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泰院惨案一年后：被掩埋的真相之路，推不倒的体制高墙

编者按：韩国是个充满矛盾的地方：有人说它保守﹑封建，但它有几乎可以说是文化奇迹的，外销全世界的K-pop流行文化；有人说它现代化﹑进步，三星﹑LG等公司的科技产品领先全球，但这些财阀集团同时是韩国政商勾结问题的病根。韩国知识分子金振京说过，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将西欧现代化的三百年压缩成一百年；而韩国更在六十年代后，把西欧现代化的三百年压缩成三十年。我们看到的，关于韩国的矛盾，根源可能正在于此：一个本质仍然保守﹑传统的社会，在极短时间内被资本的流动带到了国际舞台，于是各种冲撞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很少人有空停下来反思，也好像没有必要去反思。

随着K-pop在国际上受到的关注度愈来愈高，人们对韩国兴趣愈来愈大，想问的问题也愈来愈多：在一个强调儒家价值的社会，生育率为何全球最低？在韩剧外销浪漫爱情时，韩国为何出现被外媒称为“性别战争”（gender war）的社会争议？韩国是“跨国收养输出大国”，但许多被送养的儿童到底去了哪里？为甚么到了韩国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还是有那么多被送养的孩子？在社会仍记得世越号惨剧的今天，为何2022年梨泰院事件的受害者家属维权会那么困难？

在未来两个月，端传媒将刊出“K-pop背后的韩国”的一系列在地报道，尝试摸索这个跟华文社群有深厚文化渊源的社会的形状。这是系列的第二篇。一年前，梨泰院万圣节人群拥挤事件，成为韩国自世越号后最大的人祸。这一年来，遗属们力求失职的人下台﹑道歉﹑受审－－但无论是法律﹑体制还是舆论，都没站在他们的一边。

在首尔龙山区绿莎坪站广场，“10.29梨泰院遗属协议会”办了场记者会。比起广场，或者把这里称为小空地更贴切——这里在两条马路旁边，没有桌椅，20多位遗属分两排站，都穿着紫色上衣，手持标语。十二月的首尔寒风彻骨，下午两点天色已一片灰暗。记者会气氛静穆，只有在发言中间，雨打到伞时发出的嗒啦嗒啦声响。

人群中，李政民很易认：他长了一张敦厚的圆脸，两鬓斑白，下巴留着白胡须。他看见了我，微微点了下头。李政民是遗属会委员长，站在前排中央，拉着促请国会通过“梨泰院特别法”的横幅。该法将设立特别调查委员会，查明梨泰院惨剧的责任真相，并确定家属及受害者有参与调查、纪念事件的权利。

绿莎坪与梨泰院只是一站之隔，不到800米的距离。李政民的女儿就葬在这边。一年前10月29日，他28岁的女儿在梨泰院一条小巷，被人潮挤压死亡，成为159名遇难者之一。李政民说：“我们认为，有许多人是由于处理不当而死。”

那天下午，他与正在筹备婚礼的女儿和女儿的未婚夫一起，约了婚礼策划师见面挑婚纱。之后李政民独自回家，女儿则趁万圣节庆典，跟未婚夫到梨泰院转个圈——这是疫情解封以后第一个万圣节。

李政民以为，他们去那边看一下就会回家。但到了晚上11点，女儿的未婚夫电话打来，哭着叫李政民赶紧去梨泰院。他还没反应过来，以为是出了车祸，只能换好衣服就走。到李政民在现场的一片狼籍中找到女儿时，她已经失去意识，和许多人一起被警员移到商场里面。他想要进去，但被警察拦了下来，只能隔着落地玻璃，看着女儿的未婚夫不停为她做心外压。

一小时前，将近十万人把梨泰院挤得举步维艰。许多人挤在汉密尔顿酒店后街的一条狭窄陡峭的小巷，因从小巷上下两条大路不断涌入的人潮而动弹不得。前面一些人开始跌倒，后面的人被人群压力逼得向前挤涌，人群拥挤就发生了。根据警方调查报告，当时街上每平方公尺有6至10人站立，每人受到的平均力量约有224至560公斤。受害者大多窒息而死。

隔窗看着女儿，李政民一直冒汗，紧张发抖，身体无法动弹。“我当时甚至不知道孩子已经死了。”他说，警车、救护车的声音一直响，但是路上人太多了，车子无法移动。事发的梨泰院站一号出口附近一片混乱，像恐怖攻击现场，完全没有人在组织。

一年前，家属以为经过调查之后，政府会给他们的子女一个公道，有人会出来道歉、为疏忽负责。表面上，政府确实有做事。经过警方调查后，事故至今共有四宗案件在审，包括以过失杀人罪被起诉的龙山警察署署长李仁宰及龙山区厅长朴熙英等；首宗案件估计在明年一月判决。

但家属想要的并不是这些。“我们想要的是追究真正的责任，但是政府只是追究下层工作人员的责任，然后让一切结束。”李政民说。目前，行政安全部长官（相等于各国内政部）、首尔市长、警察厅长等高层，都被认为无须对惨剧负责。

现在，遗属会希望国会将“梨泰院特别法”提上议程，容许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向各部门高层追责。他们深知政府一直不想让这个惨案成为焦点，几乎每星期都会举行追悼活动，发行幸存者回忆录，还拍了纪录片在全国放映。他们在追问：是谁没有履行职责，让孩子们死在国家首都的中心？

但在政治与官僚体系面前，他们的呐喊可能只是徒劳。律师李昌旻一直在协助遗属团体，他认为案件胜算机率大，但形容案件结束后，家属“其实没什么能做的。”因为再追问上去，他们在质疑的﹑在尝试撼动的，其实就是国家体制。

迟到失职的警方，“自己查自己”的调查报告

根据韩国警方公开资料，当晚在梨泰院只有137名警察，当中50人主要在现场缉毒，余下的也没有积极做人流管制。事实上，许多人留意到人流过多的情况，早早向警方发出警告。在人群拥挤发生前4小时，警方112专线已接到11宗报案电话。有报案者说：“人们现在小巷上上下下走来走去，让人很不安。人们下不去，还一直被反推，看起来会被压死的……”有人在已开始挤压的人群中报警：“我这里…要被压死了…”而警方都一一回应：“会出动到现场”。但事实警方只出动了4次。

在事发后三日，11月1日，一众高官给出几乎一样的说辞：总统尹锡悦下令“彻底查明真相”，要求警方提交详细报告；警察厅长尹熙根承诺进行严格的内部调查；行政安全部长李祥敏承诺国家会汲取教训，全力调查。同日，警方派出514人组成“特别搜查本部”，调查警队高层及政府机关是否涉及失职。

国会也迅速成立小组展开调查。但律师李昌旻指出，搜查本部虽然有法定调查权力，但其成员均由警察组成，而追责事故瞄准的正是缺席的警方，所以调查从一开始，便已经引来“自己人查自己人”的批评。而国政调查委员会由18个各政党议员组成，可以传召总理办公室、内政部等16个政府机构作供，调阅证物，看似相对公正－－但它与警方调查不同，未具强制力，所以处处受到阻挠。“位于高位的人：行政安全部长官、警察机关负责人、警察厅长都没有好好作证，也没有好好提交资料。”李昌旻说。

经过74天侦查，调查538人，警方特别调查本部于2023年1月13日公开报告，将惨案定调为“人为”灾难。报告提到，龙山区当地政府、警方、消防部门等机构，在可预见人群数量的情况下，未有提前制定安全对策，而事发后亦未及时展开救援工作，最后酿成灾难。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调查人员将23名涉案公务员移送检方；当中6名地方官员因涉及“公务过失杀人罪”被捕。但行政安全部长官、首尔市长、中央警察厅厅长则不予送检。

韩国行政安全部相当于各国的内政部，其辖下为首尔中央警察厅，接下来是首尔地方警察厅。再往下则以地区作分，像是次事故发生的地点在龙山区梨泰院，所以地方警察厅之下，就是龙山警察署和梨泰院派出所。

根据律师提供的审讯进度，在事发当日下午，首尔光化门、三角地一带正举行大规模集会示威，龙山警局大部份警力被调走。直到晚上9点示威结束，具有指挥权的前龙山警察署署长李仁宰，没有即时把警力调回梨泰院——根据国家法医部门分析，如果当时有相关部署，“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约9点半，李仁宰与同事晚饭，期间接到报告后开始前往梨泰院。10点左右，李仁宰的车驶经离事发地点不到700米的绿莎坪站时，车流已经堵塞，但李仁宰仍然选择留在车上，而非下车徒步赶往现场。最终，他在当晚11点05分、开始出现伤亡后近50分钟才到达梨泰院派出所。然而根据警察署向上提交的报告，谎称李仁宰在10点17分已到达梨泰院。

而且警队间有讯息断层，并非同一时间出动。龙山警察称，在当晚10点18分首出现死亡事故后，已经出动所有人力前往救援。但根据调查披露的资料，在事发后近85分钟、11点40分，首个警察小队才接到李仁宰指示到场，而其余4个小队则于凌晨前后抵达。

事实上，面对大规模人群涌入，各机关曾至少收到两次预警。事发前四日，10月25日，龙山警察署情报科人员曾撰写“节假日梨泰院人员聚集可能发生事故”报告书，交至警察资讯管理系统。报告中预料有大量人流，建议将梨泰院路划为“事故忧虑地带”，增派警力。然而，首尔警察厅并未采取任何措施。

为了隐暪疏忽、应付调查，相关文件在事发后被人刻意删除。前首尔警察厅公共安全情报外事部长朴成民被指控指使下属、前情报科科长金镇浩及郑某毁灭证据，一名内部人士向警方供称，有人要求“就当没有写过报告一样处理”。事发后12日，郑某疑不堪调查压力自杀。

除此之外，10月27日，梨泰院所在的龙山区又曾举行“万圣节应对紧急对策会议”，但厅长（即该区政府首长）朴熙英没有出席会议，而会议当中亦并未讨论人群管理对策。

在案发当天的晚上，朴熙英曾两次经过现场附近，但都没有留下来指挥人流管制，反而命令下属先到示威地区消除批评政府的传单。曹元载在当天担任龙山区厅办公室值班官，他在作供时，就提到自己即使当晚8点30分已经收到报告，关注有关梨泰院一带车辆堵塞及人流问题，但因要处理传单无法前往。

不过，朴熙英尝试利用法规漏洞撇除自己的责任。10月31日，朴表示根据《灾难安全法》规定，地方自治团体或民间举办千人以上的地区庆典时，应制定安全对策。但由于万圣节活动没有主办方，仅为民众自发参与的聚会，区政府并没有督导的责任。她说，“（当日）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能做的都做了。”

可以追查，但只能查到这里为止

“他们会说：‘审判都结束了，还查什么，没什么可查的’。”

上面提到的人已全数被起诉。截至目前为止，事故共有四宗重大诉讼在进行：第一宗针对龙山警察署，前署长李仁宰、前112警情室室长宋丙周等人处理不周，被控“职务过失杀人罪”；第二，前首尔警察厅公共安全情报外事部长朴成民、前龙山警署情报科科长金镇浩涉嫌删除情报报告书，被控“教唆他人销毁证据”；第三，龙山区厅长朴熙英等人因没有预先制定人流管制方案，同被控“职务过失杀人罪”；最后一宗，则审理龙山保健所所长崔在源，他本应负责安排梨泰院灾难紧急医疗服务，但却虚报自己到达现场的时间，被控“伪造公共记录”。

在律师楼会议室里，李昌旻戴着圆圆眼镜。他很有耐性，每当我向他确认案件细节时，他都睁大眼睛说：“没错。”明年一月，删除报告书的案件预计迎来判决——这是针对公职人员的刑事审判中，最早宣判的案件。李昌旻对入罪结果很有信心。

不过，遗属李政民曾经批评，警方报告就像“蜥蜴断尾”——指挥官员让下层把锅全背了。他希望负责的人包括管辖警察厅的行政安全部部长，甚至是总统。

“现在警察特别调查本部起诉的，是下面（工作层级）的工作人员，但国民真正关心、最有权力的人不是他们。”李昌旻在纸上划出警察架构，拿着笔，对首三层的名字不断画圈，“这里有更多人，他们还没有受到适当调查。”

例如首尔地方警察厅厅长金光浩及警察局长尹熙根－－根据李昌旻总结，金光浩在2022年10月间，曾至少四次收到报告、两次主持会议，被要求指示制定万圣节人群聚集计划。但至事发前，金光浩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也没有检查下级是否制定了计划。

至于警察厅长尹熙根，他在国会听证会坦承事发当天自己正在休假，去了登山露营。因为当晚喝了不少酒，在夜晚11点多已经入睡，所以错过下属的汇报短信和电话。一直到30日零时14分，下属终于联络到尹，尹知道事情严重，才起身应对——他比总统尹锡悦、直属上司行政安全部长官更迟知道消息。

警方调查的漏洞，本来可以由同有调查权的检方填充，但李昌旻提到，一年前的一宗修正案，正正限制了检方侦察权。

长久以来，韩国检察系统虽然归法务部管辖，但因为既有侦查权又有起诉权，有“最强权力中心”之称；检方也常因贿赂腐败、政商勾结等滥权情况被诟病。2017年文在寅上任，他力推司法改革，欲削减检方职权并转移至警方。虽然时任检察总长尹锡悦大力反对，但2022年5月3日，在文在寅任内最后一次国务会议中，国会通过《检察厅法》及《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令检察机关的侦查范围从“贪腐、经济、公职人员、选举、军工项目及大型事故”等六大重大犯罪，缩减到贪腐、经济犯罪两项。

由是者，针对是次梨泰院大型事故，检察机关其实并没有直接侦查权。韩国大检察厅相关人士曾表示，“检方现在能做的就是睁大眼睛盯着（警察内部调查）”。而虽然检方仍然可以就警方结果作补充调查，但是事发至今已一年多，尹熙根仍未被传召，检方亦尚未决定是否起诉金光浩。这在李昌旻看来，检方显然“没有好好做”。

那么让人奇怪的是，检察机关明明相当独立，可把握权力直接对警方高层提诉，但何以处处迟疑？李昌旻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责任一旦上溯追究，关系到的是整个政权的合法性。

“如果事实关系真相大白、他（总统）任命的公职员受到审判，政权的正当性也会受到审判”，李昌旻说，“人们会问：总统是不是也有太多错了?他选了这些官，导致159个年轻人死了，这不是要受到指责吗？”在他看来，舆论一旦爆发，总统的正当性就会崩溃。

另外，或许最能解释检察机关做事寡断的背景是，尹锡悦当了26年检察官，在上任总统前更是检察总长。李昌旻早前受访表示，在现今的检察体系内，已布满了“尹锡悦人马”，虽然尹锡悦和检察系统不会全面阻挠侦查，但会设下界线，以防事故追责动摇政权。

现实是，高权位者正在等待审判结束，“从结果来看，（四宗案件的）官员受到处罚的话，事件应该会告一段落。”李昌旻说。

“人们会问：‘审判不是已经结束了吗?’应该会这么说吧，然后就会忘记。政府方面会这样说：‘审判都结束了，还查什么，没什么可查的。’”

世越号之后，韩国政府怜惜年轻人了吗？

对于政府来说，梨泰院不是“惨案、灾难”，而是“事故”。

确实从最新事态可看出，涉案的高官地位难以撼动。今年2月，共同民主党等政党曾对行政安全部长李祥敏发起弹劾案，五个月后遭韩国宪法法院九名大法官一致驳回；9月，国会再通过要求罢免总理韩德洙的动议，韩德洙被指责对梨泰院踩踏事故等问题处置不力，但外界猜测即管议案通过，尹锡悦亦不会接受。

这个结果，很难不让人联想起令朴槿惠被弹劾下台的世越号事件。2014年4月16日，世越号客轮载着476人，从仁川港出发，在前往济州岛途中发生事故沉没，造成304人罹难。事件中，船长抛弃乘客自行逃生，政府机关延迟救援，时任总统朴槿惠收到报告后“消失”7小时，方回到总部指挥工作。政府对事故的消极态度触发社会挞伐，朴槿惠的民意支持率从71%急跌至40%。2017年3月，朴瑾惠成为韩国首位被弹劾落台的总统。

梨泰院惨剧是韩国在世越号后伤亡最惨重的人祸。许多外媒都将梨泰院和2014年的世越号事件相比，例如《纽约客》的专题标题是“在梨泰院，韩国的年轻人再一次被背叛”，文中提到“世越号的世代，现在也变成了梨泰院的世代，这些年轻人在质疑，为何两大党的政治家和官僚，在如此基本的公共安全保障上屡次失败”。

梨泰院和世越号一样，超过一半以上的罹难者都很年轻，但纵使世越号成为了国民刻骨的伤痛，事后对家属二次伤害的言论也甚嚣尘上。金彦京是韩国Mungcle媒体人权研究所的总监，曾对比分析两次事故后的仇恨言论。她提到2022年一份“针对世越号受害者诽谤和仇恨言论”的调查报告书，当中列举了当年社会出现的各种诽谤侮辱及嘲笑家属的例子，像是批评得到赔偿的受害者家属是“偷税贼”，也有人将灾难简化成“交通事故”、称其“无聊”。

至于梨泰院事故后，金彦京指出虽然直接的二次伤害与过去相比有所减少，但转嫁责任到受害者身上的言论却不断出现——事发后仅仅两日，人们已在网上广传灾难现场和受害者照片，当中更有不少“去梨泰院是我的错”、“我去玩时死了”等指责嘲笑受害者的帖文。根据《韩民族日报》（Hankyoren）的报道，不少人认为梨泰院的遇难者“也是加害者”，因为他们“有份在现场推挤其他人”。

对于社会出现“责怪受害者”声浪，记者高景峰曾评论，这是灾难被政治化的问题。高景峰说，韩国在面对灾难、确定责任，防止事件再次发生时，“每次都会被某些事情所左右”——灾难发生后，反对党会谴责政权，批评政府掩盖和操纵事实。但面对这种批评，政府会想闪避指控，又煞费思量协助转移视线，淡化灾难的意义——像是尹锡悦所属的国民力量党党魁金起炫曾质疑，梨泰院遗属的抗议是由朝鲜策动。

结果事件真相被屏蔽，社会矛盾反而愈演愈烈。高景峰批评，这是世界上只有韩国才有的“K灾难处理”方法。研究韩国社会对世越号事件反应的学者﹑作家金升燮也指出，韩国一直是个忽视自身痛苦的社会，以致许多人亦无法同理他人的痛苦。在世越号事件后，有国会议员公开指“遗属就应该有遗属的样子”。遗属一旦稍有偏离大众对悲惨受害者的想像，那怕是组织示威抗议，或振作下去好好生活，他们就立即会被批评为“装可怜”﹑“靠孩子的死骗钱”。

虽然世越号事件促成了朴槿惠下台，但触发弹劾的原因，主要是朴被指控涉嫌好友崔顺实插手公职事务，引发的亲信干政风波——事件被揭发时，距离世越号事故已经发生逾千天，期间家属一直要求朴槿惠下台未果。“亲信门”事件恰好成为最后一根稻草。韩国庆熙大学教授李泽光曾表示：“韩国国民对朴槿惠政府的最后一点信任消失殆尽，今后朴槿惠绝不可能获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

但当权者固然不想有任何动摇政权的机会。如何应对事件，尹锡悦每步都很小心。在事故发生之前，检察系统出身的尹锡悦早因被认为管治经验不足等，民意支持率由上任时的51%跌至30%，比起出事后的朴槿惠还要低。有媒体形容，尹锡悦犹如站在十字路口：他要不证明自己有领导力，要不就是被人批为无能政府。

显然，尹锡悦冒不起这个险。与朴槿惠“消失”不同，事故后尹锡悦立即宣布深入调查事故原因，曾被认为表现出“积极承担责任”的态度。但同一时间，政府也积极淡化责任。

“梨泰院惨案发生在首尔中心，政府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不能让人民死。”但最终政府出错了，“那么采取什么策略呢？（就是说）‘孩子们在西方节日万圣节去梨泰院玩，因为不守秩序被压死了’。”斟酌字眼是重要手段：梨泰院不是“惨案、灾难”，而是“事故”、“像车祸一样出了‘事故’”；被压死的人不是“牺牲”，是“死亡、死者”——事件不是政府或警方错，而是去玩的人错。

我问李昌旻，当审判结束过后，家属其实还能够如何追责上级官员。“其实没什么能做的，没有”，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但未几，他又像恍然大悟般，告诉我一个事情。

两年前，随着文在寅进行司法改革，政府成立了“高级公职者犯罪调查处”，专门调查包括总统、行政立法司法部等高级官员；总统和总统府青瓦台不能干涉其工作。李昌旻说，这个机构有权直接调查各部门在梨泰院事故中的责任。

“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组织，”但李政民又补充说，无论公调处处长、队长，“最终都是由总统选出。”

后记：两幅高墙

“如果法案一直不被通过怎么办？”

去年11月，在女儿三日葬礼结束以后，李政民第一次回家。

“我其实很害怕回家，当你进房子时，这个孩子的痕迹仍然存在，这太难过了。”那天他失声痛哭。“太难了，连饭都吃不下，喝水、水也流不进喉咙。”之后的一个多月，他每天喝酒。一年前他刚退休，打算拿着钱搞点小生意，但如今“工作和赚钱已经没有意义，太没有意义了。”

他始终等不到一个说法。警方以私隐为由，拒绝给他其他遗属的联络方式，后来，李政民在网上看到李昌旻在内的律师团，正在筹组遗属见面会，他才第一次碰到其他人。

那时他们仍然以为，政府会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在交换自家的情况后，李政民跟其他十个家庭一起，找到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帮忙。可他们没想到，议员在媒体前说这只是少数遗属的想法。李政民像被打醒了一样，“啊，我才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什么，我们需要聚集在一起。”

2022年12月10日，事件发生后第42日，89名遗属共同成立了“10·29梨泰院惨案遗属协议会”。

由于家属们从没有面对镜头，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的经验，更何况现在是要“和大韩民国最高权力争斗”，大家都不敢站出来。但李政民心里不忿，“我不能就这样待着，然后看着（政府）好像要把所有事情归咎于牺牲者……孩子这么不光彩地在一瞬间死亡，我感到非常委屈”。于是他站了出来。

自从当上了委员长以后，李政民每次受访都不苟言笑，紧蹙眉头，一字一句慢慢回答。他很怕自己说错任何一句话，害得特别法不被通过。女儿死后这一年间，他全副心神都放在了协议会上——在翻译给我转译时，李政民有时候会下意识抬头望天，有时会滑滑手机，而每当他垂下手来时，画面总是停在协议会的聊天群组里。

这场事故的遇难者大多数都很年轻，超过七成都是30岁以下；所以出席记者会的遗属，大多都是中老年人。在首尔十二月的风雨雪中，他们的眼镜被雨濡湿，脸也被风吹得苍白。有些人在脚掌套了两个胶袋，防止水渗进鞋子。记者会结束后，他们要徒步跨过汉江桥，大概八公里的路程，走到对岸的国会大楼，促请国会把“特别法”放上议程。

下午两时半，队伍开始游行。三十个身穿萤光背心的警员跟在家属旁边，形成一道警墙，阻隔他们与路上的车流。前面领头的车放着音乐，带他们穿过马路，慢慢拐向左方，进入一条笔直的道路。这里以前是驻韩美军基地，路的两旁是两米高的围墙。于是看上去，家属像被困在警墙与高墙之间。

不到一公里外、梨泰院站一号出口的汉密尔顿酒店，遗属在事发的小巷一头，立了三块“#Remember1029”告示板。有些好奇的游人会在这边驻足，拍照——这条巷原本宽度超过5米，但汉密尔顿酒店涉嫌违规扩建，在酒店外围搭盖了一段长10米的假墙，被认为造成事故的主因之一。今年11月，它被判定违反《建筑法》，被罚款800万韩元了事结案。

至于被追责的官员，第一宗案件即将在明年判决，如果罪成，我问李政民会满意结果吗？“不，我完全不满意。那只是冰山一角，我们要做到追究那些负责人的责任为止，所以要通过法案。”然而，在我第一次见李政民的12月8日，正值韩国第21届国会召开会期内最后一次全会。会议并没有将梨泰院特别法放进议程。

我曾查看事发时的新闻，发现2022年春天，李政民和女儿最后一次合照时，他仍然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女儿过世后，李政民不再染发，任白发随处长。他说太太最近睡进了女儿的房间，就像和女儿一起睡那样。我又问李政民，如果法案始终不被通过怎么办？他很冷静，回答得很快﹑很铁定：“我没想过不通过的一天。”

不是因为见到成功的希望。只是为了女儿，“我必须要做。”李政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