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一个周六下午，悉尼知名华人区宝活（Burwood）的社区图书馆会议室里坐满了年纪迥异的香港人。一名讲解员指向写著“三级政府”的幻灯片，解释澳大利亚的政治结构。
在场观众包括前公民党创党副主席黎广德。黎广德在1989年时移民澳大利亚，回归前回流香港，并参与创办了公民党。2022年年前，黎广德回到澳大利亚，并和一群志同道合的香港朋友创办了“香港时空”，意在传承香港的离散文化。在宝活社区图书馆举行的这场澳大利亚选前教育讲座，便是由“香港时空”筹办。
5月3日，澳大利亚将举行三年一度的联邦大选。现时澳大利亚执政党工党和在野党自由党的民意不分上下，澳大利亚媒体预测，这将会是近年来选情最为胶著的一次，许多分析甚至预言两党无论谁胜出，都难以在国会夺下多数议席，最终只能组成少数议会，也意味著未来三年的执政党，在少数议会的情况下，想要通过心属的法案，很可能历经一番“苦战”。
而华人选民是这场胶著的选战中的关键。今年将决定澳大利亚选举结果的数个摇摆区（marginal seat）均是知名华人区，平均每个区至少20%以上的人口有华裔背景。2022年，执政澳大利亚长达十年的自由党输掉选举后，党内报告直指失败归咎于失去多个华人区选票，因此在今年的选举中，自由党意在夺回华人区的席位，两党也开展大量针对华人选民的拉票活动。
过去数年，澳大利亚的香港移民人数不断上升。根据澳大利亚2016年人口普查，澳大利亚全国有超过120万居民自报有华裔背景，其中香港出生的移民有超过八万六千名；202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澳大利亚有华裔背景的人口有超过140万人，而香港出生的移民超过十万。
2022年的澳大利亚选举，正值香港到澳大利亚的移民潮初期，不少香港移民初到异乡，仍在熟悉环境，无暇思考选举投票；如今，香港新移民社区在澳大利亚发展初步成熟，三年前到澳的一些香港移民相继获得永居权甚至入籍澳大利亚，获得投票资格。为此，从三月开始，澳大利亚全国各地多家香港社区组织开展社区选前教育，向在澳港人科普澳大利亚的选举制度，“香港时空”便是其中一间。
此次选举，主流政党为保华人票，纷纷走社区，开设小红书和微信帐号，但面对香港社区的宣传甚少。另一方面，华人社区对参与澳大利亚政治的热诚高涨，无形中也被卷入了选举的中文资讯战，而暴露了澳大利亚选举制度当下的漏洞。
中文资讯战，不止在微信和小红书？
2025年4月底，若在澳大利亚打开微信视频号，会找到来自多名自由党候选人谈出身和政策的短视频；若打开小红书，尽管首页可能依然是美食、时尚等“岁月静好”的内容，但若搜索“澳大利亚选举”，就会找到来自各式各样有关澳大利亚选举的贴文：从候选人简介、政策辩论到由网友发起的“民调”，甚至偶尔还能看到来自不同党派的候选人的小红书帐号。
近年，微信等中文社交媒体成为了澳大利亚选举重要信息中心。在2016年澳大利亚选举中，有自由党的支持者在华人社区微信群中转发虚假消息，指工党会导致澳大利亚难民数量大增，减少家庭团聚签证——但事实上，工党在难民政策上和自由党相似，均拒绝乘船而来的难民；在2019年选举拉票期间，工党赞成取消父母签证的限额。此后，在2019年和2022年的澳大利亚选举中，微信上的资讯战均成为选举报导的关注之一。这些不实、虚假信息多以政策解读的形式出现，尤其是受华人关注的移民、税收和校园内性少众教育为主。比如，《卫报》在2022年的报导就发现，有自由党支持者和志愿者制作相关信息，指工党上台后会取消负扣税（negative gearing），这是一项针对房产拥有者的减税政策，长期以来被视为是导致澳大利亚房屋供应短缺的主要原因。在2019年艾尔巴尼斯上台之前，工党的主要政策是取消负扣税，但在意识到这项政策是导致工党在2016年和2019年连败的因素后，2022年工党就取消了这项政策，但自由党的支持者利用这一信息差，仍然凭此制作“懒人包”在微信群转发。
这些假信息和不实信息往往针对的是英文程度不高、但在澳大利亚已扎根的华人移民，这类人群往往以来中文媒体来获取澳大利亚资讯，如果他们想要核查事实，就得翻查英文资料，并且对澳大利亚主要政党的政策非常熟悉才行。有研究表明，在非英语移民社群中，事实核查依赖亲朋好友之间的“传播”，比如子女在看到父母传播不实信息后，向父母解释和厘清事实。
从2019年起，各大政党开始往微信公众号投放政治广告，在《今日悉尼》《澳大利亚经济见闻》《悉尼印象》等以新闻资讯为主的公众号付费刊登政党的相关文章，或者购买在微信文章顶端的广告栏，刊登政党竞选口号。一些平日以地产、美食、旅行为主题的公众号，也会在这段时间忽然发布选举相关的软广告。此外，候选人也会开通自己的微信号和公众号，有胜选后的国会议员会继续使用这些微信号，加入各大微信群，平日由他们的华人员工操作，负责发放政府最新福利信息。
随著微信视频号和小红书在澳大利亚走红，今年的澳大利亚选举出现了新的中文宣传趋势。早在去年，澳大利亚就有超过20名各级政治官员进驻小红书，一方面是利用小红书的地理位置算法和自己区内的选民进行日常沟通，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年的联邦选举做铺垫。除了在自己的帐号上发文发视频，一些联邦议员还会接受小红书上的“网红”或者个人经营的视频帐号主的访问，比如有著有26.7%的人口为华裔人口的维州Menzies选区，该区的联邦议员Keith Walahan在去年就应接受过多个小红书商业题材视频号主的采访，介绍自由党的中小企业政策，以及他的选区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些小红书博主往往也有在经营微信视频号，会在这两个平台发布相同的视频。
今年年初，受小红书“TikTok难民潮”的影响，小红书开始改变算法，对澳大利亚政客的小红书号进行限流，一些候选人随即改变策略，和小红书上的“大V”合作，比如自由党的Bennelong候选人容思程就以接受访问的方式，出现在至少五个小红书“大V”的视频中，讲述自己在公屋长大的经历。虚假讯息和不是资讯也继续在微信群传播，比如据《卫报》报道，有自由党的支持者在其制作的视频中，指工党会强制要求所有住户安装太阳能板，但工党并无这样的政策，只是提出会为安装太阳能板的住户提供补贴。
受小红书影响的，并不只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黎广德观察到，在澳大利亚，使用微信和小红书的香港人不在少数：“当然不是全部，当然比起大陆移民少一些，但也不少。”他认为，2019年之后移民澳大利亚的香港人，政治意识会比2019年之前来的要强一些，尤其是会接收到的政治资讯持怀疑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他们抵抗虚假信息。“但我觉得这一类的假资讯，还是可以产生一定效应。”
如今在布里斯本旅居前“港语学”创办人陈乐行，就认为，由于使用的社交媒体和语言不同，在简体中文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假信息，有时不一定会传到繁体中文社群上。他举例，二月的时候，一名在小红书上颇有人气的移民中介发布一则影片，内容是她在一场晚宴上遇到自由党党魁达顿（Peter Dutton），向对方询问是否会考虑恢复重大投资者签证。该签证要求是申请人在澳大利亚进行至少五百万澳元的投资，但因为效率低，对澳大利亚的劳工市场利益不高，在工党上台后被废除。影片中，达顿向该移民中介表示，自由党若当选，会考虑恢复该签证。这则影片随后在简体中文社群走红，一些帐号趁机夸大内容，指澳大利亚的确会恢复这项签证。
在以港台移民为主的脸书、Threads等繁体中文社群，出现的资讯误差与微信和小红书有所区别。由于小红书平台的电商性质，小红书上有大量房地产、移民中介帐号，当中会有部分利用澳大利亚时政，宣传移民政策的虚假信息，以此来宣传自己的生意。比如此次选举，两大政党出台了限制移民的政策，并推出两年内禁止外国买家在澳大利亚买新楼的规定，一些地产和移民中介在小红书上以“澳大利亚变天了”为噱头，发布引导性强但不准确的移民政策信息。但港台移民的需求与中国大陆的网民不同，所以在小红书上疯传的重大投资者签证的信息，在脸书和Threads上并没有引起太大水花。但两个平台上仍有不少有关签证的不实和虚假信息，比如澳大利亚政府在去年已经禁止留学生在澳大利亚境内续签学生签证，以此打击不停利用学生签证续签来延长留澳时间的“跳签”现象，但仍有中介表示，他们可以帮助打工人士在澳大利亚境内申请学生签证。
此外，这两个平台的用户更关心的是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候选人是否受北京渗透。比如，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名候选人被官方指出受北京支持或影响，但有媒体报导过有候选人出席了华人社区晚宴，在晚宴上与疑似与统战部门有来往的人物有合照，这样的报导在香港人脸书群组中讨论甚多。另外，有关工党对华立场的讨论和不实信息也有流传。工党政府上台后促进了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的暖化，但在杨恒钧、吴政亨的立场上一向强硬，要求中国公正对待两名澳大利亚公民，并且在工党执政期间，被北京关押的前央视澳籍记者成蕾顺利回澳。反对党自由党虽数次陷入被统战资金渗透、党内政客与统战部门有联系的人士交往过密的争议，但其当内有多名对华鹰派议员，自由党执政期间也推出了“避风港”政策，为国安法后的香港人提供移民出路。尽管两党在华问题上具多面性，但两党在脸书和Threads上很容易被打成单一“亲华”或“反华”派。
在澳大利亚竞选中宣传假信息是“合法”？
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对媒体发放政治广告有严明规定，但微信公众号在澳大利亚社会出现时，被视为是灰色地带，因此很多公众号转发政党软广告文的时候都没有按选委会规定，在文章最后附上政党授权声明，标明是政治广告。但随著越来越来多的华人区在2019年和2022年成了兵家必争的摇摆区，澳大利亚政党推出的中文广告花样越来越多，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开始介入，通过也在这些微信公众号上投放选委会的中文广告、和澳大利亚主要资讯类微信公众号联络等手段，令各大微信公众号在今年的选举期间，比起往年更加规范行事。
微信、小红书并非此次选举才有的新鲜事物，澳大利亚官方选委会为了减少虚假信息的影响，甚至在今年二月和腾讯开会，讨论如何转介这些选举相关的虚假信息。但语言障碍与澳大利亚当下选举法律，令打击这些虚假信息变得极为困难。
澳大利亚的广告法要求商业广告必须准确，但没有要求政治广告同样不能宣传虚假信息，甚至在当前的选举法中，政客在政治广告中宣传不实信息是合法的。近年来，独立议员和政治学者不断呼吁联邦国会立法，禁止不实政治广告，但在政治角力下，法案和提议总是不了了之。不过，在州层面上，澳大利亚的南澳州和首都领地均通过了相关法案，规定政治广告必须准确，南澳州的选举委员会专员若发现政治广告中有不实信息，专员有权力要求政党撤除广告或修正，否则专员可以通过最高法院要求政党强制执行指令，并罚款两万五千澳元。但在联邦层面上仍无相关法律，因此监管联邦大选的澳大利亚选委会并无权力要求政党修正不实信息。
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这些不成文的规定衍生出了一个灰色地带。例如，澳大利亚政党受到去年美国大选启发，想模仿特朗普成功靠接受播客访问收获支持者，所以利用一些网红来接触千禧和Gen Z世代的选民。例如今年二月，曾出演澳大利亚真人约会秀“钻石求千金”的知名播客主持Abbie Chatfield在她的节目上访问了现任首相兼工党党魁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和澳大利亚第三大党绿党党魁班尼特（Adam Bandt）。Chatfield并没有收取工党和绿党的广告费，但她的播客内容被政党转发和宣传，而Chatfield作为自主经营的网红，不受到媒体行业专业操守规范，令公众质疑政客和她 Chatfield是否在变相绕过选委会的规定，以访问为名做拉票活动。
选委会后来介入调查，裁定Chatfield没有违规，但同时也推出了针对网红和播客的新规定，要求若网红们若和政党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必须在推广内容末尾加上授权声明。
去年，澳大利亚国会曾在工党的推动下，起草了“虚假信息法案”，要求各大社交平台推出监管虚假信息的法案，但最后在平台和自由党的反对下，法案最终被弃。有研究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的学者发现，政府制定的打击虚假信息的法案草案，并没有提及对非英文类社交媒体的监管。换言之，在非选举期间，微信和小红书上的虚假信息泛滥问题，被抛之脑后。
而澳大利亚本身复杂选举制度，又令虚假信息更易流传。澳大利亚实行偏好投票制（Preferential voting），选民被要求按个人偏好将所有参选人排序，第一轮计票的时候，先统计第一偏好的票数，若当中有人获得超过50%的选票，则该候选人胜出；没有的话，就在剔除得票最少的候选人。然后，计票员会用集中到投被剔除候选人为第一偏好的选票，把票投到他们的第二偏好候选人上。这个过程重复到其中一个候选人的票数过半为止。
一名在澳大利亚的台湾居民在Threads上感叹，指偏好投票制非常复杂，指自己收到了选票，打开后发现选票外没有候选人或政见介绍。“澳大利亚人都是跟这些人/政党很熟吗？”除了两大政党，澳大利亚还有30多个小政党，有网民在Threads上吐槽，“投的我头大，政党太多”。
在黎广德看来，这样的选举制度能保障选民表达他们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候选人，但对于不熟悉这套系统的选民来说，他们很有可能以为，在选票中填“1”选出最喜欢的候选人，就算是完成投票，但在选举中，若不将所有候选人按偏好排序并表明数字，这样的票会被视为废票，唯一豁免的情况是选民漏填一个数字，但检票员从仅有的数字中，仍能准确知道选民对所有候选人的偏好。
黎广德认为，在这样的制度，对选民自己去了解选举和各大政党资讯的要求，是要比香港乃至其他地方的选举制度要高。“在香港的选举里面，资讯准确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资讯不准确的话，你有很多机关可以投诉，香港一样有选委会，经常会遇到候选人投诉（资讯不准确）之类的（事情），选委会对资讯准确性有一定把关。”
“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到，其实澳大利亚的选委会职责范围收的很窄，它只是要确保投票本身是公正，“除此之外，（选委会）对资讯准确性是不把关的，”黎广德说。“这个选举制度对选民的要求很高，因为它要求选民自己去把关，你现在听到很多消息，你自己去决定真假，没有人会帮你确保你收到的信息是真的，这一点我相信很多香港人不会明白，甚至很多本地澳大利亚人都不会了解这一点。”
此外，澳大利亚实行强制投票，符合资格却没有投票选民会被处以罚款。黎广德认为，这导致很多人是怕被罚款才去投：“但如果你纯属怕被罚钱才去投，自己又不做功夫去了解，就会产生很多——说得浅白一些——很多无知选民出来，无知的选民是会令国家受害，”他告诉端传媒。他强调，“无知选民”不是指本身知识水平低的选民，而是那些对为何选择不同候选人的了解不够，因此容易受蒙蔽的选民。
被“华裔”标签边缘化的香港移民
面对虚假信息，华人社区并非被动接收。在今年大选前夕，多家华人社区组织就举办了选前教育，通过和澳大利亚选委会、半官方性质的多元文化社区委员会合作，为华人选民解释澳大利亚选举制度。
陈乐行希望见到澳大利亚官方渠道——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公立媒体——能在公众亟需准确信息的事件出现时，多考虑推出针对香港人的资料和信息，尤其是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轻易转发的“懒人包”。他也指出，这些资讯的传递，往往是社区内部，港人与港人之间“口耳相传”传递得最快。
陈乐行的这些建议，其实政府和大型多元文化机构也有考虑过。梁浩然是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民族理事会的广东话教育员，在“香港时空”组织的这场选前教育中，他负责第一部分，介绍澳大利亚选举制度。梁浩然用的资料全部来自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他本人也是接受过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的培训后，在四月份开了20场广东话线上讲座讲解澳大利亚投票流程，每场长达两小时。
梁浩然来澳大利亚已有十余年，他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民族理事会受州政府支持，专门为多元文化社区服务提供支持。刚开始这份工作的时候，梁浩然主要是向广东话社群推广环保，后来随著多元文化社区的扩大，梁浩然的讲座主题也从环保拓展到政府的医疗服务、疾病预防到如今的联邦选举科普。他坦言，不少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越来越意识到，他们需要触及多元文化社区受众，并开始投资和推出多个语种的政策翻译，也会寻求像多元民族理事会这样的机构协助，让梁浩然这样的双语教育员帮忙走进社区做宣传。但很多时候，政府虽有资源，却不知道投放的渠道，只能依赖像梁浩然这样的“中间人”。
梁浩然告诉端传媒，在2000年时代，他“走进社区”的方式主要是联络各大广东话社群团体，在他们有聚会的时候到社区宣传。但随著广东话社群的老龄化，很多社团开始没落；中途政府削减过对多元文化社区的经费，活动随之变少；而来自中国大陆的普通话移民人数不断增大，政府部门在资源分配上，也开始倾向普通话人群，甚至认为推出普通话中文资源，就能覆盖到所有华裔移民。
“其实做社区教育，最重要的是你能找到你的教育目标人群。资源是有的，需要的是找到平台。”梁浩然见到，2019年之后，澳大利亚各地出现不少新的香港社群，这些社群各自凝聚了不少香港移民，这对于他开展社区教育助力不少。
此次联邦大选，华人区成兵家必争之地，但两大政党无论是落区参与农历新年庆祝，还是到小红书接受访问，针对的似乎只是来自中国大陆、讲普通话的华裔移民，针对香港移民的宣传甚少。此外，两党也打气“亲华牌”来试图吸引华裔移民，工党不断强调上台后，让中澳关系暖化的政绩，而向来对华强硬的自由党党魁、在小红书被大陆移民称为“伏地魔”的达顿，也早二月选战前夕，表明自己亲华立场。
和英美加一样，澳大利亚政府向来积极回应香港问题。自2020年起，澳大利亚为香港移民推出避风港计划，简便港人移民到澳大利亚，获得永居权的渠道，两党也在香港人权问题上多次发声。今年三月，墨尔本有居民收到有关受国安办通缉、身为澳大利亚公民的任建峰的悬赏信，信上鼓励居民向香港警方举报任建峰，工党政府和自由党的影子外交部长均对此强烈谴责。
在去年的英国大选中，各党候选人到华人区宣传，香港问题是必提议题；但在澳大利亚此次大选中，两党均未提及任何香港问题。一方面，在澳大利亚政治，外交和国防政策默认受两党共识，因此甚少会成为选举中的分歧和辩论议题；但另一方面，有香港移民团体认为，两党在选举中将香港移民归纳为“华裔移民”，以为所有华裔移民的诉求一致。在墨尔本的港人组织澳港联和澳大利亚维港在四月宣布举行政策论坛，邀请各大政党候选人参与，然而最后只有工党和绿党的候选人表示参加，而工党候选人在论坛前夕更是临时退出。澳港联和澳大利亚维港在脸书发表贴文指，“见到这些候选人的缺席情况，确实令人感到失望，但是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社群是否仍未够强大，强大到别人不能轻易忽视？”
Mark是墨尔本澳港联的负责人，他认为，很多香港移民对大选的主要诉求和主流社区一致，“比如生活成本上涨，修路”；但在香港问题方面，由于香港移民居住得比较分散，难以形成一定份量的声音，要求自己所在的选区议员候选人关注香港问题。他也表示，有些议员不一定了解香港形势，除非是亲属中有人是香港人。
Mark告诉端传媒记者，举办这类型的选前教育讲座，最难的不是准备讲座内容，而是“找对时间”，因为始终社区呈离散状态，加上移民忙于生计，要找到一个可以鼓励大部分人参与的时间实在不易。不过他也看到，这次讲座多了一些之前没参加过澳港联活动的“生面孔”。一些老移民告诉Mark，他们一直有投票权，但是不清楚该怎么投，想了解也不知道可以去哪里找资讯。
黎广德和Mark希望，这些选前教育讲座能帮助港人社区进一步了解澳大利亚政治制度，找到自己发声渠道，继而让主流社会听到香港人的声音。四月，“香港时空”和“澳港联”在悉尼和墨尔本各自举办了政党见面论坛，邀请各大政党和独立候选人发言和分享政纲，并请来广东话翻译协助。“我们做这些论坛，其实目的也是为了更加多香港人可以发声，让更加多澳大利亚的主流政治了解到香港人的取态，”黎广德说。
“我们想强调的一个信息就是，即使香港人就算你未做选民，其实澳大利亚的政治都是对你有少少相关的，而你也可以影响到澳大利亚政治，”黎广德说。“香港人不应该只是一个接收者姿态，而是一个澳大利亚政治的参与者。”
“我们看到很多其他民族的离散社群，其实他们来到澳大利亚之后发挥影响力，就是当他有一些社群的成员去参与澳大利亚政治，参与各级的选举，这个时候，社群的声音和代表性才可以出到来。我们就觉得，现在是时候开始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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