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外包”
另一种类型的保安完全脱离了服务性质，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维稳。比如：守天桥、拆迁维稳、盯防。
在龙华的两年半里，几乎每一位资深工头，我都跟他们做过保安。一般是去不同的公共活动站岗维持秩序，比如：马拉松赛事、商场明星代言活动、无人机表演、春节灯会等。
市民、游客自然会问我各种问题，比如厕所、便利店、餐馆位置或活动信息等。对于这类问题，我仅能凭感觉回答，有些活动地点我也是第一次来，对活动信息也一无所知。
工头和现场指挥的领导不会介绍太多活动内容，哪怕电子版的信息介绍也没有。在领导眼里，我们是一堆站桩的活体稻草人，更重要的是维持秩序，以及威慑潜在的暴力。这些职责也可以被归为“维稳”。
另一种类型的保安完全脱离了服务性质，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维稳。比如：守天桥、拆迁维稳、盯防。和防疫一样，用工的源头皆是街道办或社区。
拆迁维稳常常出现在社会新闻里。我做过的那一次，保安拿着盾牌站在拆迁现场，负责搬运和执行的人同样像是临时工。搬运拆除的穿着黄马甲，看起来像建筑工人，大多四五十岁；穿黑马甲的背后写着“规划土地监察”，有2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有大腹便便的中年男性，领头人拿着无人机和执法记录仪拍摄。冲突激烈时，城管部门、街道办、社区领导都会出面。
盯防也称跟踪监视（准）上访人员。我与另一位临时工穿便衣，身份同样属于保安公司人员。我们在一个小区盯着目标人物的行动轨迹，及时上报。与我们一起配合工作的还有物业公司和社区人员。当事人其实心知肚明。这次事件起因与某家金融公司暴雷有关，许多受骗者是当地有一定财富可供投资的老年人，基层政府担心他们越级上访，于是便有了这件差事。
除此之外，工头还会招临时城管，负责夜市秩序，驱赶流动摊贩，摆放共享单车等。2022年招募的防疫保安同样如此，通常是政府（即街道办）将用工需求发给保安公司，保安公司再找到相熟的中介和工头，每一家分配一定名额。
这种临时保安与政府购买服务外包有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吕芳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影子雇员”与“同心圆”结构》中提到，由于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制度，涉及“一票否决”的主要是社会管理部门，尤其是综治维稳、城市管理等工作。这些工作的特点是劳动密集型，而在编人员不足，因此政府会以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外包出去。
这类政府购买服务，很多时候会外包给保安公司。如制造业一样，保安行业也大量运用劳务派遣。当临时用工需求大时，保安公司会委托中介招募临时保安。临时保安作为政府项目的“影子雇员”，长期项目以劳务派遣方式签订合同，日结一般不签订任何合同。
以城市管理为例，黄琪是福田区A街道的基层公务员，她所在部门为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队平时会招募市容巡查人员，就来自保安公司的保安。防疫、守天桥、拆迁维稳、盯防等都属于综治维稳和城市管理领域。
一般情况下，街道办购买服务通过招投标确定项目服务单位。黄琪说，2022年之前，个别区域有防疫任务，临时用工需求不多时，政府可以从现有人员中调配，市容巡查员也会去执行防疫工作。而在“战时状态”的2022年，疫情突发时，政府采购方式并不一定是公开招标，而是集体评议，即党委领导一把手立刻决定购买哪家保安公司的服务。
虽然相关管理规定，政府购买服务严禁变相为劳务派遣用工，但保安公司的劳务派遣和“挂靠”现象一直很严重。黄琪对我说，以她所在A街道办为例，平时会有一群提供外包服务的中间商围绕在领导身边，当政府需要购买服务时，往往从熟悉的中间商里找人，这种中间商和工头是一个性质。
“往往有一个类似工头的人，他上面可能有个更大的老板，那个老板负责维护政商关系，他接到这个项目后，会找一个比较大的保安公司去挂靠。”黄琪说。
A街道办曾购买过福田区保安公司这类国企的服务外包，但黄琪说，其实际合作中也是一个“空壳公司”。“具体还是包工头在起作用，”黄琪说，“可能之前那个区域（市容服务）签的是B公司，每年都重新签一次合同，下一年签的是C公司，但做事的可能还是同一群人。关键在于工头有没有政府资源，不在于这个公司多有品牌号召力。”
这种挂靠现象也普遍存在于龙华工头和保安公司之间。每次做临时保安，工头或负责指挥的队长会特意叮嘱，不要说是临时工或做日结的，要说是某某保安公司。
工头背后的中介网络
工头通常以个人名义招工，很难知道背靠的是哪家公司，甚至刻意隐瞒相关信息。对零工来说，信息不对等和层层转包很容易导致劳资矛盾，这十分依赖熟人关系建立的信任。
龙华临时工与工头之间也因为劳务派遣和外包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关系。程骁说，老哥们既需要找工头干活，又对工头恨得牙痒痒。
龙华工头之间主要是老乡和亲戚关系。从籍贯来分，主要有湖南籍和河南籍两大支，都是劳务输出大省。如今，他们靠着多年的人脉和资源积累在劳务中介圈壮大，成为小老板。
早年在景乐市场现场招日结工的模式，在龙华汽车站仍然存在，最常出现的是几位资深女性工头。她们接手的业务可能经过了更多层转包，在角色上偏辅助，也是为上一级老板打工。而资深的男性工头已经不会出现在龙华汽车站亲自招工，他们掌握了更多资源。
工头通常以个人名义招工，很难知道背靠的是哪家公司，甚至刻意隐瞒相关信息。对零工来说，信息不对等和层层转包很容易导致劳资矛盾，这十分依赖熟人关系建立的信任。
2022年，全深圳有保安业务资源的工头和中介公司都在招防疫保安。很多工头的网名都叫某队或某某安保，乍一看以为是保安公司的队长，但事实上只是中介。龙华工头至少还有线下的宿舍集合点，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更具欺骗性的小工头遍布于线上招聘平台和社交媒体。
我接触的临时工都说，跟工头做保安，即便一两周到一个月的中短期工，也没有纸质合同或协议，偶尔会签一个电子版协议。程骁曾告诉我，老吴没成立过公司，都是挂靠在别人公司名下，以前在海新信人力市场招工时，只是租了个场地，每个月要交入场费。
2023年后做其他日结保安时，我的工资和岗位也大都是微信、口头等非正式承诺。少数工头会让我们签一份电子版的《用工确认书》和《用工告知书》，前者意味着入职某家劳务派遣公司，后者意味着被派遣到用工的保安公司。
有工头是明确成立了人力资源或劳务派遣公司，他们的微信网名通常直接用真实姓名加公司名称，发放工资也是从公司账户打款。
即使是成立了正规公司，也会被很多人称为“皮包公司”或“空壳公司”。他们的招工点没有专职招聘员，全靠工头的亲戚或同乡帮忙打下手，老哥们称其为“马仔”。
2024年，在一次日结保安报名群里，我认识了刘文。他告诉我，2022年防疫保安招工火热时，老吴、李胖子等几位工头一起合作，为一家叫做“功创人力”的中介公司招工。
刘文在整个2022年做了差不多200天的防疫保安。他说，当时功创人力接到的防疫项目很多，工头们一起为那家公司招工，既可以利益均分，还可以通过公司系统建立的黑名单，拒掉一些曾经维权过的临时工。
这样的联合招工建立黑名单避免维权的做法，在2021年龙华工头搬到沙井时也曾有过。他们与“天杰集团”合作，建立黑名单，当时就是为了防止临时工维权。
多位临时工都提到，功创人力的老板叫雷功峰，而我早在2022年就加过他的微信，当时无法看出其公司背景。
工商信息显示，功创人力成立于2021年，其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信息并没有显示雷功峰。当我搜索这家公司的信息，发现雷功峰是功创人力的总经理，同时也是深圳市湖南株洲商会副会长。商会在2022年7月的一篇微信文章中介绍了该公司主营业务：疫情安保、会展保安、活动保安、普工派遣等。
文章介绍，2022年上半年，功创人力为深圳各街道、社区累计输送防疫安保人员1.2万人次，为富士康等制造企业累计输送普工1.7万人。公司业务已遍布珠三角地区。当年4月，功创人力还获得罗湖黄贝街道社区安保防疫工作优质人力资源服务商的荣誉。
雷功峰除了担任功创人力的职务，也是鲁豫劳务派遣的业务部经理。而鲁豫劳务的总经理张胖子也是大家常提到的龙华工头，这家公司同样既招工厂业务，也招保安。
不止疫情期间的防疫保安，日常的招工、床位业务等，数位龙华工头互相合作，利益捆绑，尤其是湖南籍和河南籍之间。
亲历防疫保安维权
大家再次去往街道办，走进了大院里，一步步快要冲进办公大楼。政府保安迅速过来阻拦，大家意识到快要越界了，就往门口撤。有人七嘴八舌对着保安说，“你也是保安，都是挂逼保安有什么好牛的”“你不觉得你有一天也会像我们一样吗？”
防疫保安是一个只属于疫情三年的特殊岗位，从2020年出现到2022年达到高峰，随着年底封控结束而消失。很多临时工怀念它的高薪，而与高薪相对应的，则是“维权”。
2022年7月，深圳各处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保安维权事件：南山白石洲、福田沙尾、罗湖黄贝、福田南园、龙华新田……我也亲身参与了一场连锁维权事件。
李胖子是龙华的一位资深工头，他的招工点L公寓就在龙华汽车站旁边。2022年10月1日下午，我在李胖子的招工点报了名做防疫保安，离开时，在楼下看到四五个临时工正在报警。
他们当天特地从宝安区赶来后却被告知，夜班已经招满了，只剩第二天的白班。他们认为，此前在微信和电话里已经得到了承诺，但实际到场后又无法报名，再等一天需要更多时间和金钱成本。这激怒了他们。
他们与我们遇到的情况一样，来到报名点后被告知夜班已满，只有次日的白班，岗位工资也低了很多。
做日结总是这样，尤其是防疫，从最上游的用工方到最下游的零工，存在层层转包和信息差：临时性、口头承诺、变数大。工头在微信发布招工信息时，用的是一套不严谨的模板。根据我与工头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总会先让人过来，说“一切都以到现场报名为准”，也就是说，网上发布的信息有可能不准确。
当这种变数遇到较真的人，一场维权便开始了。从下午五点半到晚上十点半，我目睹了这场维权的全过程。
警察赶来后了解一番情况后走了，这吸引了更多人围观。最后闲杂人等加起来共有三十多人，一起去了附近的社区警务室。现场有人不断打电话、发微信从各处叫人。工作人员拿来一个小本子登记姓名，有来由和没来由的共登记了31个人。
有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过来问：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对方公司名字叫什么？所有人都只知道那里叫L公寓，但不知道公司叫什么名字。等了两个半小时，在工作人员协调下，李胖子出现了。登记了姓名的人和他一起坐进了会议室谈判。
我和一位闻讯赶来的老哥没有登记，偷偷溜进去听。会议室里，李胖子和众人争论了十来分钟，有人要国庆节三倍工资，最后李胖子放话：100元解决这事，接受的可以登记姓名、拿钱走人；不接受的可以留下，安排今晚再去上班，等大巴车来接。
李胖子离开会议室后，社区人员劝大家：现在给大家争取了100元，正常情况应该核实证据，有通话或聊天记录的才符合，但不想去深查。
一部分人接受了，下楼排队登记，李胖子手机转账。还有二十来人在楼上等着，觉得100元太低了。我在外等待的一个多小时里，陆续有人出来。直到晚上10点半，后面出来的人说，里面还有七八个人，李胖子可能三四百块钱打发走，不可能再安排去上班。
等我回到住的村里时已经晚上11点。李胖子的下手老肖负责我们这一批报名，他突然在报名群里通知，明天的保安项目取消，理由是疫情严重，他连发了三遍。
群里共有162人，已经接龙报名了72人，看到消息立刻炸开了锅。大家怒骂老肖随意取消招工，招聘只是为了骗人身份信息上报，“维权到底，抗争到底”的表情包开始刷屏。老肖对怒声置之不理，直接解散了群聊。
这时，出现了一位带头“大哥”，他新建了一个“保安维权”群，大家商议后决定明天去L公寓维权。
10月2日一大早，我们来到L公寓楼下，现场还有其他声称少发了工资的人。群里仍不断更新着消息，有人说正在罗湖维权，结束后就转场过来。有人问没交身份证也没报名（日结）能不能过去，有人回答说，“来啊，浑水摸鱼。搞得他大出血。”
带头“大哥”赶来后报了警，警察又让我们去前一天的社区警务室登记。警务室门口聚集了二三十人，我又看到了昨晚来过这里的三个人。
关于赔偿费用，有人主张要1800元，还有人要两万。有人出面劝说，前几天在罗湖维权被警察拘留了几个，自己也差点被抓，劝告大家不能要太多，否则会被认为无理搞事。带头“大哥”认为，赔偿应该是1天误工费的3倍再加来回打车费。
老肖被拉进群解释说：“下午一点报名，我晩上就已经通知取消了，并不会误大家多少工！是人家闹事，不上人了才取消的！已当面给大家解释过了多次了！再说报名也是大家自愿行为！”
等老肖来到社区，包括“大哥”在内的几个代表与他谈判。两次谈判后，老肖表示去现场报名押了身份证的给（赔）100元。大家无法接受，矛盾再次升级。
我们徒步到了龙华街道办，街道办工作人员又带着我们去了对面的司法所。这时的在场人员里，已经有了更多不同诉求的人。有个小伙子在门口写遗书，说自己被其他中介骗到了浙江。
老肖坚持只补100元，“你们班都没上，我找他（上游老板）去要钱啊，笑死。没有劳动关系叫我怎么付工资？不成立嘛。”大家反驳：不是我们不想上班，是耽误了我们时间。
司法所工作人员试着调和矛盾，但双方一直僵持到傍晚7点。众人情绪开始激动，大哥质问：是不是要媒体过来？有人开始边骂边喊：我要上班！打倒黑中介！我要维权！喊了一会，围观的群众多了起来。
大家再次去往街道办，走进了大院里，一步步快要冲进办公大楼。政府保安迅速过来阻拦，大家意识到快要越界了，就往门口撤。有人七嘴八舌对着保安说，“你也是保安，都是挂逼保安有什么好牛的”“你不觉得你有一天也会像我们一样吗？”
这下终于惊动了警察和更多政府人员。最终，我们又被劝回了司法所，门口紧急赶来了一队穿着“反恐”和“机训”制服的高级安保。
政府做出安排，让我们两人一组上二楼会议室谈判。“大哥”谈判完在群里说：“有身份证的200，没有身份证的150。就这样吧，我也不想闹了，他妈的闹得严重到时被拘留。大家赶紧走吧，别真出什么事情，我还要担责任。我群该解散就解散了。”
等了很久，我和另一位老哥才进了会议室，对面坐着政府的人，有移动微法院的，有人民调解室的，老肖在旁边。对方问：是否接受200块钱？我说：接受。我把保安服还给老肖，签名、拿回身份证，老肖微信转给我200元。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半。
以“合理”方式找漏洞
群里和贴吧流传的一张张维权后的调解协议或微信转账赔款截图记录了这些维权成果。这不断鼓舞着更多人。有人之前干长期保安，但“看到老哥们天天维权暴富，所以不干了”。
我难以评价这次维权。一方面，一些人趁机浑水摸鱼；另一方面，人越多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重视程度。很难说是浑水摸鱼促成了维权成功，还是维权助长了浑水摸鱼。
维权的谈判过程中，也充满着不信任。政府让选谈判代表，有人怀疑带头“大哥”拿了更多钱，被收买。拿到赔偿后，一些人认为相比别人维权到手500甚至1000元，200元太少了。
这次事件后，我才知道，2022年9月是防疫保安维权的高峰期，当时也是深圳疫情再次严峻的时候。
在保安群里，伴随着文字解说，传来一波又一波现场照片和视频：“福田沙尾三四百号人在维权”“罗湖黄贝大概50号人在维权”，一群穿保安服或便装的人在街道办等公共场所大喊：“我要维权！我要维权！”最引人瞩目的方式是在楼顶扬言跳楼。
有人戏谑地称这种维权方式为“才艺表演”，“艺术家，大神天生是演员。”
群里和贴吧流传的一张张维权后的调解协议或微信转账赔款截图记录了这些维权成果。这不断鼓舞着更多人。有人之前干长期保安，但“看到老哥们天天维权暴富，所以不干了”。
维权的核心症结是临时工与中介常年以来的矛盾：层层转包下工资被吃了不少回扣。
刘文曾入职过保安公司。他说，政府报的工价可能是400到500元，甚至上千元，保安公司会从中抽成，中介再从中抽成，最后到临时工手里变成180到200元左右。工作时长也会暗中加码，政府提出8小时三班倒，但这需要更多人，工头就会延长成12小时两班倒，减少用人，利润会更高。
我做的那次防疫保安工资12小时180元，折合时薪为15元。按规定，2022年深圳非全日制用工最低时薪标准是22.2元。也有人到手工资高，一人一天400元，才干了4天后要撤人，他们去维权，街道办让中介按照一手单价发，一天1200元，才知道中介抽成更多。因此，临时工们对中介极度憎恨。
每一次具体维权的起因繁杂，同一地点同一天可能发生不同原因的维权。刘文经历过多次维权，影响大的事件中，区长等大领导、警察都来到了现场。
有的维权争取到了更高的报酬，但参与维权的人会被换掉。刘文说，有的工头会息事宁人私下解决，比如给三百、八九百。有一次，刘文一直参与谈判到最后，拿到了1700元。后来他听说，那一次四个联合招工的工头亏了上百万元。
各种维权中，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诉求。比如：有人不愿做大白，因为和小蓝工资差距小，但被指定要穿；有人想穿大白，但上面认为，没经过专业培训只能穿小蓝……
维权后的赔款或调解费用有时高至几千到上万元。9月，一张福田南园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文件显示，用工甲方赔偿近10人2.5天劳务费750元，7天隔离费（按每人每天1050元标准），并且甲方保证不会把乙方拉入黑名单，否则乙方到甲方公司领取一万元现金。
李博就是其中一个签名的。他告诉我，为了防止实名被传播和拉黑，他签的是假名。他2020年开始做保安，2022年参与过近15次维权，不止在深圳，还有上海、广州、佛山、东莞等地。
他非常熟悉如何在合法途径内维权，会出谋划策。有一次，他打听到很多社区公务人员“吃了”原本发放给居民的物资，他们就以此为由要求社区领导协调谈判，把工头叫过来，签一份书面协议，写清楚在哪里干活、多少钱一天、工期多久、隔离费多少。签完后获得赔偿，并互相保证不能将这些信息外泄。
他获得的最低一次赔偿是四千元，在深圳，最高的一次是在上海，2022年春天封城期间。在临时工中，上海防疫保安日结上千元传得沸沸扬扬。李博和很多人都从深圳去了上海。
上海方舱医院是所有防疫保安中工资最高的。李博去了方舱守外围，原本说好每人一天3000元，工期十天。他们那一批20多人，因为不满意岗位安排，第二天就发生了维权。一开始工头只愿意赔3000元，经过谈判，每人拿到了一万元。
“老哥们最巅峰的时候”
关小林2017年来到三和，之后开始干保安。两年后说起维权，他不无怀念和自豪。“老哥们是打不得、骂不得，特别是疫情的时候，他不舒服，他就那个（维权）。”他说。
关小林也在上海待了近两个月，光维权就有三次，拿了两三万元。去上海前他经常看到，“群里老哥都在炫耀，在哪里又搞了四五千。”他直言，去了上海之后就是“故意搞事”，找一个理由。比如：饭送晚了；别人工资更高；方舱说招人，去了后又说不要这么多人。
关小林2017年来到三和，之后开始干保安。两年后说起维权，他不无怀念和自豪。“老哥们是打不得、骂不得，特别是疫情的时候，他不舒服，他就那个（维权）。”他说。
“已经出名了，（2022年）那时候在深圳名扬四海，可以说是龙华三和老哥们最巅峰的时候。你随便去哪里，人家听见三和就佩服。市政府、街道办、信访办，到处敢搞、敢闹。其他城市的（临时工）他不敢。那时候老哥们都很团结。”
关小林说，有一次，工头从龙华拉了两大巴车保安去广州，到了之后街道办又不要了，工头准备把人拉去隔离。但100个人都不下车，要求工头必须签协议，赔偿五六千元到账才去隔离。最后，工头先给了每人3900元，隔离完再结清。
程骁也去上海参加过维权。他说，他所知道的（维权）最早从2021年就开始了，广州和珠海都曾发生过，都是去隔离酒店。维权后，一人赔了八千到一万元。“2020年也有疫情，为什么没有这么夸张，还是因为2021年有了这个开端后，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了。”
程骁总结起维权的原因，他归因于临时工们的心态：“说句难听的，我们这帮人包括三和的人，都有一个好吃懒做的心态。去了就想闹事，疫情就是最好的一个开始……（维权）回来那帮人每个都宣传，当官的也在捞钱，这个钱这么好捞。哪怕叫你住星级酒店，给你吃最好的，他都要找出漏洞。”
从中介的视角看，临时工维权是故意“闹事”。因工期问题被维权后，一些中介学会了签协议和录视频，称“工期不定”或“甲方说什么时候撤就什么时候撤”。
“但是没用，人家还是照样维权，你还是要赔钱，因为维权的理由多得很。这就像做生意，你赚得太多了，肯定要吐一点出来，有亏有赚嘛。”刘文说。
他认为，总体上，维权都是因为工价不到位，中介不过是有信息资源差，也不是高科技有技术含量，没付出什么劳动却吃那么多回扣，这不合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发财了，靠疫情，这些工头一个个几百万几千万的身价。”
维权的连锁反应是：维权多了，街道办会临时取消项目，这样又导致了新的维权。如此循环，中介和政府因此更加排斥“三和大神”。
我把福田岗厦村防疫工作“避免聘用‘三和大神’”的帖子给受访者看，他们都认为，这是因为维权事件太多了，政府怕了，因此才点名“三和大神”。
刘文认为“大神”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贬义的，如躺在龙华汽车站和大街上的那些人；另一种是褒义的，指“牛逼”，敢于维权，能搞到钱，他佩服这样的人。他自我认同为后者，比如官方文件里特指的维权“大神”。
对于中介和政府对“大神”的排斥，刘文说，中介在招工信息里写“不要大神”，但从来没真正问过，这相当于一个警告，不要闹事。“政府这样写确实是对人有点不尊重，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作为一个政府单位，不能把这个东西贴出来，贴出来就属于侮辱人了。”
并非所有人都赞成维权。群里时不时会传出不同的声音：“大神维权，搞得我饿死在深圳没活干了。”有人向中介“告密”的聊天记录被传出，之后他被扒出联系方式，被称为“叛徒”。国庆节维权事件后，很多工头都只要住宿舍的熟人了。
阿乐2022年没有参与过维权，他认为，很多老哥是跟风“表演才艺”。阿乐说，老吴宿舍维权过的人都被赶走了，大部分长期住工头宿舍的人一般不好意思维权，“也没多少人老实，只是吃一顿跟长期吃还是分得清。把你拉黑了，就只能跟陌生（工头）搞，发工资磨叽得很。”
“弱者的武器”
“老哥们维权十次，九次能成功。”关小林说。而这取决于政府倾向哪一边。在疫情特殊时期，维稳的主要对象是被封控的居民，防疫保安是执行人员。当防疫保安从维稳机器变成不稳定因素，政府此时需要尽快平息事端。
深圳各地招防疫保安的中介几乎都被维权过。2022年9月开始，几个中介的微信言论截图在保安群里流传，他们诉苦称：大神维权导致亏了几十万到近百万。
从很早起，很多中介在发招工信息时都会说：闹事者一律拉黑名单；临保黑名单一律不录用。
在群里，我看到三份流传的黑名单文档，其中一份有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以及备注的“闹事”经历，涉及地区不仅深圳还有上海，近550人。另一份文档有2456人，备注事由大多是劳资纠纷、上访、吸毒、犯罪经历。还有一份5000多人。
相对应的，临时工也建立了中介和保安公司的黑名单，统计中介网名、联系方式和招工地点。
关小林说，中介的黑名单就是吓人的，防疫最缺的就是人。2022年报名做保安时，他从没碰上过不合格，“一般闹事一两百人，带头最凶的几个才会被拉入黑名单。”程骁也说，只有运气不好时才偶尔被刷掉。
临时工们想尽办法对中介进行反制，保安行业也有灵活用工平台运用大数据来应对。
深圳一家安保行业服务商2022年3月曾发文称，防疫保安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招人难找人贵，中介费用水涨船高。二是保安入职背景审查难。该公司大数据调研发现10个防疫保安有8个是“问题”人员：利用他人身份证入职（主要是有网贷黑名单记录，银行卡停止使用）、有违法犯罪或吸毒等记录。
该公司合作客户包括多个国营和民营保安公司，业务之一是帮保安公司进行“合法合规”招聘，包括签订灵活用工协议，购买商业保险，从而规避五险一金和甲方承担连带责任的用工风险。平台还能利用与公安专网的数据打通，一键查看求职者有无违法犯罪记录、金融污点，以及利用黑名单系统，降低“专业碰瓷等劳工风险”。
“老哥们维权十次，九次能成功。”关小林说。
而这取决于政府倾向哪一边。在疫情特殊时期，维稳的主要对象是被封控的居民，防疫保安是执行人员。当防疫保安从维稳机器变成不稳定因素，政府此时需要尽快平息事端。
“上海跟深圳最好维权，毕竟是一线城市，很注重形象，必须站在老哥弱势群体这一面，不可能站在黑中介资本家那边。”关小林说，“警察还是向着我们这边的，毕竟我们做防疫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说你来打压我们，到时候我们发到网上去了，对政府影响肯定不好。”
在一次又一次的维权越来越不可控后，政府开始抓“典型”。保安群里常有人称，自己维权后被带到了派出所，出来后警告大家：千万别维某某保安公司的单子，斗不过。
关小林说，还有人从深圳去了海南三亚做防疫，维权时，警察拿着枪出动了，他们维权自然也没成功。现场照片传到群里，威慑了想要去但还没去的人，“海南的钱不好搞”。
李博和关小林都有认识的保安，因为维权被警方拘留了。
2022年5月，上海警方“砺剑行动”通报了两起方舱医院保安“涉疫敲诈勒索案”，那年9月，在深圳，临时工群里流传出一起类似案件通报，此事没有公开发布，但过程和上海警方的表述近乎一致。
一位名叫李腾的律师针对上海警方的通报写了一篇案件评点。他指出，“非法占有目的”是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两起案件中“跳楼行为”和“索要超额劳动赔偿”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也就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李腾认为，公安机关在打击涉疫违法犯罪时，应严格遵循刑法。不能一味为了服务所谓防疫大局，就把一些轻微违法行为拔高作为犯罪处理。
李博最后一次维权在广州，那是2022年11月。那天，上百人聚集在天河区一个广场，很多人开始起哄，被防暴队以聚众闹事为由打了。一些被打的人去信访局讨说法，但最后，包括李博在内很多人都没有获得赔偿。另外有一批妥协拿到了部分赔偿。没能团结一致，李博认为这次维权“最失败”。
从过去到现在，社会新闻中常见建筑工程领域农民工以跳楼方式讨薪，在不少事件中这被官方定性为“恶意讨薪”。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马来西亚的农村田野调查中发现，农民针对不平等有种种不体面的日常抵抗形式，他称为“弱者的武器”。
无论是做工厂普工或是保安，被黑中介欺骗后，以跳楼方式吸引关注在过去的三和屡见不鲜。大规模的防疫保安扬言跳楼、街头呼喊等维权方式继承了这一传统。
层层外包下项目回款慢是一种普遍现象。尽管很多临时工都说，工头和中介在防疫项目中赚了很多钱，但同时也都在传某工头与保安公司打官司，疫情时期上千万项目款一直未到账。
解封后，工头李胖子和下手老肖就因为利益分配问题决裂。2024年4月一天，两人在朋友圈发布了“决裂”声明。他们各自附带了几张聊天截图，时间最早可追溯到2023年2月。对话中，老肖想要和对方对账，李胖子回说，很多帐还没要回来。
此事被临时工们冷嘲热讽，成为谈资和笑料。他们说到李胖子和老肖过往对待临时工的“粗暴态度”和“劣迹”，最多的评价便是“分脏不均，狗咬狗”。
尾声：后疫情时代的保安
2025年3月初，新一年两会开幕。守桥保安也开始招募。有的三班倒，8小时150元；有的两班倒，12小时200元，还有更低的，190元、170元、160元，以及24小时260元。“太黑了”，人人都说。但工头从不缺人。
有人提到了最低工资标准。就在3月1日，广东省最新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开始实施，深圳非全日制小时工最低标准是23.7元，所有日结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随着疫情结束，保安行业日趋正规化，日结保安的报名条件也在慢慢提高。对夹缝中的临时保安来说，生活越来越“艰难”。
2023年马拉松之后，很长时间里我没有再做过保安。直到2024年夏天，再去报名时，是一场明星见面会活动。
到了龙华汽车站附近的集合点，我才发现这近70人里，除了我在内的少数几个，几乎都自带了保安服——他们属于长期临时保安。2022年7月第一次做保安时，对身高要求不严格，只需要有一双纯黑色鞋子和本人身份证。两年过去，保安身高常常要求1.7米以上，有时不再提供保安服，甚至必须要有保安证，还要交“防鸽费”的20元押金。
一次演唱会保安报名后，工头在群里通知，我和刘文等几人被刷了下来。工头接的二手单，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合格，让我自己找原因。我不确定是否是因为参与过维权，或是因为没有保安证。
2024年，很多工头都在发代办保安证的业务，费用从300到600元多不等，甚至还有上千元。这引发了无证临时工的愤怒：又是一轮新的收割。
关小林说，工头要保安证一般是派出所或者甲方的要求，因为如果发生冲突，没有证件，查出来会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的“闲杂人等”，对甲方不利。
很多人也会给工头发假的保安证照片，蒙混过关。刘文就是这么做的，他说，把别人的证件头像P一下换成自己的，工头也不会认真查。
有段时间，他选择保安的标准是容易“维权”。他有了一套针对中介反向“割韭菜”的经验，不再选择龙华的资深工头，那些人“工价低，也维不了权”。他与朋友一起，找新的“容易出血”的小工头，有一天，“过去半个小时不到，给我800块，让我走，赶紧走，别把他项目搞黄了。”
他不担心后续影响，因为对方“赚得多，太黑了，也怕曝光”。他形容，“深圳的中介都是内斗的，就像韭菜一样，割了这一波又会长出另一波”。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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