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到潮汕，一个“娜拉”疫情后的魔幻省亲之旅｜行星酒馆 E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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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与端传媒合作推出的华语离散播客“行星酒馆”，来自旅美媒体人林东尼。东尼曾任美国著名晚间新闻栏目VICE News Tonight的东亚区制片人​​，也是Netflix亚裔社交媒体平台Golden的发起人之一。去年，他辞掉了美国的工作，搬离了定居多年的纽约。在亚洲与世界各地走出来的新老离散者相聚之后，他决定在泰国清迈租一块地和一个果园，并成立了创作空间“此处”。

播客“行星酒馆”是东尼与端的一次合作尝试，用声音记录离开家园的异乡人们所遇到的人、经历的事、以及深刻的体验。最新的行星酒馆，东尼想要谈谈久别重逢这个时代命题。第一位来谈和父母与公婆重逢的嘉宾小杨，讲述了一个离开山西去纽约的娜拉在找到自己后，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聆听、理解、保护自己、也传递她所见过的更广阔的天地，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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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间，我们究竟与亲人失去了多少联结？这种断裂正在怎么改变著我们？

对很多散落世界人们而言，这个问题既尖锐又沉重。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自己已经拒绝去思考这个无解的命题 —— 越是细想，越是感受到个体命运在时代巨浪中的漂泊不定。新冠疫情刚爆发时，还只是嗟叹疾病的可怕与隔离的孤独，但随著时间推移，国内外的环境如同枝桠一般分裂出截然不同的宇宙。

航班禁令、国境封锁、层层加码的隔离，毫无办法的领馆关闭、遍地开花的反亚裔声浪、开足马力的全球化脱钩……时代大势下，原本以为不过数月的分隔，骤然变成了一年，倏忽就到了两年，转眼坐三望四。即便如今慢慢恢复通航，还有太多的分隔仍然遥遥无期，甚至已然天人永隔。

就这样，思念变成了逃避，逃避变成了无奈，无奈变成了麻木 —— 而这些触感，在大部分的官方叙事和“正确的集体回忆”中，都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可我们的身上究竟发生著什么呢？这些故事，需要被记录、被讲述、被分享，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在经历这些。然而吊诡的是，应该怎么去记录无奈、逃避、麻木——这些我们压根儿就不愿意面对的断裂？如何去描述这些用沉默堆叠出来的茫茫空白？

从今期开始，行星酒馆将会探索一个重要的离散时刻：“久别重逢”。在分隔多年后重新遇见家人、爱人、以及熟悉却又陌生的种种环境，我们遇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有什么记忆正在复苏，有什么东西终于可以放下？

这样的时刻之所以重要，因为它短暂、激烈、不可复制。它是我们日复一日的回避之后，必须直面的人生关卡。更重要的是，在“久别重逢”这样平凡却又重要的时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分离”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多少的误会、委屈、隔膜和思念。

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能真正地看见，“时代的一粒沙”究竟在个体身上留下的陨石坑，究竟是什么形状。

久别重逢系列的第一集，我找来老朋友小杨。疫情分隔四年之后，她第一次回到国内与父母团聚。更重要的是，在疫情间结婚的她 —— 一个定居纽约十多年、地地道道的北方人 —— 必须要去到潮汕乡下，遇见从未打过照面的公婆。

对谈中，我们聊到如何重新与父母沟通疫情时的分离，如何跨过语境理解国内女性的境遇，如何与缠绕自身的“外宾感”和解，以及探索“一人一杀”的生活里，追求独立的“娜拉”该如何重建自己的家庭关系。

更多的久别重逢故事还在制作之中，而如果收听播客、阅读专栏的你想要与我们分享自己的离散故事，欢迎来信 membership@theinitium.com，或私信至行星酒馆的Instagram

时间轴

03:10 带去一肚子悲伤，原封不动带回来了

09:08 广东第一天，三碗热汤与一杯冰拿铁

17:00 家人说“没事儿”，真的就没事儿吗？

23:43 父母也在学习letting go

30:10 对社交媒体“父母皆祸害”叙事的反思

33:38 不简单的“简单回乡下吃个饭”

42:45 生孩子文化的巨大冲击

50:07 离散小众的幸运、在乎、与幸存者愧疚

52:48 一人一杀, personal is (also) personal

54:18 出走“娜拉”们的幸与不幸

57:54“娜拉回乡之旅”里最重要的命题

播客精华节选

东尼：行星酒馆上线有一段时间了。整个播客开始的时候就是想记录和讨论一个问题——我们在离散的世界里不可避免地的断裂。记录这种断裂有一个特别微妙的场合：久别重逢。不管是和自己的亲人、爱人，或者是和中文语境。这个场景承载了特别多微妙的情绪反应，所以播客也想做一个关于久别重逢的系列。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老朋友。

小杨：大家好，我是小杨。

东尼：小杨刚倒完时差。

小杨：倒时差是因为我经历了四年以来第一次回国。再上一次回国是在 2019 年，我跟朋友描述那是“柏林墙建起来之前”。那时我和林东尼还是过着一种北京/上海都市丽人的生活。

之后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这次回国就非常的紧张。准备回国前的一周，我自己就像一个快要删掉的 APP，一直在震。就像你刚说的，漫长的断裂之后，久别重逢是个非常微妙的命题，因为预期会有非常多的错位，无论是你个人的成长，还是这几年里面我们各自的创伤。之前看到微博上有个“诨名唤作巴布尔”的人发的一条微博，他说回国的过程是你从国外回到国内、然后回到大城市、然后再回到省会、再回到县城。像树一样，年轮被一层一层扒下来，最后以一个既衰老又年幼的状态和过去的自己重逢，这是我本来预期的。我跟朋友说这是trauma trip，但我没有想到，我觉得我回去的是另一个国家。

东尼：我还没直接回国，我只是经历了回归亚洲的过程。我本来储存着满腔的悲伤，这一路就发现悲伤当然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是荒谬，或者是 WTF的感觉。

小杨：我带着一肚子的悲伤回去了，然后这一肚子的悲伤被我原封不动拿回来了，它们并没有得到非常多处理。同时我的左手拿着之前没开封的悲伤，右手还带着一些新的，像是动漫里一坨黑乎乎发着烟的的东西。这期播客我需要处理一下，说不定聊完之后能搞明白我另一只手里拿这一坨什么东西。

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北方人，我出生在山西，从小在山西长大，我大部分朋友也都是北方人，直到我在疫情期间结婚。

我结婚的对象，我们就叫他大卫吧。他是个不能再广东的广东人：一半潮汕人，一半客家人。我在疫情期间结婚，其实是elope，就是在没有父母在场的情况下结了婚。我没有见过公公婆婆。

这次回国的主要原因是家里出了一些问题，我回去帮忙。我没有那么多给自己安排的时间，而是要去perform一些emotional labor，给我自己的父母和我们家的老人。在这样的心态之下，我去见公婆，也是抱著一个要“perform 儿媳妇”的心态。因为过去的四年里，他们在那边隔离也是非常stressful，同时积累了非常多的思念或者创伤。我希望能够让他们开心，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一些他们的创伤，能够给到他们一些问题的答案，比如“我的儿子过得怎么样，我的儿媳妇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在我的观念里，爱是要流动的。你需要有付出，有给予。因为没办法呆在一起，所以每个人心里都酝酿了很多东西，甚至是熬积累了很多的误会，很多的预期，很多正面或者负面的expectation。这些东西都被熬得很苦。我希望能够在见面的时候，有些东西可能自己就丢掉了，把堵着的东西释放出来。这样的话你可以进入未来。

东尼：We gotta move on. We gotta close this separation.

小杨：对，你不结束这个分割，就没有办法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我这次回国先落地香港，就去了深圳，然后去了我婆婆的老家，广东的乡下。我不断在这个过程中给东尼发短信。我记得我跟你说，秦始皇当时统一六国，让大家成为同一个国家，实在是太勉强了，这根本不是一个国家。

东尼：你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冲击，我可以感到它的余震。大卫他是有多广东呢？他是我们在纽约的 residency 广东人，大家去吃广东菜，就是要把大卫搬出来点菜。大卫每次都可以和在场的服务生点出一些神奇的、不在菜单上的菜，或者最后跑到厨房去跟人家聊聊天去了。

小杨：他长了一张典型的广东人的脸，他的血脉就很广东。所以每次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只要是粤菜馆，大家就会把菜单递到他面前，有的时候甚至厨子会出来跟他聊两句天，因为就预期他是老乡。

而我是一个在贾樟柯的电影里面感受的到家的山西人。我刚落地在深圳就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我婆婆说，（广东普通话）“终于接到我的鹅子和我的鹅媳妇，快吃饭！”。

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丰盛的早饭，它一共有三个liquid，第一个是燕窝，第二个是小米粥。我一山西人觉得小米粥这东西我熟，定睛一看发现里面泡着辽参。第三个是鸡汤。三碗 liquid 摆在我面前，喝完之后我就已经就开始水肿。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我回山西的时候我妈就是“厨房里面有小米，你自己熬粥去吧”。她不会有这种 overwhelming 的爱的表达。而婆婆整个过程中伴随着非常多很直白的情绪表达——“真的很想你们啊，我看我的鹅媳妇好冷，我鹅子又胖了……”

我就，“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把三碗liquid吃完。

东尼：我脑子没有办法补完这个东西，需要动用 visual aid。现在我脑子里浮现的是《金枝欲孽》，“娘娘吉祥”，你翘着一个兰花指开始喝汤。

小杨：你把画面换一下。当时的气温是 38 度，已经很热了。我穿着白T恤，汗已经浸透了我的T恤，同时眼前还有一碗半的liquid that I have to get down.

东尼：你可以不喝完吗？

小杨：一定要喝完的啊。这都是爱。我当时一直在看大卫，if he feels like this is overwhelming then I have a reason to say no. 但大卫就喝得非常开心，“好舒服，喝下去热热的！”。后来意识到我如果晚点喝，it’s an insult.

我喝完之后觉得确实是需要去喝一点凉的东西。我就琢磨着想要出去，要么吃个冰棍，要么买一杯冷拿铁，然后我就不慎在一个广东妈妈面前提出了想喝冰咖啡这件事情。Sacriligious(笑)。

她给我端出了另一碗汤，also piping hot.。她说这个是降暑的。后来我是在婆婆那种心痛和不理解但又原谅的眼神中喝到的冰拿铁。

东尼：如果你说凉茶呢？

小杨：凉茶它不一定是凉的。

东尼：对，可能最后端出来的 60 度那碗就是凉茶。

小杨：凉茶是说里面加了一些凉性的东西。这是第一个文化冲击，我甚至都没有办法描述这个文化冲击是什么。是对于科学的不信任吗？还是我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

东尼：嗯，整个话语体系不一样。凉和热人家是有不同的意思……那是你的第一天嘛？经过了这个之后，想到后面要六天……

小杨：我立刻开始compartmentalize。我感觉到“小杨”这个人开始缩小，剩下的部分可以用来cope。就好像你在一个白人非常多的工作环境中，你自己就会变得变小，你会 develop 一个 white person 出来 cope。我立刻 develop 出了一个“鹅媳妇”这件身份。

东尼：我有个疑问想问你，疫情的时候我们的视频电话沟通也没有怎么断，但是我很明显地感觉到大家的心理距离增加了，误解增加了。之后我会有一个特别小的疑问在心里开始慢慢发酵： How much did you actually tell me？If you think everything is fine, is it really fine? 当你说一切都没事儿，是为了告诉我你很好，还是你真的很好？我觉得我们家特别不会表达vulnerability，如果在正常的时代，大家就慢慢通过去用爱来这个来弥补这语言的缺失。但是你现在没有了这些日常相处之后，你说的东西究竟有多少是真的？

小杨：疫情这四年，我们的父母，尤其是孩子在海外的这批父母。你问他们，他们都 everything is fine。我婆婆不是，我婆婆是非常擅长表达情绪的人，包括表达焦虑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件好事，因为表达出来我们就可以去安抚。但我爸妈是不太能表达情绪的，这次直到我看到他们有些绷不住的迹象的时候，我才意识到 something is actually not right。我得赶紧回去。

我们上一代人有非常多的没有被诊断的心理健康问题，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有时候真的是日常的陪伴相处，你才能感知到很多东西，这种感知是视频电话完全感觉不到的。比如说妈妈们对孩子在海外疫情几年有多焦虑这件事情。我每次都会说“没有关系啦，国内的新闻搞得太夸张了，你们不要去看，我们日子过得很好”。这次回去是听我妈妈、我婆婆、朋友的妈妈交流，我才意识到不能简单归纳于国内的媒体环境，比如说她们会讲一些孩子在国外，因为脑膜炎没有人照顾所以去世，或者说有的孩子上海封城的时候一个人待了三个月。他妈妈跟我讲这个的时候是眼泪掉的。她们就是：我不是怕他没吃没喝，是怕这个孩子心理上出什么问题？心理压力太大了。

我觉得当时在疫情期间因为没有办法回去，其实是咬着牙不去看、不去真正去想这些问题，把它以很简单的narrative 说，国内的这些东西制造焦虑。告诉父母，你不用担心，我现在过得很好。但我自己对于国内的情况也焦虑的要命。每个人的担忧都是非常复杂和细腻的。但是如果你把它用电话聊出来就只能互相哄着、给对方讲故事。

东尼：我疫情跟我爸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跟你说这么多，我生活完全OK，我在外面过得很开心，你不用着急。但我觉得他们还是担心。所以我最后认认真真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觉得我的生活是什么样？

小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每个人都应该问问爸妈这个问题。他怎么回答的？

东尼：他给了我一个斩钉截铁的不、知、道。他说我真的不知道。

我突然间意识到，这个“不知道”的重量是很大的，它背后藏着很多很多的焦虑。因为我对自己的生活完全了解，想著毕竟是父母嘛，假定他们应该至少知道5%。当他说不知道三个字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他可能连 1% 都不知道。他不知道我有什么样的朋友，不知道我每天吃什么样的饭，不知道我最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它其实是完全断裂的。

你刚刚说我们心里都酝酿著很多很苦的东西，而酿的容器就是一个巨大的不知道。

小杨：对，无论是在清迈陪伴，或者回国去陪伴，或者是让爸妈来美国来陪伴，最大是给父母心理上的安全感。这个安全感有的时候是你可以给的。作为子女能更多给他们一些确定感和安全感，其实挺好的。

我这次回去听到了我父母和公婆交流出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就是关于他们怎么去面对那些孩子们的、他们不了解的生活。我爸爸是农村出来的，爷爷奶奶都是种地的、放羊的。爷爷奶奶根本没有办法理解我爸爸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的工作是什么情况？所以我爸爸很了解这种“不了解”的感觉。

我怎么描述我老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贾樟柯的《江湖儿女》里面有一段儿，赵涛坐监狱，当时剧情里要把监狱监狱搬到一个更偏远的地方，那个更偏远的地方就是我老家。爷爷奶奶没有办法想象，他们只能笃定地相信更大的世界里面一定有孩子要追求的东西。包括我的公婆，他们就是从乡下到深圳去打工，他们其实也非常理解“父母不了解更大的世界里面有多少孩子们想要的东西”。像一条辅助线一样，父母把自己当时这种心态延长到了我们身上，他们会去告诉自己：孩子一定有孩子的道理，孩子一定看到了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的东西。

东尼：我有个殊途同归的感悟。我去年心理上最大的功课不光跟我父母出柜，我是先跟整个大家庭里亲近的人出柜。我的阿姨、表弟表妹们先。出柜是需要练习的，与此同时他们也有他们的功课要做——就是他们怎么去接受我，怎么放下对于我生活的想象。哪怕面对的症结是一样，几代人大家要处理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的修行是怎么接受我是同性恋，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是怎么样去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

小杨：你如果把这个命题清晰地告诉他们，“现在我需要你来完成这个命题”，你觉得可以吗？

东尼：这就是我现在的态度。我不能替你做你的作业。因为父母要处理的是他们自己的家庭观、人生观、价值观。我爸当时在我出柜之后，跟我说了一句特别那啥的话，我听了就有点想哭。他说，我尊重你的家庭观，我们平时可能不会聊很多这些东西，但是只要我们都是善良的人，都愿意去给予、付出和接受爱，我们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在那一刻，我突然间意识到我们真的是一个成年人在重逢了。我可以看到他们并不只是我的父母、亲人，而是更为完整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焦虑、自己的困惑。我甚至可以通过我自己的一些经历给他们解决困惑。Wow, I’ve grown up。

小杨： 对，我这次就是非常明显这种感觉，这是一种幸福。家庭的本质就是给予和接受爱，能让爱流动起来。小时候，你会有一种叛逆感，总觉得你欠着你父母的。那个阶段正好父母是在做他们人生中最难的功课之一，就是letting go，接受这个孩子在长大成为独立的个体。

东尼：父母和你的权力，在那个时候相差刚好又是最大的时候。

小杨：同时你又最非常强烈想要离开他们。Let go 又是很难的。不用说宠物了，我前两天回到家发现我有一盆花死了，我都很难过。虽然那个花盆里面只种着葱，但是我期待回来把那个葱做了面条的。

东尼: 小杨哭葱，黛玉葬花。

小杨：葱且如此，更何况是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女儿。每个父母在 letting go 的过程中都不一定做得非常好，有的时候其实很难。他如果做不好，确实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每次看社交媒体上的人讨论自己和父母的关系，都会觉得太极端了。他们给出的建议永远是父母是不值得信任的。如果你有一个弟弟，你的父母更不值得信任。如果你是个女儿，你的父母完全不值得信任，你一定要跟他们彻底割裂，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面对他们自己人生的终结。

东尼：怎么说呢？我的叛逆期来得很迟，我是疫情之后才开始的叛逆期，就是去看了therapy之后。

小杨：那有点太迟了。

东尼：我有些感知上的差别。我看到国内社交网络上大家对于父母的这种批判，像现在已经被封禁的“父母皆祸害”豆瓣小组那套narrative. 我看到许多人需要从这个叙事里面获取力量。因为父母编织那一套叙事太强大了，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 counter narrative 。我觉得这很极端，但也理解为什么有些人需要这种极端，尤其是重男轻女更严重的地方。

其次，我作为一个独生子、一个男的，我看到的父母是不一样的。我很难想象如果自己生为女儿面对的世界，看到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小杨：作为一个女性来说，这是一个娜拉出走的过程。娜拉出走的过程里面一个必要的部分，就是和你的父母也好，和生你养你的环境也好，要有一个物理的距离。没有这个物理距离的话，会有很多东西把你吸回去，让你没有办法自我实现，没有办法成为你必要成为的那个人。

我这次回国的时候就一直在在想，娜拉还得回门儿。如果出走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成为一个更好人之后，我该如何更好地付出爱？我的 love language 是什么？所以回到刚开始那个心态，我的 love language 在广东出现了一些巨大的参差。我很感激我 partner 的父母，疫情期间给他非常多的支持。我的角色就是你们开心，我可以配合。

我本着这样的态度，说我们可以回去跟亲戚们吃个饭。起飞前的两个小时，婆婆打来电话说“带件好看裙子没有？”我打开行李箱，里面全都是黑黢黢的。我就随便扔了一条一条旗袍，还不是那种丝绸旗袍，是一个很“新中式”的旗袍，浅绿色，就是你在淘宝主页上会刷到的那种旗袍。

插播一个故事：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她的 partner 是一个韩国人，她打算回自己的老家河南。也是说跟亲戚们一起吃顿饭。两天之后，妈妈打回来电话说：“我跟你说个事，你先不要生气（朋友已经开始生气了）。”

“亲戚们商量了一下，毕竟河南是六朝古都，要给韩国人一点小小的震撼，场面不能小。”

后来我看发来那些效果图，我感觉我朋友已经要加冕了。

东尼：是按照格格出嫁的规制吗？

小杨：不是格格要出嫁，是武则天要登基了！

所以我这次心里面大概有这个预期。我一进门看到大概两公里长的一个鞭炮（笑），我心里就“大事不好”！但是力是相互作用的，一个小木块要往下掉，过程中有一个多大的力往上推就，有一个多大的力往下拉——我婆婆不断地往这个酒席里面添加东西，我的 partner 不断在拒绝添加的东西。因为我只说普通话，几乎完全听不懂白话，他们又混杂了很多客家话。所以这对我的听力是巨大的挑战。

大家在一起都在说普通话，突然有时候就切换到第二语言频道，而这个第二语言频道里面明显在发生战争。“没有关系了大家都没有问题了。”“唔使啦！”“要！”

最后确实还是加了很多的，七八卦鞭炮，每个鞭炮大概都是两公里吧（笑）。当时刚看完《奥本海默》，里面不是有一段核聚变嘛？我当时看鞭炮的时候，就想诺兰下次就这样拍。还有潮汕媳妇出嫁手上要绑很多金镯子，我就在这种各方势力的推拉下，最后只带了一对。我partner很抱歉地给我端来了，我说没问题。还有一个巨大的金项链。

我立刻拍了一张发给香港朋友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还好不是给你猪牌，这是个花牌。猪排是给新抱，大概是一个大猪、一个小猪，小猪上面会挂着一串儿的一排小小猪，形容你要像猪一样生，多子多福。香港朋友说还好，你婆婆给你买的是花牌，花牌也是加引号的“开枝散叶”，但是也可以寓意为事业开枝散叶。

东尼 ：你好像进了一个剧集里面当客串的cameo。

小杨：
是的。这是一集crossover episode. 我不断给我妈发短信、给你发短信，我妈就说你就是cosplay。你的 partner 的父母需要这场celebration，这是对他们自己的劳作的celebration，为自己的孩子和媳妇感到骄傲的celebration。我感觉到我 partner 和他的妈妈已经产生大量的冲突了，我就后退一步。我现在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还有很多的事情，我拿一个小本子列了单子：你们家有多少亲戚，分别叫什么，有几个孩子，都是在哪工作的？这是大姨，大姨的老公是什么？后来发现他们家很多人，有人有过多于一个老婆，或者多于一个孩子，我就各种算不过来。

还有一个习俗就是铺床。就是有两个婆家的人，往床上面放一些有很好的寓意的东西，在铺床的时候要念着一个顺口溜，也是押韵的。（我就感觉在广东只要押韵的东西就有力量）。什么“我为新人来铺床，铺床铺床喜气洋洋”都是四个字，四个字押韵，八荣八耻那种。

东尼：你这次算是补办婚礼？

小杨：我本来没打算补办婚礼，但它变成一个小规模的酒席。

东尼：需要随份子什么的吗？

小杨：这一个酒席的经手的钱，我觉得是一个小国家的 GDP 了。在广东其实这些钱都是他们之前散出去的。我婆婆在手里掂了一下，知道这是谁给了多少。她心里都有数。明显感觉到就是这虽然是关于我们的，但其实跟我们没有关系。

东尼 ：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想，我爸肯定脑子里面也有一个婚礼，儿子登基的这样一个梦（笑）。

小杨：我有听说在山东有男同性恋结婚，也是按照习俗办了的。这是我表哥那边传来的，如果有人办过，请告诉我们，我们很想听。

东尼：播客做一个系列，从订婚到蜜月。

小杨：：这些东西它对我没有明显的情绪冲击，更多的是我看西洋镜那样的感觉。给我带来非常大冲击的是生孩子文化非常非常不一样。看到了那么多年轻妈妈和她们的孩子，给了我非常大的震撼。在我眼里面，那个年龄的女孩的面孔应该是揹着书包去大学上学的，甚至学生的脸都比她们的苍老。她们有的牵着两个孩子，也不太说话，所有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两个孩子需要 require 她们所有的注意力。我们去深圳跟有孩子的朋友吃饭，嗯，或者是在美国跟有孩子的朋友吃饭，虽然所有人都在抱怨孩子吸引了她所有的注意力，但她有非常多的努力来保留一个自我。有孩子这件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反哺了她，她至少不去 underplay 做母亲的辛苦，但（身边看到的）是一个更流动的状态，但我这次回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就完全被吸掉了。

每一个脑细胞都围绕着孩子，她没有别的自我了。因为这些女孩年龄都比我小。我跟我 partner 的爸爸说这个事情，他说啊，对啊，这些年龄是太小了，“人仔抱人仔”。

我在想，就这个事本身就有一个押韵的说法已经透露了很多事。

东尼：我疫情之间看Sky Castle，一边被trigger一边看。里面的妈妈很多时候都没有名字，就“某某妈”。

小杨：我感觉深圳非常不一样。深圳的老一辈人就被小一辈人毒打得非常彻底了。每一个人有时候嘴上会说一些催生的话，但是说一句吞三句。嗯嗯嗯，老一辈的人会这样说，但一问他家孩子在字节跳动，根本没有时间生孩子。包括他们在说的时候，我旁边坐着一个姐姐就说不要听他们的，我 38 岁才生的，你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

东尼：有人会直接 challenge 你吗？问你什么时候生吗？

小杨：我可能是一个看起来挺不好相处的人。没有人直接问我这个问题，或者大家预期说这是在海外工作的人，而且我头发又染成这个样子，大家已经不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了。可是在我的边缘会发生很多这样的对话，因为我是新抱，肯定要讨论到生孩子这个话题。有一个阿姨说，“我儿媳妇随随便便就生了三个”。

我的partner说，“随随便便生三个，那也是很厉害啊。”

我心想，“ What happened? You fell on a dick — over and over again?”

东尼：这个语境我真的是不太敢想，又很陌生又很熟悉。不知是因为我太久没有回去了，和这个语境有了一种距离，还是说因为有了距离之后我看得更清楚了，还是因为我们成年了之后慢慢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部都搅在了一起。

小杨：我这次回去，像一个 ABC 在看这些，带着一种“你没有办法影响到我的生活” 的状态。这是娜拉出走得好一阵儿才能完成的心态，还要有一个非常大的物质基础，我现在的职业也好，生活状态也好，没有人可以说你还是回来做儿媳妇吧，或者生孩子是更好的选择。我有一个不容置疑的东西，大家不会去挑战它。我完全可以想象这样的压力对于别人来说是非常真实的。我非常非常的幸运。

这种感觉让我更加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个人拥有的权利是很重要的，这个权利有的时候真的只是 boxes on a chart。我好像重新被提醒了，在国内这种话语体系——你从什么样的学校毕业？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这些东西可以有多大的swing。

东尼：我有心里一直在纠结的东西。在美国，讲到女权或者对我更切身的酷儿权益—— marriage quality 的仗已经打完了，他们(美国)有其他的仗要去打。但在国内别说 marriage quality 了，公开场合讲这些事情都不行。大家在打的仗是不一样的。但我还是更在乎中文语境里的事。

小杨：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我们很幸运，但又很在乎。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在互联网上非常容易的，就是“教别人干事情”。但是我越来越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之间的语境已经差太多，无论是物理的距离也好，包括我自己的幸运的特权。

我们应该提供聆听者和支持者的角色。这两个 role 要难很多，因为在聆听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在 social media 上表达出你是一个好人。当有弦子这样一个人在的时候，当有一个 movement 在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运动里面去找到自己的位置，提供自己的力量去支持。但如果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是更需要自己去更主动地寻找到出力的方式。

东尼：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我从小受到的社会学，女性主义，性别的教育，要学的第一课是是 personal is political，就是我们私人的生活里有各种各样的权力结构让我们做出某种选择；但是生活愈发复杂，我发现我一直忽视的一点就是 personal is also personal. 它中间有很多的含混不清，用学术的方式把 personal life 解构了之后，私人的东西不会停止它的私人性。这种张力，到底自己还是要去协调。

小杨：国内很流行的一个说法，上野千鹤子的“一人一杀”。Live your truth，关注这个过程对周围人产生的影响。比如我感受到广东的催生文化在深圳被硬掰掉，就是有一堵铁板的那种感觉，而且这个铁板是大家一起共同组成。你能感受到这种很明显的，文化上大家的推动。

对中国来说有一个抽象的西方，而对流散群体来说大家也有一个抽象的中国。你跟这个抽象中国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既是你的故土，你又对他有种思念感，同时你又是一个已经出走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娜拉”。那我们回到国内的时候，多年出走掌握的安全距离，同时自己有一定的特权，能够让我们带著某种温情去看一些有压迫性的社会结构。我记得你在纽约文化沙龙做的分享，当时聊到你们住在纽约的一个福建人组成的working class community 里面，带着非常强的温情去看着这样的一个社群，感受到了非常多的爱。当时一个人举手说，其实那是很多福建来美国的年轻人疯狂想要离开的社群。

围城之所以是围城，因为它很rich，外面的人看里面，和里面的人看外面，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总是可以自己做自己的挑选。

很多人可能在刚刚我们讲的过程中，白眼已经翻到天上去了。因为我好像在这个窒息感很强的环境里，似乎没有很大的反应。但是这个空间是存在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流散身份给我们的一个空间。

东尼：每个人都要处理自己和家庭以及自己和婚姻的关系。but there is a chance， you can make it happen。有时候强行创造就是 compartmentalize 一下。

小杨：流散的身份给你的既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就是很多曾经让人感到窒息的东西，不再能影响到你。因为有这样一个物理的区隔，他们管不着。但negative 的事情就是他们管不着我们，我们也管不着他们。

可能对于女性或者是对于酷儿群体来说，娜拉出走是一个必须发生的事情。但是对出走之后的娜拉来说，如何“回乡”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命题。你怎么去重新和家人相处，重新找到如何给予和付出爱的方式，这更重要。

东尼：娜拉出走之后，娜拉也还得回乡省亲。如果有其他的娜拉马上就要回家。你有什么建议吗？让大家更好地为文化冲击做好准备。

小杨：别的娜拉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当时最大的一个心结就是像一开始聊的，“欠着爸妈的这种心态”。为什么呢？因为 letting go is hard。我能感受到女儿出走在父母身上留下的思念和创伤，有时候是孤独，有时候是不确定，有时候是怨念。但至少这次我感受到了他们对我的出走是祝福的。

虽然这个祝福肯定是不可能 100% ，像迪士尼电影一样。人都是很复杂的，他们肯定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了控制欲，或者是他处理得的不是很好。但是这件事和他们打心眼里知道出走是正确，是不矛盾的。我因为他们的 letting go 而成为了现在的我，成为一个更强大的人。那么我这次回去，可以放下“我欠他们一些什么东西”的情感。

东尼：或者“他们欠我什么东西”的感觉。

小杨：欠是很沉重的情感，为什么会觉得欠？因为获得了爱，但你没有办法找到爱的表达的方式。但找到表达方式，给父母安全感，至少对我来说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

东尼：我的突破是，我可能一度觉得父母原来不知道 love language 是什么。但是突然间我想通了：他们不知道，但现在的我知道啊！

小杨：你可以给你的伴侣、你的朋友安慰。你知道怎么用非暴力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且用在家人身上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东尼：不用在家人身上，难道用在老板身上吗？（笑）

小杨：老板、客户给你的钱还不一定够。我真的感觉到给父母付出情绪劳作是个非常 rewarding 的。

东尼：前提是你要了解自己，而不是牺牲自己的幸福和去满足别人的快乐。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带给你快乐，然后你就去把带给自己快乐的东西去分享给他们。

小杨：我们有了一个更大的生活、更大的世界，可以把我们看到的东西。这个更大的世界邀请他们来进入。他们没有责任喜欢我们喜欢的东西，但是你可能真的知道你爸爸妈妈喜欢什么。如果单纯很久没有见，让你硬想不一定能想得到，但是相处一段时间，你就能找到非常多的创造美好记忆的机会。

东尼：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就是记得先准备一杯冰拿铁。

小杨：
如果要去广东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