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家庄见证实用主义摇滚：官方认可的可以摇，不被认可的只能滚

音乐暂停。痛仰乐队主唱高虎举起双手，讲起前几天在南阳迷笛音乐节的见闻。“迷笛那个各种各样的旗子你知道吗……有一面旗子上面有一句话，叫‘这个世界会好吗’。”

他把手放下，扶在吉他上，问台下的观众：“会吗？”。

《这个世界会好吗》是音乐人李志的一张专辑，目前李志和这首歌均已被全网封杀。不过针对高虎的问题，观众的回答大多是肯定的，几句“不会”也淹没在声浪里。这时痛仰乐队自己的歌曲《世界会变好》前奏响起，七八面旗子在人群中接连升起来，其中一面是彩虹旗，剩下大多写著摇滚圈人的黑话标语，比如“人民教师也需要摇滚”和“保护姑娘贯彻落实”。

然而，没过多久，彩虹旗被迫降下，其他旗子也没能幸免于难。据说是穿着反光衣的保安们，模仿乐迷“开火车”的样子，每个保安把手搭在前面保安的肩膀上，排成长队，跟着音乐的律动挤进人群，最后成功收缴旗帜和旗杆。

上述情景看起来没那么摇滚，但它是实打实的摇滚音乐节现场——石家庄“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收官表演。短短三个月前，石家庄市政府一纸公文，宣布全面打造“Rock Home Town”。如今音乐季活动已然结束，摇滚故乡也会随之远去吗？

可以摇滚，禁止摇旗

段郎也在现场大力摇旗。一面写着“我爱摇滚乐”五个大字的白旗无规律地在人群上方飘扬。凑近看，旗杆是一根沾满泥土的聚氯乙烯水管，软塌塌的。段郎说，主办方不允许携带旗杆入场，他一开始只带了旗子，想举着合影用，但来了看到大家都在摇旗，就临时在地上捡了水管作为旗杆。

“我爱摇滚乐”不只是一句口号，也是中国最知名摇滚杂志的名字。1999年末，河北省官办杂志《通俗歌曲·摇滚》的团队改版，重起炉灶，创办了《我爱摇滚乐》。这本杂志它内容多样，不仅仅局限于摇滚知识和音乐资讯，还有大量涉黄、涉性、涉政内容。在《我爱摇滚乐》里，你能读到愤青抵制日货的宣言，能读到异议作家胡平的《我为什么不认同强国梦》，当然也有编辑的约炮经验谈和读者纪录“将《我爱摇滚乐》杂志当作飞机杯”的纪实文学。

段郎是《我爱摇滚乐》的新媒体主编。今年3月，在官方宣布“摇滚之城”项目启动之前，他就被邀请参与“石家庄摇滚音乐调研会”的闭门会议，和他一起出席的，还有石家庄livehouse“地下丝绒”创始人韩强等摇滚业内人士。主持会议的则是石家庄市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们。

会议伊始，文化处梁处长开门见山，介绍了把石家庄打造成“Rock Home Town”的宏伟计划。摇滚人士负责建言献策。段郎表示：别的城市都有自己的音乐节品牌，咱们石家庄能不能也办属于自己的音乐节？韩强则提议举办户外免费路演，打造“摇滚文化巴士”，在公交车和地铁上陈列摇滚乐的知识和文化，宣传摇滚乐。另一些建议相对朴实，比如能不能扶持本地乐队？能不能给音乐人一些补助？能不能拨款建一个官方的摇滚基地，让乐手们不再倒贴钱玩摇滚？

领导没有当天回应，但摇滚人的一些建议后来的确落实：每周末石家庄的公园免费举办音乐演出；音乐节也办了不止一场；至于“摇滚文化巴士”的计划，几支不知名乐队驻扎在地铁1号线上，弹着吉他唱着《喜欢你》和《活着》——两首并不属于石家庄的音乐，还摆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最后引来阵阵嘲笑和调侃。

不过，至少在那时段郎对“摇滚之城”还保留一丝憧憬。毕竟，研讨会一场接着一场开，建议一条接着一条被领导采纳，石家庄摇滚的未来看起来一片光明。他坦言，自己希望这个项目能对本地的场地、音乐节、音乐人乃至整个环境有所帮助。

但不久后，就在2023年7月，石家庄本地乐队暴力香槟在本地livehouse演出时，乐队被指当众脱掉裤子表演，最终导致场地被罚款20万、乐队主唱也被行政拘留。段郎开始失望。“在我心里，“摇滚之城’这件事已经画上句号了。这就是阵前斩大将。”段郎说，“红糖是近年来对石家庄摇滚作出最大贡献的场地，“暴力香槟”是石家庄年轻一代中最好的乐队，你现在把这个最重要的干掉了，然后你搞这个’摇滚之城’有什么意义呢？”

失望愈演愈烈。

原定作为开幕式的石家庄原创音乐节，由于天气、乐队和领导排期的原因，硬生生从7月一直拖到9月才办。开幕当天，我在台下听着两个操着播音腔的主持人激情澎湃，针对“摇滚之城”发表重要讲话：

“石家庄是一个具有摇滚底蕴的城市，地下音乐氛围活跃非常，中国摇滚第一刊《通俗歌曲》和石家庄本土创刊《我爱摇滚乐》曾启蒙和引领了一代青春懵懂的年轻人……ROCK HOME TOWN 5 4 3 2 1 启动！”

三个领导模样的人走上台，我身边的年轻人刚准备发出嘘声，他们就迅速鞠躬下台。
紧接着，舞台屏幕上开始播放PPT，地下丝绒和《我爱摇滚乐》的标志赫然在列，好像它们一直以来都跟石家庄政府并肩作战。然而事实上，就在项目前几个月，地下丝绒还因违建遭到强拆。而《我爱摇滚乐》的这些年，也一直在跟有关部门打游击。“比如文化部门接到某些学生家长的举报，就会打击当地的书商，书商就不敢在当地铺货，我们就会承受很大的损失。也可能会有一些属地派出所过来，找找麻烦什么的。”段郎说。
当年的《我爱摇滚乐》因为内容敏感，没有版号，只能作为CD或磁带的附赠品送到读者手中。如今石家庄摇滚大业轰轰烈烈，《我爱摇滚乐》也从灰色地带被搬上台面，成了“Rock Home Town”的文化名片。在石家庄摇滚音乐调研会上，与会领导甚至提出让《我爱摇滚乐》复刊的想法，但段郎并没有接茬，“《我爱摇滚乐》其实是有点地下出版物，或者抗议色彩在的，我和我的同仁都不愿意把它置于一种官方的管理之下。哪怕我们不出刊，我们自生自灭，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石家庄官方小心翼翼挪用摇滚文化。地下丝绒、《我爱摇滚乐》和《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显然得到了党组织的认可，在大大小小的活动中屡次出现。但摇旗文化却引起领导同志们的警惕，他们在书面上要求禁止携带旗帜和旗杆进入“摇滚之城”的表演现场。
“因为旗帜很容易带有政治社会色彩，可能会有人举彩虹旗，或者一些跟政治有关的口号，毕竟石家庄离北京比较近，他们可能害怕出事。但普通的观众可不这么想，因为旗帜是音乐节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50年代摇滚乐诞生开始，全世界都举旗，这是文化特性。”段郎觉得，主办方可以提前对旗帜的内容和旗杆的高度进行审核，没必要全面禁止，“就是懒政。”

尽管如此，在“摇滚之城”系列活动中，我还是见到了数面千奇百怪的旗子，其中不乏彩虹旗和政治口号。彩虹旗不止一面；也有白旗上写着“明白”二字，让人联想到武汉吹哨人李文亮遭警方约谈后、在训诫书上写下的字；一面黑旗上面有“不死族”三个大字，嘲讽共青团把万青乐队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改变为积极向上的《杀不死的石家庄人》；也有旗上印着“祖国统一人心所向，民族复兴势不可挡”。

一位彩虹旗的持有者跟我说，她们把旗藏在包里，安检不严就不会发现。但是后来主办方可能察觉到了漏洞，禁止带双肩包进场，还开始搜身，“连口红都翻出来看”，这招也失去了作用。

即使把旗成功带进了场地，如何摇起来也是难题。保安们一旦看到有人在人群中举起旗，便会用强光手电照射这些人，勒令将旗子降下。有时保安也会冲进人群，扯下旗子没收。一个小伙没能搞到旗杆，就把旗子伪装成衣服披在身上，这也被保安制止。保安跟我解释：“举旗是肯定不行的，披在身上也不行，那属于标语，我们不管警察会管。”

不仅警察会管，人民群众也会管。入场排队时，我身后有个政治觉悟很高的大哥，他侃侃而谈：“不让带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这个彩虹旗呢，可能上面没写什么字，但它本身是一个符号，青少年看这个符号看多了之后，就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它，就被影响了。”如果在现场设置一个旗帜举报窗口，他可能真会报告出所有不良旗帜的点位。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旗手都需要打游击，有些旗天生拥有免死金牌：在万能青年旅店唱起《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时候，夜幕降临华北平原，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直到最后也没被保安拿下。

不好好摇就滚

2023年7月，我第一次探访石家庄的时候，“摇滚之城”已经开始建设，但我忘了看天气预报，等我到站的时候，台风“杜苏芮”也到了。环京地区山洪泛滥，石家庄细雨绵绵，摇滚活动随之暂停。

我在雨中漫步，试图寻找这座城市的摇滚痕迹：地铁站的承重柱上贴满墙纸，上面不断重复“石家庄”、“SJZ”（石家庄的拼音缩写）和“Rock Home Town”。“摇滚音乐演出季”的红色长条幅挂在市中心商业广场的外侧，十分威严。

我也想坐上“摇滚地铁”，与石家庄群众一起狂欢。但在地铁一号线站台傻站一小时，驶过的列车都安静无比，没有乐队在演出。我尝试登上一辆，然后在换乘车站下车，再登上另一辆，整整一下午穿梭于石家庄地下网络之间，紧盯着穿着怪异或是拎着大小包裹的乘客，毕竟他们最有可能是突然掏出一把吉他的便衣乐手。

可惜直到最后我都没能揪出一支摇滚乐队。

口号太多，官方味道太浓，这是我对“摇滚之城”的最初印象。一个月后，洪水退去，在石家庄原创音乐节开幕式上，这个想法再次得到印证。虽然万能青年旅店成功唱出了《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而不是《杀不死的石家庄人》，但并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拥有自由。也是来自石家庄的相对论乐队演出接近尾声时，台下的乐迷们高呼《压路机》，想听乐队唱“碾碎/不公与不平/面对着坎坷/我从不会畏惧/碾碎/前方的困难/发誓要将其全部化为平地/碾碎/那些所谓理想和现实的差别/碾碎/心中那个仍然会恐惧的念头”。

乐队与演唱会工作人员沟通后，表示《压路机》并不在演出名单上，没有经过审批，下次再唱。

“应该是从2016年开始，不管是地下的live house，还是酒吧的演出，全部都要审核报批。”铁皮向我介绍，“从你的歌词，到你的视频，必须全部报批。花钱报批。”

铁皮是一名独立音乐人，来自西安——上一座被打上摇滚标籖的城市，民间叫法是“摇滚之都”，官方称号则是“音乐之城”。他从中学就开始玩摇滚，本来想去北京迷笛音乐学校上学，但由于学费较贵，加上父母希望他能够好好念书，考个正经大学，最终作罢。后来他组建乐队，写歌，演出，再后来因为经济原因又放弃音乐，开启平凡人的做生意打工之旅。不做音乐的日子，他会每年去迷笛音乐节看演出，也会去地下livehouse参加大大小小的活动，购买周边，“支持地下摇滚的发展”。

但石家庄“摇滚之城”的100多场音乐演出活动，他一场都没有参加。7月13日当天，他转发石家庄宣布建设“摇滚之城”的推送文章，附带了一个略带讽刺意味的呲牙笑表情。他觉得那“就是个笑话，就是一场秀。摇滚乐再一次被利用了。”

“摇滚乐之前也被利用过吗？”我问铁皮。

“太多了。”铁皮回答，“现在很多音乐节搞得跟菜市场一样，打着摇滚乐的幌子，去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在他看来，很多音乐综艺节目也不尊重选手，以正能量之名修改歌词，或者要求乐队改编流行歌曲。

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中，大波浪乐队被要求改编广场舞神曲《爱情买卖》，铁皮对此表示不满：“本身就是一种侮辱。我就给你一块儿发了霉的，或者狗啃过的东西给你吃，你不吃就要饿死。你只能当着我的面吃下去，还得说一声谢谢啊。”与之相对，野孩子乐队退赛的选择则到了铁皮的认可：“好歹保住了一点风骨吧。”

有的节目还会给乐手和歌曲编造背景故事。铁皮曾给一位去世的兄弟写过一首歌，“非常真情实录，很悲伤绝望的时候写的，是非常重要的作品。”但在铁皮某次参加央视某综艺节目海选的时候，导演组却表示，铁皮的朋友是素人，给素人写歌并不能引起大家共情，因此希望把歌曲包装成悼念公众人物的。他觉得荒谬，便没有继续参加节目的录制。

后来，铁皮的精力便放在线下巡演上。但线下不意味着没有审查。与相对论乐队一样，铁皮的乐队每场演出前也都需要申请审核报批，报批费少则几百，多则一千。“他们以这个为幌子，对文化进行进一步的管控，通过这种方式让你自我阉割，比如他们比较介意的题材，你自己就不要写，因为写了你也发不了，演不了，”铁皮说。

2018年，铁皮去浙江金华演出，但当地文化部门禁止铁皮演出，理由是他来自西安，而插足大嫂感情的劣迹说唱歌手PG One也来自西安。铁皮掏出身份证，打印出全部身份资料，证明自己并不是rapper，也没有插足别人感情的前科，但领导们还是无动于衷。最后，他只能放弃了演出。

铁皮数次向我强调：“摇滚乐有反抗性，它渴望的是自由，它是一种独立精神。”但对于政府部门来讲，这不是优点。领导同志们确实想把“摇滚之城”办好，但他们可不想让河北人民搞独立。摇滚乐越美丽越危险，必须好好管起来。

服管的乐队，自然可以请进“摇滚之城”的城门。至于不服管的，改之，删之，禁之。河北保定的耳光乐队，因为创作了一首讽刺疫情管控、河南村镇银行和铁链女事件的歌曲《红孩儿十八赢》，在“摇滚之城”如火如荼的8月中旬遭到全网封杀。而在此之前不久，耳光乐队还出现在保定政府部门的官方公众号里，作为保定“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劳模榜样。

正如河北“摇滚乐创作基地”授牌仪式上一位领导的发言：“在思想上引领、创作上引导、行动上支持，创作出更多的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新时代、歌颂英雄的，昂扬向上的摇滚音乐作品，创作出更多充满正能量的社会主义新摇滚。”

被官方认可的摇滚乐队可以摇，不被认可的只能滚，或许这才是“摇滚之城”的真谛。

实用主义摇滚

必须承认，最初处理这个“摇滚之城”的选题时，我轻视了它。去石家庄寻找摇滚？全中国都没有摇滚，更别提作为北京护城河的三线省会河北石家庄了。如果说非在石家庄找到点什么，那可能是安徽板面，或者驴肉火烧，但绝不可能是摇滚。

于是我预设了计划：找个周末乘高铁直达“摇滚之城”，听领导在演唱会前的官味发言，听被改的天花乱坠的歌词，看对摇滚乐官方化感到不满的成群结队的乐迷。运气好的话，我没准能见证他们集会、静坐、示威、游行、抗议……毕竟政府搞摇滚，就跟脱口秀演员上春晚一样可笑，必不可能成功，也一定会被反噬。

互联网舆论给了我信心。因为现在网上用户的IP属地公开，我发现在“摇滚之城”相关新闻下面支持石家庄政府的只剩下爱国大V和河北本地人。甚至有些河北本地人也心存芥蒂，他们一是不希望政府把石家庄仅剩的这点文化遗产给糟蹋了，二是觉得扰民。

临行前，我在网上采访了几位石家庄网友，他们的态度更是让我确认：石家庄摇滚已死。一位男士认为，摇滚乐与政府水火不容，政府此举没安好心，摇滚人士也不会配合：“摇滚乐有一大部分人标榜无政府主义者，你觉得真正的老炮会在乎这种政府出力的项目吗？”

我提醒他知名乐队万能青年旅店也被邀请参加了本次活动。但他表示，万青也就一般吧，五条人算闹着玩的，二手玫瑰纯属东北土嗨，还忠告网易云音乐的评论区不要看，都是犯病的。针对《乐队的夏天》等综艺节目，他更是不屑一顾：“张楚开始上综艺了，窦唯开始接商单了，大家都缺钱了。摇滚圈看不上这一种，觉得这种人骨头都软了，没信仰了，对资本妥协了。”

那所谓的摇滚圈真正追求的摇滚精神是什么呢？

“以前窦唯把（狗仔记者）卓伟的车给烧了，大家都觉得很酷很拽。”他举例说明，还给我推荐了文献资料。“有本书叫《把青春唱完》，你可以看一下。里面讲解了那代摇滚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此书早已绝版，网上都是翻印和二手货，但我还是加价淘了一本，到货后发现是本写真集，全书没几个字。研读过后我发现“真摇滚人”的特点是：比较穷，住平房，不穿上衣，爱混圈子，跟外国人来往密切，不参加电视节目。显然，时下当红的乐队们与之恰恰相反，怪不得这个男士瞧不上。

另一位女士坚定认为，就算中国真有“摇滚之城”，也不会是石家庄。她在“摇滚之城”相关帖子下留言：希望我喜欢的乐队永远不要来石家庄。“独立音乐人会去的城市一般氛围都比较自由，可是石家庄的文化管控非常高压。”她向我介绍，万能青年旅店本来在石家庄开了一家当代艺术机构，叫做“拾万艺术空间”，结果因为“有很多条条框框，乐队想要演出、搞活动、跟艺术家合作各种各样的项目，都不被允许”，马上就要搬走了。

“真正的乐迷感觉被侮辱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可能觉得有点新鲜，但是摇滚乐迷向来是不屑跟大众流行音乐乐迷混到一起的。”她信誓旦旦。

听到这些肺腑之言，我顿感胸有成竹。在石家庄原创音乐节，我在场外排队检票时看到一个20多岁的小哥，穿着背心，身材壮硕，举着一根高达12米的铁棍纹丝不动。铁棍上是一面白色旗帜，中央是“华北浪革”四个大字，旗面上还签满了人名，好似连署横幅。后来我在场内看万青演唱的时候，我回头一看，那面大旗仍杵在场外。

结合之前的访问，我推断出这样一个线索：三年大疫已过，贵州搞村超，淄博搞烧烤，天津搞跳水（贵州农村的足球联赛、山东淄博邀请大V坐火车去撸串、天津老年游泳爱好者在城内跳水——疫情后，这些城市因为此类流传网路的奇观吸引到游客前来消费），但石家庄的领导班子们，迟迟找不到这座工业化城市的文旅特色，只能病急乱投医，寄希望于“摇滚”这被综艺节目玩剩下的青年文化，结果真正的摇滚乐迷们不吃这一套，他们对庸俗的、被收编的摇滚乐进行抵制。这个故事中的主线人物是那个举大旗的小哥，他宁愿站在场外也不与大家同流合污，而旗上的字是他意志的体现——华北浪革，应该是对华北地区进行浪漫主义革命的意思。他一定对摇滚乐有极深的见解，或许还有一段相当摇滚的人生故事……

后来我发现，一切都是我的想象。

散场后，他接受我的采访说，自己后来也进场听歌了，旗子则由场外朋友在外面保管，因为旗杆进不去，而朋友没买到票，整件事跟抗议没一毛钱关系。他还在朋友圈发了当天演出的九张图，配文是“谢谢石家庄”。

至于“华北浪革”，也并不是口号标语，而是一支石家庄本地乐队，华北浪革健康合法，没有被禁。我先前采访的“真摇滚”男士如此评价它：“歌词写的啥玩意，有种无病呻吟闲的蛋疼的感觉。”

演出现场也没出现我预想中的对抗。台下的观众（包括我）都跟着旋律摆动，万青唱《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时候，全场整齐跟唱。如果忽略掉那两个播音腔的主持人和三个鞠躬的领导，对观众来讲，这跟一场普通的音乐节没有区别。“摇滚之城”后来办的几场音乐节，甚至还需要抢票才能参加，黄牛票的价格近乎翻倍，可见受欢迎程度相当之高。

在摇滚演出群里，乐迷们对于这几场音乐节的批评，基本都是关乎体验感的问题：不让带水，不让带旗，音响太差，摆渡车太远，VIP票体验不好……鲜有乐迷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表示抗议。

这或许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十分在乎摇滚乐“反抗性”、“自由”、“独立精神”的“真摇滚人”，根本不会前往“摇滚之城”现场；前往现场的所谓“不明真相的群众”，才是这里摇滚乐的主要消费群体；而给他们编排战争剧本的我，则是“摇滚之城”宫廷大殿里真正的小丑。

我在石家庄看到的现场摇滚乐迷，也许就像很多当代中国人一样，他们对摇滚乐的追寻带有一点实用主义的色彩：政府介入摇滚乐这件事或许很不摇滚，但只要忽视它，就多了几场阵容不错、价格不高的音乐节。几个月“摇滚之城”，政府收获了名声（无论好坏），乐队赚到了钱，乐迷听到了歌，实在是皆大欢喜。

而至于“摇不摇滚”？在一个不摇滚的国，你怎么会找到一座摇滚的城呢。