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上和南下之間懸著的人

「不重磅記者自留地」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由來自不同地區的記者輪值書寫。這些故事也許並不重磅、也非必要，卻是記者生涯中，讓我們心癢難耐、不吐不快的片刻。我是本次值班的記者瑪麗，因著一次採訪契機，我再一次思考了我與大陸的距離。

從我家房間的窗遠眺，越過幾座高樓和山坡，前方是深圳灣。住了二十多年，我沒有深究過那邊是大陸哪個地方，但母親說過，那是世界之窗。

每逢過節，我們吃晚飯，大陸放煙花。那邊傳來咚咚聲，母親讓我倚著窗邊望，但距離太遠，煙花看起來比手指頭小，隱約炸開溢出閃光，不算好看。那時我意識到，一海之隔，那邊有個不同的世界。

我住這邊，政府興建公共屋邨，把土地填滿，每座40層高，塞進新移民和基層，無論在地域上或是市區人的想像中，這是個邊緣社區；而大陸那邊空曠點，樓看起來也矮小 —— 或許是是隔了個海，我也看不清。

2016年後，我有幾年不在香港。回家後，有天從窗外望，眼前風景發生巨變，嚇我一跳：「怎麼這樣近？」—— 海好像變窄了，對岸的高樓大廈密密麻麻，往這邊推進。深圳一直在填海造地，乍看之下，那天際線像另一個維多利亞港，當中有兩幢大廈特別高，一幢長方形、一幢有尖頂。我找回2020年拍的相片，長方形那幢還未建起。至於我這邊，十年如一日，沒有改變。

這種「物理上的中港融合」在我的眼底下發生、擠到我家來。

早前，我去了兩趟深圳報導香港人北上消費趨勢。算起來，我上一次去大陸是十多年前。隔了這麼多年，我不禁注視自己和身邊人跟中國的連結和割裂：同一片土地，有人的心遊離得老遠、有人逃出了卻一直惦記、有人離不開回不去。

雖然我未曾向父親言喻，我對大陸的抗拒、又或是香港人身份的依戀，有一部分是源自他。父親七旬，養家40多年，幾年前退休。我經常說笑父親「有甚麼風浪沒見過。」

那是真的風浪。1974年冬天一個晚上，他游泳從大陸偷渡來香港。衣服沾了水會負重，他便穿得單薄，海水冷得刺骨。大海之中，人的力量變微小，他游不上，只好順流浮沉。父親記不起游了多久、在哪下水，「懵差差，邊度打邊度都唔知。」不過，他沒有游足全程——半途有香港水警船駛過，華人警察說一早看到他們下水，等他們游至香港邊界才敢把他們接起。上船後，警察給他們白方包，很香很好食。

父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上山下鄉的知青。初中讀畢後，他沒有選擇，隨國家號召到農鄉耕田。少年受貧窮和勞動折磨，日子過不下去，便一起偷渡。第一次是划艇仔，但「屌那星——被人捉住了。」第二次父親和小伙子直接了當游過去。他不想家人擔心，飯後留了封信便遛走，沒有人知道他要去香港。

我跟父親經常意見不合，話一直很少。他常碎念，說他在我這二十出頭這年紀，便離開了父母，獨個在香港闖。香港經濟起飛之際，他做過送貨和工廠，後來在一間雲吞店落腳，一待便是大半生，退休前當幾年屋邨保安。命運之神開了玩笑，父親沒有成為李嘉誠。反而，他留在大陸的大哥姐姐乘著改革開放的勢頭，當上了富貴人，孩子們有車有樓。

初到香港時，父親對大陸有恨意，但他的反叛僅僅如此——後來他到圖書館，一些書分析說當時中國被外國杯葛，發展不了工業，才會把年輕人送鄉，他便接受了這想法，又為中國現在變強大感到興奮。我理解不了這思維，初時跟他爭辯，後來覺得大陸始終是他的根，若這想法能令他好過點，也不算壞事。父親提過，他想在大陸百年歸老。

二十多年來，我只到過大陸幾次，也習慣了這種遠觀而抗拒接近的距離。我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00後，除了父母在大陸有一堆我喊不出名字的親戚外，我在那邊沒有牽絆，有關北上的記憶也粗疏朦朧。小學時，母親隨樓下阿姨介紹，到她在深圳當牙醫的親戚看牙，帶上了我。母親付7千元鑲7隻牙，回家後鑲嵌物全脫落，一隻都沒留下。母親懷恨在心，說她「唔熟唔食」。

我們有時也會北上探親。十多年前，堂大哥結婚，父母買了金鏈赴宴，新郎新娘跪下給他們倒茶，我覺得很威風；另一次是在夏天，一家人去了父親的家鄉佛山，去了祖廟，又在廣州塔前拍照。我跟姐姐去了書店，買了一套幾米畫集。每次北上，我們都在直通巴待大半天，車上空氣窒悶、路程顛簸。

在香港，用廣東話說，到大陸是「返（回去）大陸」，後來有人將字辭較正，說「返」不正確，因為在那邊本來沒有家——父親或者有，我，卻一定沒有、也無法有。

大學時，我想將父親的經歷寫進畢業論文，但被他拒絕。我問不出甚麼，便認識了一群在香港、跟我父親年紀相若的知青，從他們的故事中撿拾父親故事的碎片。有次，他們帶我到元朗近深圳灣一處拜祭。那天下微雨，我站在海的前方——正是我家對著那個海——一片霧茫茫，甚麼都沒望見。老人點起元寶蠟燭、雙手合十鞠躬。有人向我說，他哥哥從大鵬灣下水，還差一點便到香港的吉澳，他沒有穿襪，腳在水中看起來是白色，鯊魚便往他追去。四個人下水，兩個人死掉。

那個年代，逃往香港過程中被淹死、鯊魚咬死、跌下山坡死掉的大陸青年，比比皆是。

父親找回他剛到香港時，入境處發給他的入境許可證。A2大小的紙，已變皺發黃，我小心翼翼拿起，上面有他的證件照：瘦削少年一頭黑髮、濃眉薄唇、穿恤衫大衣。生我時，父親已經50多歲，我從沒想像他年輕躁動的模樣。

他又​​掀開相簿，有張爺爺嫲嫲跟兒女的黑白全家福，十多人，只欠父親跟他同樣偷渡來香港的表哥。我不知道父親有否後悔游來香港，也不知他怎樣評價自己的成就。不過他賭上性命，換來一個香港人身份，我出生在香港，覺得有點坐享其成。我在這城市的種種是他帶來的，對此我心存感恩。

自通關後，仿佛多了港人北上，當中有立場「黃」的人，也有不在乎的人。我想不透人怎樣拋下往事，高高興興到大陸享樂，同事說，大陸物價比香港便宜，如果這些人不理政治，轉到大陸消費也合理，「返大陸又唔係原罪黎嘅。」

通關後，父親獨個去了佛山幾天探親，回來後大讚那邊食飯便宜、電動車先進。為免父親心中暗喜，誤會我投入祖國懷抱，我不斷向兩老強調，這次是純工作。

10月辦理回鄉證那天，中國旅行社擠滿人。同一條走廊，證件照店外的人們焦躁不安，投訴相片等很太久。店員解釋，相片要上傳至「相片檢測中心」檢測，檢測合格後會收到條碼，以用來辦理手續，他們正是在等檢測中心回覆。有位等待中的女生不屑地道：「不就是要拿我們的資料嗎？」

幾星期後，我拿到回鄉證、在中國移動買了張電話卡、辦了俗稱「黑碼」的出入境健康申報，帶著一堆不解跟幾個香港人北上兩次，去了咖啡店、KTV、蠔屋和火鍋店。她們多數留在室內，目的是純消費而非觀光。在大陸消費價錢便宜、店員服務周到、地方也比香港寬敞，這些我體驗得到，人為了這些原因北上無可厚非。不過，那邊周遭的人與物總有意無意提醒我這是大陸，要注意點——在KTV，店員說今年是儲歌量最少的一年，因為涉嫌港獨台獨歌手被禁、地鐵月台和商場放置「防暴消防架」，豎起盾牌和鋼叉，還有隨處可見的紅色的「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宣傳。

我以有點獵奇的眼光觀察周圍，也被觸動神經。到最後，我還是無法輕鬆跟她們在大陸逛街。

在KTV房裡，受訪者在唱歌。我給大陸人朋友嘉麗發訊息：說這邊「很不熟悉、很陌生，比去外國還陌生。」但我也解釋不了。

她回我道，「我一開始也是這樣，我還是內地人呢？我也不知道為甚麼會這樣。」配上兩個苦笑流一滴淚的emoji，她補充，「就是疫情之後剛回到（大陸）的時候。」

嘉麗二十幾歲，是深圳人，幾年前高中畢業後來到香港唸大專，再留下來工作。疫情期間，她八個月沒有回大陸，一回家便在酒店隔離一個禮拜，像坐牢。每天被人追著做核酸，她鬱悶得吃不了飯，都在哭；連不上VPN和網絡，她又覺得跟世界隔絕，崩潰起來。即使連上了，「這個VPN也是被monitored的。」隔離結束後，小區不時被封，捅鼻沒完沒了。那些日子，「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幹甚麼。大家一起做戲，不知道這齣戲做到幾時。」

嘉麗外出搭地鐵，遇上安檢，一下子適應不了。「It’s just crazy. 你能想像到香港每天都要安檢。不行，對吧。」出早出門時，上班族在安檢站前排長龍，雖然沒有等很久，「但我覺得好煩，為何我要做這些無謂的事呢？」

這是「明晃晃被限制自由的感覺。」嘉麗說，一切限制自由的事，都會挑起她「超級超級大的抵觸心。」

嘉麗本來被大陸的大學錄取，但那邊宿舍環境不好，她對選的科目沒有大興趣，也覺得香港的大學排名較好，便衝動過來升學，想著是個「 fresh start」。在此之前，她在大陸唸書，大環境和教育制度讓她感到壓抑。她來到香港唸文科，學生被要求有個人觀點，嘉麗這才發現自己腦袋空蕩蕩，一直在吸收別人想法。2019年社運時，嘉麗在大學上了一門談公義的課，老師在堂上討論自由、示威是否正確、警察和學生又為何這樣做。那時，校園內貼滿示威標語，在大陸的母親問嘉麗這樣做對不對。

她打個譬如，「如果我在這邊讀書，但讀了好多年，突然間我的學位被無緣無故取消，拿不到畢業證，這是不是一件錯的不公平的事？」母親說是。「那我們怎麼讓這個事情得到合理有效的解決呢？讓這個事情有曝光度，是不是要貼這些東西、去講這些話，讓人家知道呢？」母親回答說是，但還是覺得太激進。

畢業後，去與留這決擇讓嘉麗很困擾。母親讓她回來，不解她為何要在香港捱世界、做生做死也撈不起，反而深圳住好食好，考上公務員的話，生活清閒又享受高薪。嘉麗跟母親談自由，說自由要付出代價。母親反而說在香港工作，最後不就是追求快樂，在大陸也可以快樂。

嘉麗說笑，除了在香港找一個富豪老公外，她沒有方法向母親證明自己在香港能過得很好，「這個矛盾很無解。」她也想過不如回大陸算了。

最後，嘉麗跟母親定了限期，在香港住滿兩年、拿到身份證後便回去。「我選這樣，不一定是對的，可能百分之五十是對、百分之五十是錯。但是我知道一開始就選回去工作，是百分百錯的，因為我不想限制自己人生的possibilities。」現在，她只能多令母親開心，不提工作的不順，把矛盾隱藏，「不能解決就不解決，先拖著。」嘉麗說，就算沒有2019的示威，她也是會留在香港工作。她還年輕，想給自己多點機會。那邊一些「小細節」—— 無論是職場文化或是與政治相關的——「有時不舒服就是不舒服。」

離家多年，嘉麗感到脫節，對新起的偶像和網絡用語一頭霧水。她說，唯一感興趣、關注，以及能與大陸人產生連結的，是苦楚和集體陰影。外界覺得他們甚麼都不明白、是小粉紅，他們卻自嘲過生活。嘉麗舉例說，「等國」這詞—— 源於一份男女性別比報告，當中點名印度和中國重男輕女現象嚴重，但中國媒體以「印度等國」複述內容，變相將中國匿名；又例如2021上映的中國紀錄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戲名落到民間，被改成「一直游到護照變綠。」

「如果你問我以後要不要回去深圳工作，我真的回答不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永遠在香港，我覺得我不會。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去那裡，我不知道要怎麼辦，我不知道我的未來在那裡。」嘉麗說，「但是我沒有想要移民，因為你不管移到哪裡去，你都移不到去你想要變得更好的中國。」嘉麗覺得，無論走到哪裡，她還是中國人。家人、文化等是她的一部分，人生底色改變不了。

嘉麗想到其他國家體驗生活，「但會更希望自己所在的地方變成自己想要的樣子。」不過，她心裡清楚這是百分百沒可能的，那就盡量在日常小事中讓自己快樂，「有個盼頭吧，就活下去。」

嘉麗喜歡模稜兩可的狀態——香港、澳門、台灣屬於誰又不屬於誰、各地的人怎樣界定自己，她不fucking care。「你是在這個地方長大的，你是這樣想的，我覺得ok啊。而且講真，如果我想要你認同我、想你回歸，如果這個地方真的好，我覺得你不會resist回來啊。」

嘉麗說，「I still want Hong Kong to be Hong Kong。我唔想佢變囉。」這是我認識嘉麗幾年來，第一次聽到她對中港的看法。我跟她在香港遇上，本來想她是大陸來，會有點戒心，但認識深了，也知道我們的立場相若，只是2019年過後，事情變得不能名狀，我在談話中很少扯上香港政治。不是因為她的訊息，這個對話也不會展開。見過面後，她又趕去坐地鐵回深圳放假。

2018年，在大學一堂課中，老師說我們這代年輕人經歷了很多，待二、三十年後，我們的事業爬到高位，成了管理層，屆時遇上2047年大限，我們所作的決定反映過去，也舉足輕重。那時我們並沒有想到，2019年會把一切打亂，少年還未出來工作，他們已要坐牢、流亡、拖著鬱結過生活。

這麼多拉扯之間，我跟大陸愈走愈遠，一來是承接了「不想被送中」的恐懼，二來我有政治潔癖。十多年來，我沒再為回鄉證續期，最後忘了放在哪裡，找不著，心想就這樣算了。

早前為了採訪，十多年來第一次北上，我晚上10時多過關回香港。由上水坐巴士到我家，公路右邊方向便是深圳，高樓大廈的燈還亮，顯得更加龐大。來來回回坐車坐鐵、在家中望窗這麼多次，我仍然覺得彼岸離我很近，每次腦中也思量這些問題：再過十年後，那界線那在嗎？在的話，會被推到哪裡？政府現時猛推北部都會區，隨著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主調，我家對面的風景又將如何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