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中自梳女、姑婆屋：从古到今，不婚如何找到“自主”与“家”

2024年夏，香港沙头角的南涌，经过一列红树林、芦苇与农田，再走上半山，是一栋百年历史的古雅旧建筑“蕴贞堂”。四、五十人在此聚集，大家既是来参观这座曾接收乡村单身女性的地方，也是出席《南涌讲古：被遗忘的香港故事》的新书发布。成书之前，研究团队做了前后跨度七年的南涌口述历史访谈研究，蕴贞堂的妇女是书中数个主题之一。几场分享会全都爆满，在研究者意料之外。

时空北移，2022年，来自北京的九十后年轻艺术家浦潇月，带著对“乌托邦建筑”的好奇，走到广东搜寻自梳女居住的姑婆屋建筑。两年多下来，在数十名义工参与下，做成了不少访谈，还将七座保存得较好的古建筑用电脑扫描保存。潇月同样想从历史想像当下：“如果今天再建一个这样的社群或者空间，它需要满足什么需求？”

女性单身，并非儒家传统下的常态，但十九至二十世纪，华南女性其实是有“自梳”、“不落家”、“结双枝”等维持独身的形式。其中“自梳”是指女性在观音前面做梳髻等步骤，宣布“梳起唔嫁”，另找方法谋生甚或养家。据估计，最高峰时期，广东的自梳女占了女性人口十分一¹，尤以顺德、番禺一带为多。顺德缫丝业的兴盛曾为女性提供了独立谋生的条件；南洋和香港的经济发展，也容纳了不少单身女性打“住家工”，成为“妈姐”。

但来到2020年代，这历史课题再度引起港中研究者的兴趣，甚至觉得有趣的观众也更多了。人们是带著怎样的好奇去认识自梳女，两地的关注点又有何不同？记者邀来两批研究者分享，一窥当中折射出的港中社会面貌。

一些关于自梳女的民间记忆

1、1983年，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报道一批住在沙田斋堂的自梳女。被问到为何不结婚，七十多岁的凤竹姑答道（节录）：“梗系唔好啦，嘈到死，儿女多又限你嘈阵晒。自己喺恕都唔知几好，静英英，系咪呀？钟意食就食，钟意瞓就瞓，钟意去街就去街咁咪得啰。结婚有咩好呀？穷呀又无钱，阵间输咗返来又打呀俾佢，总之睇到男人就憎到佢死。”（点击展开下文）

（译：当然不好啦，吵死了，儿女多整天乱哄哄的。自己独处都不知道多好，静静的，是不是呀？喜欢吃就吃，喜欢睡就睡，喜欢上街就上街。结婚有什么好？穷又没有钱，等下男人赌输了钱回来又要打我，总之看到男人就恨死了。）

2、陈顺馨忆述家族里的自梳女身影：“我两个姑妈都是打住家工，都是妈姐。但我大姑妈就有间姑婆屋嘅。𠮶时有几个朋友呢，佢个啲几姐妹，就喺赤柱度租咗一间屋，放假就去𠮶度一齐玩呀，聚会，我哋都去过。”

3、由妈姐照顾长大的少主李先生：“所以桃姐一直都好惊被人放弃，或者不理她。因为她经常觉得她的亲生父母不要她、不爱她，养母又没有能力照顾她。她来时很担心再一次被人遗弃。”——载于〈香港最后一代广东“妈姐”：口述历史资料库〉

4、粤语民谣〈鸡公仔〉（节录）：“鸡公仔，尾弯弯，做人新抱（媳妇）甚艰难！清早起身都话晏（迟），眼泪唔干入下间，下间有个冬瓜仔，问安人老爷煮定蒸，安人又话煮，老爷又话蒸，蒸蒸煮煮唔中安人老爷意，大把拉盐又话淡，手甲挑盐又话咸，三朝打烂三条夹木棍，四朝跪烂四条裙！”

山上，一所收容单身女性的“家”

开展蕴贞堂研究的，是现居南涌、已退休的文化研究教授陈顺馨。顺馨曾参与多项妇女研究，她自2015年在南涌租了单位，参与生态社区的建设，2017年开始跟南涌村民做口述历史。南涌妇女给她的印象，是辛劳、地位低微但手艺精良、对植物的认识亲密而深入。“你访问她们，妇女一定会说当年她们揹住啲仔种田，很多辛劳的故事。”

至后来她发现，原来山上丛林深幽处，有这样一所雅致的斋堂古建筑。第一次进去时，顺馨惊讶地发现此地俨如一个民间博物馆。当年的格局全都留下，屋外花园精致，种满了花和果树，那是1996年英籍退休警官Ron及其太太Veronica租住并打理的成果。

后来她访问村民，更发现在五、六十年代，蕴贞堂更是村民的集体记忆。村民每逢初一、十五便会上去吃斋、添香油，随心奉献以回馈姑婆煮的斋宴，平日病了会找蕴贞堂的第二代住持黄炳娇姑婆求医，也会买她们种的田产。

她愈发觉得当年山上的这批姑婆有趣。她们大多来自附近十多条村落，住在山上却非遗世独立，而是跟村里有恒常互动，村民会称呼她们为“姑婆”，亲切和带家族感情的，不像“老姑婆”般带贬义。她们不像已婚客家妇女得照顾家庭，但在山上种米、养牛，开垦劳动，又颇有客家人刻苦拓荒的特色。

顺馨决定专心研究这个女性社群。追踪又拼凑各方资料数年，她和其他口述历史小组成员慢慢梳理出三代女领袖的身世故事：这班未婚、不婚或失婚的单身女性如何在此彼此照顾，入世修行？后来她邀请现职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兼任讲师的杨静怡，与现职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助理教授的陈慧燕加入，再发掘多了蕴贞堂作为家族式女斋堂、先天道斋堂的角色，以及它与宗族、宗教和香港社会一直都有互动。

“自梳女”在香港大多属民间流传记忆，但身边总不乏长辈认识一两位。零碎记忆之中，这些单身女子通常都是以“妈姐”打住家工的形象出现。由许鞍华执导，2012年公映的《桃姐》便是难得把这课题带到大荧幕上的作品。然而对蕴贞堂的了解愈深，三人发现，自梳女原来还有其他面向。

“利用单身女性，还是被利用？”

以在1936至1969 年担任第二代住持的黄炳娇为例，顺馨指，黄像个传奇人物，她是医师、“神婆”、领袖，又是物业经理、女强人。

她懂调配草药、把脉看舌，村民生病会来找她；还有村民忆述，黄有“神通能力”，村民不见了牛只会来问她指点方向。她接班后先用集体名义买下蕴贞堂所在的土地，成为蕴贞堂信托人，赚到钱再买地扩大梯田面积，产出更多农产供销售，增加收入，也容纳更多妇女入住。黄炳娇经营出蕴贞堂的兴旺期，同期住在蕴贞堂的女性，亦能耕种、缝衣、编织藤篮、煮斋。这令顺馨赞叹：“我觉得她们都很厉害。”

陈慧燕、杨静怡、陈顺馨都不是历史学家，想做的并不完全是填补历史空白，而是想藉当时处境为当下给出一些线索。陈慧燕便提出身心社灵对一个人的健康是重要的，“那为什么女性群居在当时似乎可以兼顾到身心社灵呢？”

据学者叶汉明观察，最早期的自梳女学术研究²侧重呈现自梳女作为一种“反抗”婚姻、“抗衡”主流父权文化的先锋文化，塑造因经济独立而“自主”的性别形象，这种“自主”侧重成功独立于某个压迫系统以外，强调“不要什么”。但一个人要活得健康，其实难免需要各种支持，也会跟其他系统、社群、资源产生连系。陈燕慧指，这故事便丰富了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角色：“自梳女不是那种很单一、刻板的反抗父权印象。那种dynamics是很embedded在父权社会里面的。”

比如她们发现，蕴贞堂最初是由李氏宗族出资创立，第一及第三代女住持连同三代监督人皆为李氏成员，花园内亦见李氏祖坟，带有明显“家族式女斋堂”的特色。换言之，这班单身女性虽然位处家族边缘，但其实亦获得家族认可，家族甚至投入资源；同时女性在其中亦有自主经营的空间。

是什么驱使宗族这样做？杨静怡解释，斋堂堂主通常是单身女性，如未出嫁的女儿、守寡的母亲。而斋堂的功能包括祈福、祭祖、做慈善事业，“但他们不会叫儿子终身独身嘛”，就选了家里的弱势来担当。

但由家族跳到女性的视角，想像女性可借修行为理由去背离儒家道统，选择独身，故事却豁然开朗多了。杨静怡续指：“现在越来越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我们比较懂那种‘我只要有经济基础，就可以不管其他人目光，可以直接搬出来住了’。可是之前就需要宗教作保护，‘我来这里是修行啊，有道德上精神上的意义啊’，感觉就比较名正言顺。”

杨静怡强调，女性与父权文化之间其实是充满了协商。“不是说我跳出婚姻就是抵抗父权。可以不婚其实有很多条件在里面，它也要借助宗族，也要借助宗教。”用陈慧燕的说法，那是一种“处境中的选择”、一种“confined freedom”。

蕴贞堂内有供奉观音及黄大仙，亦留下多叠经书，第三代女住持亦是从另一间先天道斋堂转过来。先天道奉行儒释道三教合一，在二十世纪初随著新文化运动而将发展南移，其中两项对修行者的规范，正是独身守贞，和吃斋。据种种线索研究者们确定，蕴贞堂属于先天道斋堂。

杨静怡翻查过很多文献，愈找愈觉有趣，她指这些宗教规范在今天看来或是限制、甚至禁欲，对某些人来说是压迫，“但在这个情境之下反而可以一拍即合啰”。“刚好我想要实践不婚，或者是非主流的婚姻实践的时候，便可以借助这种规范。所以我作为一个单身女性，到底是被利用还是在利用你？”

亦曾有研究自梳女的学者提到这种“互相利用”。叶汉明在《主体的追寻：中国妇女史研究新论》便将之形容为“妥协”³，萧凤霞则在《踏迹寻中：四十年华南田野之旅》形容为“合作”与“共谋”。

对于这种限制中的自由，杨静怡总结：“我们经常说的agency（主体性）呢，不是在一种真空状态去说的，而是你在各种局限中不停去争夺，那种协商的过程，才是所谓 agency 出来的时候。”

香港变迁的缩影

这种被利用与利用的状况，自然也关乎当时女性面对的不由自主。大家姐（长姐）之所以梳起，有时是因为被视为阻碍弟妹结婚（二十世纪还有兄弟姐妹顺序成婚的惯例），有时则是家穷要养家。当年女性若不婚，不能葬在娘家，死后就无处安身，但斋堂可替女性处理生养死葬。顺馨亦指，日治及战后穷困的年代，女孩亦常被遗弃，她在村民口中便听过不下四、五个例子。“罗伯的妹妹就是送了出去。我（在书中）写罗伯，佢有两个妹，一个送了人，佢成日都挂住𠮶个妹。”

顺馨续指，按照黄炳娇后人的版本，黄小时候便曾被再嫁的母亲送走当童养媳。到黄长大之后，她亦曾把被弃的女婴带到蕴贞堂收留。该女孩后来就读南涌小学，是好些老村民的同学。

由是观之，蕴贞堂的兴旺，其实与它满足到的实际功能相关，包括为女性提供不婚理由、安老居所、安葬地、各种意义的“家”，亦可谓当年的女童院、老人院、社区中心。另一边厢，她们也有为村民提供医疗、宗教等服务。

那何以蕴贞堂在七十年代开始衰落？顺馨拼起一条时间线：1962年，接驳南涌和沙头角的鹿颈路开通，村民到沙头角求医、购物方便了，对蕴贞堂的依赖少了；至后来不少村民移民外国，来添香油的人更稀落；同期香港经济转型，城市和工厂为女性提供的工作机会增加，多了人离开。

1969年黄炳娇过身后，蕴贞堂失却医药这项重要收入来源，第三代住持尝试替蕴贞堂转型、开辟骨灰龛但告失败，也为他人添了离开的诱因。顺馨形容，蕴贞堂内部的变动、外面社区和社会的变化，最终使蕴贞堂的功能逐渐被取替。至80年代，堂内只剩下几位姑婆，后来再正式荒废。

一部蕴贞堂的兴旺、衰落史，也是香港在性别、城乡经济结构、家庭与生死价值观上的变迁缩影。环顾香港，很多以斋堂或精舍形式运作的姑婆屋，如非已被拆卸，则多告荒废。硕果仅存的，还有建于1903年的筲箕湾极乐洞善堂、30年代的牛池湾万佛堂、永乐洞等，但它们都没蕴贞堂那么幸运、得到妥善保育。

“姑婆屋是非常空间性的存在”

无独有偶，著迷姑婆屋的历史、也为它们无人问津而著急的人，还有来自北京的“九十后”艺术家浦潇月。她的其中一个研究成果预计将在2025年下半年于STEAM游戏平台推出，是个名为《自梳：消逝的姑婆屋》的网络游戏。

游戏并不复杂，就是想透过小任务让玩家沉浸式地穿梭整栋姑婆屋，体验那个生活空间。潇月和义工们花了两年多时间走访并记录广东十多座姑婆屋建筑，从中选出七座，再电脑扫描成游戏场景。每座被选中的屋子，她们至少都去过六、七遍，每个房间都拍了逾六百张照片，以供电影模型合成之用。

潇月指建筑是历史的重要物证：“即使建筑最后塌掉，大家还可以通过数字媒体，看到以前这个女性空间的样子。”

但她们做的不止于此。跟南涌的研究相似，她们也做了一批口述历史访问，包括22名平均年龄90岁的自梳女，参与的义工们也主要是女性。由此延伸，潇月亦跟朋友筹备纪录片，拍摄一位86岁的自梳女婆婆跟潇月的相处日常、两代人就自梳文化的对话。潇月亦曾就课题写文章投到国内外的杂志，也受访、演讲。她期望日后内容可出版成书，更希望长远而言有团体愿意投放资源，帮忙把史料整理成中英双语网站。

“大家在这里都没钱赚的”，潇月笑著补充。尽然计划意外地愈长愈大，但她一直都是靠其他工作来养起它，也只能给予义工“不太体面”的车马费，纪录片与网络游戏的制作过程亦没人有酬。两年多下来，她们全靠热情发电。

这浩浩荡荡的民间研究大计，源于一个偶然的发想。数年前，在北京长大的潇月在美国读艺术史时读到“乌托邦建筑”的概念，同期听闻到广东的自梳女习俗。翻查史料期间，她发现过去自梳女的研究大多沿人类学、民俗学的视角，较少关注空间和建筑面向。“但姑婆屋根本是个非常空间性、视觉性、非常在场的一个存在。”她决定由此著手。毕业回国，她便飞到了广东。

可是那是2022年，撞上疫情封控之限，加上大多自梳女或已离世或已抵耄耋之年，剩下的姑婆屋建筑不易找。无论在网上地图还是文献，潇月都发现这些建筑根本是个空白档案。“要找到它们没有捷径，就是要用一些很笨拙的方式，到本地以后不断的去跟人聊天，不断的去做采访，不断的去问，拼凑很多碎片的资讯。”

寻访两年，东探西问，她自掏荷包，找来一班义工，游走肇庆、顺德、番禺、东莞、佛山、广州等地，或经乡村的人际网络搭路，或到访地方志馆，或到官方孤寡老人名单上搜寻，最终完成了一系列采访和纪录。她们发现少数姑婆屋已被划入古迹，由政府或文化组织改造成别的模样；但有更多荒废多年，内外长满杂草，甚或成为流浪汉的居所；也有些已被清拆；另有些闲置但保存良好，有人来打理、上香。

“很多欲望的集合体”

望见过不同姑婆屋的建筑空间，发现到其中功能的多样，潇月愈发感受到这段历史的重量，也生出更多好奇。而且有趣地，其焦点跟南涌团队重视的群体面向并不完全相同。

潇月说：“比如当我们说apartment ，里头其实有很多gendered space，厨房很多时候都是女性在工作，女性负责‘做饭’这个domestic labour。封建时期肯定更是这样。那当你进入一个全女社区的时候，厨房的空间要怎么分工呢？”

“然后她们在里头是不是有个体性？还是说她们就是一个没有个体性的群居生活？像中国历史上就有很多没有个体性的社会进程，像文革时期我们吃大镬饭对吧。”

沿此好奇，最震憾潇月的，其实是好些姑婆屋的设计有在照顾个体性。比如佛山西樵的益善堂，竟有五间房间都是厨房，共有三、四十个灶头；肇庆观音堂的大厨房里也有灶头数十个。“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它里头并没有形成‘一个人服务所有人’的机制。”

而这房子并非孤例。在采访中她们也得悉当年共居的自梳女很多时候都是各自煮饭、经济独立，不是个公社的概念。不单梳妆镜、梳头油都是每人一个，且碗筷和日用品都是各自拥有。据潇月收集资料所得，一班同屋的自梳女，可以背景迥异。年轻时做缫丝业、到城市或南洋打住家工的，积蓄较多，娱乐生活也会较丰富，常打花牌和麻雀；一直待在乡村的农民，则较穷困，可能到晚年还在耕种。

“所以她们都不能死在自己家里，处境是相同的，但她们的经济地位又不一样。姑婆屋提供了一个共同空间让大家养老。但同居的过程里大家的经济是独立的，生活也是相对独立的。”潇月著眼的是社群内部的差异。

潇月之后才再补充，除却独立，社群也是有互助的时候。逢初一十五、节庆日子，这班“同屋主”都会一同在佛堂吃斋。年轻自梳女在住进来之前，也会付钱“预订床位”，闲时来坐坐，做些家务，帮忙照顾年长的姑婆。“但它没有明文规定，就是靠一种互相的共识。”

尽然社群中有经济差异，潇月亦在空间中感受到平等，见之于姑婆屋内必不可少的，供奉死者长生位的祖堂。潇月强调，祖堂相对的是汉人儒家文化里强调血缘和辈份、但容不下女性的祠堂：“姑婆屋真的是一个生在这系统外的女性空间，里头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排位。看她们的排位，没有谁更高级。不管你当时交了多少钱，大家最后供奉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综观多栋建筑，潇月大致形容它们为“大型生活综合空间”。除了基本卧室、大厨房，还有佛堂、天井这两个半公共社交空间，以及祖堂、专门供自梳女去世前住进去的房间。

回首当年学到的“乌托邦建筑”概念，潇月深感姑婆屋确是这样的实践。“就是它让一班活在封建社会、父权系统里的不婚女性，满足到许多在外面满足不了的需求。”对潇月来说，“乌托邦”并不高远或扁平，而是个“具体的，包括了很多欲望的集合体”。

姑婆屋难堪的“文化旅游”处境

不过当历史发现让人兴奋，历史在当下的处境却比较难堪。

回顾研究过程，比起费时的扫描工作、历史现场的零碎拼凑，潇月指，更难应付和消化的，是跟政府打交道。当姑婆屋位处已开发成城市的地区，团队难经旧有的乡村网络寻找姑婆的下落，她们便得向政府询问，换来过各种官僚阻挠与质疑。潇月感叹，当该区经济较差，当地政府对文化保育的意识亦通常较弱。

但即使对著较重视文化保育的地方政府，民间独立研究者也是百般滋味。顺德便属于这一类。位处顺德均安镇的冰玉堂，混合广府民居及南洋建筑风格，早于2012年便已被立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更被打造成自梳女博物馆，供公众参观。同期顺德区文体旅游局亦著力重塑自梳女的形象，出书也出产品。

潇月指，她们考察到的姑婆屋，最早远至清末民初，有上百年历史，冰玉堂建于1950年，其实是相当年轻的一所。但它之所以备受关注，关键是钱的缘故。据九十年代已研究冰玉堂的学者叶汉明所考，冰玉堂是由一批曾在新加坡打住家工的自梳女集资建成，经济实力雄厚，她们组成的同乡会还会出钱资助家乡建道路、学校，连银行行长也会到府上跟她们拜年。

但潇月翻查过二十年前顺德出版的官方书籍，却看得满身不自在。撇除写书者并非受过严谨学院训练的学者，她也感受不到对方有在关心女性，自梳女风俗在其笔下甚至一度被写成“畸形民俗”。“唉我都已经无法形容这个男的怎么能写出这种词来”，潇月苦笑道。

归根究底，潇月认为重点还是钱。“就是要转化成文旅专案，要变钱，带动经济。除此之外他们对这个东西根本不感兴趣。”潇月听过相关资料是交由广告公司当旅游文案来写，也听过资料来源是百度百科。“很搞笑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本土文化的困境吧。”

回首，自梳女被诠释与扭曲并非新事。香港文化研究学者游静在2024年出版《天堂春梦：二十世纪香港电影史论》，书中便分析了自梳女被再现于不同历史文本的形象。清朝道光年间，有官员批评金兰姊妹结拜是粤东这“难以管治”的边隅地区的习俗，跟反清复明的革命份子同出一辙，都是“奸邪”、“败类”。咸丰年代有官员更直斥金兰姊妹间的“情浓意密”为“滔乱”。

1937年的《女性之光》，是难得以自梳为题材的早期香港电影。游静指它拍下了自梳女开办女校和织造厂的故事，肯定了自梳女透过承传知识和技能，“制造了属于自身的传统及文化记忆”，肯定了这个“孕育现代女性自强不息”的华南传统的进步性；但电影却又选择性地抹掉了女子间的亲密、容易被看成不够现代的仪式与誓言，并把自梳女对家庭的孝义观，改写成服务国家的民族主义。反观1954年在香港公映的《金兰姊妹》，自梳女则由进步与先锋，摇身一变成为“象征前现代，需要被再教育，以适应香港新社会的符号”。

自梳女在媒体上的形象随时代而变，反映的与其说是自梳女本身，更是社会当时的主流价值。

至于来到近年，潇月的观察是，内地近年的女性文化风潮“很火”，自梳女有时会被塑造成女性主义先锋，迎合市场需求。“但她们真的是女性主义吗？是那种独立女性吗？我觉得这要有一个更复杂的语境去讨论，不能简化地说因为21世纪的女性关心这个，我就直接给它标签。”

另一边厢，她们有时又会被塑造成为家庭牺性的烈士。潇月曾参与沙头村的文化晚会，便曾看到一班几岁的小孩饰演自梳女，以民歌唱颂冰玉堂自梳女早早出去打工，为大家服务。“鼓励个体牺牲自己去服务一个更宏大的社会或大家庭，这是向来的主旋律。那我看到自梳女文化在主流的文化宣传里头，依旧没有逃脱这个套路。”

“就很恶心反正”，潇月笑著感慨。

归于养老

不过姑婆屋是否只是个性别话题？一班单身的人走在一起共同生活，包括陪伴大家渡过晚年，这显然是个更丰富的课题。

于此，无独有偶，潇月和南涌团队的理解都神奇地一致而确凿。

潇月不认同讨论自梳女是在鼓励人不婚不育，“不是这样一个狭隘的引导”。“我觉得它最终是个关于养老、面对死亡和孤独，还有公共生活、公共空间的话题。它绝对不是一个只跟女性有关系的话题，它是跟所有个体生命都有关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一百多年前的社会，就看到女性在做这样的实践，这样的alternative practice。”

事实上，一头栽进这研究之后，二十多岁的潇月还去了关注内地的安老产业。她参观过安老院，找来产业中人聊天，顺道换来过身边长辈的诧异目光。

目前中国跟全球多个国家一样，都在面对人口老化及生育率下降。至2024底，中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已逾2.2亿，占总人口15.6%，属高龄社会，预测2035年前后比例更会高逾30%。一方面，中国的养老体系还未准备好应对这人口转型，另一方面，商业的安老产业也在急速增长。潇月便留意到中国平安和泰康两大保险巨头提供的一些特别的养老服务，例如中国平安设计了“360度智能风险体系”，在家监测长者身体、行为和环境；“泰康”则提供了一种住进“老年迪士尼”的高额保险方案，让老人住进大型私人园区，房间如酒店，内有餐厅、医院等设施，甚至还有巨型水族箱和室内绿化庭园。

且不说很少人能使用这样的服务，“非常surreal非常luxurious”，而且前者模式也有忽略长者意愿、强制安排之嫌，潇月参观的泰康中心墙上则写满了哪位党员、教授、名人现居此处，各有什么奖项。“就是我老了以后还要天天看著这些人比我牛逼，感叹我这真是失败的一生啊”，她说笑。而实情是，生活不稳、孤独乃至失能才是大部份中国老年人目前面前的景况，而养老的责任亦很大部分都落在家庭中的女性、“低龄”一点的年轻老人、人手不足的护理员身上。

望见这般面貌，潇月份外感受到“alternative”的必要；她感到社会需要另一种去中心化、小规模的社区服务，甚至是人们根据自身需要，自发的在社区创造公共空间。她坦言中国目前很缺这样的良性公共空间。她诘问，既然安老是个所有人都得面对的议题，大企业也显然不足以回应所有人的需要，“那它可否成为一个让community based的活动开始践行的领域？”

而正当潇月的研究在内地换来很多同龄人的共鸣；在香港，杨静怡亦在几场满座的活动中发现，在社福制度已架构起来的今天，不少人同样重新渴望这样的社群。活动中，有中年人分享她照顾双亲的艰难，有人好奇蕴贞堂可有女同志的身影，有人直问可否加入今天的同类社群。

陈慧燕分析道，黄炳娇任住持的1936至1969年，说的是由社区人士由下而上的承担一些社会服务；至于香港政府自70年代架构起来的社会服务模式，包括建学校、医院，则是由上而下。两者都各有限制，但我们今日经验到的是后者的轮候时间甚长，也未能顾全社群需要。“社交网络疏离了很多嘛，所以我们又想回到当时了。”

香港社会亦同样在迈进入口老化、生育率下降。2022年，65岁及以上长者占全港人口的比例已达20.8%，预测2039年将增至31%。社会近年亦有讨论社区安老、由非受薪人士主导社区服务，是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好替负荷沉重的医疗和社福架构分流。陈慧燕则沿个人需要的层面点出，随著无子化变得普遍，两位同居的老人家都很需要伴侣以外的照应，更何况不是人人都会走进异性恋婚姻系统：“我们现在很难同居嘛，但在社区里面，怎样重新组织网络去互相照顾呢，这个都需要的。”

杨静怡亦补充，香港的环境变化亦有份促成这份渴望，“这几年大家特别需要围炉取暖”，加上香港租贵，跟原生原庭同住的人仍然很多。“所以很多人不是alone的，不是形式上的单独，可是他跟家人住在一起可能还是孤独的啦。”“原生家庭的功能，未必可以填补所有人的需求，甚至可能反而是你压迫的来源嘛对不对。”

“所以他需要的其实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家庭，可以互相支持的这一种”，杨静怡形容那更似是“chosen family”的概念。“姑婆屋都是一种chosen family的概念。”

“当代蕴贞堂”的模样？

这样说来，那当代的“蕴贞堂”会是何般模样？在几场新书发布会后，顺馨提议办一场活动把课题拉回当下思考。

如是三人发现，当代共居（co-housing）的例子不是没有，但少，或是基于租金高昂，或是源于现代人更重视私隐与个人空间，或是协调不易，相见好同住难。陈慧燕笑说：“顺馨老师小时候三百多呎，九个人住，我小时候二百呎，四个人住。现在你住不住到？我住不到。”

但她们同时发现，今天不是没有别的社群形态。

对杨静怡来说，她自己身处的近居社群便是一例。社群共十二人，有单身的，也有伴侣的，目前六人都住在香港元朗的同一屋苑，其余则住在十分钟路程之内。杨静怡不在香港长大，当她2018年搬到元朗，几位“地头虫”朋友热情地成立了Whatsapp群组为她介绍区内大小事，社群开始成形。后来愈来愈多朋友搬来，她们的聚会愈来愈密，甚至愈搬愈近。除了平日当“饭脚”，她们也会为对方庆祝生日，讨论电影、明星、性别议题，会打麻雀（麻将）。她们唤自己作“元朗帮”。

杨静怡指，她来港后也住过其他地区，惟是来到元朗，才终于有了归属感，“就是有家人的感情”。

杨静怡记得有次外游回港，在群组接到大家的“welcome back”，那刻她突然感受到自己在香港有家。她更记得曾有成员向其他人播放2020年由Elton John和Rina Sawayama主唱的《Chosen Family》一曲，“我觉得那个好像set了一个tone”。“Chosen Family，这个词真的很清楚定位到我们。”

“We don't need to be related to relate. We don't need to share genes or a surname. You are, You are, My chosen Chosen family.”“Settle down, put your bags down (Ooh) You're alright now. ”────《Chosen Family》

杨静怡形容，她们甚至有意认识对方的家人。她们会特意去某成员母亲的中药店买药，成员母亲亦常送点心给她们──陈慧燕形容那简直是“extended family”。而当成员有些脆弱时刻无法跟家人诉说，社群亦有接住对方，比如是陪伴看病，甚至出国做手术。杨指，这成员后来已搬离元朗，但杨在家里留了一张床垫给她，她回来便可暂住。

一个社群之所以能够凝聚起来，需要很多条件。杨静怡指，物理空间在这当中还是重要的，也是不易得的福气。“如果没有住在附近，还是很难那么随便动不动的问‘今晚边个一齐吃饭’，可以马上这样。”此外，“元朗帮”中有人是康乐大使，喜欢组织活动，被大家称为“里长”（台湾的基层民选公职人员，类似香港的区议员）；另有人好客，喜欢邀人到家里吃饭⋯⋯这些角色都是凝聚条件。

至于顺馨搬进南涌后，亦陆续有人前来参与农耕、食农教育等生态社区活动，甚至也搬进来做了邻居。顺馨目前跟另外两位单身女士“夹租”，她有时也会开放自己的家供团体开会、搞饭聚、办工作坊，还会间中接待朋友留宿。顺馨说：“就是要有一些人扮演你刚才说的‘里长’的角色，或者不介意家里成为一个social的地方。这个共居好像是在支援社区，但同时间这个社区反过来也支援了我们三人。”

顺馨续指，其实也不是长者才需要支援。她指这十年搬进南涌的人，老、中、青三代都有，各带著不同的另类生活愿景，也各有不同的家庭单元组合，但都各有需要，也在支援他人。陈慧燕亦再提身心社灵。她指宗教在现代社会角色不同了，现在人们也会用其他方式来满足灵性需求，比如是对生态友善信念的投身实践。信念相近也是凝聚社群的关键。

陈慧燕还常在课上提及将军澳区的“织福”计划。这计划由安老机构“香港圣公会将军澳安老服务大楼”所办，由家族基金资助。计划使用“时间银行”的概念，邀请长者通过“服务”来赚取及储蓄“时分”，然后按需要兑换成他人的服务。例如体力较好的长者用一小时帮人代购物品，赚到60时分，便可以用来请人陪自己覆诊、做家居清洁或维修等。

“好像call的士般，好快就有人接call”，陈慧燕欣赏计划让服务变得由下而上，而且机动、灵活。赚了很多时分的长者，也可将时分送人。长者在这计划中不再只是被动的服务接收者、受助者，同时是有技能有资源的给予者。

“这些participation对于一个人的wellbeing是重要的。他会觉得自己不是在被动、靠人。老人家会欣赏义工，但他们会更欣赏透过自己的付出，去满足自己的需要。”陈慧燕说。

于是会看见，68岁的婆婆上门为90岁的独居未婚婆婆庆祝生日，而对方说那是人生第一次有人为她庆生。亦有婆婆因为老年丧偶而消沉暴瘦，到参与计划后开始探望区内另一位独居婆婆，继而重燃生命意义感，两人成为好友。

这进路不完全视社区为受助单位，反而重视组织区内的资源，学术上称为“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Assess-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方向。慧燕指每次带学生到将军澳探访，学生们都开了眼界，无不希望自己区也有一样的组织。

可惜“织福”办了七年之后，已随基金停止资助而在2024年终结。

尾声

正如杨静怡在提及新书活动的反应时如此说道：“你可以看到，同一个题目可以拉出很多不同的渴望在里面。不同社群也很想要这样的社区空间。”

家是什么？哪里是家？原生家庭以外，爱情以外，人还有没有其他支持与照应，如同“手足”般的关系形式？或容让这些支援出现到的条件？ 由“chosen family”，到乡郊社群跨代近居，到社福机构组织的“时间银行”计划，这些“当代蕴贞堂”的案例肯定还有许多，但随著需要愈发庞大，也仍待生成更多更多。毕竟生育不是人的必需，但谁都有需要被支缓与照应，谁都需要可归属的家。香港如是，内地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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