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打卡、廉署咖啡：小红书CityWalk遇上香港散步学，城市被架空还是被理解？

龙年大年初一，一对内地母子从香港大学地铁站下车，先在站台与以书法字体写成的“香港大学”站名自拍合照，再沿挂着一壁老照片的地铁通道去向A2出口，进入港大的百周年校园，走过大学街上层，最后到写着“香港大学”的纪念墙前排队轮候留影。

儿子还在上中学，这位妈妈带他来港大散步打卡，是希望他可以受此激励，好好学习，也考上港大这样的名校。两人都并不了解港大的历史，但到访之后，觉得建筑与校园环境都很有特色，不虚此行。

这个新年，尽管餐饮业未能旺场，多个香港打卡圣地却人流畅旺。2023年，中国民众通过小红书推荐到各地进行Citywalk的热潮达到高峰，《2023小红书Citywalk趋势报告》与《中国旅行消费趋势洞察白皮书2023年版》两份报告先后被多家媒体报导和引用，突出民众旅行方式的转变趋势。如今，香港大学也成为游客来西环必去的散步/Citywalk景点之一。

港大职员D看到港大变成热门景点，虽不意外，但觉得诧异，心情矛盾。“这种心情可能涉及很多2019年（后）的变化，（六四）国殇之柱变成了几块石头，社会变化也很剧烈。”“可能我潜意识里，国殇之柱的消失和校园里出现的人潮有一种联系。”

热门打卡地油麻地警署前人潮不歇。三位香港本地市民经过，记者上前询问他们对这打卡人潮的感受。不过，三人皆甩手拧头走开了，没有人愿意评论。

Citywalk和IG打卡有什么不同？

港大校园里有许多家庭游客，多数都是家长带着小孩，有时是祖孙三代，也有三两成群的年轻人。学生、教职工放假，游客们便成了在校园中行走的主力人群。除夕与大年初一的下午，在这面墙前打卡，需要排队半小时至四十分钟，午前则更久。

D在香港大学工作超过三年，此前并没有察觉到游客群体的存在，2023年9月开始，却明显感受到往港大参观的游客数量大增。据D观察，除了常见的家庭游客外，另一种游客是有组织的旅行团，从早到晚可能会遇到三至四团。他看到还有会安排访问环节的学生团，让团内的孩童在校园内访问港大学生，问及他们的求学经历和感受。不过D对这些游客的行为不置可否，“我并不觉得港大自己开设的学生活动需要entertain（娱乐）游客，也不觉得（被拦住采访的）港大师生有entertain游客的义务。”

还有更超乎意料的事情发生，D曾遇到有家庭游客出入并未对外开放的教室，并声称自己为在校生，“这让我非常火大，因为我觉得他当时并不是一个很尊重的态度在了解这个地方”。此外，D的同事在课室内讲课时，多次遇到游客擅自开门入内，多番劝阻也无效。

成长于内地，现已获得香港身份的D，一方面能理解这一种大学旅行的脉络，明白家长想让学生报团参观香港名校，感受书卷气和“求学成功”的氛围；另一方面，他从自己在港生活多年的经历，及港大的员工内部视角再去看前来打卡的游客时，“我觉得这一群人和香港没有bonding（连结）”。

“虽然港大是一个公共空间，并不属于我或者任何一个人，但从一个教员的角度，我倾向于给游客设立一个使用此空间的界线。”D说，他依然愿意和那些能够以较谦卑的态度去了解这个空间的人一起分享。

在小红书上，港大被纳入香港西环散步/Citywalk路线上，坚尼地城科士街游乐场之后的下一站（或上一站）。科士街游乐场的栏杆面海，将街景与海景通通入画，香港大学则因依山而建的地理位置及源远流长的名校口碑令游客们向往。每一篇推荐文下，都有用家踊跃回覆，其中最被关心的问题，一是进入香港大学是否需要证件或登记，二是校内的餐饮场所是否对游客开放。

网上2023年7月的攻略中，港大的餐饮场所尚可对外使用，现如今，食堂、餐厅和咖啡店皆张贴出告示，表明仅为校内教职工和学生使用，一些自动点餐或贩售机也需要先刷校内证件。游客们通常自备水和干粮，走累了便在露天的座位休息。也有许多人进入综合大楼的大堂，在中庭的台阶上成片小歇。

另一处受欢迎的休憩区，是黄克竞楼平台学生会食堂外——这里曾经是六四雕塑“国殇之柱”的所在地，雕塑于2021年12月被静悄悄移除。因地方宽敞，很多小朋友在此休息或嬉戏。但若问到他们是否知道此处原本用途，曾经树立过什么雕塑，小朋友与家长们皆表示不知。

国殇之柱的历史没有出现在小红书的打卡攻略里，博主们的西环攻略之中，照片都经过精心调色，颜色鲜艳，对比度鲜明。贴文写香港西环“气氛悠闲，缓慢，颠覆了香港给人繁忙拥挤的印象”，“出片率”高，“拍照好看”，却未必会讲到具体的历史和人文背景。

小红薯（小红书用户的昵称）们形容“西环是心灵后花园”，这也是Citywalk与从前的IG打卡有所不同的地方。IG打卡通常是截面式的景点拍摄，但小红书上的Citywalk很注重打卡地给人的情绪感受，如西环就被强调“节奏悠闲”“带给人放松的心情”“放下烦嚣”等关键字，大馆和中环街市则被加上“历史气息”“人文打卡”等标签，也有特别建议注意秩序，排队打卡。

记者跟随攻略路线观察，科士街游乐场和坚尼地城海旁及香港大学人气最高，皆出现络绎不绝的排队打卡现象。有人模仿攻略的风景拍照角度，也有朋友间互相帮忙拍人像，尤其要将各种标志性的路牌、招牌与人像一起入镜。

在大陆火起来的Citywalk 热潮

19世纪，“漫游者”概念在本雅明《巴黎的莫札特》中出现，在他的描述中，这个群体对于现代城市生活和城市风景有特殊的感知和体验。在2023年的Citywalk热潮中，这个概念的来源也有详细“普及”和说明，但民众和游客并非统一地从本雅明的漫游者概念来理解Citywalk。

东北的徐先生从小红书上看到过关于这个概念的学术解释，“Citywalk通常用来指代在城市中步行的活动或体验，它是一种以步行为主的旅游方式”，“也可以指城市规划中提供的步行区域和导览活动”。徐先生认为这是为“城市旅行”找了一个“更洋气”的名字。曾经多次前往上海的他，认为有的城市适合Citywalk，“上海就很适合，租界区有很多路边的小店铺值得发掘。但北京就不适合，走来走去十几分钟都是大马路，似乎就不能叫做Citywalk吧？”

自由撰稿人及播客创作者早见认为，中国的Citywalk热潮来得比网络热度更早，她认为过去几年，Covid-19疫情影响国内民众出行，长途旅行变得困难，于是2020年之后，短途旅行与在地游就变成了一种主要的旅行方式，这种方式增加了民众了解本地城市的机会。在Citywalk还没成为小红书热词之前，早见曾经参加过同济大学建筑学和城市规划设计学学者带领的Citywalk活动，之后她再去每一座城市，都会尝试用Citywalk的方式去了解当地文化。

早见介绍，上海的散步团有时是十几人成团，由比较学术和设计背景的人带领，走访上海的一些街区，谈建筑历史和内在结构。其中重要的部分是邀请住在这条街上的当地人去讲故事，“比如上海的北京东路（上世纪著名的“五金街”，生产资料一条街）即将拆迁时，有去重访和行走。当时带领人邀请了五金商场一位商户王女士，她曾在上世纪从浙江来上海白手起家。”

王女士向早见介绍北京东路曾为外地人创造的财富，“九几年来上海北京东路的都是外地农村的，吃苦耐劳、勤俭节约，浙江，江苏人比较多，生意好了，会带自己兄弟姐妹，又会带其他亲戚朋友⋯⋯浙江人卖电器，阀门管件，螺丝，丝网，橡胶建，刀具量具等，江苏人卖工业陶瓷，电加热，金属软管，塑料制品，仪器仪表，后来广东福建人来北京东路经营电子元件，仪表仪器⋯⋯基本上都赚到第一桶金，再在上海买房，回老家，买地开工厂，做房地产，好多到国外发展⋯⋯”

除了学者带领下的有脉络的散步活动外，民间也有自发的Citywalk活动，“住在这个街区的人，带人了解自己生活的区域，和它有什么关系，经历过它发生的什么变化。”

对于来香港游历，内地游客并不陌生。除了这个城市一直闻名的奢侈品消费外，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之后，两地经历了一波长达数年的抢购/代购和水货客热潮，小熊饼干、曲奇饼等小食彼时成为手信潮流。之后一波热潮是Instagram打卡，2017年韩团“本月少女”在彩虹邨拍摄mv之后，色彩丰富的篮球场成为热门打卡地，其后是怀旧公屋南山邨，在电影《变形金刚》中出现的鲗鱼涌海山楼，还有2018年落成的维多利亚时代旧监狱活化地“大馆”等。

2018年年初，海山楼居民认为拍摄影响到正常生活，在邨内挂起了“不准拍照”的告示。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后，香港城市形象在内地民众眼中“一落千丈”。直到2023年初，中国大陆与香港恢复个人旅客通关，Citywalk热潮逐渐从上海等内陆城市蔓延到了香港。

香港政府的旅游发展部门则向来重视民间对香港景观的评价，也不停根据热点调整推广用语。排队打卡热潮出现后，旅游发展局便将“IG打卡”上标题，在官方指南中做重点推荐；反修例运动之后旅游业受创，旅游事务署似乎又跟从民间的讨论，接纳了曾经一直视而不见的“cyberpunk”关键字。2020年10月政府在深水埗通州街推出过“数码庞克展”，唯争议不断，被批为搞活动赶走露宿者。

Citywalk热潮之后，旅游发展局又与小红书合作，推出“香港漫步指南”五条路线，包括山海漫步、博物漫步、霓虹漫步、涂鸦漫步、文艺漫步等。不过，在游客中更具人气的是科士街游乐场、西环钟声泳棚、油麻地警署、半山扶手电梯等景点。

在油麻地警署，拥挤的打卡人潮通常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左右。两位来自广东，穿着学校制服的学生，其中一位王同学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面无表情，“朋友非要拉着我来，其实我一早就想去麦当劳吃东西了。”如此回答记者问题的他，却目不转睛地看着警署门口，举起电话又拍了好几张照片。而他的朋友刘同学则健谈很多，“小红书说，油麻地警署是『多个香港电影取景地』，听来很吸引，所以觉得一定要来看看。”

同行还有刘同学的阿姨和表妹，一行人打算趁学校寒假多看多玩，来香港前才结束澳门行程，澳门行程同样也参考小红书建议。刘同学认为，港澳的建筑和内陆确实分别很大，在内陆不可能看到如此的建筑和景观。至于建筑和街景具体有何不同，刘同学形容不出。若以电影场景为例，刘同学对《守城》中的油麻地印象深刻。

《守城》为香港警务处邀请导演林超贤拍摄的宣传片，时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表示，社会动荡时期，市面上“充斥着对警察的不实指控”，需要“即时澄清假新闻同假消息”，让市民认清事实；“另外亦都要展开新一轮宣传工作，对内对外展现警察专业、正面形象。”

影片足本14分钟，于2021年1月24日在无线电视与警方Facebook首播。

在香港细水长流的“散步”

27岁的早见来香港之前，对这座城市没有很具体的印象，“觉得外表很繁华，内在有很多城市纹理和市井生活，我对后者比较感兴趣。”

2019年，她喜欢上了“音乐里有真的愤怒”的My Little Airport。2023年10月很多内地MLA歌迷计划来香港看演唱会，有人在IG上求推荐香港的散步路线。早见4月时就知道了香港作家黄宇轩所写的《香港散步学》，向歌迷推荐之余，自己也决定要亲身来香港走一走。

她私讯黄宇轩，希望可以发起一次他带领的散步团。最后这次名为“去香港散步才是正经事”的活动定于10月22日下午三点举行。海报贴出之后，反应非常热烈。早见也设置了问题筛选团员，比如“最近一次Citywalk拍到的最喜欢的照片”。约三十个人在当日下午三点从石硖尾出发，六、七点钟在位于旺角的“留下书店”结束。

“来了之后，很喜欢香港，”早见觉得香港街头保留了很多字体，也有丰富的美学，“大陆的市容规划门面千篇一律，要么就是ins风，网红风，景观呈现没有生命力，但香港的街头，看到招牌和各种手写字体很有生命力，街头还有各种涂鸦。”MLA歌迷也根据乐团的歌曲，寻找歌词中写到的各种地点。早见有留意到，近年来大量霓虹灯牌被拆除，路牌字体被替换，她直呼这种改变“好可惜！”

在这次散步团活动中，早见很喜欢香港的社区和街心公园，觉得这些空间乍看之下不起眼，却有非常独到的设计，人进入到那样的空间，“可能讲不出特别的地方，但进入这个空间之后就觉得很舒服。”

作为发起人之一，城市研究学者与大学讲师黄宇轩，2020年与朋友共同创立了“怀疑人生就去散步”，开始推广“城市散步学”。2022年7月，他推出了书籍《香港散步学》，书写了十条在香港散步的路线，发行之后大受欢迎，不仅在香港销售成绩亮眼，在小红书上也被广为推荐。

“这三年我有点怀疑人生。住在香港，我需要找一些方法令自己不那么辛苦，”他讲自己的香港散步书写，是较为“娱乐”（entertaining）的内容，“可能与很多朋友看本地电影，本地电视，听本地音乐一样。”

“很多东西似乎已经动不了，那我唯有去感受已经看到的东西。”他称之为，分散注意力。

黄宇轩觉得散步似乎不在乎要太多情绪沉重的东西，“在书里我都少说历史，我比较多在讲城市探索，很视觉主导，或者很城市主导，这个可能和小红书是共通的，比如我今天经过旺角，看到一个角落，平时我忽略了它，但现在我找到一种新的方法去看它，如果你太多门槛，或者说要懂得历史才可以感受，那就会比较难。”

他想要去除门槛，故意将自己组织的活动改名叫“散步团”，“我故意不要叫导赏团，因为导赏团是要给出很多讯息的。我想鼓励大家其实不用做什么准备功夫，去到一条街，就直接去看这条街有什么是好看的。”解封之前，香港人对散步的热情尤其高涨，发起一个团，往往一分钟就可以满额。

最初黄宇轩以为他所提倡的“散步”，多是对本地人的，“我以为是要跟本地人来讨论的，比如民众都知道山顶，知道中环街市，大家想要更多，散步就可以是一种方法。”发现自己的书在小红书被引用和提及，他非常好奇。

他说他感兴趣的是在一条街上纯粹地走来走去，然后发现一些可能会被错过的东西，可以是很简单的快感。“它需要一种好奇心，然后你会不断发现可能本地人都没有在意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种方法是可以推而广之的。”

“我觉得是香港这种城市训练了我，因为它很密集很丰富，它真的有教给我一些东西，所以我把第二本书叫做《以香港为起点》。可能很多亚洲城市也会有这些特质，只是我刚好在香港成长，它启发了我。”他想告诉自己的读者，在香港学到的“散步”的方法可以应用到其他地方去。

往返于台湾、香港两地的城市研究学者梁启智认为，游客能通过一种新方法来认识香港，“永远是一件好事”，“多些人逛逛，认识一下不同的地方，看到不同的东西，对他们一定会有新的冲击。”他不期望每个游客都能深入当地，“你走得久你自然会想，为什么这里有这件事，为什么这里没有这件事，它后面一定会涉及有些跟权力相关的东西、或者跟制度相关的东西。”

另一位仍留在香港生活的城市研究者哥斯拉觉得，“散步”和Citywalk的一个有趣点是门槛低，“有只脚就可以走，可以没有论述地去讲。够灵活，就是这个概念的潜力所在。”

去政治化、去脉络化？

然而，关于散步与权力的关系，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引起争议。2023年10月20日，黄宇轩推荐了一个在日本举行名为DesignInspire In Motion的展览，他也参与了这次展览。他在社交平台介绍这个活动，也感谢了自己展板的设计师和团队。一星期后，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硕士生，前区议员叶锦龙在脸书质疑，为何黄宇轩不提展览的主办方是香港贸易发展局，是否被政府“用来做外部统战工程”。他公开点名要求黄宇轩解释。

“那个涉及争议的展览，是由贸发局主办，但它是在讲香港近年的设计，也呈现了二十多个香港设计师，又是由两个独立策展人做的，题目并不是贸发局指定。”黄宇轩回应散步与官方叙述的质疑时指，这个系列的设计展已经做了多年，自己参加的时候没有想过此事与官方有什么关联，“我也会警醒自己散步这件事是不是被官方吸纳了，但目前看完全没有，现在我们都是文化圈的人自己个体行为在讲一些小众的切入点，并没有官方机构找我们。”

这个争议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当游客被Citywalk方式吸引去城市漫步，到底是架空了城市原本的脉络，还是为在地理解提供可能？

哥斯拉在一个脸书群组观察到，有一个香港人因小红书Citywalk攻略重新发掘了对西环正街的认识，但他的照片下，有不少香港网友对“使用小红书”发表了很不客气的批评，“一堆香港人骂他，这么喜欢看小红书返大陆啦之类的。”

结合这两件事，他指出香港社会暗流的情绪：“他们知道Citywalk或者散步，小红书是个起点，加上政府的一个narrative，就会当作散步其实是一个说好香港故事或者是一个大陆的东西。”

他认为，用蓝VS黄的框架理解问题，是一个思维习惯，“极端点说，如果政府讲香港人一天喝八杯水，都会有人觉得喝八杯水的行为是蓝的。”蓝黄框架是由2019年的对抗政治而起，当时“所有东西都可以归边，可以用一些很明显的、很容易理解的选择和发言，去分辨政治立场。”然而国安法之后，香港的言论空间急遽收窄，“于是步入了很幽微很复杂的政治生活。”

“比如说，2019年时蔑视政府的任何东西就是黄的，不出声就是蓝的。但是现在因为政府的话语权无限大，民间政治表态和参与的空间小了，很难所有东西都塞进去。”蓝VS黄失去了均等的检视机会，意味着“人们不能在日常表态中辨别一个人的立场”。“今天又有一堆人去大湾区消费了，那是不是年轻人总是经常改变政治立场呢？是不是所有政府不批评你、甚至还有些个别重叠的事情，就等于是蓝呢？”

哥斯拉觉得若还带着这样的情绪去理解世事，“铁定有很多误解。我们要理解一个人或一件事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需要更仔细的观察和理解。”

他评论黄宇轩的第二本书（《城市散步学——以香港作为起点》）有切实讨论怎样去争夺公共空间的使用权、权力如何定义景观和城市尝试驯服自然的历史，“他有讲一些tactical urbanism——民间怎样可以短暂地介入空间的使用，不要被那个地方的管理者定义那个空间。他甚至引用Hannah Arendt以行动讨论公共性的概念，当不同的人相遇，各自展开行动和观察对方行动从而引发的力量，谈及解放公共空间后产生的自由，再进一步想像解放城市。”

“只是（第二本书）那些内容至少在社交媒体上没有非常普及。”

问及眼下“散步”概念会否存在被政府话语吸纳的担忧，哥斯拉续指，这不是政府的罕见做法，“其实民间受欢迎的概念或作法，都很大机会进入政府的叙事里面，”比如保育这两个字“来自2004年利东街的草根社会运动，2007至2008年的天星皇后，2010年反高铁⋯⋯这个是民间的字”，后来政府也开始用这两个字做自己的项目，还“尝试去吸纳一些学界关注保育的人。”

同理，“散步”本身没有门槛，承载了民众本土情感的投射，“大家都喜欢之后，就会吸引有权力的人去挪用。”关键问题在于，“民间和政府怎样去争取定义权。”

早见也觉得不能下定论，“城市体验在个人，每个人都有观察城市的方式。无论是打卡还是散步，都是自己的方式，我没法评判，只要是真的用散步的方式去，就是好的，只要去到了，就是会有所收获，有所看见。”

黄宇轩回应端传媒，指自己尝试做比较贴近life style、贴近日常的事，与自己学术上的城市研究取向不同，“它未必是我整个人基进变温和，学术上我还是会做一些比较批判角度的思考，但在『散步上』，我确实也有故意在浪漫化这件事，可绝非我已经不在乎其他事。”

在中国大陆，Citywalk与商业结合的愈发紧密。不少商家将Citywalk植入自己的推广活动，以此来突出自己的产品，也出现了不少商业挂帅的旅游线路。黄宇轩指在香港情况不同，“现在多是被艺术机构和NGO拿来使用，如果一个人想要用『散步』来获得商业机会，我觉得这种机会很少。”

他承认，他在第一本书中所讲的，也可能会引起一些凝视的风险，“它确实也可能导向很打卡，很美化的东西，所以我始终也想将所讲的散步，脱离特定的地方，如果只是一种方法，可能也会更远离那种凝视吧？”

“这件事我可能也有一些去政治化的想法，如果每一天我都因为那些不好的政策，或者因为拆掉什么旧的建筑或设施而不开心，我会很辛苦，”他试着回避那样的情绪，“我不是不关心那些事了，我也关心，但我更多试着在现有的观察里面发掘让自己开心的东西。”

不过，记忆不可能消失。有一次，他带的散步团去到某个地方，一个团友出来说，“这里我没有散步的感觉，因为我在这里发生过一些事。”

争夺论述

在梁启智眼中，空间永远是权力的体现，“它一定是有一些抗争发生中。你看到那个物质空间，是那个抗争的场地、那些东西的效果，我永远都是这样看东西的。”

梁启智去年在台湾出版书籍《香港公屋：方格子的呐喊》，书中不乏对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如何影响公屋设计、布局、地方历史的思考。不过，他强调能在在台湾出版书籍是难得的，“近几年有一个很大的诉求，就是你想说你很喜欢香港，但是你要找一个安全的方法。”

2019年之后，街头还是留下了很多东西，“我会希望有另一个观察是，城市不是真的那么漂亮，不那么『干净』。无家者，各种在社会边缘的人，其实都会在街上出现，那些东西未能被全部撕掉，也需要被看到。”他并不愿意把写出这些“不漂亮”当作对所有人的要求，“我自己喜欢写，所以我写。”

他同时认为，如果制造出一个可供观看的“真香港”，也会是很危险的事，“为什么浅显（superficial）就是错的？浅显对社会的影响也会小一点。”他笑称游客就留在游客区未必是一件坏事，“有兴趣的人自然会去发掘另一面的香港。”

“说实在的，香港这个空间，还能祈求什么呢？”在香港台湾两地教书的他，不认为自己能够要求留在香港的人做什么，“是不是要去挑战它说，为什么不弄另一条路线走一走？”他指一个人来游玩，能带走什么东西都是“造化”。最能影响香港形象的还是官方论述，个体的参与无法强求。

“香港没有政党轮替，它当然有一个官方论述，就一直这样玩下去的，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才做。所有和香港历史相关、和香港历史空间相关的论述，从来都是避重就轻。你去调景岭健明邨，它跟你说以前这里有一些国民党眷属在这里住，两句就说完了，它不会详细跟你讲整件事，旁边的雕塑连牌都没有，只是写着不准探查而已。”

梁启智说，从自由行开始以来，游客能从香港认识到什么、带走什么，就不是一个可以被决定的问题，“也视乎来的人的背景以及当时香港与大陆的关系，肯看已经是一种进步。”

哥斯拉理解，这几年香港有一个不能再靠反对政治去参与建立香港的本土情感，因此人们想找其他方法去定义自己和香港的关系，“它可以是本土农业，可以是四字电影，可以是散步，可以是支持港队（球队）。”

“如果有人觉得散步和Citywalk跟权力走得太近，应该是有些人再走出来说，其实散步可以跟政府走得不近的，不断去争取、去争夺散步这个自由话语权。”

他看到Citywalk的形式和内涵也在不断改变，“小红书里很多都是讲在哪里吃东西的，有吃货出来宣传一间餐厅很好吃，已经在改变CityWalk的内涵。”他想像，如果有一天说，“行人才是马路的主角，然后我们一起在马路上面散步”，那么Citywalk就会变成一个像占领一样的激进行动。他指打破对散步的定义权，不是只有一两个人才能做的事，“如果觉得散步和Citywalk这一刻是太靠近权力的，那不如有其他人出来，去尝试讨论，觉得散步应该是什么。”

在现有政治环境下，哥斯拉觉得发展一个对空间和Citywalk的批判视角还是有可能的，但“当然了，去到一个地步，被说成是软对抗的也不是不可能”，他提醒眼下现实的无奈，“有时政治打压，并不是来自本身的作者（author）去讲什么，而是下面的评论（comment），就会影响你怎么去看那个原po。”

他对洗白的概念比较谨慎，“一开始那些人拿着那袋麦当劳上麦当劳道（Citywalk），我很喜欢，我觉得是它用一个办法去将自己和一条街去连结。对那个游客来说，他不知道麦当劳是港督，这是一个很他者（alien）的东西，跟他没有关系。但是对他来说，那个麦当劳餐很贴身的，于是他用那个办法去表达他对麦当劳道的兴趣。”

“当然我们希望一些东西不要去脉络化，希望有来自政府以外、更多元和深入的散步和Citywalk讨论。但不是说一些日常的快乐就注定是错的。”

他仍然希望把洗白的矛头指向更大的权力：“政府有尝试去塑造一下政府心目中的公共空间，所以摆放很多所谓的公共艺术，那些就真的超级洗白。会展那边的海滨花园，有三个大的塑胶电视机在那里，那些叫public art⋯⋯”抽空一个地方的地理人文意涵，“政府真的在用这个方法去做。 ”

廉署咖啡

梁启智相信，“一条街后面是一个网，很多人做了很多事情才令到这条街会是你现在见到的样子，而那些人不一定是你立刻『见到的』。例如说你见到有一间书店，书店好像很棒，但是那间书店每天被食环、屋宇署搞，那些人不在你面前出现，但他们都是这个街景的部分，它们会影响到这间书店会不会存在。”

从散步开始，我们是否有可能抽象一些，退后一步，去想像街道背后的网络如何组成？那是另一种观看街区的方法，去看到空间与权力的关系。

2023年5月，是香港与内地通关后的第一个旅行旺季，“廉政公署打卡”与“在麦当劳道吃麦当劳”成为首批登上本地新闻的打卡热点，至此廉政公署外就没有冷清过。廉政公署今年成立满五十周年，2月4日在西九龙文化区东面海滨草坪举办“廉政公署50周年传承跑”活动，官方将“特色打卡装置”列为活动卖点之一，打卡的装置之一是廉署招牌巨型咖啡杯，若市民现场打卡上载到社交媒体，可以有机会获得纪念品挂耳咖啡包。（注：饮咖啡在香港俗语中指协助调查之意，与大陆“被喝茶”俗语有共通之处，廉署咖啡一直是廉政公署刚正不阿形象广告的符号）

2月19日，由董建华牵头的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研究部联席主管叶文祺指出，很多访港的内地游客都喜欢到廉政公署拍照“打卡”，但可惜打卡地附近没有消费景点，建议将旅客热门打卡地点包装成可赚钱的景点，例如在廉署旁边设咖啡店或纪念品店，吸引他们消费。

对这一则新闻，本地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回覆说：“遗址景点之一，啱晒（很正确）”、“凭吊昔日光辉”、“廉署现在除了做景点，已无其他功能”，显然并不认可曾经象征廉洁奉公的ICAC成为游客消费的符号。但对内地游客来说，廉政公署在卖座电影如《毒舌大状》《金手指》和小红书攻略中，依然是和贪污犯斗智斗勇的执法机构。

Citywalk可以跨越这样的屏障，最终令人看到打卡空间背后的权力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