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重磅記者自留地香港深度

【過年免費讀】在北上和南下之間懸著的人

同一片土地,有人的心遊離得老遠、有人逃出了卻一直惦記、有人離不開回不去。

2016年4月1日,從香港邊境城鎮眺望過去的深圳城市。攝:Lam Yik Fei/Getty Images

2016年4月1日,從香港邊境城鎮眺望過去的深圳城市。攝:Lam Yik Fei/Getty Images

瑪莉

刊登於 2023-12-24

#過年免費讀#不重磅記者自留地

【編者按】過年好,端傳媒從年二九到大年初五、連續七天每天推出一篇免費深度文章,陪伴你過年。我是今天值班的編輯李慧筠:

這個新年,你在哪裡過?大家都說回家過年,但家在何方,沒人說得清楚。去年底,在香港邊境長大的記者瑪麗因為工作需要,去續領很久之前過期的回鄉證,穿過關口北上大陸,抵達了一個跟她無比接近又極度陌生的地方。這一趟突如其來的短旅途,讓許多家人與大陸的淵源歷史、童年對大陸的回憶,以及她和大陸朋友的真誠對話靜靜地重新浮到水面。稍息的大年初四,在此分享瑪麗的故事,這也是許多人的故事基調。家的風景猛烈轉換,一個香港年輕人在其中這樣凝視、這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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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磅記者自留地」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由來自不同地區的記者輪值書寫。這些故事也許並不重磅、也非必要,卻是記者生涯中,讓我們心癢難耐、不吐不快的片刻。我是本次值班的記者瑪麗,因著一次採訪契機,我再一次思考了我與大陸的距離。

從我家房間的窗遠眺,越過幾座高樓和山坡,前方是深圳灣。住了二十多年,我沒有深究過那邊是大陸哪個地方,但母親說過,那是世界之窗。

每逢過節,我們吃晚飯,大陸放煙花。那邊傳來咚咚聲,母親讓我倚著窗邊望,但距離太遠,煙花看起來比手指頭小,隱約炸開溢出閃光,不算好看。那時我意識到,一海之隔,那邊有個不同的世界。

我住這邊,政府興建公共屋邨,把土地填滿,每座40層高,塞進新移民和基層,無論在地域上或是市區人的想像中,這是個邊緣社區;而大陸那邊空曠點,樓看起來也矮小 —— 或許是是隔了個海,我也看不清。

2016年後,我有幾年不在香港。回家後,有天從窗外望,眼前風景發生巨變,嚇我一跳:「怎麼這樣近?」—— 海好像變窄了,對岸的高樓大廈密密麻麻,往這邊推進。深圳一直在填海造地,乍看之下,那天際線像另一個維多利亞港,當中有兩幢大廈特別高,一幢長方形、一幢有尖頂。我找回2020年拍的相片,長方形那幢還未建起。至於我這邊,十年如一日,沒有改變。

這種「物理上的中港融合」在我的眼底下發生、擠到我家來。

早前,我去了兩趟深圳報導香港人北上消費趨勢。算起來,我上一次去大陸是十多年前。隔了這麼多年,我不禁注視自己和身邊人跟中國的連結和割裂:同一片土地,有人的心遊離得老遠、有人逃出了卻一直惦記、有人離不開回不去。

雖然我未曾向父親言喻,我對大陸的抗拒、又或是香港人身份的依戀,有一部分是源自他。父親七旬,養家40多年,幾年前退休。我經常說笑父親「有甚麼風浪沒見過。」

2016年4月3日,遊客在深圳福田邊境的紅樹林裡行走。攝:Lam Yik Fei/Getty Images
2016年4月3日,遊客在深圳福田邊境的紅樹林裡行走。攝:Lam Yik Fei/Getty Images

那是真的風浪。1974年冬天一個晚上,他游泳從大陸偷渡來香港。衣服沾了水會負重,他便穿得單薄,海水冷得刺骨。大海之中,人的力量變微小,他游不上,只好順流浮沉。父親記不起游了多久、在哪下水,「懵差差,邊度打邊度都唔知。」不過,他沒有游足全程——半途有香港水警船駛過,華人警察說一早看到他們下水,等他們游至香港邊界才敢把他們接起。上船後,警察給他們白方包,很香很好食。

父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上山下鄉的知青。初中讀畢後,他沒有選擇,隨國家號召到農鄉耕田。少年受貧窮和勞動折磨,日子過不下去,便一起偷渡。第一次是划艇仔,但「屌那星——被人捉住了。」第二次父親和小伙子直接了當游過去。他不想家人擔心,飯後留了封信便遛走,沒有人知道他要去香港。

我跟父親經常意見不合,話一直很少。他常碎念,說他在我這二十出頭這年紀,便離開了父母,獨個在香港闖。香港經濟起飛之際,他做過送貨和工廠,後來在一間雲吞店落腳,一待便是大半生,退休前當幾年屋邨保安。命運之神開了玩笑,父親沒有成為李嘉誠。反而,他留在大陸的大哥姐姐乘著改革開放的勢頭,當上了富貴人,孩子們有車有樓。

初到香港時,父親對大陸有恨意,但他的反叛僅僅如此——後來他到圖書館,一些書分析說當時中國被外國杯葛,發展不了工業,才會把年輕人送鄉,他便接受了這想法,又為中國現在變強大感到興奮。我理解不了這思維,初時跟他爭辯,後來覺得大陸始終是他的根,若這想法能令他好過點,也不算壞事。父親提過,他想在大陸百年歸老。

二十多年來,我只到過大陸幾次,也習慣了這種遠觀而抗拒接近的距離。我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00後,除了父母在大陸有一堆我喊不出名字的親戚外,我在那邊沒有牽絆,有關北上的記憶也粗疏朦朧。小學時,母親隨樓下阿姨介紹,到她在深圳當牙醫的親戚看牙,帶上了我。母親付7千元鑲7隻牙,回家後鑲嵌物全脫落,一隻都沒留下。母親懷恨在心,說她「唔熟唔食」。

我們有時也會北上探親。十多年前,堂大哥結婚,父母買了金鏈赴宴,新郎新娘跪下給他們倒茶,我覺得很威風;另一次是在夏天,一家人去了父親的家鄉佛山,去了祖廟,又在廣州塔前拍照。我跟姐姐去了書店,買了一套幾米畫集。每次北上,我們都在直通巴待大半天,車上空氣窒悶、路程顛簸。

2016年4月3日,從上水到落馬洲的鐵路列車上。攝:Lam Yik Fei/Getty Images
2016年4月3日,從上水到落馬洲的鐵路列車上。攝:Lam Yik Fei/Getty Images

在香港,用廣東話說,到大陸是「返(回去)大陸」,後來有人將字辭較正,說「返」不正確,因為在那邊本來沒有家——父親或者有,我,卻一定沒有、也無法有。

大學時,我想將父親的經歷寫進畢業論文,但被他拒絕。我問不出甚麼,便認識了一群在香港、跟我父親年紀相若的知青,從他們的故事中撿拾父親故事的碎片。有次,他們帶我到元朗近深圳灣一處拜祭。那天下微雨,我站在海的前方——正是我家對著那個海——一片霧茫茫,甚麼都沒望見。老人點起元寶蠟燭、雙手合十鞠躬。有人向我說,他哥哥從大鵬灣下水,還差一點便到香港的吉澳,他沒有穿襪,腳在水中看起來是白色,鯊魚便往他追去。四個人下水,兩個人死掉。

那個年代,逃往香港過程中被淹死、鯊魚咬死、跌下山坡死掉的大陸青年,比比皆是。

父親找回他剛到香港時,入境處發給他的入境許可證。A2大小的紙,已變皺發黃,我小心翼翼拿起,上面有他的證件照:瘦削少年一頭黑髮、濃眉薄唇、穿恤衫大衣。生我時,父親已經50多歲,我從沒想像他年輕躁動的模樣。

他又​​掀開相簿,有張爺爺嫲嫲跟兒女的黑白全家福,十多人,只欠父親跟他同樣偷渡來香港的表哥。我不知道父親有否後悔游來香港,也不知他怎樣評價自己的成就。不過他賭上性命,換來一個香港人身份,我出生在香港,覺得有點坐享其成。我在這城市的種種是他帶來的,對此我心存感恩。

自通關後,仿佛多了港人北上,當中有立場「黃」的人,也有不在乎的人。我想不透人怎樣拋下往事,高高興興到大陸享樂,同事說,大陸物價比香港便宜,如果這些人不理政治,轉到大陸消費也合理,「返大陸又唔係原罪黎嘅。」

通關後,父親獨個去了佛山幾天探親,回來後大讚那邊食飯便宜、電動車先進。為免父親心中暗喜,誤會我投入祖國懷抱,我不斷向兩老強調,這次是純工作。

10月辦理回鄉證那天,中國旅行社擠滿人。同一條走廊,證件照店外的人們焦躁不安,投訴相片等很太久。店員解釋,相片要上傳至「相片檢測中心」檢測,檢測合格後會收到條碼,以用來辦理手續,他們正是在等檢測中心回覆。有位等待中的女生不屑地道:「不就是要拿我們的資料嗎?」

2023年1月8日,旅客在香港落馬洲邊境檢查站。 攝: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2023年1月8日,旅客在香港落馬洲邊境檢查站。 攝: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幾星期後,我拿到回鄉證、在中國移動買了張電話卡、辦了俗稱「黑碼」的出入境健康申報,帶著一堆不解跟幾個香港人北上兩次,去了咖啡店、KTV、蠔屋和火鍋店。她們多數留在室內,目的是純消費而非觀光。在大陸消費價錢便宜、店員服務周到、地方也比香港寬敞,這些我體驗得到,人為了這些原因北上無可厚非。不過,那邊周遭的人與物總有意無意提醒我這是大陸,要注意點——在KTV,店員說今年是儲歌量最少的一年,因為涉嫌港獨台獨歌手被禁、地鐵月台和商場放置「防暴消防架」,豎起盾牌和鋼叉,還有隨處可見的紅色的「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宣傳。

我以有點獵奇的眼光觀察周圍,也被觸動神經。到最後,我還是無法輕鬆跟她們在大陸逛街。

在KTV房裡,受訪者在唱歌。我給大陸人朋友嘉麗發訊息:說這邊「很不熟悉、很陌生,比去外國還陌生。」但我也解釋不了。

她回我道,「我一開始也是這樣,我還是內地人呢?我也不知道為甚麼會這樣。」配上兩個苦笑流一滴淚的emoji,她補充,「就是疫情之後剛回到(大陸)的時候。」

嘉麗二十幾歲,是深圳人,幾年前高中畢業後來到香港唸大專,再留下來工作。疫情期間,她八個月沒有回大陸,一回家便在酒店隔離一個禮拜,像坐牢。每天被人追著做核酸,她鬱悶得吃不了飯,都在哭;連不上VPN和網絡,她又覺得跟世界隔絕,崩潰起來。即使連上了,「這個VPN也是被monitored的。」隔離結束後,小區不時被封,捅鼻沒完沒了。那些日子,「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幹甚麼。大家一起做戲,不知道這齣戲做到幾時。」

嘉麗外出搭地鐵,遇上安檢,一下子適應不了。「It’s just crazy. 你能想像到香港每天都要安檢。不行,對吧。」出早出門時,上班族在安檢站前排長龍,雖然沒有等很久,「但我覺得好煩,為何我要做這些無謂的事呢?」

這是「明晃晃被限制自由的感覺。」嘉麗說,一切限制自由的事,都會挑起她「超級超級大的抵觸心。」

2016年4月3日,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的廣告牌在深圳羅湖的行人隧道上。攝:Lam Yik Fei/Getty Images
2016年4月3日,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的廣告牌在深圳羅湖的行人隧道上。攝:Lam Yik Fei/Getty Images

嘉麗本來被大陸的大學錄取,但那邊宿舍環境不好,她對選的科目沒有大興趣,也覺得香港的大學排名較好,便衝動過來升學,想著是個「 fresh start」。在此之前,她在大陸唸書,大環境和教育制度讓她感到壓抑。她來到香港唸文科,學生被要求有個人觀點,嘉麗這才發現自己腦袋空蕩蕩,一直在吸收別人想法。2019年社運時,嘉麗在大學上了一門談公義的課,老師在堂上討論自由、示威是否正確、警察和學生又為何這樣做。那時,校園內貼滿示威標語,在大陸的母親問嘉麗這樣做對不對。

她打個譬如,「如果我在這邊讀書,但讀了好多年,突然間我的學位被無緣無故取消,拿不到畢業證,這是不是一件錯的不公平的事?」母親說是。「那我們怎麼讓這個事情得到合理有效的解決呢?讓這個事情有曝光度,是不是要貼這些東西、去講這些話,讓人家知道呢?」母親回答說是,但還是覺得太激進。

畢業後,去與留這決擇讓嘉麗很困擾。母親讓她回來,不解她為何要在香港捱世界、做生做死也撈不起,反而深圳住好食好,考上公務員的話,生活清閒又享受高薪。嘉麗跟母親談自由,說自由要付出代價。母親反而說在香港工作,最後不就是追求快樂,在大陸也可以快樂。

嘉麗說笑,除了在香港找一個富豪老公外,她沒有方法向母親證明自己在香港能過得很好,「這個矛盾很無解。」她也想過不如回大陸算了。

最後,嘉麗跟母親定了限期,在香港住滿兩年、拿到身份證後便回去。「我選這樣,不一定是對的,可能百分之五十是對、百分之五十是錯。但是我知道一開始就選回去工作,是百分百錯的,因為我不想限制自己人生的possibilities。」現在,她只能多令母親開心,不提工作的不順,把矛盾隱藏,「不能解決就不解決,先拖著。」嘉麗說,就算沒有2019的示威,她也是會留在香港工作。她還年輕,想給自己多點機會。那邊一些「小細節」—— 無論是職場文化或是與政治相關的——「有時不舒服就是不舒服。」

離家多年,嘉麗感到脫節,對新起的偶像和網絡用語一頭霧水。她說,唯一感興趣、關注,以及能與大陸人產生連結的,是苦楚和集體陰影。外界覺得他們甚麼都不明白、是小粉紅,他們卻自嘲過生活。嘉麗舉例說,「等國」這詞—— 源於一份男女性別比報告,當中點名印度和中國重男輕女現象嚴重,但中國媒體以「印度等國」複述內容,變相將中國匿名;又例如2021上映的中國紀錄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戲名落到民間,被改成「一直游到護照變綠。」

2023年6月3日,一名男子在香港邊境沙頭角的碼頭。攝:Lam Yik/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23年6月3日,一名男子在香港邊境沙頭角的碼頭。攝:Lam Yik/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如果你問我以後要不要回去深圳工作,我真的回答不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永遠在香港,我覺得我不會。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去那裡,我不知道要怎麼辦,我不知道我的未來在那裡。」嘉麗說,「但是我沒有想要移民,因為你不管移到哪裡去,你都移不到去你想要變得更好的中國。」嘉麗覺得,無論走到哪裡,她還是中國人。家人、文化等是她的一部分,人生底色改變不了。

嘉麗想到其他國家體驗生活,「但會更希望自己所在的地方變成自己想要的樣子。」不過,她心裡清楚這是百分百沒可能的,那就盡量在日常小事中讓自己快樂,「有個盼頭吧,就活下去。」

嘉麗喜歡模稜兩可的狀態——香港、澳門、台灣屬於誰又不屬於誰、各地的人怎樣界定自己,她不fucking care。「你是在這個地方長大的,你是這樣想的,我覺得ok啊。而且講真,如果我想要你認同我、想你回歸,如果這個地方真的好,我覺得你不會resist回來啊。」

嘉麗說,「I still want Hong Kong to be Hong Kong。我唔想佢變囉。」這是我認識嘉麗幾年來,第一次聽到她對中港的看法。我跟她在香港遇上,本來想她是大陸來,會有點戒心,但認識深了,也知道我們的立場相若,只是2019年過後,事情變得不能名狀,我在談話中很少扯上香港政治。不是因為她的訊息,這個對話也不會展開。見過面後,她又趕去坐地鐵回深圳放假。

2018年,在大學一堂課中,老師說我們這代年輕人經歷了很多,待二、三十年後,我們的事業爬到高位,成了管理層,屆時遇上2047年大限,我們所作的決定反映過去,也舉足輕重。那時我們並沒有想到,2019年會把一切打亂,少年還未出來工作,他們已要坐牢、流亡、拖著鬱結過生活。

這麼多拉扯之間,我跟大陸愈走愈遠,一來是承接了「不想被送中」的恐懼,二來我有政治潔癖。十多年來,我沒再為回鄉證續期,最後忘了放在哪裡,找不著,心想就這樣算了。

早前為了採訪,十多年來第一次北上,我晚上10時多過關回香港。由上水坐巴士到我家,公路右邊方向便是深圳,高樓大廈的燈還亮,顯得更加龐大。來來回回坐車坐鐵、在家中望窗這麼多次,我仍然覺得彼岸離我很近,每次腦中也思量這些問題:再過十年後,那界線那在嗎?在的話,會被推到哪裡?政府現時猛推北部都會區,隨著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主調,我家對面的風景又將如何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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