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澳洲大選：是否「親中」就能贏華人票？

2025年2月下旬，中國三艘軍船在澳洲與紐西蘭之間的塔斯曼海域進行實彈演習，導致至少三架商業航班要更改航線，而中國被指僅在演習開始半小時之前才告知澳洲航空當局，而澳洲軍方也是通過商業航班飛行員的通知，才知道中國在實行實彈演習。

中國的實彈演習不僅登上澳洲各大媒體頭條，對於當時在準備五月聯邦大選的自由黨和工黨，無疑是競選的最新「助力武器」。為澳洲與英美簽署「澳庫斯」（AUKUS）核潛艇計劃、支持當選後會增加210億澳元國防經費的自由黨，攻擊工黨政府「懦弱」，沒有在此事上向中國表達強硬立場；在執政期間促成中澳關係暖化的工黨強調維持穩定，工黨國防部長Richard Marles則呼籲各方冷靜，指會遵循國際法來處理這件事。

自2019年的聯邦大選以來，中國一直是澳洲兩大政黨選舉拉票時的議題之一，這不僅是因為澳洲與中國的經濟合作緊密，也是因為澳洲多個搖擺區與華人區重合，而新冠疫情以來，中澳關係的惡化對生活在澳洲的華人產生不少負面影響，令自由黨在2022年的選舉輸掉多個華人區，最終敗選。在2022年自由黨選後內部分析中，自由黨列出一系列導致選舉失利的因素，其中輸掉失去華人選票排在榜首。

為此，在今年的聯邦大選中，自由黨不僅選在維州華人區Chisholm宣布今年的競選口號，而且黨魁達頓（Peter Dutton）在去年年中就公開表示自己立場「親華 （pro-China)」。達頓是自由黨內的知名保守派，曾擔任內政部長、移民部長和國防部長，在任職期間以對華強硬聞名，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也多次點名達頓，稱他為「好鬥政客」。此外，維州自由黨支持者在製作微信公眾號宣傳資料時，也稱達頓被污名化，指他一直以來支持兩國友好發展。

但中國議題對澳洲選舉真的那麼重要嗎？政黨表態親近中國，真的能吸引華人選票嗎？端傳媒翻查過往選舉數據、選後報告和訪問專家學者，發現中國議題的確在華人選區乃至全澳有一定影響力，但議題發揮影響力的方式和起到的作用，卻不一定如政黨所想。

此外，澳洲2019、2022到2025年的三場選舉中有關中國議題的討論，也反映了澳洲政府對中國的態度正在逐漸變化。哪怕中澳關係已經回暖，也回不去2010年代中期的「蜜月」狀態；面對美國總統特朗普開啟全球關稅戰，澳洲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也不會有所改變。

中國政策對澳洲選民影響有多大？

端傳媒翻查澳洲國立大學的澳洲選舉研究系列報告，發現即使外交與國防政策在競選拉票期間常上媒體頭條，但實際對選民的影響極小。以2022年為例，在其訪問的兩千多人中，只有5%表示，他們在投票時，將「國家安全」視為最重要的選舉議題，而32%的受訪者選擇「生活成本」為最重要的選舉議題，為人數最多。

這一民調也和由澳洲廣播公司每屆選舉都會製作的「投票指南針」系列問卷結果相符。2022年，超過40萬在澳人士有效參與「投票指南針」，在「最重要的選舉議題」中，僅有4.9%的受訪者選擇了「國防與公共安全」為最重要的選舉議題，1.5%的受訪者選擇了「外交政策」。

2025年，有超過25萬受訪者有效參與「投票指南針」問卷，選擇「國防與公共安全」的降至4.1%，「外交政策」稍微上升到2.6%，但這一進展很有可能是受到了美國的影響：2022年，選擇「與美國的關係」為選舉議題的為0%，而2025年這變成了1.8%。

哪怕是一些選前認為對中政策將會影響自己投票意向的選民，最終投票的時候也不一定是以對中政策來決定投票意向。悉尼科技大學的澳洲關係研究院在2022年3月對2000名澳洲成年人進行民調，當中有40%的受訪者指，澳洲政府的對中政策將會影響他們的投票意向，但在2023年的民調中，只有27%的受訪者表示，對中政策的確對他們的投票意向有所影響，而56%的受訪者表示，對中政策沒有影響到他們的投票意向。

曾擔任記者報導澳洲政治超過40年、如今是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Graeme Dobell解釋，在往屆澳洲選舉中，選民最先考慮的都是經濟議題。「我不認為（中國）會在選舉議題中排前六，排最先的肯定是生活成本，然後全部都是與澳洲人相關的國內議題，」他告訴端傳媒，這是因為澳洲的兩黨政治中，默認外交和國防政策需要達到兩黨共識，所以對選民來說，作為選舉議題的價值不大，儘管他也指出，外交政策競選拉票期間的確是會被提及的元素之一。

他認為，在今年的選舉中，即使在外交政策裡，中國議題也不是最受關心的外交政策，與美國的關係才是。「（澳洲人）會覺得，習近平已經對中國做好安排，接下來只會繼續按部就班，澳洲只需要繼續和中國之間達成平衡就可以了。」他認為，比起特朗普這個不確定性，澳洲人已經默認中國未來數年仍由習近平領導，而習近平的領導方式在過去十年有跡可循，澳洲也更有經驗去應對。

Elena Collinson是澳中關係研究院的研究和分析主管，也是研究院民調的作者之一。她指出，兩黨在外交政策上保持共識，但兩黨在處理的細節上會有所不同，比如自由黨已經提出，當選後會加強國安，例如加強反外國干預框架。「這不代表自由黨上台後，會完全偏離目前澳洲對中政策的方向，但是會有所調整。」

「親中」就能贏得華人票嗎？

澳洲華裔人口達140萬人，當中不僅有來自中港台的一代移民，也有來自東南亞的華裔移民，以及在澳洲出生與長大的移民後代。羅伊研究所每年的民調都會問受訪者認為哪個亞洲國家是澳洲的是「最好朋友」，在2024年民調裡選擇「中國」的受訪者中，在亞洲出生的受訪者是在澳洲出生的兩倍。若看父母的出生地，那麼在選擇「中國」的受訪者中，父母中有至少有一名出生在澳洲以外的英語國家的受訪者人數最少，父母中有至少一名出生在亞洲國家的受訪者人數最多。

畢馬威與悉尼大學商學院在2020年有關華裔企業家的報告，則解釋了來自中國的一代移民和中國之間的聯繫。報告訪問了100名在澳洲設立企業的華裔商人，當中過半表示和中國有業務關係。

根據澳洲選舉研究的民調顯示，澳洲選民對中國的印象是從2016年之後開始改變，這也剛好與中澳關係開始惡化對應。從2016年開始，澳洲政府拒絕了華為5G在澳洲落戶，後來又通過了《反外國干預法》，澳籍公民楊恆鈞在中國被拘留，到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澳洲提出要對新冠病毒起源做獨立調查，北京開始對澳洲進行經濟制裁。這些事件的確令越來越多澳洲人認為，中國有可能會威脅到澳洲的安全。

但值得指出的是，澳洲140萬華裔人口中，不是每個人都能參與投票；必須是有公民身分、年過18歲且成功登記做選民的人士才能投票。端傳媒分析了7個位於新南威爾士州和維州、華裔比例在英國後裔和澳洲後裔之後最高的選區。這七個選區在2016年和2019年均是自由黨黨區，但可以看到，自由黨領先工黨的幅度有大幅減少，到了2022年，自由黨失去了四個選區，剩下的三個雖然保住了席位，但是搖擺幅度中，有兩個區甚至幅度低於1。這一趨勢似乎也和澳中關係惡化、國民對中國感官變差的時間順序相一致。

這7個選區均有大約三成人口沒有投票權，當中選民人口比例最高的是維州的Kooyong，在2016年和2021年的選民登記數，佔總人口將近69%；Bradfield、Bennelong，Reid和Menzies的人口總數從2016年到2021年雖然有所增長，但選民人數佔總人口比例反而下降，這四個區內都有中國新移民定居地，從此可見，這兩個選區的人口增長中不乏未有公民權的永久居民、留學生和其他臨時居民。

端傳媒根據澳洲2016和202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對比了在中國出生的人口佔華裔人口的比例，發現Reid, Bennelong﹑Deakin和Chisholm四個選區的一代中國移民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也就是說，雖然這四個區的華裔人口從2016年到2021年有所增長，在中國出生的移民人口也有所增長，但是這一群體對這四個區中的華人社區的影響力是有所下降。在2022年的聯邦選舉中，自由黨僅保住了deakin的席位。

另一方面，Bradfield和Menzies這兩個區中，中國出生的人口佔華裔人口比例上升，表示這兩個區的來自中國的一代移民，在這兩個選區的華裔社區的影響力仍然比較穩定。在2022年的聯邦選舉中，自由黨以微弱優勢，保住了這兩個席位。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每個「華人」區下的華人背景非常多元，政黨想要討好華人，使用單一的中國牌不一定能成功收穫所有華人的票，政黨以為在中國問題上表立場就可以吸引所有華人，其實不然。

那麼中國議題是通過什麼渠道來影響澳洲選民呢？從多個民調來看，選民選政府，不看政府是「親華」還是「反華」，而是看政府如何管理複雜、具有多面性的澳中關係。澳洲國立大學的「澳洲選舉研究」報告就指出，2022年自由黨之所以大敗，是輸在政府管理手段，集中在三個方面：疫情後開始的通貨膨脹、新冠疫情處理和對時任自由黨黨魁莫里森（Scott Morrison）作為領袖的不信任。莫里森從2018年到2022年擔任澳洲總理，就任期間經歷中澳貿易戰，並拋棄了澳洲與法國的核潛艇協議，在沒有告知公眾的情況下和英國、美國簽訂「澳庫斯」計劃。根據羅伊研究所2023年的民調，僅有46%的受訪者認為莫里森在外交政策上的舉措「合理」或「非常好」，是15年來所有首相中評價最差的一位。

洛伊研究所的民調也顯示，在2020年之後，雖然澳洲民眾對中國的態度有所暖化，認為中國是澳洲的經濟合作對象的人數比例上升，但認為中國對澳洲有安全威脅的仍佔大多數。

除了洛伊研究所的民調，由澳中關係研究院進行的中澳關係民調，也可以看出，比起政府選擇「親中」還是「對華強硬」，民眾更關心的是澳洲政府如何應對中國。在2024年的民調中，61%的受訪者指他們希望能夠和中國建立更強的連結，但與此同時，7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中國政府並不信任，64%的受訪者仍表示他們對中澳關係有所擔憂。對比自由黨政府，有更多受訪者對工黨政府處理澳中關係的方式感到滿意。耐人尋味的是，民調顯示，2021年中澳關係跌到最低點的時候，有63%的受訪者支持澳洲政府在對待中國時採取更強硬的路線，到了2023年，只有55%的受訪者支持這一做法，但在2024年，贊成澳洲政府對中更強硬的受訪者人數比例上升到將近60%。

五年貿易戰，澳洲學會了什麼？

民調和人口數據分析表明，華人選票並沒有直接和「親中立場」掛鉤，但在這次選舉中，有香港選民告訴端傳媒，他們感覺兩黨為了爭取華人選票，以為表態「親中」就可以了，沒有意識到同屬華裔人口的香港選民，他們的訴求可能和中國出生的選民不一樣，無形中將香港選民邊緣化。

Dobell認為，從政黨的角度來看，在這次選舉中談中國，除了華人選票和選區，整個議題還有其他方面的分支，比如澳庫斯與澳洲的亞太策略，澳洲與美國的盟友關係，澳洲在南太平洋的位置和影響，以及澳洲與中國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絡。

他也回憶，中國以議題的形式第一次出現在澳洲選舉，是在1972年，當時的工黨政府被視為「親華」，其黨魁懷特拉姆（Edward Gough Whitlam）還曾到訪中國，當時的議題就是澳洲應否和中國建交。在這之後20年，中國並沒有在澳洲選舉議題中出現過，哪怕到了21世紀初期，澳洲提起中國，也主要是和當時快速增長的亞裔移民和和中國的經濟合作有關。

但在2022年的選舉中，Dobell留意到，無論是自由黨還是工黨，都在強調，「中國已經改變了（China has changed）」。這個改變，既指中國經濟在疫情後開始放慢，也指在外交和國防方面，中國態度的轉變。「在2024年，外交部長黃英賢在電視節目《知情人》上說，我們在太平洋上，正處於一場永久的競爭，」Dobell說，解釋這表明澳洲與中國在影響南太平洋方面將會有長期競爭。

就連二月中國在塔斯曼海的那場實彈軍演，Dobell都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2022年聯邦選舉前夕，中國軍船同樣到訪澳洲海域，同樣在兩黨競選拉票過程中激起不少水花。Dobell認為，中國海軍戰略要建立「遠洋海軍」，意味著這樣在澳洲海域附近出現的軍演，將會長期出現，這也是澳洲需要接受的新事實。他認為，在後貿易戰時代，澳洲政府放眼於「求同存異」——該合作的時候合作，該堅持立場的時候，就堅持立場。

Collinson認為，工黨在主政澳洲後，從政策上延續了自由黨的方向，但是工黨更為慎言，比如在提到澳庫斯計劃時，不會點明這是為了防範中國而推動的核潛艇計劃，而是不斷強調這是維護澳洲的亞太地區的利益。她也表示，自由黨在評定失去華人票是導致選舉失敗後，在過去的三年「收斂」了許多，在評論中國的時候更為謹慎，會避免使用像「懦弱」﹑「最大威脅」這樣攻擊性強的詞彙，直到最近選舉拉票開始，自由黨為了攻擊工黨，重拾了原先的那一套用詞。在Collinson看來，自由黨在表達對華立場時的強烈用詞，令大眾認為自由黨沒有妥當處理外交，而在一些華裔選民看來，這樣的語言也是讓他們對自由黨失去了信任。

「我認為（其他中等國家）可以吸取（澳洲）的一個教訓是，外交和語言同樣重要。」她指，澳洲可以在一些議題上採取對中國強硬的政策，但在另一些可以以外交、更友好的方式處理的議題上，澳洲也不妨走外交路線與中國打交道。

Collinson和Dobell都表示，澳洲的外交和國防政策，都是建立和美國的盟友關係之上。如今特朗普主政，對包括澳洲在內的盟友徵收關稅，新政府無論是哪個政黨執政，都要妥善處理與特朗普政府的關係。四月初，在特朗普宣布對澳洲同樣徵收關稅後，中國駐澳洲大使肖千在澳洲媒體撰寫評論，邀請澳洲一同對抗美國的「霸凌行為」。

為此，澳洲副總理回覆，「我不認為我們會和中國手牽手⋯⋯我們當然不想看到中美之間開展貿易戰⋯⋯但這是關於澳洲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不是和中國一起進行共同呼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