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北京朝阳区工人体育馆附近的一家有露台的餐吧，只有零星三四个客人：一名附近的居民，他是常客，一桌两个女人在谈论些什么，其他的台面仍在等待夜深后可能到来的食客。以往这个时候，10月的下旬，尽管北京的风已经带着些寒意，街上的一些行人穿起了棉服，但餐吧的生意仍是一片欣荣，在夜色里，露天餐吧的星星灯下，大家围炉畅谈，饮着一杯接着一杯的酒。
“很不好做，你会明显感觉客流量少了很多。”餐吧的老板李兴说。2021年，他盘下了这个店面，月租六万元，超过150平方米，将此作为除住宅外自己的另一个据点。那个时候，虽在疫情防控期间，李兴仍能感到一种热气腾腾，夜晚刚刚降临时，人们在他店里开始第一场小酌，等到夜更深了，再去马路对面的酒吧续摊儿，开始深夜的第二场娱乐。
那时候店里的人气，只能成为李兴记忆的一部分了。疫情结束后中国经济陷入通缩，前三年受到重创的餐饮业，原本寄望于生活正常化后的“触底反弹”，却没想到被压抑的消费不仅没有随着日常的复苏复兴，反而自2023年开始陷入了更持久的衰退。
雪上加霜的是，和中国大陆其他一线城市一样，北京还在渐渐失去青年人——一座城市最主要的消费群体。如果按照宽泛的年龄组划分，把15-59岁定义为青年人口，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估算，2023年北京的青年人口相较于疫情前的2019年至少减少了128万，这一数字相当于北京同年龄段总人口的8%（2023年为1428.5万人）。
留下来的青年人为了给飘摇的未来一个坚固的安全垫，在一切可以节省的地方削减开支。北京国贸CBD的打工人，午休时间挤满了写字楼B1层均价二十元左右的快餐，线上外卖从美团到饿了么，推出了五花八门的优惠券，将原本并已算平价的外卖套餐压价到极致。
今年9月初，一组数据又一次引发了公众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焦虑与恐慌。今年上半年，北京规模以上（即年营收1000万元以上）餐饮业利润总额1.8亿元，同比下降88.8%，利润率低至0.37%。而被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最时尚生活方式的上海，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住宿和餐饮企业甚至倒亏7.7亿元。
年营收1000万以上的餐饮属于所谓高端餐饮或称高客单消费领域，但餐饮业的萧条并不高高在上，早已从大中型餐饮集团，“下沉”到了十八线小镇的小本生意。
“不指望挣钱了”
三年过去，李兴的餐吧依然没有回本，这在以前的三里屯工体地段是难以想像的。
北京人李兴开店前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2021年离职后，有一段时间李兴经常和朋友约在三里屯吃饭喝酒。李兴有很多商务社交，每次外出，他的用餐消费在一千元左右，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自己开一家店呢。萌生了开店的念头后， 他很快拉来两个朋友一起投资一百多万元开了家自己的餐吧。
开业前，李兴请了专业设计师精心设计店铺风格，露台上的鹅卵石是他悉心选择的款式，餐厅厨师也是他花了很多心血花高薪请来的一名经验丰富的大厨，店里的调酒师据他说也是以前三里屯某家酒吧很受欢迎的人。
一套有实力的班子，店内均价一百元一杯的酒水，加上“工体最美露天餐吧”的营销口号，但三年过去了，李兴的餐吧依然没有回本，这在以前的三里屯工体地段是难以想像的。
“人太少了”，一个常在三里屯工体北路吃饭的女孩告诉记者，十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她和朋友约在工体吃饭，这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金秋黄叶总能吸引大量外省游客来景点打卡消费，其中就包括使馆区一条有名的胡同。但那天晚上的工体北路，刚刚晚上八点，“路上就没有多少人了”。她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常去的那些日料韩餐，在消费旺季至少要排队一个小时，现在也门可罗雀，一派萧条景象。
为了有更多现金流支持餐吧经营，餐吧开业后不久，李兴又重新回到了职场，在一家知名外企担任政府事务的总监。每天傍晚下班后，他都会赶到店里亲自接待，他觉得一个老板亲自照看的店铺才有灵魂，会吸引更多的长期客户。
在餐饮客流日益惨淡的境况下，李兴仍然很强调服务质量，希望每一位到店客户都能成为回头客。“热情、微笑，这很重要，要让客人感觉宾至如归。”李兴说。
10月的一天晚上，餐吧的户外露台闪着橘黄色的星光灯，八张空荡的沙发卡座衬得气氛冷清，调酒师兼店长阿海在烤给客人取暖用的炭块。九点多时，终于来了一对情侣，店里另一名服务生马上给客人上了两杯水和两盘零食，但餐单上均价百元一杯的酒很快劝退了他们，不到五分钟，情侣离开了。
时间又过了约一个半小时，餐吧的销售总监终于带来了一桌客人，点了两打科罗拉啤酒，李兴也结束了当天的工作赶到了店里。他明天还要开早会，但店里的超级VIP，一个塞尔维亚的中年男人给他发了信息，说晚上会和朋友们会来餐吧聚聚。这位重要客人发来信息，李兴都会立刻赶回店里，“他好面子，要给足面子才行。”
李兴年轻时留过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餐吧刚开业不久时，这个塞尔维亚人就经常来李兴的餐吧喝酒，慢慢地，李兴开始和他聊天，聊日常、足球和文化差异。李兴用自己的方式把塞尔维亚人变成了朋友。塞尔维亚人生病需要就医时，会请李兴帮他挂三甲医院的专家号，家里有什么事情，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李兴。塞尔维亚人就这样成了李兴店里的大金主，一年的消费金额超过六位数。
李兴说，现在店里的主要业务支撑就是塞尔维亚人和他的朋友。能有这种稳定的“金主”，李兴认为这是他独特的优势，也是他的餐吧比其他自营餐馆更幸运的地方，如今，这种能豪掷千金的常客在任何餐厅都寥寥无几。
李兴的餐吧有两个配有KTV的隐藏式包间，最低消费1500元。那天晚上，其中一间坐着某地来京汇报工作的公职人员。李兴说，这样的“公务”消费现在也越来越少了。他们选择李兴的店，还是由李兴的朋友带过来的，另一个小一点的包间，当晚的客人也是熟人推荐来的。
“现在不指望挣钱，”李兴说，“能回本就不错了。”那天夜里，直到夜里快十一点，餐吧终于又来了5位客人，坐下后他们聊起自己的项目，连连感叹道，“不好做啊。”
“不消费”犹如瘟疫蔓延
不知道怎么回事，都不怎么消费了，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东西也不吃了。
生活在湖南南部一个小县城的小胖，和李兴一样在2021年开始创业，开了一家自己的炸卤摊。这次创业前，1994年出生的小胖在深圳一家电子科技类的公司上班，那时，她一身负债，因为网络赌博欠下了二十万元左右的高利贷。对她来说，回县城老家创业做炸卤摊，是她以后全部的人生希望。
炸卤摊位于县城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每到法定假期或者逢年过节，步行街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几乎是人挤着人才能慢慢往前走。今年国庆假期，小胖感到了一种明显的“不对劲”，步行街的年轻人还是那么多，有放假的学生，也有从外省回家过节的年轻打工人，但小摊的营业额就是上不去。
“人还是那么多，但就是不怎么买东西了。”小胖的摊位主要卖鸭头、童子鸡、鸡爪鸭爪、锁骨、素菜等卤制品，先卤后炸，一份单人套餐33元。去年国庆七天假期，摊位营业额有14000元左右，而今年的流水只有去年国庆假期的一半。
慢慢的，小胖才意识到，外面的经济似乎不太好了。她有一些在广州、长沙等地打工的朋友，最近一年都先后回到了县城。一问才知道，朋友们有被公司裁员的，有离职后找不到工作的，索性先回老家，至少能省下房租和伙食费。原本广州从事设计行业的一个朋友和小胖说，“这次回来就彻底‘养老’了，现在外面找事难，看看回老家能搞点什么事。”
“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小胖经常和朋友这么抱怨。疫情期间，上游货源不稳定，经常由于封控不能及时到货，导致卤制品冻货的进货成本高居不下。2022年底解封后，小胖的进货成本每箱下降了两三百元，原以为成本降低后利润会水涨船高，然而客单量却“反常”地一直下跌。小胖很困惑，“不知道怎么回事，都不怎么消费了，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东西也不吃了。”
中国青年人的就业前景从未像近两年如此严峻。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镇分年龄组失业率数据，16-24岁城镇青年（不包含在校生）失业率8月份达到18.8%，创历史新高。9月份这一年龄段青年失业率略有下降，但仍然高达17.6%。
失去了稳定收入，又暂时看不到找到新工作的希望，年轻人不得不从“吃”开始精打细算。以前每天点外卖变成了在出租屋自己做饭，从时不时和朋友外出就餐变成了非必要不聚餐。仍然有一份工傍身的打工人，也如履薄冰，只想为未来尽可能的多留一些安全钱。
易贝今年4月“抄底”了北京南二环一套五六十平米的一居室，花了大概三四百万元，这是他们家的大部分积蓄。易贝今年30岁，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年初时和同样在金融业的男朋友领证结婚。
公司前不久取消了今年的年终奖，丰厚的年终奖是金融从业人员年收入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接到通知后，易贝改变了以往的消费习惯，她和老公很少再光顾人均千元的高端餐饮店，日常外出就餐也从人均两三百元的餐馆换成了人均一百元以下，或者干脆在家做饭。
和前些年相比，易贝老公的收入也在减少，不过年收入仍维持在四十万元左右，在经济不景气的当下，他们还是能过上比较体面的中产生活。但身边朋友的境遇，让易贝感受到了经济寒冬的紧张，她越来越觉得，要攒紧“钱袋子”。
广东省的公务员朋友告诉她，早在一年前，单位每个月发工资都会扣除前两年的年终奖；湖南省的事业编朋友已经连续好几个月被扣发工资；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朋友上半年被裁员，至今未找到新工作。
这一切都让她有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可能就被裁了。”当朋友再约她去王府中环（注：中高端消费商场）吃饭时，她会以买了房没钱为由直接拒绝。
不安全感犹如瘟疫，通过“（不）消费”传染到了整个社会。
小胖对未来有种隐隐的担忧。这几年，她努力经营的小本生意起起浮浮，从最开始每天上千元的流水，到后来日均五六百的进账，最低谷时日营业额只有两三百元。那时，疫情防控突然放开，一整个县城的人似乎都被感染了，街面上看不到人。
熬过那段时间后，进入2024年，小胖学着做了不少推广活动，比如号召食客转发卤煮摊的小海报，推荐好友加微信赠单品等等，但效果都不理想。卤菜摊的收入八成还是来自线下路人单，线上客户贡献的营收不到卤菜摊全部收入的两成。现在，她的微信好友多达六千多人，“但转化率不太行，还是得靠摊子上的客流。”
小摊必须生存下去，小胖开始认真考虑扩展线上推广渠道。她觉得“小红书”和“抖音”平台是不错的渠道，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兼职人员帮忙运营，希望通过更“专业”的线上引流，让卤煮摊的生意再次红火起来。
穷鬼套餐再升级，餐饮店现倒闭潮
从高冷的“工体最美露台”到亲民的实惠，一波又一波年轻人拿着团购券，来餐吧薅羊毛，回头客越来越少。
10月25日傍晚，北京朝阳区十里河附近的一家连锁“中式”快餐店，坐满了前来用餐的人。恰好是晚饭时间，不少附近居民自带饭盒过来打包饭菜，店内一张招牌广告语写着：比在家做饭还划算。
这家连锁店主营中式快餐，两荤一素外加一份小菜的单人套餐一般不到30元，店内还免费提供粥水。和自己在家做饭的食材以及时间成本相比，来这家连锁快餐店吃饭，确实比在家做饭更划算一点。
早在2023年底，大中型连锁餐饮店就嗅到了萧条的气息，开始下调店铺人均消费。麦当劳2019年推出的13元“穷鬼套餐”被抛弃，年轻人转而拥抱肯德基的9.9元汉堡；曾经火爆全网的“太二酸菜鱼”将人均消费降到70元以内；遍地开花的“南城香”早餐已经低至3元。今年以来，“必胜客”“南京大牌档”等连锁店紧随其后，都推出了30元左右的一人食套餐。
更多的无名餐饮店玩不起价格战，在尚未退潮的开店潮中关店倒闭。天眼查（注：商业查询平台）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餐饮相关企业新注册量超过一百三十万家，而注销、吊销的数量同样也超过百万，对比数据可以发现，2024年上半年，餐饮业的倒闭数量已经接近了2023年全年水平。
李兴开始妥协。为了增加餐吧客流量，今年他也试着推出线上引流套餐，5份主菜2杯酒水的双人套餐在原价696元的基础上打了六折，在团购平台上只卖198元，但他粗略统计了一下各平台的销售记录，发现大半年过去也才卖出五百多份套餐。
这几年下来，李兴感触最深的是，消费客户变了。刚开业那两年，李兴的餐吧从不提供折扣套餐，也不参与任何平台的优惠活动，全部是到店原价消费。“后来发现不行了，”李兴说，尤其这一年多来，客流量下降很快。商务宴请的客户少了，有一定经济积累的80后、85后也少了，“可能大家结婚生子后不再泡吧了”，90后、00后成了店里的消费主力。
从高冷的“工体最美露台”，到亲民的实惠、高性价比，一波又一波年轻人拿着团购券，来餐吧“薅羊毛”，而回头客越来越少。
夜里近十点，一位常客喝完最后一点威士忌，起身准备回家。阿海看出他要走，从柜台下拿出一瓶酒，倒了两杯。常客走之前，阿海总是要代表店里敬对方一杯，体现对他们的尊重。
那天晚上，阿海忙于为包厢的客人准备酒品和水果，忙碌的同时，吧台一位客人想发个朋友圈，他写好，拿手机给阿海看，阿海停下正在切的水果，探头到手机屏幕前，看了两秒钟，用一种热情的口吻说：“呦，写得太棒好，太好了。”说完，继续手上的活儿，阿海大概没看清客人朋友圈的内容，但给常客提供情绪价值是他的工作之一。
李兴还鼓励员工学英语，为的是能在他不在店里时，员工也能和外国人说上几句，“如果谁过了商务英语初级，”李兴骄傲地说，“我就给谁奖励1000块钱。”
热情服务，宾至如归，李兴一直强调这点，他希望这种态度成为一种竞争力。而为这种态度买单的额外开支，对现在的李兴来说并不容易。今年，他一直在努力控制运营成本，“小到一瓶酱油，我现在都要管，”李兴说。
开店三年，李兴有点后悔，如果重来一次，厨房一些设备他会选择二手的，装修也不会按设计师要求的照单全收，但人生没有“后视镜”。现在，李兴只能尽量通过时不时举办一些营销活动吸引客流。十月底，餐吧办了一场以“出海”为主题的吐槽大会，刚刚过去的万圣节也推出了应节的鸡尾酒特调，每位到店的变装客人送shot一杯。
就像溺水的人在挣扎求生，李兴也清楚这些活动只能在短期内刺激餐吧的收入，长远来看，每个人都只能期待中国经济走出泥潭。
小胖已经开始准备春节前的囤货，“12月一过，所有冻货价格都会上涨。”炸卤摊是小胖第一份自己的事业，创业后她戒掉了网络赌博，人也不像以前那样焦虑。这几年，靠着炸卤摊的小本生意，小胖还掉了近十万的高利贷。小胖说，无论多难都会坚持下去，希望过完今年，能还清剩下的十万元。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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