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是世界上最早的石油城。世界首座工业油井就在市区里海之滨，周边至今缀满了正在工作的小型油泵。即便是站在海边，进入鼻腔的都是油气的味道。石油、天然气和石油制品占阿塞拜疆出口总额的九成。阿塞拜疆和欧盟正计划大幅增加双方的天然气贸易来替代输欧俄气。
11月11日至24日临城五时许，第29届联合国气候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届缔约方大会，简称COP29）在这里举行。这是继前年埃及、去年阿联酋之后，联合国气候大会连续第三年在产油国举行。
这场大会的举行，时值特朗普当选，乌克兰和中东两场已造成深刻地缘政治裂痕的战争正在进行，联合国多边治理框架正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今年致命的洪水、风暴和热浪横扫全球南方和北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0月发布的《2024排放差距报告》警告：2024有望成为历史上最热一年，世界升温正处在1.3度——已与《巴黎协定》设置的1.5度目标相距不远。在危机面前加码气候行动，确保1.5度目标的存活，提升适应能力，是多边气候治理的当务之急。
在一个已经深刻分裂的世界，面临更加动荡的前景，会议最主要的目标却恰恰是商定2025年之后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安排，从而确保其有资源加码气候行动，使其与1.5度目标一致。这让这届大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十年来最关键、也最具政治性的气候谈判。但是，围绕新资金包的规模和资金的质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会前早已相持不下。
诉求大相径庭
根据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当前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约1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并非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真实需求，而是凭空提出的一个政治目标。但发展中国家的真实需求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联合国2021年的一份报告评估了发展中国家履行《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需的资金量，结论是2026-2030年之间总计需要近6万亿美元。2022年，由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等人组成的独立高级别气候融资专家组（IHLEG）的评估认为，到2030年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每年1万亿美元的外部气候融资。
引用前一份报告，印度和阿拉伯集团在今年2月分别提出每年1万亿和1.1万亿美元的量化目标，并提出它应主要有拨款和优惠贷款构成。“G77+中国”集团今年6月“贴心”地为发达国家支招，提出后者可以通过征收“金融交易税”、“军火商税”、“时尚税”和“大科技公司垄断税”筹集仅相当于其0.8%GDP的4410亿美元气候资金，这样就可以撬动足够的私人资金来实现每年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1.1万亿美元气候融资。
国际NGO则呼吁发达国家采用“污染者付费”原则为NCQG筹资。绿色和平在今年提议OECD国家向化石能源企业征收“气候损害税”，他们测算认为，从2024年起向每吨二氧化碳征收5美元，每年增加5美元，到2030年就可以一年筹集9000亿美元。
在数量之外，发展中国家还要求新融资安排明确定义“气候融资”，剔除市场利率贷款、私人贷款和出口信贷，杜绝将政府开发援助重新包装为气候融资，同时增加资金的可及性和透明度。他们的诉求缘于过去的失望，在本应在2020年实现的“每年1000亿”拖了两年才据说可能实现，而且质量良莠不齐，其中甚至包括在日本开意大利冰淇淋店、和在孟加拉国建煤电厂的投资。
而发达国家则自始至终避谈这个名为“新集体量化目标”（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简称“NCQG”）的资金包的数字，反倒是提出应当扩大出资国范围，将中国、海湾石油国家等高排放和有经济实力的国家也纳入其中。但是包含这些国家的“G77+中国”集团则坚持：提供气候资金是《巴黎协定》第9条规定的发达国家的义务，NCQG的设置应该遵循“共同和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
COP29中国代表团团长赵英民在会议期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根据《巴黎协定》，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鼓励其他缔约方自愿出资。打个比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履行出资义务，这是必答题；私营部门融资是选答题；其他国家自愿出资是课外题。”
在巴库大会之初，前述IHLEG专家组再次发布报告，依然认为除中国外的发展中国家到2030年的外部气候融资为每年1万亿美元，但是这个数字到2035年上升为1.3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公共和私人资金。
COP29期间，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集团、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提出NCQG总量应为每年1.3万亿，其中包括每年600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此外，在气候变化面前最为脆弱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两个集团亦在会议期间提出，应在NCQG中分别获得390亿美元和2200亿美元的最低分配额度。
今年以来，在巴库和德国波恩就NCQG的多次谈判缺乏进展，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对资金规模毫无共识，对扩大出资国范围问题针锋相对，让各方预料巴库会谈定将十分艰难。
谈判僵局迁延
这种僵局一直延续到21日周四——原定会期的倒数第二日。当天新一版NCQG草案中仍然没有出现目标资金数量，却将碳市场作为气候融资的来源之一。这意味着，发达国家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积分来抵消自身碳赤字、减轻自身减排负担也可以被视为气候融资。这被视为偏离了发达国家在《巴黎协定》下的气候融资责任。
与此同时，会议另一条谈判轨道——“减缓工作项目”（Mitigation Work Program）的谈判也几近崩溃。发达国家和部分气候脆弱发展中国家试图在其决议草案中重申去年阿联酋气候大会所达成的“从化石能源转型”语言，并设置量化目标，但遭到沙特阿拉伯、包括中国在内的“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集团，以及伊朗、印度和非洲集团的反对。
另一条名为“阿联酋对话”的轨道，则因为沙特阿拉伯的激进阻挠而无法写入任何包含“化石能源”字样的条款。该轨道原本意在执行去年的“首次全球盘点”成果，其中包括号召“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增加两倍、能效提升一倍”，并历史首次在气候谈判决议中写入了“从化石能源转型”的表述。
于是，整场会议陷入了一个更大的僵局——发达国家要求部分发展中国家对能源转型表现出更大的承诺，并扩大出资国范围，在此基础上再谈钱。但后者则坚持提供气候资金是《巴黎协定》下发达国家的义务，何况这是一场“融资COP”（缔约方会议），发达国家不应以能源转型和扩大出资国范围作为提供气候融资的条件。
直到18日，终于有报道援引不具名的欧盟官员的话说，欧盟正在考虑资金包的“核心层”约为2000-3000亿美元，至于由何种资金构成却仍不明朗。11月2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对这些数字的看法时，代表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的玻利维亚谈判代表迭戈·帕切科（Diego Pacheco）的回答仅仅是：“这是玩笑吗？”他的照片加上这句话随即被做成表情包，在与会者中流传。
巴库大会中场之际，在巴西里约举行的G20峰会本被期待向地球另一端的气候谈判输送破解僵局的政治动能。但19日发布的G20领导人宣言中对NCQG和能源转型都未包含有力语言，更未提及出资国扩大问题。亚洲协会中国气候中心主任李硕在同日告诉我，这反映出在不确定的的地缘政治前景面前，大国对气候问题都想“稳妥操作”。G20占当前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的77%。
会场内，人们开始抱怨这是有史以来最进展最慢的COP，预言谈判可能奔溃。21日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赶到巴库会场，呼吁各方软化强硬路线。
“2500亿”的羞辱
22日是原定会期的最后一天，午后出炉的新一版NCQG主席案文才第一次出现关于资金规模的数字，印证了此前的传言。其第8条中设置的NCQG 量化目标为“不晚于2035年达到每年2500亿美元”。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而且只需到11年后达成。其中没有2026-2034年如何递增资金和评估落实情况的条款，因此只需高于目前的每年1000亿美元即可。
此外，资金的构成也不必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共财政拨款或优惠贷款，而是可以“来自于广大的来源，双边和多边，包括替代性融资来源。”其第8条C款允许缔约方将不属于《巴黎协定》框架之内的多边开发银行提供和动员的气候相关资金计入上述目标，第9条“邀请”发展中国家以包括“南南合作”在内的形式贡献于上述目标，都进一步减轻了发达国家贡献于NCQG的道义负担和操作压力。此外，其中也没有包含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此前要求的最低资金分配额度。
小岛屿国家联盟（OASIS）在一份声明中称，新案文相当于是问各缔约方在气候雄心上“你们能有多低？”（“How low can you go?”“low”也有“差劲”的意思。）称其为“卑劣的安慰剂”。
全球要求气候公正运动（Global Campaign to Demand Climate Justice）的多位发言人在新版发布后立即来到媒体中心门口，准备发言。该团体是全球数百家要求气候公正的团体的联盟，今年其核心诉求是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出资责任。他们的核心口号简单有力：“Pay up！”（付钱！）
其成员机构“消除贫困斗争”（War on Want）的执行主任阿萨德·莱赫曼（Assad Rehman）对我表示，这份草案是一场“羞辱”，发展中国家必须拒绝它。
在被问及为什么主席会拿出“2500亿”这个非常小的数字的时候，亚洲人民和债务和发展运动的利迪·纳克皮尔（Lidy Nacpil）告诉我：“他可能赌的是很多全球南方国家气候危机如此深重，因此会接受任何东西，相对于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必须结束这种因为惧怕一无所获而被迫接受任何东西的游戏。”
行动援助美国分部（ActionAid USA）的布兰顿·吴（Brandon Wu）在新版案文发布后在媒体中心前向记者表示，只需要到2035年实现的2500亿美元可以包括市场利率的贷款，可以包括公共资金撬动的私人投资，其中没有任何基于公共拨款的“核心”，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提供此类资金。
前巴巴多斯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旨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以改善发展中穷国在多重危机下财政处境的“布里奇顿倡议”（Bridgetown Initiative）的设计师阿维纳什·佩尔绍德（Avinash Persaud）在一份声明中表示，“2500亿”这个数字甚至不足以覆盖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需求——诚然，同一份案文自身都在第3条中承认发展中国家直到2030年每年的气候适应资金需求为2150到3870亿美元。包括备灾在内的“气候适应”行动，由于不像发展电动车和光伏、风电等“气候减缓”行动那样可以对私人部门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被广泛认为更加应当使用公共资金支持。
在“2500亿”这个数字之外，新案文还在第7条中号召“各参与方共同努力，在不晚于2035年将来自所有公共和私人来源的气候行动资金扩大到至少每年1.3万亿美元”。表面上，这回应了发展中国家此前对这个数字的要求，以及发达国家自己此前提出的“内核”加“外围”的双层资金架构。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此前对“内核”规模大小各执己见，但都表示它应由质量较高的公共资金构成。但眼下的这个“2500亿”却可以由各种资金构成，再加上外面又套了一个抽象的“1.3万亿”，使其虽然论规模看上去像个紧实的“核心”，但论质地却是个疏松的“外围”。
被问及“1.3万亿”时，布兰顿·吴告诉我：“这更加毫无意义。”他认为它甚至可以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投资。比如马来西亚把国内预算用在退出自己的煤电上，也可以被记入这1.3万亿。“这不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但这一直就是这个空间内对气候融资的理解。”阿萨德·莱赫曼则表示：把“1.3万亿”写入，只不过是为了混淆视听。
22日晚间，著名的气候行动网络国际（CAN International）代表335家国际公民社会团体向拥有130多个成员的“G77+中国”集团主席国乌干达亲手递交了一封联署信，信中号召该集团拒绝当前草案，称“没协议好过一个坏协议。”23日，谈判进入加时。午后，气候公正团体在会场内举行了两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抗议活动，“没协议好过坏协议！”的齐声呼喊一声疾过一声，响彻巨大的会场。
当天晚上，下届气候大会主办国巴西在晚上9点临时召集新闻发布会。环境部长马里纳·席尔瓦（Marina Silva）表示，作为下届主办国，巴西有责任在此次会议上推动NCQG谈判取得成果，因为下一届COP的主题是关于各国即将提交的新一轮覆盖到2035年的气候行动目标（国家自主贡献，简称“NDC”）。她指出，没有资金，与1.5度一致的NDC就无从谈起，但“2500亿”差不多只是调整通胀后的“1000亿”。她提出，参照前述IHLEG专家组的报告结论，NCQG应该包括到2030年提供300亿、到2035年提供390亿的公共资金，这样才有望撬动足够私人资金来实现总量1.3万亿的目标。这两个核心资金的数量已经低于巴西所在的G77+中国集团此前要求的4410万亿，和另一些发展中国家提出的6000亿，可谓一种妥协。
席尔瓦身边的巴西气候变化国务秘书安娜·托尼（Ana Toni）表示：“我们会工作到最后一刻，这样我们就不会冒险扰乱气候变化多边体系，尤其是在这个地缘政治背景下。我们每个人内心都被唤起了一种责任感，我希望这种责任感和投身精神可以赢得胜利。”
“谁该出钱？”的法律争议
在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公民社会团体谴责新版NCQG案文数量不足、质量不够的同时，一场关于NCQG法律依据的争议在23日浮出水面。他们惊讶地发现，22日新案文使用“《1/CP.21决定》第53段”作为依据，免除了发达国家使用公共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法律义务。而他们长期坚持的立场是，根据《巴黎协定》第9条，发达国家具有这样的义务。究竟发生了什么？
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第8条约定，发达国家“动员”公私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目标是到2020年达到每年1000亿元。其资金“来自于广大的来源，双边和多边，包括替代性融资来源。”——这个表述与最终NCQG决定中的一致。
但是2015年的《巴黎协定》第9.1条约定发达国家“应提供资金”，而9.3条约定发达国家在履行上述出资责任的基础上“继续带头动员资金”。这勾勒出一种双层的递进式责任——发达国家在完成“提供资金”这道“必答题”的基础上，应当继续做动员多种资金的“选答题”。
众所周知，《巴黎协定》在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大会上获得采纳，但是鲜为人知的是，缔约方对《巴黎协定》的采纳是基于一个这个《1/CP.21决定》，详细界定了《巴黎协定》的操作方式。对2025年之后“新集体量化目标”的相关条文出现在这份《决定》中，而非《巴黎协定》本身。据第三世界网络当年对巴黎磋商的记录，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反对在《巴黎协定》中出现资金规模。
但这份《决定》却并没有细化《巴黎协定》勾勒出的那种双层责任。《决定》的53段回避了第9.1条，而仅引用第9.3条，将《哥本哈根协议》中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动员”目标延长到2025年，并约定在这一年旧目标到期前在每年1000亿美元的基础上，“根据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优先事项”（而非拍脑袋拿出的政治目标），设置一个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即NCQG。对9.1条的架空，让《1/CP.21决定》第53段事实上是在延续《哥本哈根协议》第8条，而非细化《巴黎协定》第9条。这让NCQG资金的性质与《哥本哈根协议》中的无异——都是发达国家对各种公私资金的“动员”。
在联合国网站上所能找到的三个版本的《1/CP.21决定》草案中，该条的表述都无不同。在第三世界网络和地球谈判简报（Earth Negotiation Bulletin）对当年谈判的详细记录中，皆未出现各方就该段发生争论的记载。 在美国和欧盟2022年以来就NCQG提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11份立场陈述立场陈述中，仅2022年欧盟的一份提及了《1/CP.21决定》，但仅将其作为陈述NCQG目的的依据，而不涉及出资责任问题。
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公民社会团体对发达国家回避9.1条出资责任的激烈抨击，23日下午出炉的又一版NCQG草案只在第8条最前面增加了一句“重申巴黎协定第9条”，但依然是根据《1/CP.21决定》第53条来设置NCQG，并把“2500亿”增加到“3000亿”，但是关于资金构成和目标达成时间的表述都未改变。上述语言最终进入了24日凌晨全会通过的终版NCQG决议。
行动援助国际（ActionAid International）全球气候公正主任特丽莎·安德森（Teresa Anderson）表示，“此前关于出资责任的辩论一直是：美国说‘发达国家没有出资责任，因为《巴黎协定》第9.3条’，但发展中国家说‘不，你们有，因为第9.1条’。现在我们终于看到这一点黑纸白字地写在《1/CP.21决定》中，才意识到这个‘第53段’有多么糟糕”。她称这条为一个“潜伏条款”（sleeper text），等着十年后一朝跃起免除发达国家的责任。
“我们观察的一场磋商中，发展中国家要求NCQG文本中引用《巴黎协定》第9.1条，因此几乎肯定是因为发达国家在美国的带领下拒绝了这一要求，才导致这一条没有出现。”布兰顿·吴说。
南北对立之间的声音
到23日下午，不仅是围绕资金问题的立场依然大相径庭，谈判各方的信任基础似乎也正在崩塌。这已是一个加时的周六，很多代表的回国航班定在周日。如果当天依然没有协议，人们很清楚会发生什么——即便意愿继续谈，最后也有可能因为大量代表因为赶飞机离去而使会议缺少法定参会人数，导致没有协议，重演本月刚在哥伦比亚卡利结束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6次缔约方会议最后的情形。在巴库谈不出资金，明年发展中国家就拿不出像样的2035年NDC，不仅极大增加明年巴西贝伦（Belem）会谈的难度，而且何谈保住1.5度？
根据《2024排放差距报告》，即便充份执行所有当前无条件和有条件NDC，到世纪末地球仍有2/3的机会分别升温2.8和2.6度。要保住1.5度目标，各国必须显著提升NDC的雄心。
谈判室内也在陷入混乱。巴拿马气候特别代表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在谈判室外对记者说：“两小时前我还以为我们快要达成协议，但现在我甚至不知道在发生什么。”
傍晚5点，主席拿出了又一版案文，内容与之前没有实质性差别。小岛屿国家联盟和最不发达国家集团看到案文后就集体走出会议室，以示抗议。
小岛屿国家联盟主席、萨摩亚自然资源和环境部长塞得里克·舒斯特（Cedric Schuster）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发现自己被持续的缺乏包容所侮辱，我们的呼吁被置之不顾。”他表示，所有谈判决议包都缺乏实质，尤其是缺少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求和境遇相关的内容。他呼吁各方尊重《巴黎协定》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支持的约定。但在这个问题之外，他还说道：“我们有关气候减缓的关键要求也被忽略了。我们需要看到进展，跟进我们去年同意的从化石能源转型。我们被告知在这届COP我们要忘记所有这些，就好像我们不是身处这个至关重要的十年，就好像1.5摄氏度目标没有危在旦夕。”
这样，他同时把矛头指向NCQG的拉垮，和其他谈判轨道上弱化减排和能源转型语言。由于联合国气候谈判以国家集团而非个体为单位进行，因此会议室外的普遍印象是，“要资金”还是“要减排”的对垒是处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也反映在会场内能见度极高的高举“气候公正”旗帜的公民社会团体的立场中。这些来自全球各地、互相紧密协调的团体今年将资金问题作为其造势活动的绝对重点。他们一致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巴黎协定》义务，支付他们欠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债务”，同时反对扩大出资国范围，反对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减排作为提升己方出资雄心的先决条件。他们常使用“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来指涉双方，指出两者关系中的殖民和被殖民关系，将实现“气候公正”视为一种“去殖民”议程。但是，舒斯特的发言，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很多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既要资金，也急需全球减排。他们被夹在本不应有的二元对立中岌岌可危，并缺少能见度。
无独有偶，在离场抗议事件前不久，德国外长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面对一群德国记者发言的录音在会场内流传。她说：“我们正面对着少数化石能源国家的地缘政治把戏。他们的戏台是最穷和最脆弱的国家的脊背。我们作为欧盟不会接受一份牺牲受气候变化影响最深的人的协议。”她表示，气候金融和二氧化碳减排紧密相关，为此欧盟已经增加了到2035年的资金承诺，作为历史排放者已经“承担起了责任”。“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在各大洲之间创造条件来实现气候公正，在实现可行的气候融资的同时继续我们去年在迪拜选择的路线（注：指“从化石能换转型”首次被写入联合国气候磋商决议）。”
或许贝尔伯克高估了己方展现的责任感，但如果只是“少数化石能源国家”出于一己利益私利阻挠提升减排雄心，给了发达国家捂紧钱包提供借口，那么这显然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化石能源不扩散条约倡议（Fossil Fuel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的哈吉特·辛格（Harjeet Singh）站在离场抗议发生的会场外观望。他在两周的会议期间有极高的能见度，不仅是因为他色彩鲜亮的服装和锡克头巾，更是因为他频频出现在气候公正团体的发布会上和抗议行动现场，并密集接受媒体采访，是这场运动的主要的发言人之一。我上前问他，贝尔伯克说的“少数化石能源国家”指谁。
“我认为那是沙特阿拉伯。”他答道。
我问：“那如果它在阻挠有关减排和能源转型的内容写入文件，它是否应该被点名批评？”
辛格：“我个人的看法是它应该被点名。”
我问：“那么气候公正运动是否打算点名批评它？”
辛格：“还没有，因为我们发现发达国家还没打算支付它们的公平份额。但是当然，如果沙特阿拉伯真的已经到了妨碍（气候行动）雄心的程度的话，我们就应该点名批评它，以及任何弱化雄心的国家。”
我问：“它是否已经在这么做了？”
辛格：“我可以有把握地告诉你：是的。最不发达国家集团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正在这么做。”
我：“那么你们的运动是否会点名批评它？”
辛格：“我们会点名批评它。我们只是希望一些缔约方代表可以先发声来提供依据，但对点名批评它我们不会有任何犹豫。”
我们的对话刚结束，手机上出现了《卫报》的推送，报道揭露沙特阿拉伯被主席国给予对谈判文件特殊的编辑权，从而删除其中有关减排和化石能源的语言。
终局
绵延高阔的COP29会场其实只不过是用钢架、塑钢板和布幔搭建在巴库奥林匹克体育场内的临时建筑。此时，这座板房所临时容纳的国际气候多边治理体系也变得像一座“纸牌屋”，在凶险的地缘政治前景面前岌岌可危。
夜幕降临，会议将在是日以失败收场，还是冒失去法定参会人数的风险拖延到次日，充满猜测。公告屏上一度显示晚上十点举行全会，但随即消失。接近七点，巴西代表团解散了原本打算一同参加全会的巴西记者，因为认为晚上不会再举行全会，但几分钟后又召集了起来——主席公告晚上八点举行全会。
在阿塞拜疆12世纪波斯语诗人尼扎米（Nizami ）命名的全会大厅内，COP29主席巴巴耶夫（Mukhtar Babayev）快速地宣读一批批不太有争议的议程的编号，询问“是否有反对？”后在1-3秒内落槌通过。由于持续缺乏异议导致过多的机械性重复，让他宣布“那就这么决定”的声音逐渐变成自言自语般的低声咕哝。有一次他甚至忘了击槌而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仅有的高潮是《巴黎协定》关于全球碳市场的第6条通过时的掌声——但那也是一个充满了争议和未决事项的话题。
全会在休会数小时后于子夜进入下半场，照例快速连续通过多份决议后，凌晨两点半，巴巴耶夫终于读出了NCQG决议的标题和文件编号，但在全场还来不及屏住呼吸的时候直接落槌通过——甚至都没有抬头询问有否异议。会场内爆发出了掌声，但显然不来自所有人。
印度代表昌德尼·拉伊纳（Chandni Raina）随即发表了一个长达13分钟的言辞激烈的演讲，尽管常规限时是3分钟。“这是一起不幸的事件，它延续了多起此类不幸的不遵守包容性原则、不尊重缔约国立场的事件。我们通知了主席国和《公约》秘书处我们要在采纳该决议之前做一个陈述，但是所有人都能看到，这是被排演的，我们对这起事件极为失望。”她指出这是大会缺少信任和合作的表现。她特别指出其中的第8条C款将多边开发银行资金计入气候融资的做法，将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此类融资的主要贡献者。她指出这不是从1000亿美元的进步，而是发达国家将气候融资责任转嫁给多边开发银行中的发展中国家股东。她宣布，印度反对采纳该文件。会场内响起热烈的掌声。
尼日利亚总统气候特使恩基鲁卡·马杜埃奎（Nkiruka Maduekwe）随后的演讲虽然简短得多，但火药味更浓：“发达国家说自己要带头直到2035年才筹集3000亿，这是个笑话！"这不是我们可以轻易接受的事，这不是可以鼓个掌就强迫我们接受的事……你们期待我们拿出雄心勃勃的NDC，NCQG本应是给我们一个现实的融资目标，3000亿美元是不现实的，让我们和自己说实话吧。”
古巴、玻利维亚也表达了对NCQG决议的反对。来自玻利维亚，此前反问记者“这是个笑话吗？”的迭戈·帕切科说这个结果“供奉起了气候不公正”。
欧盟气候专员沃普克·霍克斯特拉（Wopke Hoekstra）则耐人寻味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缘政治面临真正挑战的时代，我们不能幻想它很快就会变好。所以达成协议真的是了不起的。”
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排放国都没有发言。美国气候变化高级顾问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在欧盟发言后离开了会场。他在会议第二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曾坦率承认，美国在有力的气候领导力和大选后突然的脱离接触之间的反复摇摆让人失望，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将逆转现任政府在气候行动上的努力，“但这就是现实”。中国在大会期间未有高调举动，但成功地免于被纳入出资国序列。
终版NCQG决议草案于凌晨1点左右被上传至联合国官网，应该是全会进入下半场之前刚刚定稿。相较先前版本，其第9条中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只是被“鼓励”以“自愿”形式出资，免除了出资国范围扩大之虞。并在27条增加了一个“从巴库到贝伦1.3万亿路线图”，由本届和下一届COP主席国阿塞拜疆和巴西共同牵头共同寻求扩大气候融资——似乎是给发展中穷国在数量畸低和质量存疑的“3000亿”面前，对融资还会进一步扩大画出了一个想象空间。但是，提交NDC的时限是明年COP30之前，很难说这种含混的许诺是否有助于他们提升NDC力度。
“共识”的函数是几度？
尚不清楚在两个最脆弱国家集团离场抗议和闭幕全会进入下半场之间的几个小时发生了什么——或仅仅是在新版草案和最终落槌通过之间的那一个多小时。但无论如何，多个国家发言对NCQG草案不满，此外，有超过10亿人口、排放占世界3%的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在会后的声明中称NCQG决议被“强行通过”（bulldozed）。为什么决议仍然通过了？
这缘于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决策不采用投票表决，而采用十分含糊和宽泛的“共识决策”来采纳决议。根据《碳简报》（Carbon Brief）一篇文章的介绍，联合国气候谈判制度对什么是“共识”没有任何操作定义，而只是含糊地将其等同于“没有正式的异议”。但正如印度的抗议所揭示的，即便“正式的异议”也可以被主席忽略。文章总结道：在联合国气候体制下，达成共识是一种“混乱的过程”。
在排除少数异见的同时，这种机制却也允许少数国家破坏已有共识。据报道，沙特阿拉伯在整个会议的各条谈判轨道中百般阻挠，成功阻止去年阿联酋共识中关于能源转型的语言进入今年的所有决议。
《碳简报》的文章指出，联合国气候体制之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之时采用了“共识决策”，乃是同时缘于石油国出于阻挠能源转型和发达国家担忧被迫出资而拒绝采用投票决策。在这届气候大会上，两者的“远见”为他们赢得了各自的胜利。
但更多迹象显示，发展中穷国之所以未能联合发起更强的异议声浪，只是因为他们如利迪·纳克皮尔担心的那样，在焦灼现实和暗淡前景面前，实在不敢空手而归，想抓住一根稻草。巴拿马的气候特别代表胡安·卡洛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我们可以磋商和向着共同目标努力的唯一空间。我们接受了案文是因为我们没法不带着一份协议离开巴库，但是我们完全不满意。”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计算，如果各国延续当前政策的结果是世纪末升温3.1度，充分执行无条件和有条件NDC则分别是2.8和2.6度，如果万幸将所有尚无明确行动路线图的“零碳”豪言壮语实现，那么是1.9度。那么，人类国家间“共识决策”的函数是几度？是否会低于1.5，或哪怕是2度？或许等明年巴西贝伦COP30同时讨论NCQG和NDC的时候，会有更清晰的答案。
尽管NCQG决议通过后在雪片般飞来的各方反应中被称作“背叛”和“1.5度的死刑”，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长西蒙·斯蒂尔（Simon Stiell）在闭幕致辞中却将其称作一份“人类的保单”。与此同时，他的新闻官们好像被过分曲折的谈判搞糊涂了。其凌晨四点半的新闻通稿称新决议“把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资金翻两番，保护生命和生计”，尽管决议中清楚地写着那个计划在11年后才达成的“3000亿”将来自公共、私人，林林总总，其中一部分还很可能来自发展中国家自己。
（本报道的采写受到Internews的地球新闻网络和斯坦利和平与安全中心联合组织的“2024气候变化媒体伙伴计划”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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