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当记者成世代心声，大学教师也不鼓励，台湾新闻业如何走下去？

在台湾新闻系的第一志愿、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系任教20年的副教授方念萱，这几年却萌生一股挥之不去的焦虑：她不知道该怎么鼓励学生进入新闻业。

“我讲不出这行业到底还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身为传播学者的她，当然比任何人都清楚新闻学的价值、新闻记者之于社会的使命与意义⋯⋯但眼看台湾媒体业界长期的低薪待遇，以及记者一职日渐消跌的社会地位，这些产业的沉疴，足以令她下定决心，不再积极地把学生送入新闻业。

“第一，我不会主动把学生送去业界；第二，如果有媒体单位来找我（推荐毕业生去面试），无论交情再好，薪水给低我一定不帮，因为钱很重要，我不理解这个社会为什么要告诉年轻人钱不重要？如果月薪开三万，或是像前几年给两万多，学生还是一个接一个去，媒体老板只会觉得：有人来啊，不用加薪啊。”

“好的学生，以后到哪里对社会都会有贡献，我不会再把学生放上‘媒体是第四权’的祭台了。我现在就是这个态度。”方念萱的言词中，没有半点犹豫。

然而，这不只是一位新闻系教授的个人觉悟。过去十年来，“没人想当记者”的心声逐渐蔓延成为台湾一个世代共同的体悟。

新闻系魅力不再

首先是新闻系的魅力不再。

例如台湾最早成立新闻学系的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在十年前将辖下三个主要科系（新闻系、广告系、广电系）改制为“大一大二不分系”，让学生至大三依照志愿进行分系，但过去学生员额最多的新闻系，如今分流人数仅约20％，远低于其他二系。另外，即便是台大新闻所，顶著台湾最高学府的光环，过去五年的报考人数也逐年创新低。遑论是私校新闻系所的招生状况。

但更严峻的问题，不仅是新闻系的招生锐减，实际就读完新闻系的毕业生也愈来愈无意愿投入新闻工作。根据104人力银行统计，近五年新闻系毕业生第一份工作动向，采编或记者工作仅占21.8％。

政大新闻系也统计历年毕业生的职业分布，从事新闻资讯类工作者也大幅下滑，早期一届有近百名学生、四成会进入业内，现在一届已低于50人，担任记者或编辑工作者也仅约二成。

也有去年应届毕业的辅大新闻系学生观察，系上同学当记者的屈指可数，“有的就转去考公职、空服员，或在公关公司做行销。也有完全无关的，在大楼管理当物业秘书。”

新闻新兵锐减，直接地影响了媒体产业的就业状况。一位财经杂志资深记者就透露，杂志因以专题写作为重，过往多会寻找已有数年采写经验的记者来胜任，可是过去三年来，“我感觉离开的人比留下来的人多，组织内一直都有缺额，可是业内又找不到太多的资深记者，”只好向学界寻求新血。

方念萱也观察到，“最近（媒体业者来学校）要人的单位不少，可是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她担忧，媒体业除了现下缺工之外，更大的警讯是找不到接棒者。

华视总经理、也是政大新闻系教授的刘昌德坦言，过去十年，可看到台湾媒体环境直线下坠，以电视台为例，因传统电视广告衰退，多数电视台没有足够营收开出好条件吸引人才，华视无经验者最高就是三万二、三万三，但以目前台湾消费水准，三万元的薪水要吸引大学毕业生是困难的。

“结论就是现在台湾的新闻产业接不住（人才）了。”刘昌德说。

低薪、高压、长工时

台湾媒体业从盛世步入了黄昏，其实不过是三十年的时间。1990年代，台湾解严、报禁解除，“你说你是做记者的，大家会说这个行业很有前途，当时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兴产业。”曾有20年驻美经验的前电视记者、现主持 YouTube 频道“范琪斐的美国时间”的范琪斐说。

现年58岁的她，是台湾第一代解严后的记者。她回忆，解严后一夕迸生非常多的纸媒，这些刚成立的报社、杂志社都需要抢记者，薪水高，连非科班出身的人也可能跑去当记者，像是大学是就读法律系的她。

“我那时候第一个求职的工作就是记者，另一个是去当证券营业员，两个工作同时上，我就想说没关系，先去跑两周新闻，再去证券公司上班吧。结果一做记者做得太爽，忘记去券商报到，然后就一路做到现在了。”

对她而言，记者工作的吸引力，除了自由度高，“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在见证历史。”90年代解严后，是台湾社运最蓬勃的时期，“每天街头上都是一排民众，前面是拿防暴盾的警察。那是台湾民主化重要的时刻，写新闻的每一天都是在写历史。”

只是今昔对比，刘昌德不讳言，记者的薪资及社会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且电视台的就业环境尤其严苛。

他解释，1970年代“老三台时期”（指台视、中视、华视，三台鼎力的时期），电视台记者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一来，它的入职门槛高、起薪甚至优于现在的记者，“你不用绑约人自然就会留下来”，二来，台数少，跳槽的机会不多，“事实上也没什么理由需要跳槽。”

但1988年开放报禁、1993年再开放广播及有线电视后，使得台湾在短时间内涌现过多媒体业者，“全世界没有单一国家的市场，像台湾可以容纳这么多的24小时电视台。”刘昌德算一算，台湾现在有至少7、8家定频的24小时新闻台，若加上其他未定频者，更是多达超过十家。

“可是广告的饼就这么大，产业利润也有天花板，”他估计，一般来说，经营一间24小时电视台低标需要400个人力，但台湾多数新闻台的人力都远低于此，导致低薪之外，过劳、超时工作也是媒体工作的常态。

国立大学毕业的琪琪是少数以影音记者为志业的学生，目前在一间电视新闻台担任记者。她不讳言，该台大学毕业无经验者起薪只有二万九，“我比较幸运，从工读生升为正式记者”，月薪才有达三万以上。

“而且电视台有一个很变态的手段。他们为了要留住员工，会要求你签约。”她解释，合约除了规定二至三年内不能跳台，这段时间连因育婴或照顾重病父母而离职都属于违约，要赔五倍的薪水。”琪琪说。另一位记者同事则苦笑地说，“有的年轻记者还会在办公桌上摆倒数的日历”，简直像在军中数馒头的日子。

若新人不签约，“主管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告诉你：你不签没有退路、没资历去别台谁要用你。或是用话术说，签了就会培养你，但不签的话就会在公司内部遭到排挤刁难、差别待遇。”琪琪说。

薪资低之外，长工时也是新闻从业者“折损率”高居不下的原因之一。

去年毕业于辅大新闻系、现在于新媒体“范琪斐的美国时间”担任剪辑与摄影的阿德便分享，同届的同学找到三大报之一的记者职缺，“每天都在被怨被主管当狗使唤。有一次同学们约吃饭，他迟到好久，后来才知道他骑车骑到一半接到主管电话，只能把机车熄火，站在路边、电脑放机车上开始写稿。”

也有新闻台因亏损而遇缺不补，导致更大的工作量砸在现职的记者身上。

琪琪在受访期间，一面回答提问，一面又不时拿起手机查看讯息，“最大的痛苦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吧，要一直瞄有没有需要回传的讯息，无时无刻。”即便这天是运用休假日受访，但在代班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她还是得要留意自己“路线”（编按：记者各自负责的领域或议题），如果发生大事没立刻回报，就是等著被骂。

上班日则要忍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一大早到公司开完早会，确认午间新闻的内容后，就要立刻上车，交通、采访、写成稿子、过声音、再给摄影剪接，整个过程到播出要在三小时，甚至两小时半内完成。就是每天重复上演的胃痛情节。”平时的标准是早上一则、下午一则，缺人的时候更可能要完成早上两则、下午两则的工作量。

成就低落成最后稻草

不过，记者工作因自由度高，不必在办公室里朝九晚六，仍有其他职业无可取代的魅力。也因此，刘昌德认为，劳动条件并非压垮第一线记者的最后稻草。

刘昌德指出，新闻系毕业生对比其他文组科系（如文学院、社会科学院）毕业生来说，对接职业别的平均薪资并没有特别差，可是新闻业的流动率却相当高，“原因是这个产业没有提供足够的成就感。”没有成就感，与下滑的社会地位，是产业不断流失人才的病灶。

范琪斐就坦言，自己当年决意辞去驻美特派的原因，并非劳动条件，而是光怪陆离的新闻产制过程，“我对于新闻制作产销的方式已经完全不认同了。”

她回忆，台湾棒球选手王建民在美国打大联盟时，“有次《苹果日报》拍到一篇王建民的手表，主管半夜一点多打来骂我，问我为什么没拍到手表？我当时对于自己的工作出现很多很多的怀疑，难道我做了20年驻美特派员，任务就是去拍王建民的手表吗？后来离职，是因为我对于自己的工作已经没办法认同了。”

此外，台湾媒体为了抢快、竞争读者的点击率，有时也游走在新闻伦理的灰色地带。范琪斐举例，像是歌厅秀资深艺人猪哥亮过世时，其女儿歌手谢金燕在美国开演唱会，许多电视台记者就被主管要求，逾越演唱会的规定，以狗仔式手法跟拍谢金燕。甚至在某一年的坎城影展，有同业记者向她诉苦，老板要求他在国际记者会上向影星提问：“你最近跟谁睡最爽？”

“年轻记者的劳动条件差、住的旅馆差、每天补贴的饭钱差，但其实这些都不是大家最大的抱怨——而是这种叫你在全球这么多记者面前，去问出一个这样的问题。”范琪斐摇头，“那种感觉是，你没有尊严。”

另一方面，过多的媒体为了以最精简的人力，竞逐最大的点阅与流量，开始聘用更多所谓的“小编”或“在家记者”，不实地采访，而是监测社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或网红发言，搬运资讯、再加工为新闻的形式。这些内容农场取向的文章，虽以流量博得更多的数位广告收入，却也稀释了民众对重大新闻的关注，也连带降低记者工作之于公众的价值。

台湾电视台更有所谓“三器新闻”（即由监视器、浏览器、行车纪录器画面组合的新闻报导），为了填满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内容，便把各种夸张翻滚的车祸，作为新闻滥竽充数。

这些无意义的新闻正快速地消耗年轻记者的热情，“我领这样的薪水，然后要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当然流动率就很大。你要让这些年轻人愿意在刚入行的前几年接受这样的低薪，你要给他们一个希望，工作要有趣、要有展望。但偏偏台湾新闻产业没给从业者这样的一个期待，又低薪又没成就感，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刘昌德说。

台大新闻所所长谢吉隆也说，这现象常使他疑惑台湾的新闻从业者究竟是多还少，“我觉得我有一种心情是每天那么多人在‘报新闻’，媒体业却一直喊出没有新闻人才。那可能的答案是，台湾的新闻业界真的受过专业新闻训练的人才消失了。”

“不好的新闻是怎么做的”

多年未解的产业乱象，使得职场现况与传播科系的知识走成两条没有交集的平行线，也加深了新闻学界与业界的分裂。

琪琪回忆，在读新闻所的时期，学校课程十分著重于新闻伦理——“但我必须说，这些东西完全跟电视新闻的操作是悖离的。”她感慨，以前在研究所学的理论都在骂台湾的电视新闻如何浅碟化、过度渲染情绪，但进入电视新闻圈后，“我同样还是要做这些新闻学者们觉得很肮脏的事情。”

另一方面，台湾媒体虽拥有高度新闻自由，但也不可否认地，大多业者皆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当基层记者交出原始稿件，编辑台及上层主管也可能在标题或内文刻意放大部分事实、或针对特定资讯避重就轻。

“比较严重的，甚至会刻意曲解受访者的语意，但这就踩到我的底线。”一位主跑党政线的记者启豪感慨地说，有时候跑新闻，除了要在采访现场与受访者攻防，还要在交稿后与自己主管攻防，“有时候挡不了，真的太夸张的，他们会听记者的话，也是怕被检举或被告。但常态确实是会故意取舍素材，为了符合特定的立场。”

琪琪也认同，从学校到职场，最大的差异便是在产制新闻的过程中，要考量新闻专业与伦理之外，所属媒体政治立场。如何在两者之间拉扯、取得平衡，是第一线记者每天的任务。

只是这样的体悟，大多是进入媒体业界后才会发现的真相。阿德说得直白，“学校教的伦理，放在实际跑线上就只是打高空。”真正的难题往往不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是当主管要你做争议的事时，你该怎么行动？

他说，在学校念书时，老师时常推荐他们看《报导者》或是一些媒体得奖的深度报导、数位专题等，告诉他们“这些是好的新闻”，但不会讨论“不好的新闻”又是怎么被做出来的，“例如，当新闻台已经有政治立场了，你该怎么做新闻？或是新闻伦理说不能拿超过500块（新台币）的东西，但当你跑了旅游线，业者都给你几千块的礼券，你不收，他们又说你装什么清高？这时候该怎么办？”

学界与业界的观念落差，也时常造成新闻系毕业生就业上的矛盾。

目前在报社工作的一位台大新闻所毕业生瑀翔认为，通常进新闻系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对记者、采访写作有兴趣的人，另一种就是有主播梦的人。但实际进入科班训练后，她认为学界的新闻教育，会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对台湾媒体业界形成一套“鄙视链”——例如电视台的劳动条件、记者采访的自由度较纸媒低，也因此在纸媒当记者的人，会被认为就业去向优于在网路媒体或电视台工作；或者是在杂志当专题记者的人，优于每天写即时新闻的日报记者。

“像电视新闻在学界就时常被视为‘只是帮忙堵麦’这种比较次等的新闻工作。也有些人会酸言酸语，去电视台的人就是想红吧。”琪琪观察。

主播一职的意义，在学界与职场端的差异又尤其明显，“在以前学校，感觉大家对主播有偏见，觉得他们只是花瓶、读稿机，从事新闻工作就该当一个好记者。可是进入产业后却发现，不是这样，是表现好的人才可以当主播，那是一种 bonus。而且当你更了解这个行业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当主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必须要面临非常多的突发状况。”琪琪说。

people business

然而，愈来愈少的新闻后辈愿意投入即时新闻、电视新闻，可能导致台湾每日新闻的品质恶化。

例如，去年台湾知名新闻奖项之一的“卓越新闻奖”，就发生“突发新闻奖电视及网路（影音）类”奖项从缺的状况。评审团也指出，每日突发新闻理应是电视新闻最大宗的内容，但全台报名件数仅16件，少得吃惊。

评审团主席王淑美也提出担忧，即时新闻是社会知识的根基，深度专题新闻也时常需从突发新闻获取灵感，但当前新闻业的工作条件艰辛，一线记者也面临资源不足等结构性困境。

刘昌德说，突发新闻记者跟专题记者所需要的技能，以及人脉的培养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实上，欧美有很多备受尊敬的资深记者都是日报记者，例如《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都有做一辈子突发新闻的资深记者，“但现实是台湾没有这个基础去产生某一种‘优质媒体’，而且是 daily news 的代表。这背后是很难逆转的市场结构，但台湾亟需好的 daily news 平台，因为我们的传统新闻产业环境就是特别恶劣。”

方念萱也认为，即时新闻是在展现新闻本色，专题新闻无可取代，“就像灾难发生的时候，记者用他的专业去别人到不了的地方，用最短的时间、不必炫生花妙笔，就是把现场的资料带回来，告诉大众发生什么事。”这考验著一间媒体如何运筹帷幄、怎么调兵遣将。

只是随著新闻工作的式微，方念萱更大的担忧是，“不是传播专业的人可能也觉得这又如何呢？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当自媒体，使得社会上不认为有经验的记者、专业记者是一种资产。”

方念萱认为，社会应该给予认真的记者更多的鼓励，原因是一位专业记者的养成需要多年时间，“新闻很难教，因为你除了要有新闻的专业，还要有跨领域的专业。新闻也是一种 people business，你必须要真的对人有兴趣，而且是对各式各样的人都要有兴趣，那个有兴趣不是狂热或嗅闻八卦，而是你要很谦虚地知道对于眼前的这个人（受访者），你要向他从头学起。”

学用落差

如何育才、揽才、留才，现在是台湾新闻学界与业界必须共同施力的课题。刘昌德认为，除了媒体业主应提升就业的条件与环境，学界也有责任缩短学用落差，其中又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指技术上的学用落差。例如阿德就分享在辅大新闻系的修课经验，影音新闻课程仍在使用20年前的知识，考试要背很多术语、专有名词，但实际上不会使用在新闻工作中。

甚至也有国立大学传播科系教授，“到现在还在要求学生教作业要烧光碟，因为老师不会使用云端硬碟。”

刘昌德形容，新闻科系的教学现况，有时确实是“看著后照镜在往前开车”，因为教授还在用过去的经验教导新闻专业，“我那个年代，我的老师在教我的时候，比方说基础摄影的技术，那个相机是好几年都不会换型号的，”可是当数位时代来临之后，技术与知识的更迭也随之加速。

这也衍伸出另一种“学用落差”，亦即新闻及传播专业不再只能“单用于新闻工作”。刘昌德说，现在有很多学生进入传播学院的原因，不是想当主播、记者，而是当网红，“网红工作既可能提供充足的经济诱因，又能满足个人的成就感，而现在当记者可能没有那个条件了。”新闻或传播科系也须思考，如何既满足新一代学生的就业意向，同时兼顾新闻人才的培育。

不过方念萱也认为，“新闻系的目标不只是把学生培养成一个会动笔或敲键盘的记者。”新闻系出来的学生，除了运用采访写作的形式，也可以用剧本、歌词或节目制作等各种方式，去掌握社会的温度与脉动，呈现他的思想，“当然我们希望这里头不能少的，的确是站在第一线最辛苦的新闻记者，可是若学生有能力愿意去做导演、做演员、做作词人或任何别的工作，我们没有理由不高兴。”

现实是，无论新闻系教授为学生挹注多少资源、带进多少业师，“学生终究是要出去面对社会的。如果社会没有给从业者尊重，那他们从学校进入职场的落差恐怕更大，别人不懂你干嘛要念新闻系、跑新闻，钱又不多、累得半死，社会又常常挑剔你。”她说。

“想要做新闻”

说到底，究竟什么是新闻专业？谢吉隆回忆起，过去与一位媒体业大老的一段对话。

“新闻专业是指采访写作的技巧吗？但一位中文系学生的文字能力、或是一位广电系学生的影音能力，会比一位新闻系学生差吗？或是一个很会写稿的法律系学生、政治系学生，会比新闻系学生不适合当政治记者吗？”

谢吉隆的结论是，成为记者的动力，终究是被“想要做新闻”的使命感所驱动，“这是你身为这社会的一份子，想要为它做一点什么事的使命感。”这份“使命感”，源自于一个学生或一个新闻从业者，对社会的核心关怀，“也就是当你具有传播工作的能力或身份时，你要用它去关注什么议题？究竟想要为什么事情发声？”

台大新闻所至今仍坚守以“培养台湾新闻人才”的创所初衷，谢吉隆说，在新闻所面试时，考官一定会问的一题就是：“你未来要不要当记者？”假如考生回答不会，那他是绝对进不来的，原因也因所方相信，一个人对记者工作的憧憬，确实是实践新闻专业上不可或缺的特质之一。

“但是你心里会知道，正常应该有一半不是（真心话），毕竟连补习班口试都会教学生怎么回答，”谢吉隆对此倒是相当释怀，他认为，教育工作是为了让学生适性发展，就算进入一个科系，也可能因为其他际遇而改变志向，“我们也清楚，不应该是全部的人都想做新闻记者。”一届毕业生有三成以上，就不错了。

但有趣的是，方念萱也观察到，当新闻系规模萎缩，有意愿从事记者工作的学生反而更加重视这份职业的社会责任。

“新闻系人少没有关系，但我们要让学生有尊荣感。那份尊荣感来自于他们自身对新闻的专业，他们要成为新闻的守门者——这需要很多专业的技能与判断。我们希望他们在这个养成的过程中有一种‘我与众不同’的感觉，那个与众不同是指，新闻专业是很不容易的、很高标准的，但，它是需要有人去做的。”

方念萱的说法，巧妙地对映到琪琪的当记者的初衷。

“有时候在课堂上，老师们会有感而发地说：现在要当记者的人很少了，谢谢你们念新闻系。”每次听到这句话，她就会反思，“会不会正是因为做新闻的人真的少了，我才更想踏入新闻产业呢？是不是因为我已经学习到这边的知识，我就应该更去承接这个使命感？”

只是对琪琪而言，随著在新闻现场的时间渐长、职场打滚的磨损，那份“使命感”的重量似乎也渐渐轻了。她也悄悄地说，“其实我在外面不太敢跟别人说我是记者，除非是工作上认识的受访者。如果是其他人，我不会讲。”

不说的原因不辩自明，毕竟记者一职，如今在台湾广大的阅听众心目中，究竟映照出什么样的形象？不只是琪琪感受到的悲观，也是半路离开、或从未上路的新闻学子们共同的心声。

但琪琪不会后悔成为了记者。甚至她相信，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光，或许会是她人生最精彩、刺激的一段时间，无论是在新闻现场冲锋陷阵，或是截稿时间的分秒必争。

“但三年吧，我的心态就是我大概做完这三年就会转职到其他行业，因为我觉得好累，真的好累。”琪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情绪中夹杂了疲惫、遗憾，以及一丝解脱的感慨，却也大概是每个新闻人感同身受的。

（尊重受访者意愿，琪琪、阿德、启豪、瑀翔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