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落的油鸡佬

【编者按】“不重磅记者自留地”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由来自不同地区的记者轮值书写。这些故事也许并不重磅、也非必要，却是记者生涯中，让我们心痒难耐、不吐不快的片刻。我是本次值班的记者A，有一天，父亲对我说，“那你访问我吧，写我也行啊！”

父亲又睡着了。他像蛇，或虫一样的去骨动物，以摊坐的形态在沙发上睡着。他戴着有线耳机，嘴自然地张开，呼吸着。右手的电话还拿得稳稳的，里头抖音短片一直在播。

我叫了他几声。他从梦里醒过来，眼睛有点迷离，像是搞不清自己在哪里。“回房间睡一会吧。”我说。“嗯。”他半清醒应道。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两手抵住沙发，把自己撑直一点，调整坐姿，继续看手机，再等待下一次睡着——这是他放假的指定动作。

父亲今年55岁，澳门烧味师傅，俗称“油鸡佬”——在广东酒楼，热厨房分有厨房佬、点心佬和油鸡佬。前者负责热炒小菜，后者全包烧猪鸭叉烧和油鸡。他入行40年了，还有5年就要退休。

他没太多朋友，主要是萍水相逢。放假多数是平日，没地方去就待在家里。有时候，他会主动约人喝咖啡：“喂，肥仔文啊，有没有空啊？出来喝喝咖啡啰。”但即兴很少得到回应。“喔，这样啊，那下次再约啰。”我听后心底替他感到失落，但他总是一脸无所谓。

他有三个女儿，全都活得出奇不意：大女读书差，家人常担心她毕不了业，但最后叫人大跌眼镜，当了老师。人工高福利好假期多，每个月准时交家用，简直孝顺。二女读书考第一，一直被看好，谁都说她是能出人头地。但可惜不孝，当了记者，没钱就算，还到处跑。前阵子还跑去了菲律宾，他叫她不要去，她没听，幸好回来没穿没烂。三女大抵是个意外，她跟二女差九年，目前还在读中学，反叛期第四期。他老了，只要她没学坏、能毕业，他管不了那么多。

再来是他老婆，二人同年，但性格完全不同：职业型女性，正职保险、副业地产——都能赚钱。这让她有底气，不用靠老公，喜欢跟朋友去旅行就旅行；更多时候，还可以挖苦他，“讲这么多干嘛，谁叫你以前一出粮就全给何鸿燊啊？”

父亲以前好赌、爱赌，赌到家嘈屋闭，老婆受不了，差点要离婚。在我初中的时候，祖母时不时就要我选：阿爸跟阿妈，你跟哪一个？我很会看人眉头眼额，“当然跟阿爸啊！”我根本不用认真思考。祖母满意地点了点头。

1

80年代，大陆揾食艰难。祖母带父亲和弟弟坐四个小时大巴，从江门先到珠海，再过澳门。那年父亲12岁，超龄读四年级，学过两句葡文。但很快就无心向学，成绩不好，干脆早早出身养家。

15岁，他先到纺织厂学裁床，没一个月就转行做烧味。当时祖母在酒楼洗碗 ，知道烧味师傅招学徒，便叫儿子拜师学艺，700元一个月。父亲没想过自己喜不喜欢，也没想过累不累。他只知道目不识丁，没有一门手艺，无法在社会生存。

祖母说从那时开始，他就像一头牛，一直挨。酒楼开7点，他凌晨5点要回去熬粥，天天指定动作腌叉烧，劈猪斩烧味，一做就做了4年。他自己偷师，看看师傅怎样烧。落场去咖啡室兼职两小时，时薪9元，把工资全给祖母。

20岁，他出师。师傅放他出江湖，介绍他到别的酒楼做，钱多赚一点。做了一个月多，香港的签证批了，全家又迁了过去，跟祖父团聚。那是90年代，父亲在名气大的酒楼打工，人工比澳门多一倍，6000元一个月，他付4000元家用。全家人一起供房子，决心在这里落脚。

父亲记恩，每次放假都会回澳门找师傅。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我妈。他扬了一下眉，说算是一见钟情，经常坐船过来找她。那时候的爱情很简单，即便隔了个海，也没想过放弃，“她又OK，没有说不happy。”两人就注册了。

他一直想把我妈带去香港，可她不喜欢香港的节奏，他也不想回澳门，赚少一点不甘心。两人决定分隔两地，周末才见面，这样不用委屈任何一方，皆大欢喜。然而事实证明，这是最不好的决定——那是爸的罪、妈的恨的开始。

2

在千禧年代，父亲任职的酒楼开始往外扩张。日本是集团首个盯中的市场，用香港1.5倍的薪水招人过去当开荒牛，我爸是其中一个。

虽然一开始去是为了人工，但除了寄钱回香港，他根本存不了钱，也照顾不了我们。
以前我在小学，听得最多就是他的单车坐垫被偷。后来听祖母说父亲在那边活得穷、活得苦，我都以为钱都是不断买坐垫去掉的。

相反，同期出发的点心师傅在两年间存了五十万。父亲笑他，用坐牢来形容，“他每天在宿舍看书而已”，说他不懂享受。我不同意，但听完就算。

一年后，公司不帮父亲续约，叫他回香港，父亲说一点也不意外——日本人吃开拉面叉烧，吃不惯中式烧肉，餐厅没生意就自然遣散。但他并不想走，他早就习惯了新生活——“像一个浪子，周围荡。”

他很喜欢日本，一个繁华与乡情淡雅共存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浸温泉和夹公仔就是他的纸醉金迷。所以他什么都没带走，除了“Konnichiwa”。

可是他的机遇很多。回港没三个月，公司又说要人去澳大利亚。为了让“浪子”之名坐实，他行李没卸好又坐飞机走了。在我眼中，这种举动很疯很帅，但在我妈眼里，这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坏男人、不负责任的丈夫。但父亲没有管，他喜欢自由。只是自己还嗅不到气息，东京的浪子到了南半球会变成流浪汉。

澳大利亚地大人少。周末是外国人的家庭日，父亲没车，也不懂英语，放假只敢在家门口打发时间，“闷到你抽筋”。他形容，那是个静得连乌蝇飞都听到的“世外桃源”。我猜他是用错了成语。

后来闷到变大胆，他就在城市大乱走，说自己似足个流浪汉。

但不得不提，他工作十分顺利。烧肉到了澳大利亚火爆热卖，移民的人都在中餐馆吃乡愁。那时师傅看得起他，说要帮他全家搞移民。他从来不信命、只信运，但这一次迫他走的，是天意。

一次，父亲在厨房发生意外，被热水烫到的脚肿成猪蹄一样。但他不谙英语，进了医院鸡同鸭讲。他赶紧买机票回来，是说广东话的香港救了他一命。自此他就认命，由流浪汉变回打工仔。有时他认真会皱眉，望住我说：全世界哪里都一样。

3

回来以后，也许是往外冲的那团火早就灭了，父亲甘于平淡。又或者说，当年的大运和机遇已经过了，也再没有来过，他没有别的出路了。于是，他自己创造命运，开始赌了。

十个当厨房的，至少五个都赌。酒楼工作忙、落场闷。同事聚在一起，要不在后楼梯睡觉，要不就赌钱。扑克牌十三张、三公，一局一百多、两百元，小赌怡情。但人总不是那么能自控。一次，朋友带他过大海，那时澳门只有旧葡京一家赌场，他像进了大观园，知道真正的“赌钱”是怎么一回事。

一开始，他投注两三百，后来都一千一千扔下去。他跟我描述，赌钱的心态是这样的：输钱了，就懊悔醒觉，立定心肠戒赌。但睡醒以后就打回原形。不行，还是要把本金赢出来，越追越深。那是得失心作怪，放不开。

后来祖母患病，比起香港，澳门对老人的医疗福利不错，全家决定搬回去。那年2007，我小学五年级，10岁。对于父亲来说，身份认同是流动的，以前他是香港人。2008年，澳门开始“派钱”，那一刻，他开始是澳门人。

人都在澳门了，更没理由不赌。他一下班就去新葡京，准时到像上班一样。父亲赌得越来越凶，一出粮就去赌，每天都带一两千去。输光了，回家拿钱再去赌，他说这个行为叫“赶水”，他试过一晚赶三次——趁老婆睡着了，就偷她钱包的钱；在天光之前筹回来，塞回钱包里。我妈当然知道，有时候两人半夜会吵架，计划离婚。那时，我中学常常睡眠不足。

父亲虽然走火入魔，有时候却很清醒。不管多想赌，永远不跟那些赌场里荡的人借，他说，那些是牛鬼蛇神，借那些钱就死定，“你输光最多不会有麻烦，就算几不开心也好，最多等出粮又去赌。”睡醒又是一条好汉。

人们说，赌场没有时钟，才能让赌客赌到不知时日过；赌场布局又像个迷宫一样，让人没有方向。澳门那么多赌场，父亲都去过了，不过他强调，有些只是进去见识一下。最好赌的是永利：高档，安静。他重复一次，永利是最高档的场。

我不懂得赌的乐趣。记得以前大学，曾经在威尼斯人的连锁时装店上班，时薪50元。那时正值新年，打算和同事下班就去“发个新年财”。但一走近赌枱，最低投注额都要200元，算了一下，是四个小时的人工。我舍不得，最后都没赌。

我问父亲，赌有什么吸引力？他说不知道，憨居居。赌到后面，面对赢输都麻木了，“是没有目的的。”他后来领悟出来：赌钱是一种瘾，赢钱只是一个过程，真正要的是兴奋刺激的虚无。

后来他戒赌以后，休息无聊会去看别人赌，“那些外省人下来赌百家乐，未开牌之前好开心，不得了。一分钟前笑到、个人happy到不得了那种⋯⋯”他穷尽词汇去形容。“但牌一开之后，整个人立即收声，站在那边，出不了声。再来一局又是这样。”他语带可惜地叹气，“赌钱好邪的。”

我知道，因为他已经完全离开那个群体，所以现在能完全以旁观者的姿态、超脱地回看赌钱这件事。现在进去赌场，他看看就会走，不会落注。“就算好有把握赢：99%，我都可以控制得到完全不赌。”他是真的修心养性。

4

父亲正式戒赌那年，已经49岁，中晚年才开始发奋。

家里人已经不愿意借钱了。在我中学时期，父亲常去帮人替工，后来直接打起了两份。第一份，碰在节日前后，晚上11点到饼店帮忙做饼，揉面团，打蛋糕，从凌晨做到天亮，时薪只有70块。

后来澳门天鸽，报纸说屠场招人，一天只上两小时，有9000元一个月，他就去了。每天四点半，城市都还在睡，他就要起来，五点回到屠场，七点下班。每年他都说辛苦，再做两个月就不做了；结果六年了，都还在做。

屠房地方很大，工作的不止50人。一人一个岗位，原子化地工作；每天400只猪，机械式地死亡。之前看过一些影片，说猪是怎样“人道地”被宰——猪送上输送带后，两块电极板会夹住牠们的头，一通电就晕过去，再滚去放血，全程快速、无痛。但猪聪明，牠听见前面的同伴在吵、尖叫，便知道自己要死。有些会逃命，跑到父亲那边，但他救不了牠。

接下来便是一场腥风血雨。这边是以人手电击。有时候猪没彻底晕过去，放血时会一直在跳。目暏生命的死亡，父亲说是很惨，但他还是会吃猪，“那些是畜牲来的。”他说。

彻底死了的猪，会被拿到机器里高速脱毛，摘掉内脏再过水池洗干净。父亲负责把钩插进猪脚筋里，把水池的猪送上运输链。猪一只不止200公斤，我说，你手会劳损。他说做久了，开始懂得借力：把猪放深水一点，钩子一下插进去，再利用水池的浮力把猪送上去。父亲说服我，这个岗位算是最轻松。有次，他做得腰疼，但不知道为什么，回到屠场把猪吊来吊去，腰就不痛了。他说，上班像在健身，多爽。猪就是他的哑铃。

五年了，从进去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从没有赌过。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进了屠场就不去赌了呢？”他也不知道，“没人教没人讲，自动看透。”

我想起早前一个受访者。他在80岁那年，早上吃过最后一根烟，就把几十年的烟瘾戒了。我问他难不难，他说一点都不，根本上就是心瘾。后来父亲说，可能赚的都是血汗钱，舍不得赌；从此看电影成了他唯一嗜好。

我说，那是猪的血、你的汗；屠房杀了猪，救了你。他说不是，是天鸽救了我。

5

早前他生日，我和姐姐夹钱送了一部iPad给他，第一是想他看影片能舒服一点，毕竟是个比手机萤幕大四倍以上的享受。第二是想他看些有营养的东西，比如Netflix——至少比抖音有营养。

2020年，我从香港回来，回家看到两老在看抖音。我叫他们不要看，上面很多虚假、空泛、博人眼球的资讯。他脑波弱，很快就答应了我，后来还跟老婆说教，“抖音的东西你也信啊？”但其实没有，他们很快就打回原形。你很难改变一个人的习惯。抖音一开打就可以刷上一整夜，但Netflix你还要有一点点个人意志去选片。我不是说父亲没有，只是他懒得选。

讲到一半，电视刚好放香港警察招募的广告。他指着电视说：“6月18日啊，你去上网看看吧，不要再沙沙滚啦。”沙沙滚，说的是我吊儿郎当，不好好找一份安稳的工作。而在父母视角里，没有工作比起公务员更安稳。但他还没搞清楚状况。你不记得2019年发生过的事吗，怎会还叫我考警察呢？我花10分钟给他解释，现在考警察的门槛降低的原因。父亲不发一言。

“那不考警察，还可以考出入境和海关之类的啊？”他语重心长，“你这个年纪就要搏杀，多揾钱，不要浪费青春。”我敷衍地点点头。我知道，他疼我，不想我老来没钱，像他一样。

这次回来，除了发现父亲白发长了很多，还感到他很爱追悔过往：如果当年有买到那个舖位，现在都值千几万，收租三四万，发达了；如果当年没赌钱，现在也不会这么可怜。我妈听见就会挖苦他，“说来有什么用啊？你整辈子就是这样，没胆子，只会后悔。”我和姐姐尝试调停，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父亲打断我俩，“不是啊，她说得对啊，她就真的目光远大。”突然为老婆护航。

他总是觉得自己是人生失败者，拒绝一切夸奖。比如他能左手拿笔，右手拿筷子吃饭。我夸他，左右开弓的人都很犀利。他马上反驳，“犀什么利，我简直是失败者。”他不习惯被人赞，谦虚到卑微。我听说过，幽默调侃，其实是安抚自己伤痛的一种方法。

他为什么卑微呢？因为一无所有。活到这个年纪，什么都没有，要重新来过。但是因为屠房，让他重新存了一笔退休的钱。

6

今年是他跟老婆结婚30年。但什么时候结婚？哪天结婚？“我真的不记得了。”父亲羞涩地说。我不意外，因为他是一头牛。老婆在旁骂他没心肝，白眼差一点翻了出来。旁人都嗅得出酸溜的味道。

他老婆时常在怨，现在的房子太小了。三个女儿都长大了，占的空间越来越多，杂物也是。她想换楼，至少是有升降机的。但父亲不想，都这把年纪了，还供什么楼，“靠苦力供就没机会了，中六合彩就有。”对他而言，现在的目标只有两个：退休以后，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再到加拿大看他移了民的姐姐。

卓别林说，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我觉得，父亲已经能将过去的事情和痛苦慢慢咀嚼，接受自己的一无所有。但有一件事，他仍然无法释怀。

“你之前不是开过一家烧味店吗？”“哪有开？”他否认一个事实。“你骗谁？”“那不算是一盘生意，只是过过老板瘾而已。”

他曾经开过一家烧味店，自己当老板。店在横街里，人流不多，做的都是街坊生意。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关掉了。现在每次谈到他都不想提——比起成为赌徒，他更不想提到这件事。他表情很沮丧。我不知道为什么。

父亲转过来问我几时走，但我也正值迷惘：不知道，可能迟一点吧，多写一些文章先。他淡淡说，“那你访问我吧，写我也行啊！一个失落的油鸡佬的故事。”我说：“好。”但我知道，文章最后有没有写出来根本不重要。他要的是像赌钱一样，是过程，一个人听他讲话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