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上和南下之间悬着的人

“不重磅记者自留地”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由来自不同地区的记者轮值书写。这些故事也许并不重磅、也非必要，却是记者生涯中，让我们心痒难耐、不吐不快的片刻。我是本次值班的记者玛丽，因著一次采访契机，我再一次思考了我与大陆的距离。

从我家房间的窗远眺，越过几座高楼和山坡，前方是深圳湾。住了二十多年，我没有深究过那边是大陆哪个地方，但母亲说过，那是世界之窗。

每逢过节，我们吃晚饭，大陆放烟花。那边传来咚咚声，母亲让我倚著窗边望，但距离太远，烟花看起来比手指头小，隐约炸开溢出闪光，不算好看。那时我意识到，一海之隔，那边有个不同的世界。

我住这边，政府兴建公共屋邨，把土地填满，每座40层高，塞进新移民和基层，无论在地域上或是市区人的想像中，这是个边缘社区；而大陆那边空旷点，楼看起来也矮小 —— 或许是是隔了个海，我也看不清。

2016年后，我有几年不在香港。回家后，有天从窗外望，眼前风景发生巨变，吓我一跳：“怎么这样近？”—— 海好像变窄了，对岸的高楼大厦密密麻麻，往这边推进。深圳一直在填海造地，乍看之下，那天际线像另一个维多利亚港，当中有两幢大厦特别高，一幢长方形、一幢有尖顶。我找回2020年拍的相片，长方形那幢还未建起。至于我这边，十年如一日，没有改变。

这种“物理上的中港融合”在我的眼底下发生、挤到我家来。

早前，我去了两趟深圳报导香港人北上消费趋势。算起来，我上一次去大陆是十多年前。隔了这么多年，我不禁注视自己和身边人跟中国的连结和割裂：同一片土地，有人的心游离得老远、有人逃出了却一直惦记、有人离不开回不去。

虽然我未曾向父亲言喻，我对大陆的抗拒、又或是香港人身份的依恋，有一部分是源自他。父亲七旬，养家40多年，几年前退休。我经常说笑父亲“有甚么风浪没见过。”

那是真的风浪。1974年冬天一个晚上，他游泳从大陆偷渡来香港。衣服沾了水会负重，他便穿得单薄，海水冷得刺骨。大海之中，人的力量变微小，他游不上，只好顺流浮沉。父亲记不起游了多久、在哪下水，“懵差差，边度打边度都唔知。”不过，他没有游足全程——半途有香港水警船驶过，华人警察说一早看到他们下水，等他们游至香港边界才敢把他们接起。上船后，警察给他们白方包，很香很好食。

父亲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上山下乡的知青。初中读毕后，他没有选择，随国家号召到农乡耕田。少年受贫穷和劳动折磨，日子过不下去，便一起偷渡。第一次是划艇仔，但“屌那星——被人捉住了。”第二次父亲和小伙子直接了当游过去。他不想家人担心，饭后留了封信便遛走，没有人知道他要去香港。

我跟父亲经常意见不合，话一直很少。他常碎念，说他在我这二十出头这年纪，便离开了父母，独个在香港闯。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他做过送货和工厂，后来在一间云吞店落脚，一待便是大半生，退休前当几年屋邨保安。命运之神开了玩笑，父亲没有成为李嘉诚。反而，他留在大陆的大哥姐姐乘著改革开放的势头，当上了富贵人，孩子们有车有楼。

初到香港时，父亲对大陆有恨意，但他的反叛仅仅如此——后来他到图书馆，一些书分析说当时中国被外国杯葛，发展不了工业，才会把年轻人送乡，他便接受了这想法，又为中国现在变强大感到兴奋。我理解不了这思维，初时跟他争辩，后来觉得大陆始终是他的根，若这想法能令他好过点，也不算坏事。父亲提过，他想在大陆百年归老。

二十多年来，我只到过大陆几次，也习惯了这种远观而抗拒接近的距离。我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00后，除了父母在大陆有一堆我喊不出名字的亲戚外，我在那边没有牵绊，有关北上的记忆也粗疏朦胧。小学时，母亲随楼下阿姨介绍，到她在深圳当牙医的亲戚看牙，带上了我。母亲付7千元镶7只牙，回家后镶嵌物全脱落，一只都没留下。母亲怀恨在心，说她“唔熟唔食”。

我们有时也会北上探亲。十多年前，堂大哥结婚，父母买了金链赴宴，新郎新娘跪下给他们倒茶，我觉得很威风；另一次是在夏天，一家人去了父亲的家乡佛山，去了祖庙，又在广州塔前拍照。我跟姐姐去了书店，买了一套几米画集。每次北上，我们都在直通巴待大半天，车上空气窒闷、路程颠簸。

在香港，用广东话说，到大陆是“返（回去）大陆”，后来有人将字辞较正，说“返”不正确，因为在那边本来没有家——父亲或者有，我，却一定没有、也无法有。

大学时，我想将父亲的经历写进毕业论文，但被他拒绝。我问不出甚么，便认识了一群在香港、跟我父亲年纪相若的知青，从他们的故事中捡拾父亲故事的碎片。有次，他们带我到元朗近深圳湾一处拜祭。那天下微雨，我站在海的前方——正是我家对著那个海——一片雾茫茫，甚么都没望见。老人点起元宝蜡烛、双手合十鞠躬。有人向我说，他哥哥从大鹏湾下水，还差一点便到香港的吉澳，他没有穿袜，脚在水中看起来是白色，鲨鱼便往他追去。四个人下水，两个人死掉。

那个年代，逃往香港过程中被淹死、鲨鱼咬死、跌下山坡死掉的大陆青年，比比皆是。

父亲找回他刚到香港时，入境处发给他的入境许可证。A2大小的纸，已变皱发黄，我小心翼翼拿起，上面有他的证件照：瘦削少年一头黑发、浓眉薄唇、穿恤衫大衣。生我时，父亲已经50多岁，我从没想像他年轻躁动的模样。

他又​​掀开相簿，有张爷爷嫲嫲跟儿女的黑白全家福，十多人，只欠父亲跟他同样偷渡来香港的表哥。我不知道父亲有否后悔游来香港，也不知他怎样评价自己的成就。不过他赌上性命，换来一个香港人身份，我出生在香港，觉得有点坐享其成。我在这城市的种种是他带来的，对此我心存感恩。

自通关后，仿佛多了港人北上，当中有立场“黄”的人，也有不在乎的人。我想不透人怎样抛下往事，高高兴兴到大陆享乐，同事说，大陆物价比香港便宜，如果这些人不理政治，转到大陆消费也合理，“返大陆又唔系原罪黎嘅。”

通关后，父亲独个去了佛山几天探亲，回来后大赞那边食饭便宜、电动车先进。为免父亲心中暗喜，误会我投入祖国怀抱，我不断向两老强调，这次是纯工作。

10月办理回乡证那天，中国旅行社挤满人。同一条走廊，证件照店外的人们焦躁不安，投诉相片等很太久。店员解释，相片要上传至“相片检测中心”检测，检测合格后会收到条码，以用来办理手续，他们正是在等检测中心回复。有位等待中的女生不屑地道：“不就是要拿我们的资料吗？”

几星期后，我拿到回乡证、在中国移动买了张电话卡、办了俗称“黑码”的出入境健康申报，带著一堆不解跟几个香港人北上两次，去了咖啡店、KTV、蚝屋和火锅店。她们多数留在室内，目的是纯消费而非观光。在大陆消费价钱便宜、店员服务周到、地方也比香港宽敞，这些我体验得到，人为了这些原因北上无可厚非。不过，那边周遭的人与物总有意无意提醒我这是大陆，要注意点——在KTV，店员说今年是储歌量最少的一年，因为涉嫌港独台独歌手被禁、地铁月台和商场放置“防暴消防架”，竖起盾牌和钢叉，还有随处可见的红色的“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宣传。

我以有点猎奇的眼光观察周围，也被触动神经。到最后，我还是无法轻松跟她们在大陆逛街。

在KTV房里，受访者在唱歌。我给大陆人朋友嘉丽发讯息：说这边“很不熟悉、很陌生，比去外国还陌生。”但我也解释不了。

她回我道，“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我还是内地人呢？我也不知道为甚么会这样。”配上两个苦笑流一滴泪的emoji，她补充，“就是疫情之后刚回到（大陆）的时候。”

嘉丽二十几岁，是深圳人，几年前高中毕业后来到香港念大专，再留下来工作。疫情期间，她八个月没有回大陆，一回家便在酒店隔离一个礼拜，像坐牢。每天被人追著做核酸，她郁闷得吃不了饭，都在哭；连不上VPN和网络，她又觉得跟世界隔绝，崩溃起来。即使连上了，“这个VPN也是被monitored的。”隔离结束后，小区不时被封，捅鼻没完没了。那些日子，“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干甚么。大家一起做戏，不知道这出戏做到几时。”

嘉丽外出搭地铁，遇上安检，一下子适应不了。“It’s just crazy. 你能想像到香港每天都要安检。不行，对吧。”出早出门时，上班族在安检站前排长龙，虽然没有等很久，“但我觉得好烦，为何我要做这些无谓的事呢？”

这是“明晃晃被限制自由的感觉。”嘉丽说，一切限制自由的事，都会挑起她“超级超级大的抵触心。”

嘉丽本来被大陆的大学录取，但那边宿舍环境不好，她对选的科目没有大兴趣，也觉得香港的大学排名较好，便冲动过来升学，想著是个“ fresh start”。在此之前，她在大陆念书，大环境和教育制度让她感到压抑。她来到香港念文科，学生被要求有个人观点，嘉丽这才发现自己脑袋空荡荡，一直在吸收别人想法。2019年社运时，嘉丽在大学上了一门谈公义的课，老师在堂上讨论自由、示威是否正确、警察和学生又为何这样做。那时，校园内贴满示威标语，在大陆的母亲问嘉丽这样做对不对。

她打个譬如，“如果我在这边读书，但读了好多年，突然间我的学位被无缘无故取消，拿不到毕业证，这是不是一件错的不公平的事？”母亲说是。“那我们怎么让这个事情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呢？让这个事情有曝光度，是不是要贴这些东西、去讲这些话，让人家知道呢？”母亲回答说是，但还是觉得太激进。

毕业后，去与留这决择让嘉丽很困扰。母亲让她回来，不解她为何要在香港挨世界、做生做死也捞不起，反而深圳住好食好，考上公务员的话，生活清闲又享受高薪。嘉丽跟母亲谈自由，说自由要付出代价。母亲反而说在香港工作，最后不就是追求快乐，在大陆也可以快乐。

嘉丽说笑，除了在香港找一个富豪老公外，她没有方法向母亲证明自己在香港能过得很好，“这个矛盾很无解。”她也想过不如回大陆算了。

最后，嘉丽跟母亲定了限期，在香港住满两年、拿到身份证后便回去。“我选这样，不一定是对的，可能百分之五十是对、百分之五十是错。但是我知道一开始就选回去工作，是百分百错的，因为我不想限制自己人生的possibilities。”现在，她只能多令母亲开心，不提工作的不顺，把矛盾隐藏，“不能解决就不解决，先拖著。”嘉丽说，就算没有2019的示威，她也是会留在香港工作。她还年轻，想给自己多点机会。那边一些“小细节”—— 无论是职场文化或是与政治相关的——“有时不舒服就是不舒服。”

离家多年，嘉丽感到脱节，对新起的偶像和网络用语一头雾水。她说，唯一感兴趣、关注，以及能与大陆人产生连结的，是苦楚和集体阴影。外界觉得他们甚么都不明白、是小粉红，他们却自嘲过生活。嘉丽举例说，“等国”这词—— 源于一份男女性别比报告，当中点名印度和中国重男轻女现象严重，但中国媒体以“印度等国”复述内容，变相将中国匿名；又例如2021上映的中国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戏名落到民间，被改成“一直游到护照变绿。”

“如果你问我以后要不要回去深圳工作，我真的回答不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永远在香港，我觉得我不会。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去那里，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那里。”嘉丽说，“但是我没有想要移民，因为你不管移到哪里去，你都移不到去你想要变得更好的中国。”嘉丽觉得，无论走到哪里，她还是中国人。家人、文化等是她的一部分，人生底色改变不了。

嘉丽想到其他国家体验生活，“但会更希望自己所在的地方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不过，她心里清楚这是百分百没可能的，那就尽量在日常小事中让自己快乐，“有个盼头吧，就活下去。”

嘉丽喜欢模棱两可的状态——香港、澳门、台湾属于谁又不属于谁、各地的人怎样界定自己，她不fucking care。“你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你是这样想的，我觉得ok啊。而且讲真，如果我想要你认同我、想你回归，如果这个地方真的好，我觉得你不会resist回来啊。”

嘉丽说，“I still want Hong Kong to be Hong Kong。我唔想佢变啰。”这是我认识嘉丽几年来，第一次听到她对中港的看法。我跟她在香港遇上，本来想她是大陆来，会有点戒心，但认识深了，也知道我们的立场相若，只是2019年过后，事情变得不能名状，我在谈话中很少扯上香港政治。不是因为她的讯息，这个对话也不会展开。见过面后，她又赶去坐地铁回深圳放假。

2018年，在大学一堂课中，老师说我们这代年轻人经历了很多，待二、三十年后，我们的事业爬到高位，成了管理层，届时遇上2047年大限，我们所作的决定反映过去，也举足轻重。那时我们并没有想到，2019年会把一切打乱，少年还未出来工作，他们已要坐牢、流亡、拖著郁结过生活。

这么多拉扯之间，我跟大陆愈走愈远，一来是承接了“不想被送中”的恐惧，二来我有政治洁癖。十多年来，我没再为回乡证续期，最后忘了放在哪里，找不著，心想就这样算了。

早前为了采访，十多年来第一次北上，我晚上10时多过关回香港。由上水坐巴士到我家，公路右边方向便是深圳，高楼大厦的灯还亮，显得更加庞大。来来回回坐车坐铁、在家中望窗这么多次，我仍然觉得彼岸离我很近，每次脑中也思量这些问题：再过十年后，那界线那在吗？在的话，会被推到哪里？政府现时猛推北部都会区，随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主调，我家对面的风景又将如何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