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土生土長」的楊姍姍，是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才意識到「天津港大爆炸」已經過去十年了。
今年8月18日，高中時最好的同學給她發來了婚禮邀請函，久未聯繫的兩人從這些年各自的變化一直聊到了讀書時的事。回顧著學生時代的照片，楊姍姍在許久不用的QQ空間相冊看到2015年8月自己發過的一條「說說」：希望家鄉早日挺過難關。
「竟然過去了十年了，如果不是要找照片，我根本不會想起。」楊姍姍不可思議。
2015年8月12日22時51分，天津市濱海新區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發生火災爆炸，共造成165人遇難、8人失蹤、798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達68.66億元。
楊姍姍還記得，這場爆炸讓「向來沒什麼新聞」的天津吸引了全國的目光，新聞和討論不斷。而十年後的今天，它並沒有因為「十週年」引發太多討論。僅《鳳凰週刊》於8月7日發佈了一篇講述一名幸存消防員的報道，但發表不久後就被刪除。
天津港大爆炸是中國建國後最嚴重的一次爆炸事故。歷時一年半的調查給事件畫上了句號，人們在「遺忘」中感受著這裏的漫長改變。它給當地帶來了哪些長遠影響？它是天津衰落的轉折點還是只是一個「擋箭牌」？
「如果沒有那場爆炸」
楊姍姍發現，天津在今年8月突然又火了起來。不是因為「爆炸十週年」的時間節點，而是8月31日至9月1日在天津舉辦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一名在天津待了三十年的市民說：天津為了這場峰會「卯足了勁」，「街道從來沒清潔得那麼乾淨，各種設備以及燈光佈景都在換新。」
和「天津燈光秀」「天津美景」有關的短視頻出現在各社交平台首頁，視頻里人頭攢動，評論區全國各地的網友不住贊嘆。一些天津IP的網友惋惜道：「如果不是那場爆炸，天津的發展一定會比現在好。」
十年前爆炸發生的當晚，楊姍姍正在濱海新區當時最大的商場和表姐聚餐。她們想看場電影，父母怕太晚了不安全，幾個人於是一起回來。楊姍姍後知後覺，正是這個決定讓她們避過了一場危機。商場距離天津港爆炸事故的核心地點只有不到兩公里，足夠讓商場附近的地面在一瞬間被震裂。表姐隔天發給她的視頻裏，周圍高檔小區房子的窗戶都被拍碎在地上，整幢樓發生了傾斜。
楊姍姍家距離商場二十多公里，依然能感受到爆炸的威力。她剛洗漱好躺在床上，忽然聽到遠處傳來「轟」的一聲。接著，巨浪拍得窗戶和窗框「嘩啦」作響，像是要從四面八方裂開。楊姍姍以為地震了，猛地坐起，打開房間門喊「爸媽」。在陽台吸煙的父親回了聲「這呢」，稍顯凝重地安撫了妻女兩句，又皺起眉。他隔著窗子向遠處看，說這不像地震：大地有搖晃，但衝擊更像是從南邊某個位置「平直」地「撞」過來的。
父親是河北人，1978年唐山大地震時他剛八歲。1990年，他到天津濱海新區北部的天津化工廠工作，也在附近買房、結婚。工廠會宣傳些安全知識，也偶爾出過幾次「小事」，他得出結論：可能是某個地方爆炸了。
這在第二天得到證實。九點多醒來，楊姍姍的手機不斷湧出消息，她加入的高校新生群和班級群裏，同學們都在關心她的情況。現場的「慘烈」視頻以及小道消息不斷在群中刷屏：連接天津市主城區和濱海新區的唯一地鐵臨時停運；進入現場救援的消防員們因企業和管理方瞞報倉庫中的危化品而在之後的爆炸中犧牲。楊姍姍記得她媽媽看著手機就流下了淚：「這些孩子都跟你差不多大，可能比你大一些。」
接下來幾天，官方宣傳逐漸奪回話語權，輪番上熱搜的變成了「眾志成城」的標語和對「最美逆行者」的稱贊。楊姍姍發現，一些網民的風向變了：「以前是哀嘆災難中喪生的人，義憤填膺說要追責。現在都在誇贊天津是有愛的城市。」
關注逐漸冷卻，事故調查和處理結果陸續公佈。2016年11月，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公佈，事故共造成165人遇難、6人失蹤、798人受傷住院治療，直接經濟損失達68.66億元，事故單位24名直接責任人和25名相關職務犯罪被告人被分別判處死緩、無期、有期等刑罰。
但爆炸給天津帶來的影響，很難就此蓋棺定論。
濱海新區的開發始於1994年，它是天津經濟的重要支點，整合了天津東部沿海的塘沽區、漢沽區、大港區以及上述行政區中的多個功能區，包括東疆港保稅區和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2014年，濱海新區GDP達到8760億元，佔天津總GDP的近六成。這裏為天津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也吸引了眾多外來人口。2016年，濱海新區常住人口達299.42萬，外來人口為171萬，佔比達到57.2%。
「濱海新區里市區很遠，以前按地理位置講算是遠郊區。它唯一一條地鐵，實際上就是為了方便市區的人來這裏上下班。」一名在開發區某製造業企業工作了二十年的員工表示。
瑞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的危化品倉庫，正位於天津港東北部的東疆港保稅區內。這裏停留著眾多進口品牌汽車，也有許多跨國電子企業的倉儲設施。爆炸發生後，這些企業陸續轉倉、繞行其他沿海港口。距保稅區不到十公里，以電子、汽車、石化為支柱產業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同樣受到影響，事故發生後，豐田一汽的工廠停工三天，供應鏈一度中斷。
爆炸的餘波，在天津工作的人有著切身感受。2015年8月起，天津加快了「轉移化工企業」的步伐。濱海新區對583家危化企業分類整治，85家在2016年內全部關停或外遷，67家在2016年底前復查，431家在2017年前限期整改，逐步復產。
楊姍姍的父母2016年2月收到通知，隨工廠一同前往六十公里外的南港工業區，或者服從分配去附近的消防隊、街道辦。她父母所在的天津化工廠（簡稱「天化」）位於濱海新區北部，隸屬於天津渤海化工有限責任公司，距爆炸發生點有二十多公里。工廠一萬多名員工都面臨著和楊姍姍父母一樣的抉擇。
「年輕些的還能過去，成家的怎麼走？」楊姍姍父親說。他用積蓄做起了小買賣，母親則去附近的街道辦做了一名保潔，每月拿著兩千塊工資。某天，一個「不對付」的老同學來街道辦事，盯著她母親半天，大笑著說：「哎呀，這不是老天化人嘛，怎麼在這兒掃起地來了。」當天，母親是邊罵邊哭說起這件事的。
母親的反應並不奇怪。成立於1938年的天津化工廠從楊姍姍「爺爺」輩時就是當地的支柱企業。父母年輕時，「在天化工作」是相親時的金字招牌。「這樣的工廠全濱海新區有多少家？像我們這樣沒有親歷大爆炸卻親歷後續影響的家庭不知道有多少。」楊姍姍說。
衰落的跡象
楊姍姍的父母認為，早在爆炸前，天津衰落的預兆就已經在慢慢顯現了。
自2010年起，楊姍姍父親明顯感覺到天化的效益逐年變差，工資下滑、待遇降低，連逢年過節必發的海鮮、凍肉也沒了。這不僅是天化這一家化工廠的境遇。從2010年起， 天津工業產值的增速連年降低，2014年創下15年以來的新低。
這和2008年後中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推出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和「十大產業振興計劃」等政策有直接關係。在地方政府的鼓勵下，全國各地的化工廠盲目擴張，這也引致了許多產業「產能過剩」﹑「打價格戰」等問題。
「廠裏生產出的東西只能便宜賣，打價格戰，結果就是惡性循環。」楊姍姍父親說。「現在都提倡環保、綠色經濟。重工業在這個背景下更脆弱了，趕上點重大活動就全廠關停，一連好多天。這麼多年都一樣。」2025年上合峰會前夕，許多化工廠的職工皆表示，工廠收到環保限令，要求暫時關停。
楊姍姍沒感受過父母口中「工業」和「老國營工廠」的黃金年代，對「好工作」的印象全來自影視作品和社交媒體：西裝革履、坐辦公室，從事的是金融等被稱為第三產業的工作。父母常告誡她，以後要做體面些的「腦力活」，她們這些「新時代」的人不能再做「體力活」。
親戚中，最接近「體面」這個詞的是她叔叔，在天津經開區從事製造業，下班後衣服乾乾淨淨，不用每天穿著「髒兮兮」的藍色工作服。「我叔叔這樣的工作在天津市已經排前列了，好像整個天津都少有我小時候想像中的這種體面些的工作。」楊姍姍說，「我到了深圳才發現，很多城市都已經有轉型，而天津，屬於在上一棒時跑得很快，卻沒有接棒的，只能拖著疲累的身體越跑越慢。」
從數據來看，2015年，和天津GDP排名接近的北京、上海、廣州、杭州等城市的第二產業增加值佔比均在40%以下，而2005年至2015年，天津第二產業產增加值佔比均在40%以上，最高的一年達到56%。爆炸發生的前一年，石油天然氣開採、黑色冶煉等排名前五的工業，合計達到全市工業的46.8%。而同時期，重慶、蘇州等工業城市的支柱產業則是汽車和電子信息製造業。
2018年，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劉剛教授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說：產業結構調整的滯後，尤其是重化工產業產值在工業結構中佔比過高，是天津經濟增長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
天津並非沒有想過「轉型」。2009年，天津濱海新區將「于家堡金融區」定位為全國金融改革創新基地，計劃未來以證券、保險、基金等新金融為主；2011年天津提出要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
但這些嘗試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區域規劃下並不順利。2014年「京津冀一體化」提出時，最主要的目的是為瞭解決北京的「大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對於這項政策，天津和河北流傳著「北京吃肉、天津喝湯、河北刷碗」的俗語。
「說是協同發展，其實都是給北京吸血。」在天津開發區從事製造業的王郎憤懣道。
京津冀協同發展啓動後，除部分科研機構分支落地天津，北京有名的「低端」產業，如「動物園」和「大紅門」批發市場就遷往了天津。時任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在接受採訪時稱，強調三地錯位發展，北京的定位依然是政治、文化、國際交往和科技四大中心，天津則從曾經的「北方經濟中心」變為「全國先進製造研發基地、國陸路航運核心區」等。
「天津衛的衛就體現在這裏了。」王郎說，「它可以發展，但發展再好也有個上限。一個門面、保安，怎麼可能比主子還好看？」但他也認為，即使沒有北京的制約，天津的發展可能也不如想像中「迅猛」。天津在爆炸事故發生前的「繁榮」，「本身就有虛假的成分在，」王朗認為。
王朗所稱的「虛假繁榮」是指濱海新區GDP的「虛胖」情況。
2018年，濱海新區2016年GDP被修正，從萬億元降到6654億元，降幅達33.5%。天津市統計局表示，這個變化並不會影響全市GDP數據，因為全市匯總時已將各區重復計算的部分去除了。但2019年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後，天津全市GDP總值也被大幅調整。被擠掉的水分主要來自於部分企業重復統計、部分產值虛高等。
「以前總嚷嚷著，濱海新區超過浦東新區了，天津追趕上海也指日可待。」王郎苦笑，「都是假的。」
「鬼城」濱海新區
大家對「濱海新區會帶著天津再次騰飛」的確信，並非毫無依據。數據之外，一些肉眼可見的改變也在發生。
馬玉峰在濱海新區長大，自2011年他上中學起，回家路上總能時不時看到一幢幢辦公樓平地而起，現代化的高鐵站、圖書館、商場也陸續出現。這些建築集中的位置，曾經是出租車司機也很少去拉客的「荒地」，2008年，它搖身變為「于家堡」金融區，在天津的規劃中，這會是未來「全球最大的金融區」。同樣在這份規劃裏的還有響鑼灣商務區——未來的「中國曼哈頓」。
楊姍姍回想，當時大家的信心，並非都是對宏大敘事的推崇，也不只是經濟上行時期的樂觀，濱海新區的確有過成功的案例。
1984年，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正式開始建設。這塊在荒地上建成的區域後來成了濱海新區企業最密集、經濟最繁榮的地方。
楊姍姍還記得，2013年暑假，她打車和表姐一起到某家購物中心吃飯。司機一路和她閒聊，嘆自己錯過了一個機會：十幾年前，經開區剛建設起來時，他就準備在這附近買房，家人百般勸阻，覺得在這荒涼的地方投資無異於是直接扔錢。沒想到，如今開發區的房價在整個天津都排得上名，他看中的小區，均價快要破五萬一平。
司機說，這次的開發重心是「于家堡」金融區和「響鑼灣」商務區，同樣在荒地上建造，還多了經開區都少有的「國家重點扶持」。家人相信他的眼光，不想再錯過一次，主動支持他在這裡買了房子。楊姍姍能感覺到他對未來的期待、對把握住時機的歡喜。
但這回，濱海新區的實際情況遠未能達到預期。2014年起，有關「濱海新區鬼城」的報道陸續出現，媒體們發現，「全球最大金融區」的寫字樓空置率過高，晚上七點後一片黑暗，像是無人區。
一些觀點認為，濱海新區在進行金融創新上，除了面臨「地方政府自主性小、審批限制大」等固有困境外，還存在「缺乏實體產業支持」這一問題。對於濱海新區鬼城的現狀，台灣學者陳蓉怡在論文中指出：「通過新區帶動房地產和招商引資，用土地財政反芻基礎建設，在選址上也有很多違背客觀經濟規律，形成了多點開花或者是孤島式新區的狀況。」
楊姍姍對「鋼筋水泥」沒有興趣，每次回家時望著爛尾的高樓只會想到那位司機：「真是造物弄人，這司機損失了兩次。」
濱海新區的困境，也是整個天津的縮影。
王郎前兩年結婚，在天津主城區買了房，休假時習慣騎行，他發現，天津的幾個地鐵站竟都建在了格外空曠、少有人煙的地方。「尤其是北竹林站。突兀地立在一片雜草和廢墟里。晚上路燈都很少。」去年12月他把這個發現發到了社交平台上，最高贊的評論說：建地鐵根本不是為了方便，都是為了賣地。
一些文件指出，天津財政收入對土地依賴度過高，2015年全市土地出讓收入1160億元，佔地方財政收入的四成以上。
對於「賣地」的說法，當時正讀高中的楊姍姍深有同感。她就讀的高中是當地一家示範性高中，從高二起，班裏就陸續會新進來一些「外地同學」。高考前，班裏一共38個人，來自山東、河北等地的考生佔比超過三分之一。
高考移民的湧入與「藍印戶口」政策有關。上世紀90年代至2000年代，為了吸引投資，部分城市和經濟開發區引入「藍印」政策，藍印戶口可在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享受與常住戶口相近的市民待遇。出於「推動房產市場繁榮」這一目的，許多城市都將藍印與買房綁定。2002年起，因房價高漲和高考移民壓力，藍印政策逐步取消。天津直到2014年才宣佈停止，是最晚叫停這個政策的城市。
對於許多「藍印」家庭而言，天津這座城市最大的吸引力是高考。
楊姍姍回憶，「網上討伐北京、上海高考容易時，很容易忽略天津，但其實天津高考真的挺簡單的。」她記得剛上大學時，山東同學有些帶著點不甘地說：你們的卷子太簡單了，我們高一時就拿你們的高考題練手。而與之相對，天津考生的數量在全國始終位於最低一檔，各名校給天津的錄取名額，卻和許多省份相當。
「在當時來看，這（高考移民）對我們天津考生來說是不公平的。」楊姍姍說，「外地考生太強了，一來就是前幾名，我們高中都是六點下課，沒有晚自習，他們初中起就晚上十點下課了，這怎麼比？」
一名孩子已經從大學畢業十年的天津家長對此仍忿忿不平，他認為很多高考移民考完就會把房子賣掉，拿了優惠，卻不會給天津帶來什麼貢獻。他說：「你說政府可能不知道嗎，那不可能，但為了賣地，只能犧牲天津人的利益。說是吸引人才，但人家孩子高考完了房子賣了就走了。」
根據官方數據，截至2014年，天津共發出了三十多萬個藍印名額，他們為天津市商品房的銷售數據貢獻了超過15%的佔比。2018年起，為引進人才，天津宣佈了「海河英才」計劃，截至2023年共引進47.7萬人，但天津全市常住人口的數量依然在逐年減少。
「有些遺忘並不只是出於本能」
王郎2012年剛從河北來天津工作，閒暇時習慣逛逛貼吧。在「地域黑」流行的年代，「哪裏最好」同樣能引來大眾討論。他印象裏，「津吹」們很熱衷的一個說法是：只有上海，能與天津相提並論。
2015年起，這樣的討論慢慢變少了。而後「雄安新區」的出現，直接打碎了王郎和很多天津人心的信心。
2017年，馬玉峰在北京某高校讀大三，刷到「雄安新區」成立的新聞時，不自覺皺起眉。「心裏不太舒服，好像什麼東西被搶走了。」馬玉峰說。「以前每次提到上海浦東、深圳這兩個成功的案例，後面一定會跟著濱海新區，現在卻變成了雄安。」
濱海新區沒落前，常以「中國經濟的第三增長級」的形象與深圳、浦東並列。2010年馬玉峰讀初二時，試卷開始頻繁出現與「濱海新區」有關的考題。「這是天津的重點政策，也是國家的重點政策，一定會考，我們要多練」，一路從初中老師的口中來到高中老師的課堂上。
和很多城市一樣，天津內部也存在著「市區人看不起郊區人」的鄙視鏈，「但提起濱海新區，他們（天津人）都特別自豪。」馬玉峰說。他發自內心相信，這裏一定會變成第二個上海。哪怕是爆炸後，馬玉峰也相信家鄉一定會恢復過來。
直到「千年大計」雄安新區的出現，更多的資源也走向了雄安。
楊姍姍現在在深圳工作，每當同事問起她是哪裏人時都會驚訝，在他們印象里，天津人不會跑到這麼遠的地方工作。楊姍姍很難確定如今的選擇能不能直接和那場大爆炸聯繫起來，也做不出「如果沒有」的假設。但她心裏清楚，和十年前相比，天津和天津人都發生了很多變化。
楊姍姍能感覺到的最直觀變化是，天津的吸引力大不如以前。中學時，她和大多數人一樣，都以為「哪怕考得再遠，工作也會回來」，這裏是她的家，也能承接住她的夢想。但大學畢業後，她只覺得天津溫吞得「會把年輕人養廢」，去了深圳這個「更有活力」的地方。
山東人張爽曾經是來天津發展的年輕人之一。爆炸發生那年，張爽在天津某二本院校的旅遊專業讀大三，目睹了天津旅遊業在爆炸前後的變化。當時，學校安排他在濱海新區一家4A級景區做實習講解員，每天工作四小時，一個月就能賺兩三千。這對當時的學生來說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事故發生後，景區客源明顯減少，外地遊客因為擔心爆炸污染避之不及。張爽畢業後在天津做了一段時間導遊，發現大部分遊客都是「專程來北京順便來看看」，問了問北京同行的收入，他也去了北京。
張爽的表弟在2020年從山東考到了天津，畢業後留在濱海新區的一家外貿公司。分數比張爽當年高不少，但收入還沒他當年在景區做實習講解員時性價比高。「天津工資三四千的公司佔大多數，五千已經足夠好了。這話說出去都沒人信。」
今年，在表弟的邀請下，張爽回到濱海新區，發現竟和他記憶中的場景沒有變。在2015年的爆炸中損壞的商場，只開著零星幾家店；此前建設中的幾幢高樓成了爛尾樓；為著「日均客流量達50萬—60萬人次」而修建的高鐵站，依然冷清。
對於天津的沒落，王濛濛也感到惋惜。和她一樣，十餘年前老家吉林很多人都會來天津打工。2010年王濛濛從職校畢業來到濱海新區，驚她訝於一個遠郊區竟然比老家省會還繁華，步行街上商場林立，人潮擁擠，她入鄉隨俗地接受了這裏的消費習慣。2022年，倒閉的店鋪越來越多，她不得不離開濱海新區，去天津近郊尋找新的機會。
她和當年一同來到這裏打工、現在已經離開天津的姐妹聊起來，對方不由咋舌：「如果不是那場爆炸，你也不會離開濱海了。」她回覆：「如果不是那場爆炸，你也不會離開天津了。」
楊姍姍總覺得，在某個意義上她也是這場災難的親歷者，雖然已經錯過了十週年的日子，但她還是想做點什麼。她在網上找了找「遺址」「紀念碑」之類的字樣，打算放假回家時，去獻一束花。結果再次讓她驚訝。
2015年9月5日，爆炸事故發生第24天，濱海新區稱將在事故原址建一個海港生態公園，並樹立紀念碑，以緬懷遇難者和犧牲的救援人員。但多年過去，紀念碑仍未樹立起來。這場為了紀念逝去、警惕災難而建起的公園裏，沒有任何一個和這場災難有關的標示，就像一個再普通不過的生態公園。
新搬來附近住的外地居民，也不知道十年前的爆炸，就是發生在這裏。一名小紅書網友稱，十週年當天，她曾想去獻花，但「有個大哥轉來轉去一直盯著」。
楊姍姍看著十年前的照片，再次陷入了和爆炸發生前那一晚怎麼也睡不著的浮躁心境。「有些遺忘，可能並不只是出於人的本能。」
（文中受訪者皆為化名）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