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裏,我在家庭旅館的上鋪躺下,被子蓋過下巴,一股熟悉又已陌生的味道上來了——中國火車臥鋪的味道。 這是一種「混合」的氣味,就如同這個混雜的房間。
房裏住著四個人,除了我,還有另外三個同樣躺在上下鋪木板床上的女性。床下塞了三四個行李箱、各自的鞋、洗漱用的牙刷和盆子。下鋪室友擔心廚具和調料被別人濫用甚至偷去,把它們也放到床底。床邊掛着外套和洗淨的內衣褲。兩張床占去臥室三分二的空間,剩下的位置擺了一張窄長的桌子,擱着零食和乾貨。餘下的空位,是更多的行李箱。
客廳的氣味不時侵入。房東老公是個老頭,晚上過了十點才回家,坐在飯桌前——實則是一張麻將桌,喝酒、抽菸、看抖音視頻到深夜。有時候,他會給自己炒一盤蝦乾下酒。海鮮的腥味和煙味爭奪我鼻孔的神經,抖音傳來「如果曾經和你發生過關係的女人找你借錢,你會幫她嗎?」
我受不了煙味,跟客廳的老頭吵架,我的室友覺得不可思議,並留下一則溫馨提示:這就是中國男人,以及家庭旅館,你唯有接受。
從2024年秋天開始,為了做訪談,我斷斷續續在紐約華人區住了三個月,有時在家庭旅館,有時和其他華人合租。就好像大多數在紐約謀生的華人移民那樣,我在華人租房網站上,一覽可能的住宿和各式要求——單房、上下鋪、半土庫、土庫、外州工作、限單人、少煮食......一間家庭旅館甚至貼出這樣的廣告語:「女生4人一個房間合租,男生6人一個房間帶衛生間合租,節假日聚餐,享受家的溫馨。」
「家的溫馨」是否也暗含着潛臺詞,即此處不是「家」?
在華人區打轉半年,我最深的感受是,居住方式縱有千千萬萬,唯一不變的是,在這個大都市裏,華人移民可能窮盡一輩子的努力,都不會擁有一整個屬於自己的「家」。
做美國夢的人,躺在家庭旅館

我對家庭旅館的第一印象,來自於第一個訪談對象。
他是從墨西哥翻牆進來的28歲男青年,在美國一年多,對此地失望透頂。
他嗤之以鼻地諷刺,在家庭旅館裏,很多人每天躺在床上刷手機,做美國夢,卻對現實一無所知。
他把越過邊境稱作「地獄模式」的開始。而這種「地獄模式」,又從家庭旅館繼續下去。
最近三年,大量華人走線移客進入美國,家庭旅館隨之變成了走線客落腳點的代名詞。在華人聚集的紐約法拉盛,時常可見家庭旅館的開業廣告。每當我講起要跟走線客做訪談,聽者都會拋出一句「去家庭旅館啊」。
推開家庭旅館的門,其他人都預設我是一個初來乍到的走線客。
「剛來都這樣,懵。」還未等我開口,一個三十歲上下,正在廚房包餃子的女性便率先來安慰我。而我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盤旋在陽臺上方的一團黑色小蟲子。
這個法拉盛的家庭旅館,全女性住客,一室一廳的公寓佈局,開放式廚房,客廳和臥室擺各放了三張上下鋪的床,臥室連着一個小陽台。床全是木做的,能聞到木頭和油漆的味道。床鋪之間的過道只夠一個人行動。整個房子幾乎沒有任何空位,也沒有桌子,唯一一個小茶几擺放在門口旁邊。
老闆平日並不出現在旅館,一個50多歲的福州大姐代爲打理。她介紹自己是兩個月前到美國,自然也是走線來的。
福州大姐穿白色長袖毛衣,挽起袖子,紮起的長髮些許凌亂,看上去像剛剛結束了一場大掃除,她的皮膚曬成棕色,或許是走線路上留下的印記。
「我一個人過來,無親無故的。」福州大姐講着自己的經歷,話音帶着不少自豪。
福州大姐講起到美國的經歷時,多少有些「白手興家」的感覺,她重複了很多遍「一個人」。初到這個陌生的國家,她對此地一無所知。但她自覺如今已經在法拉盛站穩腳跟。談起不久前通過駕考筆試,她自豪評價考試很容易,相信過一陣就能通過路考獲得駕照,再過幾個月,就能到工卡。
她把成就部分歸因於家庭旅館和法拉盛。在她的描述中,旅館就是信息交流的中心,「住在這裏慢慢就懂了」,而且法拉盛全是中國人,好交流。當福州大姐講起自己無親無故的時候,旁邊包餃子的女性插話說,現在就不是這樣了——住在旅館就自然有了朋友照應。
她們留我吃餃子。我看到福州大姐的脖子上有五六個蟲子咬出的包,她全程在抓癢,再配上陽臺盤旋的一群黑色小蟲子,還是打消了住下來的念頭。
很多走線客跟我提起過,法拉盛的家庭旅館是他們的紐約第一站,旅館的住客會相互分享經驗,從辦保險、寄快遞、換錢,再到介紹工作。然而,抱怨也有不少,例如惡劣的衛生環境和吵得難以休息,在男女混住的旅館中,有女性受到男性住客的言語性騷擾。
走線客J告訴我,旅館中的人都好爲人師,下榻幾天,他們就能教新住客辦好各種證件;那些住時間長的人自以爲已經摸清楚了美國的一切,搬出家庭旅館後,還會有失落感——一來沒有新人給他們教,二來發現離開了以家庭旅館爲中心的華人圈泡泡後,自己不懂的東西還有很多。
今年一月,特朗普上任的兩周前,我又住進一家男女混住的家庭旅館,男性睡客廳,女性住房間,相當典型的佈局。管理員是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男性,他把鑰匙交給我之後,再無出現,既沒有找我拿房租,也不關心我住幾天。一切都是自助式的,同寢室的人指向一張空床,告訴我可以隨便挑選上鋪或下鋪。
這家以走線客爲主的家庭旅館,氣味更單一:濃烈的煙味掩蓋了其他氣味。一打開門,我的視線就模糊了——太多人同時在抽菸,整個房間都像在薄霧之中。
在這裏,我真的見到了躺在床上玩手機的人,他們一整天都不下床,只做兩件事,抽菸和刷手機。光是在客廳就同時躺着五個男人,早上醒來,卻只能聽見打火機和短視頻的聲音,一整個上午都無人說出一句話。這樣的情況還會從早上八點延續至晚上十點
起初,我以爲正好碰上休息日。但接下來幾天,我發現好幾個男性是真的沒有工作,幾乎無時無刻都躺在床上,醒着的時候,他們靠着枕頭,一手拿着香菸,一手捧着手機看視頻或打遊戲。除了自己的床位,他們也沒有地方可以去。
紐約的冬天寒冷風大,人只能躲在家庭旅館。床位以外就只剩下廚房和廁所,沒有多少能活動的空間。顯然無人想打理這個空間,廚房的牆面貼着一張《大紀元》報紙,標題是提議拆除毛主席紀念堂,黑白的報紙如今變成了「彩色」的——胡蘿蔔、青瓜等蔬果皮乾掉了,全粘在報紙上面,可以想象曾經有多少人站在旁邊削皮。一摞碗放在洗手池旁邊,卻挑不出一個沒有食物殘渣和油污的。屋子的不同角落裏,擺着幾個一次性杯子,塞滿菸頭。
E是這家旅館中唯二的長期女性租客,她慷慨地從床底抽出沐浴露和洗髮水與我分享,並告訴我,客廳的床上有很多不知名的蟲子,咬得人很癢。
E性格爽朗,看起來大約二十六、七歲,也是走線來的,已經在美國七個月。她說,住家庭旅館一定不是長久之計,幸運的是,她已經找到了下一站落腳點——她的「baby」——一個在紐約周邊有套小公寓的美國男性。他們交往了三個月,共同領養了一隻貓咪,極可能即將同居,用E的話來說,進展良好。
同樣進展良好的,還有E的英文能力,她提起時常到男友家參加本地人的聚會,聽多了就自然懂。不過,E的詞彙量和表達能力似乎還難以跟英文母語者流暢交流,後來我明白到,語言絲毫不妨礙他們你儂我儂,他們的世界裏,交流等同於不斷地呼喚對方爲「baby」。
周六晚上,E的男友來接她。,E特別提醒我,見到她男友的時候,我要介紹說是她的朋友而不是室友,「因爲他不知道我住在家庭旅館。」
他們計劃和貓咪共度周末,E還有幾個工作面試,就在男友家附近,如果一切順利,她下個月就會搬出這個家庭旅館,搬出法拉盛。
在零度的晚上,E提着一袋米和一大包貓糧,站在一棟容納了不下十間旅館的公寓樓前,等待她的「baby」,以及看似唾手可得的新生活。
我則回到公寓樓中,電梯門打開的一瞬間,煙味向我捲來,站在走廊看過去,兩側是等距排列的門。我想象着,每一扇門的背後,都是相似的家庭旅館,煙霧縈繞。
三十年了,她還沒想好是否要留在美國

美國人喜歡在假期時,在偏僻的郊外租一個沒有網絡的小屋度假,而工薪階層華人的假期則恰恰相反,他們往人擠人的法拉盛跑。
紐約家庭旅館的歷史,遠比走線大潮久遠,長期承擔着外州華人工人休息站的功能。
「你們那個房間很壓抑,大家都不說話,」五十多歲的老移民大姐在教育我,她看不慣我們這些沉默的年青人,「家庭旅館就是大家聊聊天,要像家裏一樣,溫馨。」
大姐在緬因州工作,想要休息的時候,就辭掉工作到紐約住十來天,休整一番再找新工作。緊接着,大姐展示了「家的感覺」,從手機裏翻出一個27歲的年輕白人男性的照片,要介紹給我交往,這是她在工作時認識的美國人。
在全女性移民聚居的、老移民更多的家庭旅館,氛圍跟走線客爲主的旅館相比,完全是另一番的景象。
中式生活在旅館中延續着。廚房裏有一口鐵鍋,每日都是不停的爆炒聲,蒜頭和辣椒的香味不時籠罩着這個房子;儘管華人掌握着大量洗衣店,住在旅館的女性華人始終習慣手洗衣服,然後在陽臺曬晾;每個周末的下午,無事可做的大姐們就開始圍着客廳的飯桌嘮嗑,話題從黑中介如何欺負新移民,到美中政治。
一個全家移民到美國的東北大姐,跟我講述她在中學時期,如何通透美國之音知道了天安門的抗議,跟我推薦了幾個Youtube上的政評頻道,叮囑我,作爲中國人要多了解中國的歷史。另一個年紀相仿的大姐,在中國體制內退休,女兒還在國內做公務員,她擔心美國的資訊安全,卻斷言被中國官方監控是最不必擔心的,沒什麼好怕。兩人的政治立場南轅北轍,談起中國,自然是爭論不止,認爲對方不了解事實,最後,她們還是在美國本土的話題中找到共識——「你知道嗎,真正控制美國的是猶太人。」
旅館的住客們在短短幾天裏同吃同住,密集地交流,甚至期待一種「家的溫馨」,但這種相處卻異常短暫。
下榻半個月後,我幾乎成爲全屋最資深的住客,我也慢慢摸索清楚,旅館主要住着兩類人,一類是初到美國不久,還在摸索路徑,甚至未想好是否留下的女性,她們往往也更年輕一些,在四十歲以下;一類是已經在美國超過五年,甚至二十年的中老年女性,她們已經是華人圈服務業的熟手工人,在外州工作,定期到紐約來歇腳。
「外州」是一個相對於紐約產生的詞,在紐約華人的字典中,美國可以分爲三個地方:紐約、加州和外州。提及外州,華人大腦中浮現的景象是出門必須開車,生活不太方便,沒什麼中國人,工資稍微高一些,包住。
在「外州」,華人女性大多從事按摩或者餐飲服務的工作,根據她們的講述,老闆通常會租下一套公寓或者一個獨棟小屋作爲員工宿舍,兩三個人一間房。居住條件固然好於紐約的家庭旅館,但工作和生活界線不清,而且華人在美國小鎮或者小城市裏,假期也時常無事可做。因而,熱鬧的紐約成爲她們休息時間的歇腳地。
「住在事頭婆(粵語,意爲老闆娘)家,也不好多吃,回來就煮一些自己喜歡的......始終在別人家裏,不自在。」五十多歲的台山阿姐一邊煮菜一邊講。她在紐約周邊的長島工作,做住家護理工,照料一個90多歲的老人,一周工作五天。
台山阿姐的休息日就來法拉盛的家庭旅館,煮上一大條魚,獨自在客廳吃掉。住家護工工資不高,不過包吃住,她說自己飯量大,在老闆娘家裏不好意思多吃,更不方便買貴的菜。所以,回到旅館休息的兩天,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樣。
在旅館的其他人眼裏,台山阿姐代表着華人女性的一種無奈,在美國二十多年,從未進入婚姻,沒有孩子,輾轉在各州工作,住僱主家,做着和新移民一樣工價的工作,哪怕會說英文、有綠卡,卻連一張只屬於自己的床都沒有。
我的室友C說,她想象過,日後的退休生活是在外州買個小房子,摸着貓,安靜地渡過晚年,可是看到旅館中的老移民,全都還在辛勞地熬,自己的「美國夢」似乎毫不現實。說這句話的時候,是C在美國的第五個月。
不過,「不安家」也不僅是現實所困,對於二三十年前移居美國的華人來說,晚年將至,她們要回應自己內心的一句話:我爲什麼要在美國?
J是來自廣西的按摩工人,已經在美國打工三十年了,明年就可以在紐約領取退休金。她自嘲沒有文化,也不太懂英文,只能做一輩子的苦工。「我來美國第五年就可以入籍了,但是我一直沒想好要不要留下來,(日子)過下過下,就這麼多年,到現在還沒想好。」
2023年時,J曾經回中國過了半年,她覺得國內生活似乎也不錯,至於以後退休要在哪裏——這個縈繞了三十年的問題,她還沒有答案。
合租房中的一場死亡

對於一個移民來說,最終必須要面對一個話題:死在異鄉。移民不只意味着生活在美國,還很可能代表着要死在美國。
去年九月底,我在華人家庭旅館目睹了一個老年華人的離世:深夜,他躺在客廳的中央,他的左邊是廚房水槽,右邊是冰箱和置物架,底下鋪着的床單滿是褶皺,救護員就是用這張床單把他從臥室拉到客廳。他瘦小,臉頰凹陷,身體幾乎等同一副骨架。
無人能確認,他的呼吸已經停止了多久。
半個月前,72歲的他和老伴搬進了我住的公寓。他們從門口進來的那一刻,我和房東都呆住了。他全身都在不由自主地抖動,體格用皮包骨來描述也不為過,在女兒的攙扶下,他握著助步器「走」進來——離開了攙扶的人,他連站立都無法做到。
他的老伴68歲,看上去精神多了,燙了一個波浪頭,粗框眼鏡,穿着入時,也相當健談。
這對老夫妻搬進來後,這間大約80多平米的公寓,仿如三代同堂,房東是一對三十出頭的夫妻,一家四口住在主臥,兩個兒子還在上小學;老夫妻住在次臥;而最小的房間則是我的。
我問老太太如何稱呼,她笑說叫阿姨就好了。
次臥房間並不大,兩張鐵架床就把它填滿了,床邊擺放着塑料凳子,方便阿姨做陪護,好在光線充足,全天都有日光。
我從來沒有聽到伯伯「說話」,也不確定他是否還能「說話」。他總是穿着一套白色薄襯衣,上面有洗淡了的藍色條紋,既像睡衣又像醫院的病人服。他唯一走出房間的時刻是去上廁所,阿姨從背後抱着他,或是提着他的衣服,從房間以碎步移動向廁所,有時候,伯伯口中會不停地發出「Ah…Ao…」的叫聲,一種在有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叫聲。
他們搬進來兩天,冰箱和客廳的儲物架都堆滿了阿姨買來的食物——獨立包裝的牛奶和飲料、皇帝蕉、各式糕點。每次出門,阿姨都會買回來大包小包的食物,尤其是水果和糕點,「看到這個南瓜包很新鮮,剛做的」、「這個(餅)是山藥味」,她從袋子裡掏出一袋包,按了一下它的皮,展示它的新鮮。
兩個獨居老人用不着每日買菜,但是我明白,每日早上出門「買菜」,也是阿姨離開這個侷促的房子,離開這位臥床的丈夫,以及他控制不住的叫聲的唯一機會。
接下來半個月,我知道了這對老人人生的一些片段:阿姨68歲,伯伯72歲,都是福州人,年青時,伯伯在西南一帶的礦場工作,而阿姨則一直是家庭主婦,兩人育有一對子女。現在,兒子在一個距離紐約有幾個小時機程的地方工作,女兒一家定居在新澤西,開車到紐約也要兩個半小時。
阿姨講到,兒子成年不久就到美國了,她不清楚兒子具體是怎樣到美國的,簡單概括爲「偷渡」;後來,女兒和一個回大陸相親的華人認識、交往,繼而結婚並移民美國。此後,美國自然成為兩老與子女團聚的目的地。女兒爲他們辦理了親屬移民,兩位老人就此在美國住了超過十年。
他們爲什麼不搬到外州與孩子同住呢?
阿姨講述其中原因時,似乎又再合理不過。紐約醫療資源好,可以申請到政府付費的護理員,對於完全不懂英文的阿姨來說,紐約的便利更是相當重要,在華人社區裏,她可以獨自生活和照顧老伴,打車看病可以找華人司機。實在無法想象,他們可以如何獨自生活在出門即要開車、沒有華人聚居的外州。不僅如此,對於阿姨來說,生活也只能存在於紐約,這裏有講福州話的老朋友們,可以坐地鐵去逛「摩」(華人對大型商場的習慣叫法,Mall的諧音),走幾條街就有新鮮的中式糕點。所以,女兒希望她搬去同住時,她總是連聲說着,「不去、不去」。
伯伯去世前的兩天,他的呻吟聲格外響,整晚不停。
晚上十一點多,整個屋子都關了燈,我躺在床上,他的叫聲響亮地穿透兩道門,傳到我的耳邊。這種病人的叫聲,像是從喉嚨的深處發出的,帶着疼痛和無法自控,而阿姨的解讀中,還有對於喪失能力的不甘心。
「他以前身體一直都很好的,就是摔了一跤後,就走不了路。」阿姨從來沒有說清楚過伯伯究竟患了什麼病。她的記憶中,伯伯身體很健壯,直到2024年5月摔倒,影響了脊柱,再也無法走路。講到這時,阿姨還會指着自己的後腦勺示意,伯伯有腦萎縮。
「他走不了路,不開心,又不肯讓人扶。」阿姨說,伯伯一直接受不了無法走路的事實,她一不留神,伯伯就自己站起來試圖走路,而後果則是「不斷摔、不斷摔」。隨着摔倒的次數增加,伯伯身體的機能也每況愈下。
那天晚上,我在熟睡中,朦朧地聽見一陣急速的敲門聲。我睡眼惺忪地開了門,門外沒有人,也未開燈,但阿姨房間門正開着,亮着光。我走過去,房東正好從隔壁的房間走出來——是她敲了我的門。房東披着一塊毯子,握着手機,我們的目光對上,她問:怎樣叫救護車。我看向阿姨的房間,她站在床邊,兩手摸着伯伯的身體,急促地重複着:「快點叫救護車。」
在911通話期間,我通過阿姨零碎的話,知道了一些情況:「沒有呼吸了」、「他身體還是暖的」。
幾分鐘後,一隊救護人員就衝進了房子,他們走進房間,用床單把伯伯擡到客廳的地板上,然後把一個甦醒球放進去伯伯的口中,同時四個救護員開始輪流做心外壓。
客廳的燈也打開了,這時是凌晨2點左右。
「We are roommates.」有一個救護員拿着一部PAD,專門負責收集信息,房東向她解釋我們與伯伯的關係——室友。我才意識到,儘管我們一起住了半個月,我聽說了很多伯伯的家庭故事、年青時的經歷、甚至與子女的關係,卻沒有任何「基本信息」:他的姓名、年紀還有他的病。到底,我們是熟悉抑或陌生?
沒有任何人能回應病史的問題,包括阿姨。腦萎縮、摔到後面、脊柱受損、最近兩天呼吸困難……阿姨努力地描述着,我們一頭霧水努力翻譯。最後,我們建議阿姨去找病歷。
找出來的病歷竟然是中文的,裏面有大段大段的病人情況描述,卻難以找到一個精確的結論。在病歷上,我終於知道了伯伯姓陳,不同於阿姨所描述的,伯伯的語言能力退化已經有兩年了,也伴隨着反應變得遲鈍等症狀。最令我驚訝的是,這份病歷是當年五月份,在福建一家醫院開具的,換句話說,在伯伯摔倒、變得難以行動的時候,他們正在中國,他們爲什麼不留在中國養病,而要再飛十幾個小時回到美國,和五個人擠一間出租屋?
我們終於回答完救護員那些問卷式的病史問題後,一個救護人員問我們,是否有一個「房間」。於是,我們帶阿姨回去了她的房間,讓她坐下來——不久前,伯伯還躺在旁邊的床上。最初,我不清楚爲何需要一個房間,直到救護員開始說話,我才知道,他要有一個空間來告訴阿姨,伯伯已經「正式」離世了。
意料之內的消息。阿姨重複地唸着「南無阿彌陀佛」,又不時自言自語,「沒想到這麼快」。
在逝者親人看來,這個「正式通知」是告別的開始。對於紐約的市政系統來說,一個市民的死亡是一系列行政流程的開始。
救護員把伯伯擡回床上後,對着遺體拍了一輪照片,離開了。
警察來了,進房間拍照,一輪個人信息和病史的收集後,等待殯儀館運走遺體。
兩個穿着純黑西裝的「detective」進來,拍一輪照片,詢問伯伯的基本信息,快步離開。
「死亡通知」下達後,是漫長的等待。
警察告訴我們,如果沒有殯儀館的人來接走伯伯,那麼就需要由驗屍官來處理,再送去醫院殮房,而驗屍官工作忙碌,到達的時間「depends」(看情況)——兩小時到二十四小時不等。
幸好,這裏是華人區,房東爲阿姨聯繫了一家福建人經營的殯儀館,福建老闆的普通話和英文同樣難懂,經過一輪拼寫式交流後,我們知道必須集齊多個文件,殯儀館才能派車。
阿姨還在一刻不停地唸着「南無阿彌陀佛」。在唸經的縫隙中,她向我們解釋,伯伯是信佛的,因而要唸經來送他離開。每當阿姨走進房間時,警察就會緊張地說着,「不要碰他(伯伯)」,阿姨沒有聽從警察的指令——當然,她根本聽不懂,警察則更急速地喊我們告訴她。
我說,她也只是想告別。
告別可以,但不要碰他,警察有點生硬地回覆。
在文化和語言的雙重隔閡下,阿姨聽不懂警察的話,警察也難以理解陌生經文的意味。但是,想要撫摸離世親人的臉額,似乎也不是那麼超越常識?其中還夾雜着逝者身份的多重性,他既是一個伴侶、父親,也是今日紐約市死亡人口的一個數字。
伯伯的女兒和女婿終於到了,他們快步地走去了房間。
房間裏,傳出了今晚的第一場哭聲。
這時候,阿姨的手機響了,是一通確認伯伯死亡情況的電話,但我們無法知道,來自哪個政府部門或機構。跟一般的口譯服務一樣,電話那頭的工作人員用英文問一遍,口譯員把問題轉爲普通話,又把阿姨的回答轉成英文。
電話收集了一輪名字、年紀等基本資料後——今晚,我們已經很熟練這個流程了,電話那頭的問題開始變得「棘手」。
阿姨磕磕碰碰地回答關於健康狀況和病史的問題,一些問題在阿姨聽來似乎毫無道理,而且她必須在每一個回答的縫隙中,繼續唸佛:
「他生前吸菸嗎?」電話問。
「他都動不了,怎麼吸菸?南無阿彌陀佛」阿姨有點不耐煩。
「他身上傷痕是什麼時候造成的?」
「他經常摔倒。南無阿彌陀佛。」阿姨有些不知道如何精確地回答。
電話沒完沒了地繼續,房間的哭聲稍微暫停了,此時是凌晨4點。
我疑惑,如果從小就生活在這套問卷式的完善制度裏,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是否會更舒服一些,或者理所當然地知道答案?如此規整的流程,固然是一種保障,可是在這個晚上,不適感簡直到達頂峰。我分不清是文化隔閡所致,還是這套流程本身跟常人的情感有衝突。
流程一直持續到早上7點,殯儀館的車把伯伯的遺體接走。
隔天晚上,阿姨重複了幾遍,「沒想到,這麼快。」
伯伯的最後一天,胃口還特別好,煮的食物都吃完了,精神也不錯。因爲他連續幾晚在不斷呻吟,阿姨也整晚都難以入睡,「我跟他說,不要叫了,我也沒有耐心,會罵他,我知道他是難受才叫的。昨天有一陣子,我就睡過去了,睡得特別的熟,我一醒來,發現他沒有了呼吸,原來是他沒有叫了,所以我睡過去了。」
阿姨還提到,伯伯生前不願意去住院,一直嚷着「死也要死在兒子家」,可是在他臨終的日子裏,兒子甚至沒有來紐約看過他。這個「心願」可能也是他病重時,仍舊選擇回美國,而不是留在老家的原因。
衰老、疾病、照料、死亡,本身都是難事,疊加上移民的身份和文化環境的差異,又增加了一絲悲哀。
人的最後時刻,是在一個說着陌生語言的地方,聽着大段大段理解不了的話,究竟是怎樣的感覺?
華人在美國,隔閡通常被簡化成語言障礙,因而社會服務也提供了大量輔助,「我們說你的語言」的廣告貼滿全城,但是對於移民來說,表達自我的困難從來都不只侷限於語言。
這個晚上,我夾雜在兩種語言、兩種文化之中,蹩腳地傳達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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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好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