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我在家庭旅馆的上铺躺下，被子盖过下巴，一股熟悉又已陌生的味道上来了——中国火车卧铺的味道。 这是一种“混合”的气味，就如同这个混杂的房间。
房里住著四个人，除了我，还有另外三个同样躺在上下铺木板床上的女性。床下塞了三四个行李箱、各自的鞋、洗漱用的牙刷和盆子。下铺室友担心厨具和调料被别人滥用甚至偷去，把它们也放到床底。床边挂着外套和洗净的内衣裤。两张床占去卧室三分二的空间，剩下的位置摆了一张窄长的桌子，搁着零食和干货。余下的空位，是更多的行李箱。
客厅的气味不时侵入。房东老公是个老头，晚上过了十点才回家，坐在饭桌前——实则是一张麻将桌，喝酒、抽烟、看抖音视频到深夜。有时候，他会给自己炒一盘虾干下酒。海鲜的腥味和烟味争夺我鼻孔的神经，抖音传来“如果曾经和你发生过关系的女人找你借钱，你会帮她吗？”
我受不了烟味，跟客厅的老头吵架，我的室友觉得不可思议，并留下一则温馨提示：这就是中国男人，以及家庭旅馆，你唯有接受。
从2024年秋天开始，为了做访谈，我断断续续在纽约华人区住了三个月，有时在家庭旅馆，有时和其他华人合租。就好像大多数在纽约谋生的华人移民那样，我在华人租房网站上，一览可能的住宿和各式要求——单房、上下铺、半土库、土库、外州工作、限单人、少煮食......一间家庭旅馆甚至贴出这样的广告语：“女生4人一个房间合租，男生6人一个房间带卫生间合租，节假日聚餐，享受家的温馨。”
“家的温馨”是否也暗含着潜台词，即此处不是“家”？
在华人区打转半年，我最深的感受是，居住方式纵有千千万万，唯一不变的是，在这个大都市里，华人移民可能穷尽一辈子的努力，都不会拥有一整个属于自己的“家”。
做美国梦的人，躺在家庭旅馆
我对家庭旅馆的第一印象，来自于第一个访谈对象。
他是从墨西哥翻墙进来的28岁男青年，在美国一年多，对此地失望透顶。
他嗤之以鼻地讽刺，在家庭旅馆里，很多人每天躺在床上刷手机，做美国梦，却对现实一无所知。
他把越过边境称作“地狱模式”的开始。而这种“地狱模式”，又从家庭旅馆继续下去。
最近三年，大量华人走线移客进入美国，家庭旅馆随之变成了走线客落脚点的代名词。在华人聚集的纽约法拉盛，时常可见家庭旅馆的开业广告。每当我讲起要跟走线客做访谈，听者都会抛出一句“去家庭旅馆啊”。
推开家庭旅馆的门，其他人都预设我是一个初来乍到的走线客。
“刚来都这样，懵。”还未等我开口，一个三十岁上下，正在厨房包饺子的女性便率先来安慰我。而我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盘旋在阳台上方的一团黑色小虫子。
这个法拉盛的家庭旅馆，全女性住客，一室一厅的公寓布局，开放式厨房，客厅和卧室摆各放了三张上下铺的床，卧室连着一个小阳台。床全是木做的，能闻到木头和油漆的味道。床铺之间的过道只够一个人行动。整个房子几乎没有任何空位，也没有桌子，唯一一个小茶几摆放在门口旁边。
老板平日并不出现在旅馆，一个50多岁的福州大姐代为打理。她介绍自己是两个月前到美国，自然也是走线来的。
福州大姐穿白色长袖毛衣，挽起袖子，扎起的长发些许凌乱，看上去像刚刚结束了一场大扫除，她的皮肤晒成棕色，或许是走线路上留下的印记。
“我一个人过来，无亲无故的。”福州大姐讲着自己的经历，话音带着不少自豪。
福州大姐讲起到美国的经历时，多少有些“白手兴家”的感觉，她重复了很多遍“一个人”。初到这个陌生的国家，她对此地一无所知。但她自觉如今已经在法拉盛站稳脚跟。谈起不久前通过驾考笔试，她自豪评价考试很容易，相信过一阵就能通过路考获得驾照，再过几个月，就能到工卡。
她把成就部分归因于家庭旅馆和法拉盛。在她的描述中，旅馆就是信息交流的中心，“住在这里慢慢就懂了”，而且法拉盛全是中国人，好交流。当福州大姐讲起自己无亲无故的时候，旁边包饺子的女性插话说，现在就不是这样了——住在旅馆就自然有了朋友照应。
她们留我吃饺子。我看到福州大姐的脖子上有五六个虫子咬出的包，她全程在抓痒，再配上阳台盘旋的一群黑色小虫子，还是打消了住下来的念头。
很多走线客跟我提起过，法拉盛的家庭旅馆是他们的纽约第一站，旅馆的住客会相互分享经验，从办保险、寄快递、换钱，再到介绍工作。然而，抱怨也有不少，例如恶劣的卫生环境和吵得难以休息，在男女混住的旅馆中，有女性受到男性住客的言语性骚扰。
走线客J告诉我，旅馆中的人都好为人师，下榻几天，他们就能教新住客办好各种证件；那些住时间长的人自以为已经摸清楚了美国的一切，搬出家庭旅馆后，还会有失落感——一来没有新人给他们教，二来发现离开了以家庭旅馆为中心的华人圈泡泡后，自己不懂的东西还有很多。
今年一月，特朗普上任的两周前，我又住进一家男女混住的家庭旅馆，男性睡客厅，女性住房间，相当典型的布局。管理员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男性，他把钥匙交给我之后，再无出现，既没有找我拿房租，也不关心我住几天。一切都是自助式的，同寝室的人指向一张空床，告诉我可以随便挑选上铺或下铺。
这家以走线客为主的家庭旅馆，气味更单一：浓烈的烟味掩盖了其他气味。一打开门，我的视线就模糊了——太多人同时在抽烟，整个房间都像在薄雾之中。
在这里，我真的见到了躺在床上玩手机的人，他们一整天都不下床，只做两件事，抽烟和刷手机。光是在客厅就同时躺着五个男人，早上醒来，却只能听见打火机和短视频的声音，一整个上午都无人说出一句话。这样的情况还会从早上八点延续至晚上十点
起初，我以为正好碰上休息日。但接下来几天，我发现好几个男性是真的没有工作，几乎无时无刻都躺在床上，醒着的时候，他们靠着枕头，一手拿着香烟，一手捧着手机看视频或打游戏。除了自己的床位，他们也没有地方可以去。
纽约的冬天寒冷风大，人只能躲在家庭旅馆。床位以外就只剩下厨房和厕所，没有多少能活动的空间。显然无人想打理这个空间，厨房的墙面贴着一张《大纪元》报纸，标题是提议拆除毛主席纪念堂，黑白的报纸如今变成了“彩色”的——胡萝卜、青瓜等蔬果皮干掉了，全粘在报纸上面，可以想象曾经有多少人站在旁边削皮。一摞碗放在洗手池旁边，却挑不出一个没有食物残渣和油污的。屋子的不同角落里，摆着几个一次性杯子，塞满烟头。
E是这家旅馆中唯二的长期女性租客，她慷慨地从床底抽出沐浴露和洗发水与我分享，并告诉我，客厅的床上有很多不知名的虫子，咬得人很痒。
E性格爽朗，看起来大约二十六、七岁，也是走线来的，已经在美国七个月。她说，住家庭旅馆一定不是长久之计，幸运的是，她已经找到了下一站落脚点——她的“baby”——一个在纽约周边有套小公寓的美国男性。他们交往了三个月，共同领养了一只猫咪，极可能即将同居，用E的话来说，进展良好。
同样进展良好的，还有E的英文能力，她提起时常到男友家参加本地人的聚会，听多了就自然懂。不过，E的词汇量和表达能力似乎还难以跟英文母语者流畅交流，后来我明白到，语言丝毫不妨碍他们你侬我侬，他们的世界里，交流等同于不断地呼唤对方为“baby”。
周六晚上，E的男友来接她。，E特别提醒我，见到她男友的时候，我要介绍说是她的朋友而不是室友，“因为他不知道我住在家庭旅馆。”
他们计划和猫咪共度周末，E还有几个工作面试，就在男友家附近，如果一切顺利，她下个月就会搬出这个家庭旅馆，搬出法拉盛。
在零度的晚上，E提着一袋米和一大包猫粮，站在一栋容纳了不下十间旅馆的公寓楼前，等待她的“baby”，以及看似唾手可得的新生活。
我则回到公寓楼中，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烟味向我卷来，站在走廊看过去，两侧是等距排列的门。我想象着，每一扇门的背后，都是相似的家庭旅馆，烟雾萦绕。
三十年了，她还没想好是否要留在美国
美国人喜欢在假期时，在偏僻的郊外租一个没有网络的小屋度假，而工薪阶层华人的假期则恰恰相反，他们往人挤人的法拉盛跑。
纽约家庭旅馆的历史，远比走线大潮久远，长期承担着外州华人工人休息站的功能。
“你们那个房间很压抑，大家都不说话，”五十多岁的老移民大姐在教育我，她看不惯我们这些沉默的年青人，“家庭旅馆就是大家聊聊天，要像家里一样，温馨。”
大姐在缅因州工作，想要休息的时候，就辞掉工作到纽约住十来天，休整一番再找新工作。紧接着，大姐展示了“家的感觉”，从手机里翻出一个27岁的年轻白人男性的照片，要介绍给我交往，这是她在工作时认识的美国人。
在全女性移民聚居的、老移民更多的家庭旅馆，氛围跟走线客为主的旅馆相比，完全是另一番的景象。
中式生活在旅馆中延续着。厨房里有一口铁锅，每日都是不停的爆炒声，蒜头和辣椒的香味不时笼罩着这个房子；尽管华人掌握着大量洗衣店，住在旅馆的女性华人始终习惯手洗衣服，然后在阳台晒晾；每个周末的下午，无事可做的大姐们就开始围着客厅的饭桌唠嗑，话题从黑中介如何欺负新移民，到美中政治。
一个全家移民到美国的东北大姐，跟我讲述她在中学时期，如何通透美国之音知道了天安门的抗议，跟我推荐了几个Youtube上的政评频道，叮嘱我，作为中国人要多了解中国的历史。另一个年纪相仿的大姐，在中国体制内退休，女儿还在国内做公务员，她担心美国的资讯安全，却断言被中国官方监控是最不必担心的，没什么好怕。两人的政治立场南辕北辙，谈起中国，自然是争论不止，认为对方不了解事实，最后，她们还是在美国本土的话题中找到共识——“你知道吗，真正控制美国的是犹太人。”
旅馆的住客们在短短几天里同吃同住，密集地交流，甚至期待一种“家的温馨”，但这种相处却异常短暂。
下榻半个月后，我几乎成为全屋最资深的住客，我也慢慢摸索清楚，旅馆主要住着两类人，一类是初到美国不久，还在摸索路径，甚至未想好是否留下的女性，她们往往也更年轻一些，在四十岁以下；一类是已经在美国超过五年，甚至二十年的中老年女性，她们已经是华人圈服务业的熟手工人，在外州工作，定期到纽约来歇脚。
“外州”是一个相对于纽约产生的词，在纽约华人的字典中，美国可以分为三个地方：纽约、加州和外州。提及外州，华人大脑中浮现的景象是出门必须开车，生活不太方便，没什么中国人，工资稍微高一些，包住。
在“外州”，华人女性大多从事按摩或者餐饮服务的工作，根据她们的讲述，老板通常会租下一套公寓或者一个独栋小屋作为员工宿舍，两三个人一间房。居住条件固然好于纽约的家庭旅馆，但工作和生活界线不清，而且华人在美国小镇或者小城市里，假期也时常无事可做。因而，热闹的纽约成为她们休息时间的歇脚地。
“住在事头婆（粤语，意为老板娘）家，也不好多吃，回来就煮一些自己喜欢的......始终在别人家里，不自在。”五十多岁的台山阿姐一边煮菜一边讲。她在纽约周边的长岛工作，做住家护理工，照料一个90多岁的老人，一周工作五天。
台山阿姐的休息日就来法拉盛的家庭旅馆，煮上一大条鱼，独自在客厅吃掉。住家护工工资不高，不过包吃住，她说自己饭量大，在老板娘家里不好意思多吃，更不方便买贵的菜。所以，回到旅馆休息的两天，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在旅馆的其他人眼里，台山阿姐代表着华人女性的一种无奈，在美国二十多年，从未进入婚姻，没有孩子，辗转在各州工作，住雇主家，做着和新移民一样工价的工作，哪怕会说英文、有绿卡，却连一张只属于自己的床都没有。
我的室友C说，她想象过，日后的退休生活是在外州买个小房子，摸着猫，安静地渡过晚年，可是看到旅馆中的老移民，全都还在辛劳地熬，自己的“美国梦”似乎毫不现实。说这句话的时候，是C在美国的第五个月。
不过，“不安家”也不仅是现实所困，对于二三十年前移居美国的华人来说，晚年将至，她们要回应自己内心的一句话：我为什么要在美国？
J是来自广西的按摩工人，已经在美国打工三十年了，明年就可以在纽约领取退休金。她自嘲没有文化，也不太懂英文，只能做一辈子的苦工。“我来美国第五年就可以入籍了，但是我一直没想好要不要留下来，（日子）过下过下，就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想好。”
2023年时，J曾经回中国过了半年，她觉得国内生活似乎也不错，至于以后退休要在哪里——这个萦绕了三十年的问题，她还没有答案。
合租房中的一场死亡
对于一个移民来说，最终必须要面对一个话题：死在异乡。移民不只意味着生活在美国，还很可能代表着要死在美国。
去年九月底，我在华人家庭旅馆目睹了一个老年华人的离世：深夜，他躺在客厅的中央，他的左边是厨房水槽，右边是冰箱和置物架，底下铺着的床单满是褶皱，救护员就是用这张床单把他从卧室拉到客厅。他瘦小，脸颊凹陷，身体几乎等同一副骨架。
无人能确认，他的呼吸已经停止了多久。
半个月前，72岁的他和老伴搬进了我住的公寓。他们从门口进来的那一刻，我和房东都呆住了。他全身都在不由自主地抖动，体格用皮包骨来描述也不为过，在女儿的搀扶下，他握著助步器“走”进来——离开了搀扶的人，他连站立都无法做到。
他的老伴68岁，看上去精神多了，烫了一个波浪头，粗框眼镜，穿着入时，也相当健谈。
这对老夫妻搬进来后，这间大约80多平米的公寓，仿如三代同堂，房东是一对三十出头的夫妻，一家四口住在主卧，两个儿子还在上小学；老夫妻住在次卧；而最小的房间则是我的。
我问老太太如何称呼，她笑说叫阿姨就好了。
次卧房间并不大，两张铁架床就把它填满了，床边摆放着塑料凳子，方便阿姨做陪护，好在光线充足，全天都有日光。
我从来没有听到伯伯“说话”，也不确定他是否还能“说话”。他总是穿着一套白色薄衬衣，上面有洗淡了的蓝色条纹，既像睡衣又像医院的病人服。他唯一走出房间的时刻是去上厕所，阿姨从背后抱着他，或是提着他的衣服，从房间以碎步移动向厕所，有时候，伯伯口中会不停地发出“Ah…Ao…”的叫声，一种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叫声。
他们搬进来两天，冰箱和客厅的储物架都堆满了阿姨买来的食物——独立包装的牛奶和饮料、皇帝蕉、各式糕点。每次出门，阿姨都会买回来大包小包的食物，尤其是水果和糕点，“看到这个南瓜包很新鲜，刚做的”、“这个（饼）是山药味”，她从袋子里掏出一袋包，按了一下它的皮，展示它的新鲜。
两个独居老人用不着每日买菜，但是我明白，每日早上出门“买菜”，也是阿姨离开这个局促的房子，离开这位卧床的丈夫，以及他控制不住的叫声的唯一机会。
接下来半个月，我知道了这对老人人生的一些片段：阿姨68岁，伯伯72岁，都是福州人，年青时，伯伯在西南一带的矿场工作，而阿姨则一直是家庭主妇，两人育有一对子女。现在，儿子在一个距离纽约有几个小时机程的地方工作，女儿一家定居在新泽西，开车到纽约也要两个半小时。
阿姨讲到，儿子成年不久就到美国了，她不清楚儿子具体是怎样到美国的，简单概括为“偷渡”；后来，女儿和一个回大陆相亲的华人认识、交往，继而结婚并移民美国。此后，美国自然成为两老与子女团聚的目的地。女儿为他们办理了亲属移民，两位老人就此在美国住了超过十年。
他们为什么不搬到外州与孩子同住呢？
阿姨讲述其中原因时，似乎又再合理不过。纽约医疗资源好，可以申请到政府付费的护理员，对于完全不懂英文的阿姨来说，纽约的便利更是相当重要，在华人社区里，她可以独自生活和照顾老伴，打车看病可以找华人司机。实在无法想象，他们可以如何独自生活在出门即要开车、没有华人聚居的外州。不仅如此，对于阿姨来说，生活也只能存在于纽约，这里有讲福州话的老朋友们，可以坐地铁去逛“摩”（华人对大型商场的习惯叫法，Mall的谐音），走几条街就有新鲜的中式糕点。所以，女儿希望她搬去同住时，她总是连声说着，“不去、不去”。
伯伯去世前的两天，他的呻吟声格外响，整晚不停。
晚上十一点多，整个屋子都关了灯，我躺在床上，他的叫声响亮地穿透两道门，传到我的耳边。这种病人的叫声，像是从喉咙的深处发出的，带着疼痛和无法自控，而阿姨的解读中，还有对于丧失能力的不甘心。
“他以前身体一直都很好的，就是摔了一跤后，就走不了路。”阿姨从来没有说清楚过伯伯究竟患了什么病。她的记忆中，伯伯身体很健壮，直到2024年5月摔倒，影响了脊柱，再也无法走路。讲到这时，阿姨还会指着自己的后脑勺示意，伯伯有脑萎缩。
“他走不了路，不开心，又不肯让人扶。”阿姨说，伯伯一直接受不了无法走路的事实，她一不留神，伯伯就自己站起来试图走路，而后果则是“不断摔、不断摔”。随着摔倒的次数增加，伯伯身体的机能也每况愈下。
那天晚上，我在熟睡中，朦胧地听见一阵急速的敲门声。我睡眼惺忪地开了门，门外没有人，也未开灯，但阿姨房间门正开着，亮着光。我走过去，房东正好从隔壁的房间走出来——是她敲了我的门。房东披着一块毯子，握着手机，我们的目光对上，她问：怎样叫救护车。我看向阿姨的房间，她站在床边，两手摸着伯伯的身体，急促地重复着：“快点叫救护车。”
在911通话期间，我通过阿姨零碎的话，知道了一些情况：“没有呼吸了”、“他身体还是暖的”。
几分钟后，一队救护人员就冲进了房子，他们走进房间，用床单把伯伯擡到客厅的地板上，然后把一个苏醒球放进去伯伯的口中，同时四个救护员开始轮流做心外压。
客厅的灯也打开了，这时是凌晨2点左右。
“We are roommates.”有一个救护员拿着一部PAD，专门负责收集信息，房东向她解释我们与伯伯的关系——室友。我才意识到，尽管我们一起住了半个月，我听说了很多伯伯的家庭故事、年青时的经历、甚至与子女的关系，却没有任何“基本信息”：他的姓名、年纪还有他的病。到底，我们是熟悉抑或陌生？
没有任何人能回应病史的问题，包括阿姨。脑萎缩、摔到后面、脊柱受损、最近两天呼吸困难……阿姨努力地描述着，我们一头雾水努力翻译。最后，我们建议阿姨去找病历。
找出来的病历竟然是中文的，里面有大段大段的病人情况描述，却难以找到一个精确的结论。在病历上，我终于知道了伯伯姓陈，不同于阿姨所描述的，伯伯的语言能力退化已经有两年了，也伴随着反应变得迟钝等症状。最令我惊讶的是，这份病历是当年五月份，在福建一家医院开具的，换句话说，在伯伯摔倒、变得难以行动的时候，他们正在中国，他们为什么不留在中国养病，而要再飞十几个小时回到美国，和五个人挤一间出租屋？
我们终于回答完救护员那些问卷式的病史问题后，一个救护人员问我们，是否有一个“房间”。于是，我们带阿姨回去了她的房间，让她坐下来——不久前，伯伯还躺在旁边的床上。最初，我不清楚为何需要一个房间，直到救护员开始说话，我才知道，他要有一个空间来告诉阿姨，伯伯已经“正式”离世了。
意料之内的消息。阿姨重复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又不时自言自语，“没想到这么快”。
在逝者亲人看来，这个“正式通知”是告别的开始。对于纽约的市政系统来说，一个市民的死亡是一系列行政流程的开始。
救护员把伯伯擡回床上后，对着遗体拍了一轮照片，离开了。
警察来了，进房间拍照，一轮个人信息和病史的收集后，等待殡仪馆运走遗体。
两个穿着纯黑西装的“detective”进来，拍一轮照片，询问伯伯的基本信息，快步离开。
“死亡通知”下达后，是漫长的等待。
警察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殡仪馆的人来接走伯伯，那么就需要由验尸官来处理，再送去医院殓房，而验尸官工作忙碌，到达的时间“depends”（看情况）——两小时到二十四小时不等。
幸好，这里是华人区，房东为阿姨联系了一家福建人经营的殡仪馆，福建老板的普通话和英文同样难懂，经过一轮拼写式交流后，我们知道必须集齐多个文件，殡仪馆才能派车。
阿姨还在一刻不停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在念经的缝隙中，她向我们解释，伯伯是信佛的，因而要念经来送他离开。每当阿姨走进房间时，警察就会紧张地说着，“不要碰他（伯伯）”，阿姨没有听从警察的指令——当然，她根本听不懂，警察则更急速地喊我们告诉她。
我说，她也只是想告别。
告别可以，但不要碰他，警察有点生硬地回复。
在文化和语言的双重隔阂下，阿姨听不懂警察的话，警察也难以理解陌生经文的意味。但是，想要抚摸离世亲人的脸额，似乎也不是那么超越常识？其中还夹杂着逝者身份的多重性，他既是一个伴侣、父亲，也是今日纽约市死亡人口的一个数字。
伯伯的女儿和女婿终于到了，他们快步地走去了房间。
房间里，传出了今晚的第一场哭声。
这时候，阿姨的手机响了，是一通确认伯伯死亡情况的电话，但我们无法知道，来自哪个政府部门或机构。跟一般的口译服务一样，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用英文问一遍，口译员把问题转为普通话，又把阿姨的回答转成英文。
电话收集了一轮名字、年纪等基本资料后——今晚，我们已经很熟练这个流程了，电话那头的问题开始变得“棘手”。
阿姨磕磕碰碰地回答关于健康状况和病史的问题，一些问题在阿姨听来似乎毫无道理，而且她必须在每一个回答的缝隙中，继续念佛：
“他生前吸烟吗？”电话问。
“他都动不了，怎么吸烟？南无阿弥陀佛”阿姨有点不耐烦。
“他身上伤痕是什么时候造成的？”
“他经常摔倒。南无阿弥陀佛。”阿姨有些不知道如何精确地回答。
电话没完没了地继续，房间的哭声稍微暂停了，此时是凌晨4点。
我疑惑，如果从小就生活在这套问卷式的完善制度里，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否会更舒服一些，或者理所当然地知道答案？如此规整的流程，固然是一种保障，可是在这个晚上，不适感简直到达顶峰。我分不清是文化隔阂所致，还是这套流程本身跟常人的情感有冲突。
流程一直持续到早上7点，殡仪馆的车把伯伯的遗体接走。
隔天晚上，阿姨重复了几遍，“没想到，这么快。”
伯伯的最后一天，胃口还特别好，煮的食物都吃完了，精神也不错。因为他连续几晚在不断呻吟，阿姨也整晚都难以入睡，“我跟他说，不要叫了，我也没有耐心，会骂他，我知道他是难受才叫的。昨天有一阵子，我就睡过去了，睡得特别的熟，我一醒来，发现他没有了呼吸，原来是他没有叫了，所以我睡过去了。”
阿姨还提到，伯伯生前不愿意去住院，一直嚷着“死也要死在儿子家”，可是在他临终的日子里，儿子甚至没有来纽约看过他。这个“心愿”可能也是他病重时，仍旧选择回美国，而不是留在老家的原因。
衰老、疾病、照料、死亡，本身都是难事，叠加上移民的身份和文化环境的差异，又增加了一丝悲哀。
人的最后时刻，是在一个说着陌生语言的地方，听着大段大段理解不了的话，究竟是怎样的感觉？
华人在美国，隔阂通常被简化成语言障碍，因而社会服务也提供了大量辅助，“我们说你的语言”的广告贴满全城，但是对于移民来说，表达自我的困难从来都不只局限于语言。
这个晚上，我夹杂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中，蹩脚地传达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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