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澳大利亚大选：是否“亲中”就能赢华人票？

2025年2月下旬，中国三艘军船在澳大利亚与纽西兰之间的塔斯曼海域进行实弹演习，导致至少三架商业航班要更改航线，而中国被指仅在演习开始半小时之前才告知澳大利亚航空当局，而澳大利亚军方也是通过商业航班飞行员的通知，才知道中国在实行实弹演习。

中国的实弹演习不仅登上澳大利亚各大媒体头条，对于当时在准备五月联邦大选的自由党和工党，无疑是竞选的最新“助力武器”。为澳大利亚与英美签署“澳库斯”（AUKUS）核潜艇计划、支持当选后会增加210亿澳元国防经费的自由党，攻击工党政府“懦弱”，没有在此事上向中国表达强硬立场；在执政期间促成中澳关系暖化的工党强调维持稳定，工党国防部长Richard Marles则呼吁各方冷静，指会遵循国际法来处理这件事。

自2019年的联邦大选以来，中国一直是澳大利亚两大政党选举拉票时的议题之一，这不仅是因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紧密，也是因为澳大利亚多个摇摆区与华人区重合，而新冠疫情以来，中澳关系的恶化对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产生不少负面影响，令自由党在2022年的选举输掉多个华人区，最终败选。在2022年自由党选后内部分析中，自由党列出一系列导致选举失利的因素，其中输掉失去华人选票排在榜首。

为此，在今年的联邦大选中，自由党不仅选在维州华人区Chisholm宣布今年的竞选口号，而且党魁达顿（Peter Dutton）在去年年中就公开表示自己立场“亲华 （pro-China)”。达顿是自由党内的知名保守派，曾担任内政部长、移民部长和国防部长，在任职期间以对华强硬闻名，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也多次点名达顿，称他为“好斗政客”。此外，维州自由党支持者在制作微信公众号宣传资料时，也称达顿被污名化，指他一直以来支持两国友好发展。

但中国议题对澳大利亚选举真的那么重要吗？政党表态亲近中国，真的能吸引华人选票吗？端传媒翻查过往选举数据、选后报告和访问专家学者，发现中国议题的确在华人选区乃至全澳有一定影响力，但议题发挥影响力的方式和起到的作用，却不一定如政党所想。

此外，澳大利亚2019、2022到2025年的三场选举中有关中国议题的讨论，也反映了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正在逐渐变化。哪怕中澳关系已经回暖，也回不去2010年代中期的“蜜月”状态；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全球关税战，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也不会有所改变。

中国政策对澳大利亚选民影响有多大？

端传媒翻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澳大利亚选举研究系列报告，发现即使外交与国防政策在竞选拉票期间常上媒体头条，但实际对选民的影响极小。以2022年为例，在其访问的两千多人中，只有5%表示，他们在投票时，将“国家安全”视为最重要的选举议题，而32%的受访者选择“生活成本”为最重要的选举议题，为人数最多。

这一民调也和由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每届选举都会制作的“投票指南针”系列问卷结果相符。2022年，超过40万在澳人士有效参与“投票指南针”，在“最重要的选举议题”中，仅有4.9%的受访者选择了“国防与公共安全”为最重要的选举议题，1.5%的受访者选择了“外交政策”。

2025年，有超过25万受访者有效参与“投票指南针”问卷，选择“国防与公共安全”的降至4.1%，“外交政策”稍微上升到2.6%，但这一进展很有可能是受到了美国的影响：2022年，选择“与美国的关系”为选举议题的为0%，而2025年这变成了1.8%。

哪怕是一些选前认为对中政策将会影响自己投票意向的选民，最终投票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以对中政策来决定投票意向。悉尼科技大学的澳大利亚关系研究院在2022年3月对2000名澳大利亚成年人进行民调，当中有40%的受访者指，澳大利亚政府的对中政策将会影响他们的投票意向，但在2023年的民调中，只有27%的受访者表示，对中政策的确对他们的投票意向有所影响，而56%的受访者表示，对中政策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投票意向。

曾担任记者报导澳大利亚政治超过40年、如今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Graeme Dobell解释，在往届澳大利亚选举中，选民最先考虑的都是经济议题。“我不认为（中国）会在选举议题中排前六，排最先的肯定是生活成本，然后全部都是与澳大利亚人相关的国内议题，”他告诉端传媒，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两党政治中，默认外交和国防政策需要达到两党共识，所以对选民来说，作为选举议题的价值不大，尽管他也指出，外交政策竞选拉票期间的确是会被提及的元素之一。

他认为，在今年的选举中，即使在外交政策里，中国议题也不是最受关心的外交政策，与美国的关系才是。“（澳大利亚人）会觉得，习近平已经对中国做好安排，接下来只会继续按部就班，澳大利亚只需要继续和中国之间达成平衡就可以了。”他认为，比起特朗普这个不确定性，澳大利亚人已经默认中国未来数年仍由习近平领导，而习近平的领导方式在过去十年有迹可循，澳大利亚也更有经验去应对。

Elena Collinson是澳中关系研究院的研究和分析主管，也是研究院民调的作者之一。她指出，两党在外交政策上保持共识，但两党在处理的细节上会有所不同，比如自由党已经提出，当选后会加强国安，例如加强反外国干预框架。“这不代表自由党上台后，会完全偏离目前澳大利亚对中政策的方向，但是会有所调整。”

“亲中”就能赢得华人票吗？

澳大利亚华裔人口达140万人，当中不仅有来自中港台的一代移民，也有来自东南亚的华裔移民，以及在澳大利亚出生与长大的移民后代。罗伊研究所每年的民调都会问受访者认为哪个亚洲国家是澳大利亚的是“最好朋友”，在2024年民调里选择“中国”的受访者中，在亚洲出生的受访者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两倍。若看父母的出生地，那么在选择“中国”的受访者中，父母中有至少有一名出生在澳大利亚以外的英语国家的受访者人数最少，父母中有至少一名出生在亚洲国家的受访者人数最多。

毕马威与悉尼大学商学院在2020年有关华裔企业家的报告，则解释了来自中国的一代移民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报告访问了100名在澳大利亚设立企业的华裔商人，当中过半表示和中国有业务关系。

根据澳大利亚选举研究的民调显示，澳大利亚选民对中国的印象是从2016年之后开始改变，这也刚好与中澳关系开始恶化对应。从2016年开始，澳大利亚政府拒绝了华为5G在澳大利亚落户，后来又通过了《反外国干预法》，澳籍公民杨恒钧在中国被拘留，到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澳大利亚提出要对新冠病毒起源做独立调查，北京开始对澳大利亚进行经济制裁。这些事件的确令越来越多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有可能会威胁到澳大利亚的安全。

但值得指出的是，澳大利亚140万华裔人口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参与投票；必须是有公民身分、年过18岁且成功登记做选民的人士才能投票。端传媒分析了7个位于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州、华裔比例在英国后裔和澳大利亚后裔之后最高的选区。这七个选区在2016年和2019年均是自由党党区，但可以看到，自由党领先工党的幅度有大幅减少，到了2022年，自由党失去了四个选区，剩下的三个虽然保住了席位，但是摇摆幅度中，有两个区甚至幅度低于1。这一趋势似乎也和澳中关系恶化、国民对中国感官变差的时间顺序相一致。

这7个选区均有大约三成人口没有投票权，当中选民人口比例最高的是维州的Kooyong，在2016年和2021年的选民登记数，占总人口将近69%；Bradfield、Bennelong，Reid和Menzies的人口总数从2016年到2021年虽然有所增长，但选民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反而下降，这四个区内都有中国新移民定居地，从此可见，这两个选区的人口增长中不乏未有公民权的永久居民、留学生和其他临时居民。

端传媒根据澳大利亚2016和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对比了在中国出生的人口占华裔人口的比例，发现Reid, Bennelong﹑Deakin和Chisholm四个选区的一代中国移民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也就是说，虽然这四个区的华裔人口从2016年到2021年有所增长，在中国出生的移民人口也有所增长，但是这一群体对这四个区中的华人社区的影响力是有所下降。在2022年的联邦选举中，自由党仅保住了deakin的席位。

另一方面，Bradfield和Menzies这两个区中，中国出生的人口占华裔人口比例上升，表示这两个区的来自中国的一代移民，在这两个选区的华裔社区的影响力仍然比较稳定。在2022年的联邦选举中，自由党以微弱优势，保住了这两个席位。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每个“华人”区下的华人背景非常多元，政党想要讨好华人，使用单一的中国牌不一定能成功收获所有华人的票，政党以为在中国问题上表立场就可以吸引所有华人，其实不然。

那么中国议题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影响澳大利亚选民呢？从多个民调来看，选民选政府，不看政府是“亲华”还是“反华”，而是看政府如何管理复杂、具有多面性的澳中关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澳大利亚选举研究”报告就指出，2022年自由党之所以大败，是输在政府管理手段，集中在三个方面：疫情后开始的通货膨胀、新冠疫情处理和对时任自由党党魁莫里森（Scott Morrison）作为领袖的不信任。莫里森从2018年到2022年担任澳大利亚总理，就任期间经历中澳贸易战，并抛弃了澳大利亚与法国的核潜艇协议，在没有告知公众的情况下和英国、美国签订“澳库斯”计划。根据罗伊研究所2023年的民调，仅有46%的受访者认为莫里森在外交政策上的举措“合理”或“非常好”，是15年来所有首相中评价最差的一位。

洛伊研究所的民调也显示，在2020年之后，虽然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暖化，认为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经济合作对象的人数比例上升，但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有安全威胁的仍占大多数。

除了洛伊研究所的民调，由澳中关系研究院进行的中澳关系民调，也可以看出，比起政府选择“亲中”还是“对华强硬”，民众更关心的是澳大利亚政府如何应对中国。在2024年的民调中，61%的受访者指他们希望能够和中国建立更强的连结，但与此同时，7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中国政府并不信任，64%的受访者仍表示他们对中澳关系有所担忧。对比自由党政府，有更多受访者对工党政府处理澳中关系的方式感到满意。耐人寻味的是，民调显示，2021年中澳关系跌到最低点的时候，有63%的受访者支持澳大利亚政府在对待中国时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到了2023年，只有55%的受访者支持这一做法，但在2024年，赞成澳大利亚政府对中更强硬的受访者人数比例上升到将近60%。

五年贸易战，澳大利亚学会了什么？

民调和人口数据分析表明，华人选票并没有直接和“亲中立场”挂钩，但在这次选举中，有香港选民告诉端传媒，他们感觉两党为了争取华人选票，以为表态“亲中”就可以了，没有意识到同属华裔人口的香港选民，他们的诉求可能和中国出生的选民不一样，无形中将香港选民边缘化。

Dobell认为，从政党的角度来看，在这次选举中谈中国，除了华人选票和选区，整个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分支，比如澳库斯与澳大利亚的亚太策略，澳大利亚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的位置和影响，以及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络。

他也回忆，中国以议题的形式第一次出现在澳大利亚选举，是在1972年，当时的工党政府被视为“亲华”，其党魁怀特拉姆（Edward Gough Whitlam）还曾到访中国，当时的议题就是澳大利亚应否和中国建交。在这之后20年，中国并没有在澳大利亚选举议题中出现过，哪怕到了21世纪初期，澳大利亚提起中国，也主要是和当时快速增长的亚裔移民和和中国的经济合作有关。

但在2022年的选举中，Dobell留意到，无论是自由党还是工党，都在强调，“中国已经改变了（China has changed）”。这个改变，既指中国经济在疫情后开始放慢，也指在外交和国防方面，中国态度的转变。“在2024年，外交部长黄英贤在电视节目《知情人》上说，我们在太平洋上，正处于一场永久的竞争，”Dobell说，解释这表明澳大利亚与中国在影响南太平洋方面将会有长期竞争。

就连二月中国在塔斯曼海的那场实弹军演，Dobell都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2022年联邦选举前夕，中国军船同样到访澳大利亚海域，同样在两党竞选拉票过程中激起不少水花。Dobell认为，中国海军战略要建立“远洋海军”，意味著这样在澳大利亚海域附近出现的军演，将会长期出现，这也是澳大利亚需要接受的新事实。他认为，在后贸易战时代，澳大利亚政府放眼于“求同存异”——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坚持立场的时候，就坚持立场。

Collinson认为，工党在主政澳大利亚后，从政策上延续了自由党的方向，但是工党更为慎言，比如在提到澳库斯计划时，不会点明这是为了防范中国而推动的核潜艇计划，而是不断强调这是维护澳大利亚的亚太地区的利益。她也表示，自由党在评定失去华人票是导致选举失败后，在过去的三年“收敛”了许多，在评论中国的时候更为谨慎，会避免使用像“懦弱”﹑“最大威胁”这样攻击性强的词汇，直到最近选举拉票开始，自由党为了攻击工党，重拾了原先的那一套用词。在Collinson看来，自由党在表达对华立场时的强烈用词，令大众认为自由党没有妥当处理外交，而在一些华裔选民看来，这样的语言也是让他们对自由党失去了信任。

“我认为（其他中等国家）可以吸取（澳大利亚）的一个教训是，外交和语言同样重要。”她指，澳大利亚可以在一些议题上采取对中国强硬的政策，但在另一些可以以外交、更友好的方式处理的议题上，澳大利亚也不妨走外交路线与中国打交道。

Collinson和Dobell都表示，澳大利亚的外交和国防政策，都是建立和美国的盟友关系之上。如今特朗普主政，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盟友征收关税，新政府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都要妥善处理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四月初，在特朗普宣布对澳大利亚同样征收关税后，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千在澳大利亚媒体撰写评论，邀请澳大利亚一同对抗美国的“霸凌行为”。

为此，澳大利亚副总理回复，“我不认为我们会和中国手牵手⋯⋯我们当然不想看到中美之间开展贸易战⋯⋯但这是关于澳大利亚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和中国一起进行共同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