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传染病无法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而是要依靠一些特殊的蚊子作为媒介。登革热就是这类蚊媒传染病的代表，传播登革热的主要是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民间叫“花蚊子”）。实际上，伊蚊还同时帮助传播另外三种蚊媒传染病——寨卡、基孔肯雅热和黄热病。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计，全世界有40亿人面临虫媒病毒感染的风险，到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增加到50亿。
近些年，全球的登革热病例正在激增。从2000年到2019年，全球报告的登革热病例从50万增长至520万。2023-2024年，东南亚和南美洲一些国家的登革热病例数突破了历史记录峰值。2023年12月，WHO将当前的全球登革热疫情定为3级这一突发事件最高级别。2024年截至目前，全球的登革熱病例繼續躥升，已經達到1300萬例，死亡報告超過8500人，又遠遠超過了2023年。
而在中国，登革热的病例在2013年之后突然出现明显的跃升，境外感染的病人入境之后，被本土的伊蚊叮咬，随之暴发本土疫情。2014年，以广州疫情为主的全国登革热病例超过4万人。2019年和2023年，新冠疫情的一前一后，登革热病例数字虽不及2014年，但有更多地方报告了病例。台湾在2015年也曾经暴发过波及面较大的登革热疫情，当年报告病例达4.4万例，但在此之后形势较平稳，直到2023年又出现一次较大疫情，报告病例2.2万。香港每年报告的登革热病例不多，基本都在几十例，但今年截至11月7日已经确认了登革热病例125例，超过去年。
在气候变化和地球变暖的大趋势下，伊蚊生存的疆域将不断向北扩展。有研究预测，到2050年之前，埃及伊蚊在北美和中国的生存范围会以每年2-6公里的速度向北推进。这意味着，在不久的未来，有更多人会受到登革热的威胁。虽然大多数登革热患者症状轻微或无症状，会在1-2周内好转。 但在极少数情况下，重型登革热或出血性登革可能病情会很严重，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不过，要应对登革热等4种伊蚊传播的蚊媒疾病，科学家们已经找到了很有效的武器。科学家发现，一旦伊蚊感染了一种名叫“沃尔巴克氏体”（Wolbachia）的细菌，它们就会失去作为媒介传播病毒的能力。
于是，在一些国家，人们在实验室中大批量制造了感染沃尔巴克氏体的蚊子，并将其释放到自然环境中。该方法已在哥伦比亚、印尼等部分地区取得了效果，有证据显示其比传统的灭蚊方法要更高效；然而，这种看上去像是“制造并释放更多敌人”的做法很容易引发民间的反对。
登革病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传染病？又与气候变化有着怎样的关系——如果花蚊子在中国大陆北上，会怎样影响登革热疫情的影响范围？而科学家最新研究出的防控技术，会有效果吗？
登革病是什么？近年在全球范围的疫情如何？
登革热（dengue fever）是由登革病毒（dengue virus）引起的传染病，病人和隐性感染者是主要传染源。登革病毒主要由埃及伊蚊传播，其他伊蚊（如白纹伊蚊）也可传播。这一类蚊子的外形黑白相间，民间称为花蚊子。它们主要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本身并不天然携带病毒，喜欢在接近人类的城市环境中生存。
据中国学者考据，早在1156年，由宋朝太医局刊行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记载了一种叫做“水毒”的疾病：患者身体局部甚至全身疼痛、红肿，且此病与飞虫有关。一些人认为，该典籍对“水毒”的症状描述很接近登革热症状，认为这是关于登革热的最早历史记录之一。
现代医学最早在18世纪末就识别了这种病症。1779年，人们在埃及开罗、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及美国费城发现这种病，并据症状命名为关节热和骨折热。
有趣的是，人类所认识的大部分疾病名称都能追溯明确的由来，“登革热”这个名字却是医学史上的一个迷，并存在几种不同的理论。最早在1801年，人们就已经称这种疾病为“登革（Dengue）”，因为在西班牙王后路易莎1801年写的一封信中，她说自己患上了登革热。据说，在西班牙语中，“dengue”一词最初指的是一种僵硬或小心、夸张的走路方式。可能当时的人们用这个词来形容患病后因肌肉、骨骼和关节炎症的极度疼痛而小心谨慎的步态。
另一种传播较广的理论是，dengue一词来源于斯瓦希里语短语 Ka-dinga pepo，意思是“恶魔引起的痉挛性癫痫”。还有第三种说法是，dengue是加勒比地区用的英语单词“dandy”的变体。在19世纪初古巴和巴巴多斯爆发了大规模的登革热疫情，后传到了新奥尔良。据1828年9月28日的《苏里南新闻报》报道，新奥尔良街头到处都是拄着拐杖的人，许多居民都患上了这种疾病。疫情中，当地一位医生记载称，这种病在巴巴多斯被称为“dandy fever”（花花公子热），因为患者的身体僵硬且害怕动作，显得矫揉造作。
不管如何，1869 年，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和外科医师学会命名委员会正式接受了这个名字。此后，医学界也开始普遍使用该名称。
当雌性的伊蚊叮咬了有症状的登革热患者（通常是症状出现之前2天到症状消失之后2天时间内），病毒就在蚊子体内复制。大约8-10天之后，感染病毒的蚊子在叮咬人类时传播病毒。蚊子一旦感染了登革病毒，那么其一生都会与病毒共存了，但一只蚊子的一生很短暂，通常只有2-4周。而且，蚊子不会把病毒传播给他们的下一代。当携带登革病毒的蚊子叮咬人类之后，大约4-13天之后，人类就会出现登革热的症状，包括：起病急骤，高热，全身肌肉、骨髓及关节痛，极度疲乏，部分患可有皮疹、出血倾向和淋巴结肿大。
登革病毒包括4种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病毒血清型——DEN-1、DEN-2、DEN-3和DEN-4。一个人如果感染了DEN-1型的登革病毒，那么，这次感染恢复后就拥有对DEN-1血清型病毒的终身免疫，但是对其他3种血清型的交叉免疫只是局部和暂时的。关键的是，其他血清型的后续感染 （继发感染）会增加患严重登革热的风险。
全球范围内，登革热负担自1990年以来显著增加，登革热病例增加了85.5%。
事实上，2023-2024年，全球正在经历一波登革热的高峰，主要集中在南亚、东南亚、南美和非洲。
孟加拉国2023年爆发了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登革热疫情，总计报告了27.8万例病例，死亡病例1393人。这些数字超越了孟加拉国2000-2022年此前23年的总和。实际情况可能比报告的数字要更严重，因为登革热病例往往存在漏报。研究估计，孟加拉国2023年登革热病例数将是报告数量的 4 倍。
和中国一样，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孟加拉国的登革热同样处于相对的低谷，但在2023年暴发引来了史上规模最大的登革热疫情。2023年疫情的一个特点是大量登革热病例比以前更快地蔓延到该国的64 个地区。2000-2018年期间，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是登革热疫情的主要中心，90% 的病例和死亡病例都来自该市。然而，在2023年疫情期间，约63.4%的登革热病例发生在达卡以外。
不过，从截至9月中的数据看，孟加拉2024年的情况好于2023年。
尽管登革热在南美洲、墨西哥和中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较为流行，但 2023 年下半年病例数出现了惊人的增长。2023年，美洲区域 42 个国家和地区共报告了 410 万例疑似登革热病例。其中，巴西就报告了超过290万病例，秘鲁和墨西哥也分别报告了超过27万和23万例报告（截至第48周数据）。2023年美洲区域全年累计登革热病例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年度，一些国家的疫情甚至超出了历史上受影响的区域。过去四十年来，美洲地区的登革热病例数大幅增加，从 1980-1989 年的 150 万例增至 2010-2019 年的 1750 万例。
中国的登革热疫情因何触发？为何从低发病期进入高发病期？
中国早在1917年就有登革热发生的记载，1940年上海、广东、浙江、福建、江苏、湖北都有登革热流行。1978年，广东佛山暴发登革热疫情，随后到1987年，广东省（含海南，海南1988年才建省，之前隶属于广东省）出现两次登革热的大流行，仅海南就发生报告近60万病例。
中国的登革热病例主要发生在南方，高风险区域主要是2个省份——广东和云南。2004年1月，中国启用了传染病病例网络直报系统，从2004-2019年，全国一共报告了93947例登革热病例。其中，广东和云南报告的病例就占全国的82%。从1990-2013年， 中国登革热疫情呈间歇性流行， 大约每4~7年出现一次流行高峰， 基本上是由输入病例引起本土传播。2013年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分水岭，因为在此之后，发生登革热本土病例的省份不断增多，而且全国年度报告的病例从2013年之前的数百例抬升到每年超过2000例，并持续了7年，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
2013年之后，中国总体上从登革热的低发病期进入高发病期。进入高发病期之后，中国在2014年、2019年和2023年出现3次流行高峰。
2014年，广东大规模暴发流行登革热疫情。全国全年报告病超过4万例，达到了近20年来之最。其中，97.3%的本土登革热病例发生在广东省。
2019年是另一个关键性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共计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现登革热本土病例， 是1949年以来登革热本土病例发生省份数的最高水平。2019年疫情报告的病例总数其实不如2014年多，但2019年登革热发生的地域范围明显增大，疫情的集中度较2014年有明显下降，只有63.2%的本土病例位于广东和云南两省，广西、重庆、江西和福建等省区市也出现较多本土病例，占30.6%。而且，疫情的流行区域有向北扩散的趋势，并首次出现在湖北、四川和重庆等内陆省份。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庆，登革热第一次出现就引发了一波超过一千人感染的疫情。
为什么2019年的传播范围突然扩大了？首先，作为一种蚊媒传染病，登革热的境内疫情受到境外疫情的影响。2019年的一个特点是输入病例大量增加。2005-2018年中国共累计境外输入登革热病例6654例。虽然2014年中国大陆发生过登革热疫情，在超过4.7万例登革热病例种，仅有399例为境外输入登革热病例，而2019年全球的登革热疫情十分流行，当年境外输入登革热病例数就达到了5778例。
境外输入的病例增加，直接影响国内的疫情，导致了更多的本土疫情，进而增加了国内省份间病例输入的机会。一项研究显示，在2014-2018年之间，国内的输入病例主要来自广东省。广东是南方沿海省份，对外交流活跃，境外输入和本土病例本来就比较多，而且经济发达，外来的流动人口也较多，这些条件有利于登革热病例输出。2019年，输出的省份则主要来自广东以及云南，云南处于西南边陲，境外和本土病例较多，虽然不是经济发达地区，但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同样有利于病例输出。
另一方面，内陆省份有国际空港的中心城市，本身也存有登革热疫情境外输入的风险。重庆就是最好的例子。一篇基于重庆市万州区2019年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认为，重庆开通柬埔寨、泰国航班，加速人员流动，加之万州区白纹伊蚊密度较高，引起登革热疫情暴发。
此外，一些特定的因素会影响到疫情的情势变化。在2014-2018年之间，50%以上的境外输入病例来自缅甸；但2019年境外输入病例中55.9%来自柬埔寨（输入广东、福建、浙江省），18.9%来自缅甸（主要输入云南省）。据中国疾控中心发表的文章分析，主要输入地变化的一个原因是，2019年，中国商人在柬埔寨设立新工厂，并组织大量佣工赴柬务工，导致柬境外输入登革热病例增加。
2020-2022年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 中国输入病例和本土病例均大幅下降。新冠疫情结束后， 随着贸易往来和差旅活动的逐渐恢复， 输入病例数量激增， 进而引起了本土病例传播。2023年中国大陆共报告19,538例登革热病例（超过2019年水平，但仍然低于2014年）， 其中云南和广东分别报告了13,485例和4,191例， 海南、浙江、湖南、福建、四川、重庆等省市亦有病例报告， 其中重庆报告死亡病例1例。
根据以往的疫情特点，中国国内的登革热疫情需要一个明确的触发机制——那就是大量的境外输入病例。2020至2022年，由于实施严格的边境控制和检疫，境外输入大量减少，国内的疫情也就大量减少。
而之所以大量输入病例会导致大规模的疫情，甚至跨省传播（例如2019年的情况），那是因为中国存在伊蚊的广泛分布。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是全球登革热的主要和次要媒介。在中国，白纹伊蚊广泛分布于东北至西南近半个中国国土，而埃及伊蚊仅在南方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省区的部分地区繁盛，并与白纹伊蚊共存。这两种蚊子的广泛分布，意味着一旦疫情大量输入，就可能传播到更多省份。
换句话说，中国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其实是生活在登革热的风险区域，并且随着蚊虫活动范围北扩，更多人口将面临风险。
而为什么登革热的疫情更有可能是从南方省份（比如广东和云南）输入并扩散的呢？这可以由气象条件来解释。气温可以通过多种机制来影响登革热的流行，比如伊蚊叮咬率、卵和幼蚊发育、蚊子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存活率等等。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冬季气温较低，蚊虫密度在冬季会急剧下降，登革病毒的传播在冬季终止。然而，随着下一个流行季节气温升高，伊蚊数量增多，活动频繁，登革病毒将再次传入中国并传播，可能导致疫情暴发。这也是为什么夏秋季节本土病例较多，而寒冷季节更可能只有输入病例。
“花蚊子”北上，与气候变化有着怎样的关系？
登革热的发生和流行受众多因素影响，如伊蚊密度、气象因素、全球化和城市化、人口密度、交通可及性、植被覆盖等。WHO认为，气候变化是全球登革热扩散的主要原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IPCC AR5）提出，登革热和气候变量在全球和区域尺度上均存在密切相关。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温度是影响登革热分布最重要的变量。
中国的登革热主要由白纹伊蚊引起。中国的登革热媒介伊蚊监测网络发现，白纹伊蚊广泛分布于北至沈阳、大连，经天水、陇南，至西藏墨脱县一线及其东南侧大部分区域；埃及伊蚊则分布于海南省沿海县市及火山岩地区，广东雷州半岛的乌石和企水镇，云南西双版纳、德宏和临沧。目前，中国142个县区的1.68亿人口处于登革热高风险区。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媒介生物控制室刘起勇2020年撰文称，近年来，云南省的埃及伊蚊分布正快速扩大。2002年，埃及伊蚊仅发现于瑞丽市，到了2019年，其分布区已经达到了10个县市。不过，广东和海南的埃及伊蚊分布区域有所缩减。
不过，另一项模型研究认为，全球范围内，从1950-2000年，每十年都新增1.5%的区域适宜埃及伊蚊的生存，这一趋势可能会加速为每十年3.2%-4.4%。其中，到2050年之前，埃及伊蚊在北美和中国的生存范围会以每年2-6公里的速度向北推进。
刘起勇的研究预测，在未来不同气候变化的情景下，中国的伊蚊分布区域将进一步扩大，明显向高纬度地区扩展。在所有的RCP情景下，中国的登革热流行风险区均显著北扩，风险人口也显著增加。
代表性浓度路径（RCP，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是一组用来描述未来气候变化情景的模型。简单来说，它们是不同的“路线图”，预测了未来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会如何变化，并相应地估算了地球气候可能发生的变化。每条路径代表不同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如果我们继续大量排放温室气体，走的是RCP8.5这个“高排放”路径；而如果我们采取强有力的减排措施，则可能走RCP2.6这个“低排放”路径。这些情景帮助科学家模拟未来气候，预测气温上升、海平面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可能性。
中国疾控中心的研究者根据4个不同的代表性浓度路径（RCP2.6、4.5、6.0、8.5）对未来登革热的风险人群做了预测。在最极端的情况RCP8.5情景下，高风险区的范围则会从2020年代的176个县区（1.92亿人）扩大到2100年698个县区（4.93亿人）。
最新的登革热防控技术？——用蚊子对付蚊子
因为登革热不会直接人传人，必须要借助伊蚊作为媒介。所以控制登革热疫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切断传播途径——灭蚊。
大多数蚊子都喜欢在有水的地方产卵，灭蚊的基础就是要清除能够让蚊子孳生的环境。但问题是，在城市中，各种可能积水的环境数不胜数。中国疾控中心的《登革热媒介伊蚊控制指南》会具体到，公园里的竹筒、树洞要用灰沙等堵塞，留根的竹筒，则采用“十”字砍刀法，以使其有裂缝不再积水。《指南》还提到，室外环境中的轮胎也是蚊虫孳生的环境，对废弃轮胎进行打孔处理，防止积水。
而一旦有登革热病例报告时，还需要赶紧采用杀虫剂灭蚊。
这些传统的灭蚊方法需要依赖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全民参与。面对登革热一年比一年高的疫情形势，传统方法或许已经不足以应对。
但科学家想出了新的办法，只是不是简单灭蚊了，而是先释放一些蚊子。
迫于升级的登革热防控压力，印度尼西亚政府决定采用一项最新的登革热防控技术——在环境中释放一种携带“沃尔巴克氏体”（Wolbachia）细菌的蚊子。沃尔巴克氏体（Wolbachia）是一种自然界中常见的细菌，自然存在于50% -60%的昆虫物种中，包括一些蚊子、果蝇、飞蛾、蜻蜓和蝴蝶。科学家发现，沃尔巴克氏体可以阻止登革热、基孔肯雅热、黄热病病毒、寨卡病毒在伊蚊体内生长。也就是说，在实验室中被感染沃尔巴克氏体的蚊子无法传染登革热病毒给人类。这就好像是给蚊子种群接种了“疫苗”。不过，沃尔巴克氏体阻断病毒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
此外，当雄蚊子感染了沃尔巴克氏体之后，他们和雌蚊子交配之后所产的卵不会孵化（雌蚊子一生只交配一次）。而当雌蚊子感染了沃尔巴克氏体之后，无论雄蚊子是否也感染了沃尔巴克氏体，他们的后代都会开始自然携带沃尔巴克氏体。这意味着，如果在自然环境中释放一些携带沃尔巴克氏体的蚊子，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地区大部分的蚊子都会携带该细菌。
借助于这个规律，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培育携带沃尔巴克氏体的蚊子，并释放到自然环境中，实现蚊子的“种群替代”。如果一个地区的蚊子种群普遍都感染了沃尔巴克氏体，登革热、寨卡病毒和基孔肯雅病毒的发病率就会降低。
10月初，印尼政府在西雅加达的肯邦安释放数千只感染沃尔巴克氏菌的蚊子幼虫。近1200户家庭被选中，政府向他们提供装满蚊卵和幼虫的水桶，确保它们孵化成成年蚊子。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Scott O’Neill教授从多年前就开始从事这项技术研发。他发起成立了“世界蚊子计划”World Mosquito Program” （WMP），专门从事这项技术的推广、公众教育以及在真实世界的研究。
2011年，WMP先在澳大利亚18.7万人口的Townsville小镇进行了第一次释放。2017年，WMP在印尼日惹（Yogyakarta）做了一次沃尔巴克氏体蚊子释放研究，并按照随机对照试验来设计，将一些城镇定为干预组，另一些在人口环境特征上相似的城镇作为对照组。人们只在干预组释放蚊子（覆盖人口大约31万）。
2019年，团队发布了研究结果：释放蚊子地区沃尔巴克氏体蚊子的种群替代率达到了93%，登革热的发病率相较对照组下降了77.1%，登革热住院率下降了86.2%。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大规模释放则发生在哥伦比亚。当地研究机构和WMP合作在人口规模总计大约为300万的3个城市（Bello，Medellín，Itagüí）释放蚊子，释放分为多个阶段，从2017年开始持续到2022年。202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相较于释放之前十年（2008-2017）的平均水平，携带沃尔巴克氏体蚊虫覆盖率小于60%的区域，登革热发病率下降了85%；而覆盖率超过60%的区域，登革热发病率下降幅度达到95%。
针对蚊媒疾病的防控，类似的生物控制方法还有不少。WMP的方法的关键在于种群替代，而且其他一些方法的重点是绝育蚊子。比如另外一种技术路线——“基于沃尔巴克氏体诱导的昆虫不相容技术”（Incompatible Insect Technique， IIT），同样使用沃尔巴克氏体阻断登革热传播的特点。虽然同样是在实验室中培育和生产携带沃尔巴克氏体的蚊子，但WMP的方法不会区分雄性和雌性蚊子，统统释放；而IIT的方法则会在实验室里分出雄蚊子，只释放雄蚊子（雄蚊子不咬人）。当感染沃尔巴克氏体的雄蚊子和未感染沃尔巴克氏体的雌蚊子交配之后，他们的卵不会孵化。这种方法的目的是蚊子绝育，减少伊蚊的数量；而WMP的方法是种群替代，不减少伊蚊的数量。
绝育蚊子的方法还有一种称为“基于昆虫辐照不育技术” （Sterile Insect Technique， SIT），是用辐射的方法直接对雄蚊子绝育，随后释放大量的雄蚊子，让他们和雌蚊子交配，并产下不会孵化的卵。随着一批批蚊子的释放，蚊子的野外种群数量就可能减少。
两种绝育蚊子的方法各有长短。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接受了核辐射的绝育雄蚊飞行能力和竞争交配的能力相对较差，寿命也较短，但是生产较简单；而用沃尔巴克氏绝育的雄蚊的活力基本不受影响，比较健康强壮，在野外交配能力更强，但对胚胎显微注射技术要求高，建立沃尔巴克氏体与蚊子稳定共生相对困难。
第三种方法是将两种绝育蚊子的方法叠加使用，确保万无一失。中国正在小规模试点研究的技术路线就是这一种。
据新华社2019年报道，广州中山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热带病虫媒控制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奚志勇已在广州两个实验区域，放飞大量经过辐射加沃尔巴克氏体共生菌感染双重手段处理的雄蚊。在此之前，2015年，奚志勇的团队还曾在广州南沙释放IIT技术下的雄蚊子。
第四种方法，则是对蚊子做基因改造（Genetic modification， GMO），具体的改造的技术有多种。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将某种致病的基因引入蚊子的种群，从而渐渐减少蚊子的数量。
从目前来看，WMP的方法可能在这几种技术路线中更有潜力，也被更多国家所采用的方案。其优势主要在于，只需要释放一次蚊子（大约需要12-30周），可以达到一定的持续性，也就是说，能够保持携带沃尔巴克氏体蚊子的种群稳定；而另外几种方法，大多需要持续地释放雄蚊子，才能遏制蚊子种群数量不会反弹，但也因此可能更加昂贵。
但是，就算是已经在14个国家实施（包括300万人口规模的哥伦比亚释放），且拥有比较高质量的大样本的研究支持的WMP方法，一旦要真正释放蚊子的时候，还是会面临当地社区的不信任和反对。这也是印度尼西亚考虑释放沃尔巴克氏体蚊子的政策实施中，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
根据印尼当地媒体报道，政府释放蚊子的计划遭到了公众抵制，反对者声称，实验室培育的蚊子可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社交媒体上还流传一种说法，沃尔巴克氏体细菌可能会增加猫狗中一种慢性且致命的心丝虫病的患病率。犬心丝虫是一种导致猫狗心丝虫病的寄生虫，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猫狗。不过，9月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驳斥了这一说法，该研究称，使用感染沃尔巴克氏体的蚊子控制登革热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不会造成丝虫病传播的风险，也不会干扰登革热和丝虫病常见流行区的登革热控制。
传染病与政治的牵连或许是一种宿命。印尼沃尔巴克氏体蚊子的释放计划可能受到当地的政治选举影响。11月将进行雅加达特区省长的选举，竞选这一职位的一名独立候选人是退休警察达尔玛·蓬勒昆（Dharma Pongrekun），他对沃尔巴克氏体项目一直持强烈反对态度。最近，当记者问其如何看肯邦安的蚊子释放计划时，他表示，这违背了“人性”，因为蚊子应该被杀死或捕捉，而不是被放归野外。他还警告人们，该计划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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