倒数的三位干部，说他们不积极，并强调这个App凝聚了习总书记的智慧。

2月20日——我妈单位下达使用学习强国App任务的第二天开始，我每晚都要帮她刷分，亲眼见证一个政治学习如何沦为形式主义。和很多60后党员一样，把意识形态学习转移至移动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一个题看答案解析，基本30秒做完，我妈却要花花两分多钟，有时候效率太慢，就一直抱怨说：“要退党，要退党。”

2月底，我在做题时发现，原来App上明确写到每个成员的学习任务是30分，但我妈她们单位要求50分。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第二天，她跑去问领导，领导说这是市里的要求统一。我便询问一个在司法局的同学，对方告诉我，之所以提高完成线，是因为广西下达学习任务的时间比其他省慢了一个月，所以现在全省上下奋起直追，不能落后——基本上现在各个省份都在这个App上努力奔跑。

但最令我妈痛苦的其实是学习强国的排名功能。最开始，刷分攻略还没有在网上流传时，大家都实打实地做题、拿积分。那时，我妈每天拿个50至51分基本上就过关了。说实话，当时我觉得这个App并不是一无是处，如果每天刷题，强制要求看新闻，还是可以紧跟一下国家大事。

但因为这个排名，很多事情又朝着扭曲的方向演变。2月26日，我妈打开学习强国，发现单位的一周排名上，最高分竟然有500多。她辛辛苦苦做了一星期，只拿了188分，排倒数第三。

周一开会，领导批评了倒数的三位干部，说他们不积极，并强调这个App凝聚了习总书记的智慧。我妈是一个特别抵触意识形态的人，她是真的觉得这个给她带来生活上的困扰了，就请示领导，问他是不是可以抓得不那么严。结果领导勃然大怒，说老党员没一点政治觉悟、没政治先进性，说以后还可能要把学习强国的成绩和年终绩效挂钩，谁没有达标，年终奖金就要扣下。

现在，形势已经演变成盲目追赶分数了。学习强国每天有三个活跃段（注：6：00-8：30，12：00-14：00，20：00-22：30），学习可以获得双倍积分。从此，每天这三个时间段，我们家都是《新闻联播》播音员的声音。但关键是我妈也不是真看啊，她把手机打开、将屏幕调至“长亮模式”，一边刷分，一边看姚晨演的电视剧《都挺好》。

一个星期后，她的分数迅速提升，拿到了250分。但到了第三个星期，我妈发现这样做又跟不上步伐了，因为据说整个公务员系统里，有人一周就拿到2000分。领导没有去核实，一听，又觉得大家不积极了。

我妈入党二十年，临到退休，政治上的学习却越来越多。

去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习近平送了一幅匾给广西——“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结果全区上下的党员都要求背诵他的题词，我妈到现在也没背下来。今年是建国70周年，为了响应习总“不忘初心”的号召，她们又被派到乡镇，和革命后代做访谈。我觉得最夸张的，是党员要在探险队的协助下、到村镇挖红军尸骨。这个活动从去年9月开始。我问我妈，这些红军是怎么死的，她说：“上面说，这是湘江战役（编注：第一次国共内战，1934年11月下旬，蒋介石调集25个师，沿湘江构筑了对长征红军的封锁线，战役令红军折损逾5万人）时期，被国民党活埋的。”我妈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她们挖出遗骸后，医院会做DNA配对，到今年9月会全部放进一个新建的抗战纪念馆，这些都是重新书写革命历史的一部分。

这几年各个机关都在强化意识形态的学习，并在竞争压力下走向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我一个在国税的同学，一周除了学习强国的任务，还要完成“青年大学习”、党员笔记、“扫黑除恶”考试，这些意识形态学习几乎占据了整个周末。

一位在监察委工作的同学说，他们最大的压力就是在办案数量的追赶上。为了不在全国排名中落后，各区县的监察委形成竞赛，都在上报各地公职人员动用公款不当的例子。结果闹剧总时常发生。有次，某地几个教师一起去吃饭。当地监察委随即启动调查，直接判定为“擅自挪用公款”，并对教师实行了调离岗位的处罚，后来这件事在当地发酵，上了新闻。老师们说，她们吃饭是AA制付款，案子又被撤销了。据我同学说，现在这种极端的剧情反转几乎每个月都有，所以去年中央才提出“本领恐慌”这个词（编注：1939年5月，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提出“本领恐慌”一词。），要求基层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业务。

南方某高校教师：

教师队伍基本养成了“只要规定动作，我们都去做”。

2月14日之前，文件要求我们高校教师全部安装（学习强国App）。先是由党员所在支部发通知，上面规定了安装的具体时间，要求我们全部党员安装后，再向组织汇报，这是基层的做法。对于中层来说，我们的总支委员会，它会统一报给校党委，党委再把我们每个党员所在的支委、支部进行分组。分组之后，再对我们的学习情况进行排名。

这次学习覆盖面很广，凡是党员，无论学生、老师都要求学习，但管制不是很严，反正你学不学没有人来强制你。本来装了之后，我打算删了。但是打开看看，发现时政新闻这一块还是有点内容。所以我把它保留了。

近几年，针对教师思想政治学习主要是阶段性的根据中央布置的学习要求，如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党章等，要求教师写学习笔记上交，“学习强国”目前仅限于形式上要求，并没有具体的考评以及与教师业绩考核挂钩。

通过这件事，我想讲讲这几年高校的意识形态控制。从前一直都是“内紧外松”的政策——即保证意识形态这块不出重大的责任事故，表面上给外界的感觉是宽松的，看不到一些强制性的要求。但实际上，像教师接受外媒采访，还有国保、国安对口高校控制这一块，甚至整个宣传体系，内部控制都很严。只要一有苗头，很快就会把它掐灭。但情况发生了，在处理上又相对比较宽松。还有形式化的东西要求也不多。如果和北京对照来看，那我们政治氛围要差（编注：指宽松）多了，街头巷尾的标语都能反映出来。

2013年是一个转折点。习上台后，不断在高校强化马克思意识形态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

2013年上半年，出台了“七不讲”（指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七个不要讲”的内容，包括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最早由中国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在新浪微博上提及，得到其他学者和教授证实。据说该指示没有书面写出，由领导在开会时口述通知。“七不讲”随后被新浪微博屏蔽，无法证实其真实性）这个文件，坦白说都没有公开传达，也没有文本。

现在很多文件都是口头传达，像我们局级单位（编注：高校相当于是一个局级单位），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但很多也不具体地提——比如明确说哪几点——因为怕泄露，只是说敏感的内容要少讲、不讲。

另外，高校系统自己也制定了一个“几个不讲”，但都是内部传达，并且不直接传达给教师，只传达到高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再由这个层次，通过一些会议传达到二级学院，然后二级学院的党政负责人再比较含糊地传达给教师，告诉大家，现在意识形态控制相对比较严，形成了密不透风的氛围。

组织行为上来看，也越来越强化。以前高校是不实行双负责制的，但2013年以后，只要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党委书记和校长两个人都要承担责任，被称为“党政双负责”。

现在对高校教师接受媒体的采访也很严格。像BBC、《纽约时报》、VOA这类，在中共语境中直接就被视为敌对媒体。如果教师接受了他们采访，会根据造成的后果进行问责。

就高校对媒体控制这块，我们这座城市的国家安全局有一个部门专门对口市高教委，它专责监视高校系统在媒体上出现的各种与政治正确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捕捉到这些信息之后，再递交给市高教委。市高教委再找到各个高校，进入问责程序。根据采访造成的影响和后果，给予处分。

但就算这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我们城市还是要比内地其他地区宽松。有一些老师说了和做了与意识形态违背的事，但是官方基本上没有处理，或者处理轻微。比如有个老师接受外媒采访，被调离教学岗位。不像贵州的杨绍政被开除了、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翟桔红被停职、记过、开除党籍。之前，我们学校有个老师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结果外媒搞了一个非常吓人的标题，还点名了习近平。结果，国安很快把报道抓取出来，按照上面说的问责程序，他们找到高教委，再压到我们学校党委，后来还针对他一个人专门召开了会议——这种规模只在十九大的时候出现过一次。

经过这几年的意识形态控制，老实说，大家已经有一点审美疲劳，教师队伍基本养成了“只要规定动作，我们都去做”。但很多东西也心照不宣，不当回事。大家普遍分成两种，一种基本属于不合作者，不去参与课题申报，不去写论文，不对意识形态进行粉饰、美容。其实这些你不做，也没什么问题，只要你不去触犯他们的底线。更多的老师是尽量“去意识形态”。他们会在写文章、申报课题上淡化这个东西。政治正确肯定要有，大标题肯定也要有，但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尽量“去意识形态”。

现在老师之间基本上是莫谈国事，不议政，见面哈哈笑，最多就是谈论生活方面，大家对这一点心照不宣。

就学生层面的意识形态管控，我发现教材的变化也比较明显。在2013年前，政治学研究这一块儿的主调还都是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公民社会、ngo这些东西。但2013年以后这些主题都不提了，研究更多是解读“习近平思想”、“社会治理”、“国家安全”、“党的建设”、“政治安全”、“一带一路”等政治话语及相关政策。一个新现象是，从去年开始，在教材上开始强调“马工程”（编注：马克思主义教材工程）。其实习上台后，很多教材，包括西方经济学，都要求用马工程的了。马工程实际上是把西方的话语体系阉割过了。

但这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管控难点。九十年代以来，高校教育在青年群体中实际上就是两个，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中共党史的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教育。经过将近30年时间，这样一个系统性的、对年轻人的灌输还是很成功的。

但是恰恰是意识形态教育比较成功，才让他们真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又形成了新的问题。

去年，沈梦雨、岳昕这些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才是官方管控难点。这种意识形态一旦和底层民众相结合，它确实对当局是很有冲击力和威胁的，我想，这是重点应该防范的。

其实，西方的意识形态对现在的青年学生已经不具有号召力了。西方自由、民主、宪政这些东西，1980年代末及之后出生的人，在小学到高中的教育，接收不到这些东西。现在政治学的学生入学后，首先要把小学到高中接受的这些政治教育全部根除掉。他们接受自由、民主这些西方意识形态是通过一些舆论和媒体，但坦白说，不成系统。现在年轻人在涉及到一些维权的时候，他知道用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话语，但真正缺乏一个民主的信念，反而令行动不具有操作性。即使这些年轻人接触到了，感觉到了，但当你把话语体系转化到实际的操作中，像沈梦雨这样对当局造成威胁力量，他们做不到。

另一个在控制上的变化是在推荐学生入党这块加强了管理。要强调，很多大学生入党都不是信仰问题，而是功利的表现。

学生跟我们聊，“我们想考公务员、想保送都是党员优先”。但没有哪个学生说，“我是信仰共产主义”，或者说是对这个执政党特别热爱才加入组织。对学生来说，入个党，拿到一张党票，至少在政治上是安全的。

这几年，新晋党员人数被极大地控制了。在2013年之前，一个班级毕业的时候三分之一以上都是党员。这主要是因为1989年之后，官方要把知识分子吸纳到体制内，入党制度在很长时间都是非常宽松的。但是现在，入党积极分子这块儿，一个年级的概率可能在五十分之一左右，比十八大以前大大减少。而且积极分子也不能保证就可以入党。所以对学生们来说，现在入党竞争还挺激烈的。本质上，它反映了习执政以来，组织的承接性问题。习上台以后提出了共产党的自我净化功能，要自我净化两头，一个就是管住入口，还有一个就是放开出口。“管住入口”已经实实在在在做了。但是“放开出口”，坦白说，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出口，因为对它来说也不是一个好事，目前还没表现出来。

（采访、整理：特约撰稿人琴隆、林安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