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裏，我在家庭旅館的上鋪躺下，被子蓋過下巴，一股熟悉又已陌生的味道上來了——中國火車臥鋪的味道。 這是一種「混合」的氣味，就如同這個混雜的房間。
房裏住著四個人，除了我，還有另外三個同樣躺在上下鋪木板床上的女性。床下塞了三四個行李箱、各自的鞋、洗漱用的牙刷和盆子。下鋪室友擔心廚具和調料被別人濫用甚至偷去，把它們也放到床底。床邊掛着外套和洗淨的內衣褲。兩張床占去臥室三分二的空間，剩下的位置擺了一張窄長的桌子，擱着零食和乾貨。餘下的空位，是更多的行李箱。
客廳的氣味不時侵入。房東老公是個老頭，晚上過了十點才回家，坐在飯桌前——實則是一張麻將桌，喝酒、抽菸、看抖音視頻到深夜。有時候，他會給自己炒一盤蝦乾下酒。海鮮的腥味和煙味爭奪我鼻孔的神經，抖音傳來「如果曾經和你發生過關係的女人找你借錢，你會幫她嗎？」
我受不了煙味，跟客廳的老頭吵架，我的室友覺得不可思議，並留下一則溫馨提示：這就是中國男人，以及家庭旅館，你唯有接受。
從2024年秋天開始，為了做訪談，我斷斷續續在紐約華人區住了三個月，有時在家庭旅館，有時和其他華人合租。就好像大多數在紐約謀生的華人移民那樣，我在華人租房網站上，一覽可能的住宿和各式要求——單房、上下鋪、半土庫、土庫、外州工作、限單人、少煮食......一間家庭旅館甚至貼出這樣的廣告語：「女生4人一個房間合租，男生6人一個房間帶衛生間合租，節假日聚餐，享受家的溫馨。」
「家的溫馨」是否也暗含着潛臺詞，即此處不是「家」？
在華人區打轉半年，我最深的感受是，居住方式縱有千千萬萬，唯一不變的是，在這個大都市裏，華人移民可能窮盡一輩子的努力，都不會擁有一整個屬於自己的「家」。
做美國夢的人，躺在家庭旅館
我對家庭旅館的第一印象，來自於第一個訪談對象。
他是從墨西哥翻牆進來的28歲男青年，在美國一年多，對此地失望透頂。
他嗤之以鼻地諷刺，在家庭旅館裏，很多人每天躺在床上刷手機，做美國夢，卻對現實一無所知。
他把越過邊境稱作「地獄模式」的開始。而這種「地獄模式」，又從家庭旅館繼續下去。
最近三年，大量華人走線移客進入美國，家庭旅館隨之變成了走線客落腳點的代名詞。在華人聚集的紐約法拉盛，時常可見家庭旅館的開業廣告。每當我講起要跟走線客做訪談，聽者都會拋出一句「去家庭旅館啊」。
推開家庭旅館的門，其他人都預設我是一個初來乍到的走線客。
「剛來都這樣，懵。」還未等我開口，一個三十歲上下，正在廚房包餃子的女性便率先來安慰我。而我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盤旋在陽臺上方的一團黑色小蟲子。
這個法拉盛的家庭旅館，全女性住客，一室一廳的公寓佈局，開放式廚房，客廳和臥室擺各放了三張上下鋪的床，臥室連着一個小陽台。床全是木做的，能聞到木頭和油漆的味道。床鋪之間的過道只夠一個人行動。整個房子幾乎沒有任何空位，也沒有桌子，唯一一個小茶几擺放在門口旁邊。
老闆平日並不出現在旅館，一個50多歲的福州大姐代爲打理。她介紹自己是兩個月前到美國，自然也是走線來的。
福州大姐穿白色長袖毛衣，挽起袖子，紮起的長髮些許凌亂，看上去像剛剛結束了一場大掃除，她的皮膚曬成棕色，或許是走線路上留下的印記。
「我一個人過來，無親無故的。」福州大姐講着自己的經歷，話音帶着不少自豪。
福州大姐講起到美國的經歷時，多少有些「白手興家」的感覺，她重複了很多遍「一個人」。初到這個陌生的國家，她對此地一無所知。但她自覺如今已經在法拉盛站穩腳跟。談起不久前通過駕考筆試，她自豪評價考試很容易，相信過一陣就能通過路考獲得駕照，再過幾個月，就能到工卡。
她把成就部分歸因於家庭旅館和法拉盛。在她的描述中，旅館就是信息交流的中心，「住在這裏慢慢就懂了」，而且法拉盛全是中國人，好交流。當福州大姐講起自己無親無故的時候，旁邊包餃子的女性插話說，現在就不是這樣了——住在旅館就自然有了朋友照應。
她們留我吃餃子。我看到福州大姐的脖子上有五六個蟲子咬出的包，她全程在抓癢，再配上陽臺盤旋的一群黑色小蟲子，還是打消了住下來的念頭。
很多走線客跟我提起過，法拉盛的家庭旅館是他們的紐約第一站，旅館的住客會相互分享經驗，從辦保險、寄快遞、換錢，再到介紹工作。然而，抱怨也有不少，例如惡劣的衛生環境和吵得難以休息，在男女混住的旅館中，有女性受到男性住客的言語性騷擾。
走線客J告訴我，旅館中的人都好爲人師，下榻幾天，他們就能教新住客辦好各種證件；那些住時間長的人自以爲已經摸清楚了美國的一切，搬出家庭旅館後，還會有失落感——一來沒有新人給他們教，二來發現離開了以家庭旅館爲中心的華人圈泡泡後，自己不懂的東西還有很多。
今年一月，特朗普上任的兩周前，我又住進一家男女混住的家庭旅館，男性睡客廳，女性住房間，相當典型的佈局。管理員是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男性，他把鑰匙交給我之後，再無出現，既沒有找我拿房租，也不關心我住幾天。一切都是自助式的，同寢室的人指向一張空床，告訴我可以隨便挑選上鋪或下鋪。
這家以走線客爲主的家庭旅館，氣味更單一：濃烈的煙味掩蓋了其他氣味。一打開門，我的視線就模糊了——太多人同時在抽菸，整個房間都像在薄霧之中。
在這裏，我真的見到了躺在床上玩手機的人，他們一整天都不下床，只做兩件事，抽菸和刷手機。光是在客廳就同時躺着五個男人，早上醒來，卻只能聽見打火機和短視頻的聲音，一整個上午都無人說出一句話。這樣的情況還會從早上八點延續至晚上十點
起初，我以爲正好碰上休息日。但接下來幾天，我發現好幾個男性是真的沒有工作，幾乎無時無刻都躺在床上，醒着的時候，他們靠着枕頭，一手拿着香菸，一手捧着手機看視頻或打遊戲。除了自己的床位，他們也沒有地方可以去。
紐約的冬天寒冷風大，人只能躲在家庭旅館。床位以外就只剩下廚房和廁所，沒有多少能活動的空間。顯然無人想打理這個空間，廚房的牆面貼着一張《大紀元》報紙，標題是提議拆除毛主席紀念堂，黑白的報紙如今變成了「彩色」的——胡蘿蔔、青瓜等蔬果皮乾掉了，全粘在報紙上面，可以想象曾經有多少人站在旁邊削皮。一摞碗放在洗手池旁邊，卻挑不出一個沒有食物殘渣和油污的。屋子的不同角落裏，擺着幾個一次性杯子，塞滿菸頭。
E是這家旅館中唯二的長期女性租客，她慷慨地從床底抽出沐浴露和洗髮水與我分享，並告訴我，客廳的床上有很多不知名的蟲子，咬得人很癢。
E性格爽朗，看起來大約二十六、七歲，也是走線來的，已經在美國七個月。她說，住家庭旅館一定不是長久之計，幸運的是，她已經找到了下一站落腳點——她的「baby」——一個在紐約周邊有套小公寓的美國男性。他們交往了三個月，共同領養了一隻貓咪，極可能即將同居，用E的話來說，進展良好。
同樣進展良好的，還有E的英文能力，她提起時常到男友家參加本地人的聚會，聽多了就自然懂。不過，E的詞彙量和表達能力似乎還難以跟英文母語者流暢交流，後來我明白到，語言絲毫不妨礙他們你儂我儂，他們的世界裏，交流等同於不斷地呼喚對方爲「baby」。
周六晚上，E的男友來接她。，E特別提醒我，見到她男友的時候，我要介紹說是她的朋友而不是室友，「因爲他不知道我住在家庭旅館。」
他們計劃和貓咪共度周末，E還有幾個工作面試，就在男友家附近，如果一切順利，她下個月就會搬出這個家庭旅館，搬出法拉盛。
在零度的晚上，E提着一袋米和一大包貓糧，站在一棟容納了不下十間旅館的公寓樓前，等待她的「baby」，以及看似唾手可得的新生活。
我則回到公寓樓中，電梯門打開的一瞬間，煙味向我捲來，站在走廊看過去，兩側是等距排列的門。我想象着，每一扇門的背後，都是相似的家庭旅館，煙霧縈繞。
三十年了，她還沒想好是否要留在美國
美國人喜歡在假期時，在偏僻的郊外租一個沒有網絡的小屋度假，而工薪階層華人的假期則恰恰相反，他們往人擠人的法拉盛跑。
紐約家庭旅館的歷史，遠比走線大潮久遠，長期承擔着外州華人工人休息站的功能。
「你們那個房間很壓抑，大家都不說話，」五十多歲的老移民大姐在教育我，她看不慣我們這些沉默的年青人，「家庭旅館就是大家聊聊天，要像家裏一樣，溫馨。」
大姐在緬因州工作，想要休息的時候，就辭掉工作到紐約住十來天，休整一番再找新工作。緊接着，大姐展示了「家的感覺」，從手機裏翻出一個27歲的年輕白人男性的照片，要介紹給我交往，這是她在工作時認識的美國人。
在全女性移民聚居的、老移民更多的家庭旅館，氛圍跟走線客爲主的旅館相比，完全是另一番的景象。
中式生活在旅館中延續着。廚房裏有一口鐵鍋，每日都是不停的爆炒聲，蒜頭和辣椒的香味不時籠罩着這個房子；儘管華人掌握着大量洗衣店，住在旅館的女性華人始終習慣手洗衣服，然後在陽臺曬晾；每個周末的下午，無事可做的大姐們就開始圍着客廳的飯桌嘮嗑，話題從黑中介如何欺負新移民，到美中政治。
一個全家移民到美國的東北大姐，跟我講述她在中學時期，如何通透美國之音知道了天安門的抗議，跟我推薦了幾個Youtube上的政評頻道，叮囑我，作爲中國人要多了解中國的歷史。另一個年紀相仿的大姐，在中國體制內退休，女兒還在國內做公務員，她擔心美國的資訊安全，卻斷言被中國官方監控是最不必擔心的，沒什麼好怕。兩人的政治立場南轅北轍，談起中國，自然是爭論不止，認爲對方不了解事實，最後，她們還是在美國本土的話題中找到共識——「你知道嗎，真正控制美國的是猶太人。」
旅館的住客們在短短幾天裏同吃同住，密集地交流，甚至期待一種「家的溫馨」，但這種相處卻異常短暫。
下榻半個月後，我幾乎成爲全屋最資深的住客，我也慢慢摸索清楚，旅館主要住着兩類人，一類是初到美國不久，還在摸索路徑，甚至未想好是否留下的女性，她們往往也更年輕一些，在四十歲以下；一類是已經在美國超過五年，甚至二十年的中老年女性，她們已經是華人圈服務業的熟手工人，在外州工作，定期到紐約來歇腳。
「外州」是一個相對於紐約產生的詞，在紐約華人的字典中，美國可以分爲三個地方：紐約、加州和外州。提及外州，華人大腦中浮現的景象是出門必須開車，生活不太方便，沒什麼中國人，工資稍微高一些，包住。
在「外州」，華人女性大多從事按摩或者餐飲服務的工作，根據她們的講述，老闆通常會租下一套公寓或者一個獨棟小屋作爲員工宿舍，兩三個人一間房。居住條件固然好於紐約的家庭旅館，但工作和生活界線不清，而且華人在美國小鎮或者小城市裏，假期也時常無事可做。因而，熱鬧的紐約成爲她們休息時間的歇腳地。
「住在事頭婆（粵語，意爲老闆娘）家，也不好多吃，回來就煮一些自己喜歡的......始終在別人家裏，不自在。」五十多歲的台山阿姐一邊煮菜一邊講。她在紐約周邊的長島工作，做住家護理工，照料一個90多歲的老人，一周工作五天。
台山阿姐的休息日就來法拉盛的家庭旅館，煮上一大條魚，獨自在客廳吃掉。住家護工工資不高，不過包吃住，她說自己飯量大，在老闆娘家裏不好意思多吃，更不方便買貴的菜。所以，回到旅館休息的兩天，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樣。
在旅館的其他人眼裏，台山阿姐代表着華人女性的一種無奈，在美國二十多年，從未進入婚姻，沒有孩子，輾轉在各州工作，住僱主家，做着和新移民一樣工價的工作，哪怕會說英文、有綠卡，卻連一張只屬於自己的床都沒有。
我的室友C說，她想象過，日後的退休生活是在外州買個小房子，摸着貓，安靜地渡過晚年，可是看到旅館中的老移民，全都還在辛勞地熬，自己的「美國夢」似乎毫不現實。說這句話的時候，是C在美國的第五個月。
不過，「不安家」也不僅是現實所困，對於二三十年前移居美國的華人來說，晚年將至，她們要回應自己內心的一句話：我爲什麼要在美國？
J是來自廣西的按摩工人，已經在美國打工三十年了，明年就可以在紐約領取退休金。她自嘲沒有文化，也不太懂英文，只能做一輩子的苦工。「我來美國第五年就可以入籍了，但是我一直沒想好要不要留下來，（日子）過下過下，就這麼多年，到現在還沒想好。」
2023年時，J曾經回中國過了半年，她覺得國內生活似乎也不錯，至於以後退休要在哪裏——這個縈繞了三十年的問題，她還沒有答案。
合租房中的一場死亡
對於一個移民來說，最終必須要面對一個話題：死在異鄉。移民不只意味着生活在美國，還很可能代表着要死在美國。
去年九月底，我在華人家庭旅館目睹了一個老年華人的離世：深夜，他躺在客廳的中央，他的左邊是廚房水槽，右邊是冰箱和置物架，底下鋪着的床單滿是褶皺，救護員就是用這張床單把他從臥室拉到客廳。他瘦小，臉頰凹陷，身體幾乎等同一副骨架。
無人能確認，他的呼吸已經停止了多久。
半個月前，72歲的他和老伴搬進了我住的公寓。他們從門口進來的那一刻，我和房東都呆住了。他全身都在不由自主地抖動，體格用皮包骨來描述也不為過，在女兒的攙扶下，他握著助步器「走」進來——離開了攙扶的人，他連站立都無法做到。
他的老伴68歲，看上去精神多了，燙了一個波浪頭，粗框眼鏡，穿着入時，也相當健談。
這對老夫妻搬進來後，這間大約80多平米的公寓，仿如三代同堂，房東是一對三十出頭的夫妻，一家四口住在主臥，兩個兒子還在上小學；老夫妻住在次臥；而最小的房間則是我的。
我問老太太如何稱呼，她笑說叫阿姨就好了。
次臥房間並不大，兩張鐵架床就把它填滿了，床邊擺放着塑料凳子，方便阿姨做陪護，好在光線充足，全天都有日光。
我從來沒有聽到伯伯「說話」，也不確定他是否還能「說話」。他總是穿着一套白色薄襯衣，上面有洗淡了的藍色條紋，既像睡衣又像醫院的病人服。他唯一走出房間的時刻是去上廁所，阿姨從背後抱着他，或是提着他的衣服，從房間以碎步移動向廁所，有時候，伯伯口中會不停地發出「Ah…Ao…」的叫聲，一種在有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叫聲。
他們搬進來兩天，冰箱和客廳的儲物架都堆滿了阿姨買來的食物——獨立包裝的牛奶和飲料、皇帝蕉、各式糕點。每次出門，阿姨都會買回來大包小包的食物，尤其是水果和糕點，「看到這個南瓜包很新鮮，剛做的」、「這個（餅）是山藥味」，她從袋子裡掏出一袋包，按了一下它的皮，展示它的新鮮。
兩個獨居老人用不着每日買菜，但是我明白，每日早上出門「買菜」，也是阿姨離開這個侷促的房子，離開這位臥床的丈夫，以及他控制不住的叫聲的唯一機會。
接下來半個月，我知道了這對老人人生的一些片段：阿姨68歲，伯伯72歲，都是福州人，年青時，伯伯在西南一帶的礦場工作，而阿姨則一直是家庭主婦，兩人育有一對子女。現在，兒子在一個距離紐約有幾個小時機程的地方工作，女兒一家定居在新澤西，開車到紐約也要兩個半小時。
阿姨講到，兒子成年不久就到美國了，她不清楚兒子具體是怎樣到美國的，簡單概括爲「偷渡」；後來，女兒和一個回大陸相親的華人認識、交往，繼而結婚並移民美國。此後，美國自然成為兩老與子女團聚的目的地。女兒爲他們辦理了親屬移民，兩位老人就此在美國住了超過十年。
他們爲什麼不搬到外州與孩子同住呢？
阿姨講述其中原因時，似乎又再合理不過。紐約醫療資源好，可以申請到政府付費的護理員，對於完全不懂英文的阿姨來說，紐約的便利更是相當重要，在華人社區裏，她可以獨自生活和照顧老伴，打車看病可以找華人司機。實在無法想象，他們可以如何獨自生活在出門即要開車、沒有華人聚居的外州。不僅如此，對於阿姨來說，生活也只能存在於紐約，這裏有講福州話的老朋友們，可以坐地鐵去逛「摩」（華人對大型商場的習慣叫法，Mall的諧音），走幾條街就有新鮮的中式糕點。所以，女兒希望她搬去同住時，她總是連聲說着，「不去、不去」。
伯伯去世前的兩天，他的呻吟聲格外響，整晚不停。
晚上十一點多，整個屋子都關了燈，我躺在床上，他的叫聲響亮地穿透兩道門，傳到我的耳邊。這種病人的叫聲，像是從喉嚨的深處發出的，帶着疼痛和無法自控，而阿姨的解讀中，還有對於喪失能力的不甘心。
「他以前身體一直都很好的，就是摔了一跤後，就走不了路。」阿姨從來沒有說清楚過伯伯究竟患了什麼病。她的記憶中，伯伯身體很健壯，直到2024年5月摔倒，影響了脊柱，再也無法走路。講到這時，阿姨還會指着自己的後腦勺示意，伯伯有腦萎縮。
「他走不了路，不開心，又不肯讓人扶。」阿姨說，伯伯一直接受不了無法走路的事實，她一不留神，伯伯就自己站起來試圖走路，而後果則是「不斷摔、不斷摔」。隨着摔倒的次數增加，伯伯身體的機能也每況愈下。
那天晚上，我在熟睡中，朦朧地聽見一陣急速的敲門聲。我睡眼惺忪地開了門，門外沒有人，也未開燈，但阿姨房間門正開着，亮着光。我走過去，房東正好從隔壁的房間走出來——是她敲了我的門。房東披着一塊毯子，握着手機，我們的目光對上，她問：怎樣叫救護車。我看向阿姨的房間，她站在床邊，兩手摸着伯伯的身體，急促地重複着：「快點叫救護車。」
在911通話期間，我通過阿姨零碎的話，知道了一些情況：「沒有呼吸了」、「他身體還是暖的」。
幾分鐘後，一隊救護人員就衝進了房子，他們走進房間，用床單把伯伯擡到客廳的地板上，然後把一個甦醒球放進去伯伯的口中，同時四個救護員開始輪流做心外壓。
客廳的燈也打開了，這時是凌晨2點左右。
「We are roommates.」有一個救護員拿着一部PAD，專門負責收集信息，房東向她解釋我們與伯伯的關係——室友。我才意識到，儘管我們一起住了半個月，我聽說了很多伯伯的家庭故事、年青時的經歷、甚至與子女的關係，卻沒有任何「基本信息」：他的姓名、年紀還有他的病。到底，我們是熟悉抑或陌生？
沒有任何人能回應病史的問題，包括阿姨。腦萎縮、摔到後面、脊柱受損、最近兩天呼吸困難……阿姨努力地描述着，我們一頭霧水努力翻譯。最後，我們建議阿姨去找病歷。
找出來的病歷竟然是中文的，裏面有大段大段的病人情況描述，卻難以找到一個精確的結論。在病歷上，我終於知道了伯伯姓陳，不同於阿姨所描述的，伯伯的語言能力退化已經有兩年了，也伴隨着反應變得遲鈍等症狀。最令我驚訝的是，這份病歷是當年五月份，在福建一家醫院開具的，換句話說，在伯伯摔倒、變得難以行動的時候，他們正在中國，他們爲什麼不留在中國養病，而要再飛十幾個小時回到美國，和五個人擠一間出租屋？
我們終於回答完救護員那些問卷式的病史問題後，一個救護人員問我們，是否有一個「房間」。於是，我們帶阿姨回去了她的房間，讓她坐下來——不久前，伯伯還躺在旁邊的床上。最初，我不清楚爲何需要一個房間，直到救護員開始說話，我才知道，他要有一個空間來告訴阿姨，伯伯已經「正式」離世了。
意料之內的消息。阿姨重複地唸着「南無阿彌陀佛」，又不時自言自語，「沒想到這麼快」。
在逝者親人看來，這個「正式通知」是告別的開始。對於紐約的市政系統來說，一個市民的死亡是一系列行政流程的開始。
救護員把伯伯擡回床上後，對着遺體拍了一輪照片，離開了。
警察來了，進房間拍照，一輪個人信息和病史的收集後，等待殯儀館運走遺體。
兩個穿着純黑西裝的「detective」進來，拍一輪照片，詢問伯伯的基本信息，快步離開。
「死亡通知」下達後，是漫長的等待。
警察告訴我們，如果沒有殯儀館的人來接走伯伯，那麼就需要由驗屍官來處理，再送去醫院殮房，而驗屍官工作忙碌，到達的時間「depends」（看情況）——兩小時到二十四小時不等。
幸好，這裏是華人區，房東爲阿姨聯繫了一家福建人經營的殯儀館，福建老闆的普通話和英文同樣難懂，經過一輪拼寫式交流後，我們知道必須集齊多個文件，殯儀館才能派車。
阿姨還在一刻不停地唸着「南無阿彌陀佛」。在唸經的縫隙中，她向我們解釋，伯伯是信佛的，因而要唸經來送他離開。每當阿姨走進房間時，警察就會緊張地說着，「不要碰他（伯伯）」，阿姨沒有聽從警察的指令——當然，她根本聽不懂，警察則更急速地喊我們告訴她。
我說，她也只是想告別。
告別可以，但不要碰他，警察有點生硬地回覆。
在文化和語言的雙重隔閡下，阿姨聽不懂警察的話，警察也難以理解陌生經文的意味。但是，想要撫摸離世親人的臉額，似乎也不是那麼超越常識？其中還夾雜着逝者身份的多重性，他既是一個伴侶、父親，也是今日紐約市死亡人口的一個數字。
伯伯的女兒和女婿終於到了，他們快步地走去了房間。
房間裏，傳出了今晚的第一場哭聲。
這時候，阿姨的手機響了，是一通確認伯伯死亡情況的電話，但我們無法知道，來自哪個政府部門或機構。跟一般的口譯服務一樣，電話那頭的工作人員用英文問一遍，口譯員把問題轉爲普通話，又把阿姨的回答轉成英文。
電話收集了一輪名字、年紀等基本資料後——今晚，我們已經很熟練這個流程了，電話那頭的問題開始變得「棘手」。
阿姨磕磕碰碰地回答關於健康狀況和病史的問題，一些問題在阿姨聽來似乎毫無道理，而且她必須在每一個回答的縫隙中，繼續唸佛：
「他生前吸菸嗎？」電話問。
「他都動不了，怎麼吸菸？南無阿彌陀佛」阿姨有點不耐煩。
「他身上傷痕是什麼時候造成的？」
「他經常摔倒。南無阿彌陀佛。」阿姨有些不知道如何精確地回答。
電話沒完沒了地繼續，房間的哭聲稍微暫停了，此時是凌晨4點。
我疑惑，如果從小就生活在這套問卷式的完善制度裏，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是否會更舒服一些，或者理所當然地知道答案？如此規整的流程，固然是一種保障，可是在這個晚上，不適感簡直到達頂峰。我分不清是文化隔閡所致，還是這套流程本身跟常人的情感有衝突。
流程一直持續到早上7點，殯儀館的車把伯伯的遺體接走。
隔天晚上，阿姨重複了幾遍，「沒想到，這麼快。」
伯伯的最後一天，胃口還特別好，煮的食物都吃完了，精神也不錯。因爲他連續幾晚在不斷呻吟，阿姨也整晚都難以入睡，「我跟他說，不要叫了，我也沒有耐心，會罵他，我知道他是難受才叫的。昨天有一陣子，我就睡過去了，睡得特別的熟，我一醒來，發現他沒有了呼吸，原來是他沒有叫了，所以我睡過去了。」
阿姨還提到，伯伯生前不願意去住院，一直嚷着「死也要死在兒子家」，可是在他臨終的日子裏，兒子甚至沒有來紐約看過他。這個「心願」可能也是他病重時，仍舊選擇回美國，而不是留在老家的原因。
衰老、疾病、照料、死亡，本身都是難事，疊加上移民的身份和文化環境的差異，又增加了一絲悲哀。
人的最後時刻，是在一個說着陌生語言的地方，聽着大段大段理解不了的話，究竟是怎樣的感覺？
華人在美國，隔閡通常被簡化成語言障礙，因而社會服務也提供了大量輔助，「我們說你的語言」的廣告貼滿全城，但是對於移民來說，表達自我的困難從來都不只侷限於語言。
這個晚上，我夾雜在兩種語言、兩種文化之中，蹩腳地傳達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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