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块墓地】我为属于故乡的自己竖了一块墓碑

2022年深秋，我收到了一则消息——一则仿若“死亡通知”一般的消息。

那是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轻飘飘的纸，写说⋯⋯有一张皇家法令，一张认证了你的新国籍的royal decree，已经在X月X日签好了。“恭喜你。”移民官员留了一封信。

恭喜你，在一个月前，在你还不知道的那一刻，你已经悄悄死了。

看著那封信，我的身体僵住，然后失声哭了一会儿。

不孝

数日后，一个不久前失去了爷爷的朋友来访。我不太懂得怎样在这种时刻说话，就自顾说起了一直困扰自己、偶尔会发生的“瞬间”。不时的、有一瞬，我会忘记祖父母们是不是已经去世了？要顿一下、想一下：“哦，他们都死了。”但大脑仍会迟钝到不相信，非得要停下其他思绪，花一点时间去认真想一下，才真的“记起”他们已死的事实。

第一反应当然是自责，我到底果然是多么的不孝，连这样的事情都会“忘记”——我会是不孝的人，这一点在过往几十年的人生中得到反复提醒，好像刻进骨子里。我从不反驳。我是不孝的，因为我远行；我是不孝的，因为我未将自己的未来与家人的未来捆绑；我是不孝的，因为我不曾服侍在病榻——我是不孝的，因为我将无法服侍在病榻。

爷爷曾住院很久，期间有机会回国探望一次；同病房还有一个病友，同样有个孙女、似乎也曾在英国留学，但那个孙女已经在病床前照顾许久。爷爷见我来，高兴地介绍我，说这也是出国的孙女。那个女生客气笑笑，说：“你爷爷可为你骄傲了。”——这句从从病床一边传到另一边我的耳朵里，变成了：“你可真是太不孝了。”我于是只是怔怔站著，不去看身旁的父亲；不久后，他会透过妈妈告诉我，一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病倒，女儿却不会在床前，这令他多么难过。

“不孝”这个陷阱，多年来仍令我极为困扰和痛苦。可倘若我能允许一秒钟，就一秒钟不被自责占据的话。

对面

我仍然牢牢记得与祖父母走过的那一段人生。

我记得，梅雨季节，连绵的水从青瓦落下，我会坐在石头门槛上，拿著一只小小榔头，敲著一堆过年剩下的山核桃，仔细拨出核桃肉，挑几颗大的给奶奶。奶奶只是坐在一旁椅子里，戴著不是老花镜而是近视镜，在不知做什么。

我记得自己倚著院子里的洗衣台，一群人散掉，剩下我和爷爷的时候，尴尬的我不知能说什么；只听著鼻子大大、仿佛秃了一辈子的头的爷爷，用一种绝对真相的语气说：“你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听老师的，老师是不会错的，你不能去说老师错了。”

父母与爷爷奶奶的家，中间隔著几百米的稻田和一条小河。爸爸和爷爷如果要吵起来，爸爸就会在我家院墙这边往对面嚷嚷。声音飘呀飘，我就瞇著眼睛找爷爷的身影，从厨房门口出来，又从我打核桃的客厅门进去。不知他在想什么。然后猛的一句，“好了！”从对面传来。

我们总是唤另一边为“对面”。在父母家，爷爷奶奶家是“对面”；等我蹦到爷爷奶奶家，父母家就成了“对面”。我的童年，大概就是无数次的“到对面去”。

外公外婆家就离开有些远了。妈妈嫁来父亲村里，在我的视角中，“瞬间”就学会了“我们这边的腔”。她不会在家说自己的“腔”，于是我也学不会那种“腔”来和外公外婆说话。不会说妈妈的娘家腔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那些嫁去或搬去大城市的舅舅姨妈们的孩子，如果只会说普通话，更几乎值得骄傲。

但我记得年节探望外婆家。妈妈会在厨房里，与看著火的外婆说很久的话，有时我傻傻站一会儿，听不懂，就走开。外公是一个握著长长烟斗的老人。重重的咳嗽，吧唧吧唧抽一口烟斗。比起“对面”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里的气味更加陌生；也不会有山核桃。但临走前都会有一大锅的米糊汤，喝了就走了——那是一段很长的路，从公路到外婆家，要路过一个大水库，一个小清泉，好几条小溪。

也许，他们已死的事实，未曾改写我与他们走过的那一段生命，而当我记起多年前的片刻的时候，他们是否在当下已经不在人世好像并不重要。就像那些老掉牙的说法：亲人会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但——有一天，我会不会也“忘记”，远方的父母是不是还“活著”？

六亲

对祖父辈的“忘记”还有经久的时间与真实的死亡做证，又或有疏离感、或因未曾真正处理过他们离去的哀悼的可能性在，但“忘记”父母——且是极其亲密、关爱我的父母——实在包裹著太过强烈的不安。

11岁那年，第一次去寄宿学校，我拿著5毛钱坐上穿梭在村落的破旧巴士，屏住呼吸一言不发，如临大敌；而后慢慢发生的，长大、张望、向往，与之同时发生的尝试和行走，家乡一再变成那个偶尔“回去”住几日的地方，一周一次，一月一次，半年一次，一年一次，数年一次。

在虽不设归途、却也未曾有过明确目的地的年纪，偶尔往回看，家乡与父母的座标，仍然清晰——然后，这份清晰开始慢慢消失。

消失的速度极慢，并且覆盖著一层伪装和一层笃定：原生家庭和那个小村落，与我不过是一臂之遥的伪装；原生的我与今天的我，必然紧密勾连的笃定。

很多次，酒后，爸爸会说“把你送去北方上大学真是我最大的错误”。这时候，我就会去想像那个尚不知未来是什么的瘦弱小孩，用大把大把的时间，从这边跑到对面、从对面跑回这边；时间真的是均衡的吗？那十年和这十年，根本不是一样的计时吧？我特意去搭了仍在一趟趟走的公车，爬上了“对面”老屋背后的小山。原来，熟悉的山头，会从那么高那么大，变成那么小那么矮。

异乡的我，十数年、数十年，与父母之间野蛮生长的隔阂、撕裂、距离，即便我常常让潜意识不要去看到，还是会在不留神的时候窜出来。偶然与友人谈起祖父辈死亡的这一刻，就令我不自觉把这份距离与“生死存亡”的决绝及其道德阴影并列。

就像祖父母一样，我与父母的关系，也已经切断了吗？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我又要跳入“不孝”的陷阱吗？

虽一闪而过，却在这个入秋的午后，令我窒息许久。

另一个朋友说，“你听过吗？六亲缘浅。”

是这样吗？

我问朋友，你知道六亲是哪六亲吗？你知道打字软件接著“六亲”，就是“不认”吗？

远方的朋友继续答：“我在很多年前就有过一刻，在那一刻回头看，就已经看到，那就是一个分界线。”

我常常会躲闪掉父母的眼睛。屏幕那头的眼睛。疫情开始后，就没能把回老家放在议程上了。其实恰好是疫情作为替罪羊罢了；大流行病之前的那些归途，匆匆、挤压，一样残酷，我总会失语、或说不好听的话、做无用的事、买无人喜欢的礼物——它们从箱里被掏出、又瞬间消失在家中的无数物件之中。

手机小小的屏幕里，妈妈说她的头发变得很稀稀落落了。我说你再给我织一件毛衣吧。爸爸瘦小到仿若不存在。我很难与他耐心讲述什么，我害怕看到他的示弱。

是吗，哥哥的孩子们长得很快吗？不是的，我没有想要生孩子；所有人都要做的事情，其实我也不是非得要做；好了，我要挂了。过些天再打给你。

我很好的。我真的很好。我在阳台上种蔬菜，厨余我会埋进土里沤肥。不，当然肯定不能先像老家那样，用人尿一起沤。好呀，我可以去公园里收一些树叶埋进去。

挂了吧。妈妈先挂。我要控制通话时长，如果讲太久，她的情绪会慢慢变糟；我也会开始失语。我猜她会在挂电话那一瞬有点想哭，于是我就去工作一会，忘掉这通电话。

记忆则会不听话地飘一会儿。爸爸扁担曾担过的尿桶；地里疯狂生长的土豆；冬日必备的手织暖鞋；脚趾冻疮的痒和痛。

这种时候我也常常会不确定，在那一幕幕记忆中的场景中，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大概四五岁，大概十来岁。偶尔的，我也好像会分明看到当下的自己，倚著洗衣池，蹲在厨房口；在母亲怀著盯著灶台的火光，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紧紧拽住座椅。

我好像就只是一个“观察者”。只是看著，用那时的眼睛看，也许也是在用现在的眼睛看。

我真的是在怕我忘了是否父母还活著吗？我分明，是在害怕我自己已死吧。

墓碑

收到移民局的信的那天，刚好打了一针COVID-19疫苗，第四剂了；我总是有强烈的反应，浑身每一寸皮肤都会痛，痛一整天。第二天半睡半醒间，在手机里与人聊天。有同行朋友发来一些关于离散的想法；我便提起昨日收到自己有新国籍的消息时，情绪复杂。

他说他也有过相似的时刻。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一次，“感觉自己在解绑，像木乃伊一样一圈一圈地解开绷带，去发现里面的，血肉模糊的自己。”

我说，我好像是被乱棒砸了一轮，“就好像明明一切都已经发生了，但这一刻，把一路很多的选择、经历、情绪，拢在一起，砸成了一座碑。”

绷带下，血肉模糊；乱棒砸出来的碑，沉重到喘不过气。

所以会是一座墓碑吗？所以也许是一座墓碑吧？——对著手边笔记本上写下的“你死了”三个字，我这样想。
除了儿时密集地、如同缩在洞穴一般地居住在农村老家的那十多年，我随后的生活、思考和选择，仿佛与那些稻田小房和小溪流无关了。我不知道怎样处理这种撕裂；每每回老家，不超过一日，我必会发信息给远方的伴侣——“你可不以提醒我，我这个人是真实的，我在离开之后的人生，也是真实的？”不然，我怕我会被这个“家乡”吸走。

以某种像是“客人”的方式回到对于儿时而言仿若是整个宇宙的老家，有时像是酷刑。

感官会发生化学反应。眼前可能有很多未曾改变的，也有一些改头换面的；但即便只是林子茂密的杂木，不同季节特有的空气的颜色和味道⋯⋯如果认不出了，折磨记忆；如果历历在目，折磨现实。

我不想睡自己的房间。不想午夜醒过来，看著天花板想像，也许一切都未发生过，人生还要从有记忆开始，再来一次。我没有过什么无法回视的创伤经历。仅仅是载了一整个少年的房间，太过满溢、而又像是用水泥把物件通通封住了而已。

一条长长的路，走得久了，却不曾接受，明明身后已无参照。

听著残忍的那块“墓地”，或许是一个许可吧。这里的死、此刻的死，不是停止、不是终点、也不是告别，而是新出现的一种关系、一条分界线、和一个视角。

很多年前，收到爷爷死讯那天，我恰好在印度瓦拉纳西恒河边。拥挤、肮脏又充满活力的这座城市，是一个死亡去处，河水是用来洗去罪孽的、然后临死之人就也可以在河边等死。火葬会立即进行，下水道冲向河道，把清晨火葬留下的灰烬冲走。有很多很多用来祈祷的小油灯；我也点了一盏，在夜很深了、在瘦狗在河畔犹犹豫豫找食物的时候，我把那盏轻轻的椰片制成的小灯，放在河面上，慢慢飘走。

看著那一点点光，我想起了奶奶去世时、我也在脑海中生出过的一个念头：到底是，之于我，他们死了；还是说，之于他们，我死了？

我会想像：我的母亲，当她出嫁，离开那个生育她的村子，进入父亲的村子，聪慧地改掉她的“娘家腔”之前，她也曾回头看，并也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分界线”吗？我的奶奶，当她作为一个地主女儿、幸运地嫁给了根正苗红的农民的时候，她也曾回头看一眼家里私塾的门，并悄悄关上吗？

她们，也曾有过意识到自己、或一部分的自己“已死”的时刻吗？在她们的心中，可曾也曾生出沉重的“墓碑”？而如果这是我想像中、她们的人生分界的话，那么，她们心中的墓碑是“娘家”吗？那么我呢？对于我，这座墓碑是“母国”吗？

这令我再次不安，躁动著在脑中寻找武器，想要打碎这层层叠叠的父权规训。

一张轻飘飘的纸就将一部分的我杀死了——这让我很委屈、很生气，我无法厘清这个漫长的“走向死亡”的过程中，都是谁的选择、都有哪些取舍，我抓不住失去了的。而我会将这样的感受比做“死亡通知”，大概也是因为，这么久以来，我都没有意识到我其实需要哀悼这个过程——又或是，我的每一次回忆，都是我在grieve我失去了的一切，但都只是下意识的，并总是会被中断。

后知后觉的我，终于第一次回头，并看到那条分界线了吗？

定格在记忆中的祖父母，未必已死；我与父母充满伤痕的关系，仍将在撕裂的现实中，活生生地疼痛下去。而我认真写下这些内心独白——因为，从11岁离开那个小村落、转进宿舍角落的被窝到今天，我终于开始接受自己“离开”的程度了。

是时候，对接下来离散的日子，说一声：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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